在俄国文学史上自然派的名字和果戈理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自然派的反对者，还是赞成者对果戈理与自然派的师承关系都毫无争议。别林斯基第一个将果戈理称为自然派的导师和源头，他在四十年代的年度文学评论中坚定不移地追踪着自然派发展的轨迹，论述了果戈理带给文学的新倾向如何成长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也肯定地指出“果戈理所以重要，还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且同时还是一个学派——俄国文学可以自豪的唯一学派——的领袖。” 自然派的反对者《北方蜜蜂》的撰稿人布兰特曾经写道，在果戈理成名之后 “突然出现了一帮轻率的模仿者，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小团体，像一群忙碌的蚂蚁，于是果戈理便被庄严地宣布为新文学流派的导师（！？！），这个流派后来又给自己起了一个雅号——自然派”。 自然派作家也毫不否认他们对果戈理的继承和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口承认“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走出来的”；冈察洛夫也曾经指出， “自然派把果戈理艺术上的相当于一百万的才华兑换成了一枚枚10戈比的银币。” 无可否认，自然派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果戈理的影响，将他们称为果戈理的学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自然派并不是果戈理全面的继承者，他们继承了果戈理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却没有继承果戈理的忏悔激情和宗教理想，他们利用果戈理的艺术方法实现的是另外的艺术目的。
一
果戈理使最为普通的事物和性格在文学中具有了重要意义，他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始终强调真正的文学要反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反映“我们周围日常的、与我们形影不离的和普通的东西”。 他在庸俗的，甚至是“肮脏的”环境中找寻他的现实，并用所谓低级的带有滑稽剧和笑话性质的庸俗语言将这个现实表现出来。从真实的立场出发果戈理反对在作品中过分追求语言的华丽和惊险虚假的情节，主张用日常的语言来描写日常的东西，指出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描写“时时刻刻存在于眼前，而冷漠的眼睛却对其视而不见的东西。” 他在艺术创作中选择的“自然”既远离理想现实，也远离浪漫主义的现实。
自然派作家在文学题材的选择上是果戈理坚定的继承者，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描写了居住在角落和阁楼里面的居民。别林斯基指出自然派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表现那所谓的‘俗众’，特别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的主人公，满怀深刻的注意力研究他们，让他们自己同自己认识。” 自然派的宣言式文集《彼得堡生理学》对彼得堡黑暗贫穷的一面进行了真实的描写。粗鲁而精明的守院人、贫寒的流浪乐师、居住在郊区的穷人等等，自然派作家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冷静客观的语言描写了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其中充满了大量生活细节的描写，肮脏的污水坑，破败的房屋，空气中缭绕不散的臭味……这些不带任何粉饰的细节描写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真实感，也因此受到了修辞学派的嘲笑和挖苦 。修辞学派习惯于描写英雄式的人物，优雅的生活，即使描写贫穷画面也是高尚的、干净的。他们对低级现实的鄙视由来已久，十分不喜欢将平凡的日常生活写入文学的果戈理，他们从保守的浪漫主义观点出发攻击果戈理描写了污秽，侮辱了整个俄国社会，指责果戈理所塑造的人物都是令人厌恶的，而且只描写了令人厌恶的人物，没有将一些规矩的正派人展现出来，给读者的心灵以安慰。自然派作为果戈理的继承者，自然不能赢得修辞学派认可，修辞学派认为果戈理给文学带来的倾向被自然派继承并发展，他们以反对果戈理的同样借口并予以更大的热情发起了对自然派的攻击，他们指责自然派只描写“肮脏的现实”。布尔加林报纸上攻击达里的作品《彼得堡的守院人》，指责这样的作品不具有任何道德层面的价值。针对涅克拉索夫的特写《彼得堡的角落》他写道：“涅克拉索夫君是由果戈理所派生的流派的追随者，这一流派羞于描写富于感情的、激动人心的事物，而更喜欢肮脏的、黑暗的画面，为我们描绘了‘角落’里另类的居民……” 别林斯基对反对派的攻击给予了回应，他写道“任何真正的贵族都不会鄙视在艺术和文学中描绘下层人民和普遍被称为低级现实的东西……”
格里戈罗维奇在谈及自然派作家时曾经写道：“所有人都一致地对果戈理感兴趣，几乎所有创作出的散文类作品都有果戈理中篇小说的影子……” 果戈理的“影子”不仅表现为对低级现实的真实描写，同时在文学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情节设计方面都可以看到果戈理无处不在的影响。
果戈理为了真实的再现生活，他在有意识地对文学语言进行变革，把俗语、俚语、外省用语、职业语汇都引入到了文学当中。在对日常语言的使用上，自然派是果戈理坚定不移的继承者。布尔加林曾嘲笑自然派作家语言粗俗，因为他们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俚语和俗语，生动地表达了官吏阶层和市井生活的特色。为了真实地再现生活自然派作家有意识地将一些有瑕疵的语言引入文学作品当中。例如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彼得堡角落》开篇就是一个贴在大门上的标签：“Ат даеца внаймы угал,на втором дваре,впадвале,а о цене спрасить квартернай хажяйке Акулины Федотовне.”这句话当中有很多不正确的单词拼写，散发出浓郁的底层市民生活的气息。
为了增强人物的表现力，自然派作家经常借鉴果戈理式的命名法。例如果戈理给作品中的人物常常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名字，自然派一些作家继承了这种方法，刻意地给人物加上一个可笑的名字，如格里戈罗维奇的《抽彩舞会》中对人物的命名和对小官吏们的肖像描写都是果戈理式的，六品文官福玛.弗米奇.克鲁达波柳什科夫（大肚子）的客人有顾问官茨维尔库利亚耶夫，庶务官阿库拉（鲨鱼，豺狼），胖胖的会计西拉（力量）•马蒙多维奇（猛犸象）•布斯洛夫等等。
在自然派作家的作品中有一些场景让人想起果戈理的创作。例如，格里戈罗维奇的短篇小说《指挥家苏斯里科夫》，城里的居民们听说有一个大人物要来,男性居民向自己的妻子透露了这个消息，妻子们又告诉了自己的朋友，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都开始做准备，有的人开始忧心忡忡起来……这情节令人不禁想到果戈理的名作《钦差大臣》。果戈理笔下的法官得知赫列斯塔科夫在信中说他是个"моветон"，他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是个法语词，意思是愚蠢的人，没有教养的人，他猜测道：“如果只是骗子倒还好些，可能，比这个意思更坏……”陀思妥耶夫斯基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杰乌什金的同事拉塔齐亚耶夫给他起了个外号“洛维拉斯” ，他也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意思，结果被他的同事嘲笑和愚弄。
这些似曾相识的情景无不提醒我们自然派与果戈理之间的继承性联系。虽然每个自然派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但是都逃不开果戈理对他们的影响。
二
表现庸俗的日常生活对人性的破坏是果戈理所开创的选题，在果戈理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对庸俗的生活环境的批判。果戈理第一次让人们感觉到庸俗就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蚀心灵、麻痹人性的魔鬼，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悲剧就在于人性被庸俗的沼泽所淹没。他第一次让人们看清楚庸俗就在于伊凡•伊凡诺维奇一包包保存完好的甜瓜子、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吃下去的奶渣饼、甜馅饺子和腌蘑菇当中，这些包围着我们却不被人察觉的生活琐事渐渐侵蚀了人的心灵。自然派作家从果戈理那里继承了这一选题，但是与果戈理相比自然派在处理这类题材的时候又具有了新的特点。
果戈理以惊人的力量将所有的典型特征都集中在一个形象的身上，塑造出了具有高度典型性的地主阶级的形象。在果戈理的笔下呈献给我们的人物是已经形成了的性格，是由环境锻造而成的人物，他们的面貌是稳定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被扭曲的人性，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东西。而自然派作家更热衷于描写尚未形成的性格，通过人物性格的转变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品就是冈察洛夫的小说《平凡的故事》，亚历山大从一个纯真善良、相信爱情、相信友谊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像叔叔彼得一样精明冷酷的人，这正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改变。
自然派作家用同样的方法描写了环境对女性的改变。果戈理为我们塑造了大量被环境异化的男性个体，关于环境对女性性格的影响则没有展开叙述，只在行文当中略有涉及。《死魂灵》中乞乞科夫从诺兹德廖夫家出来以后，他的马车和另一辆马车撞在了一起，他看见了马车里坐着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他预言这位年轻姑娘虽然现在童心未泯，纯洁朴实，但是在庸俗环境的影响下她 “准会变成一个俗气十足的娘儿们，变得连她的亲生父亲也认不出她来”。 这个尚未展开的主题在自然派的作品中得到了全面的阐释，描写年轻姑娘在庸俗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的转变成为自然派作家钟爱的一个选题。
格拉霍夫的中篇小说《转变》描写了生活怎样使一个充满幻想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巴纳耶夫的小说《亲戚》同样塑造了一个迷人的，充满诗意的姑娘娜达莎，同其他贵族小姐相比她真实自然，毫不矫揉造作，但是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却预言了她的命运，说她将会嫁给某个又胖又蠢的地主“菲多特•卡尔贝奇”，然后“像所有人一样生孩子，每年都生，有一群孩子”，整天忙着家务，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小心肝”。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娜达莎后来确实嫁给了一个地主，只不过他的名字不是“菲多特•卡尔贝奇”，而是“扎哈尔•米哈伊雷奇”，娜达莎曾经试图反对这桩强加给她的婚姻，但是母亲反对她，亲友们反对她，小说的题目《亲戚》正是强调家庭传统秩序、生活环境和社会舆论对个人的影响。这篇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十年过去了，据说，娜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很幸福。她成天不是忙孩子，就是忙家务……关于过去她似乎不喜欢想起，有时她会感到惊慌不安，仿佛在她富足的生活中仍然缺少点什么。”
屠格涅夫的长诗《帕拉沙》的结尾似乎可以概括此类女性的结局：
我的重返 令她回想起过去——刚一开头 她多少有点惊慌……她还哭泣； 她甚至还显出一点儿忧愁—— 但是，已婚女子的忧愁非常之滑稽。 她，普拉斯科菲雅•尼古拉耶夫娜， 日子过得像条小河，弯曲而平滑； 她甚至——我还来不及都向您陈述， 甚至非常热爱和敬重她的丈夫。
庸俗而无聊的日常生活扼杀了少女的美好天性，曾经的激情和幻想都埋没在缓慢流淌的生活溪流之中。如果说果戈理为我们呈现的是被环境所扭曲的男性世界，自然派作家则从同一个视角对这个问题做了补充，描写了庸俗的环境对女性的影响。然而，与果戈理笔下那些已经完全被异化的个体不同，自然派塑造的人物虽然已经落入了生活的罗网之中迷失了本性，但是在幸福安逸的生活中偶尔也会感到些许忧愁和惶恐。彼得在《平凡的故事》结尾处流露出来的忧郁，帕拉莎的眼泪正代表着尚未完全消失的人性的闪光。在人性与环境的对立中凸显人性的美好，这是自然派与果戈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自然派的作品中人的本性虽然受到了扭曲，但并没有完全堕落，善的本源总是或隐或显地彰显出来。这是四十年代下半期人本主义思想渗入到自然派诗学当中的结果。
三
果戈理的创作最初可以说是反感伤主义的，果戈理在寻找与感伤主义、浪漫主义世界不一样的“新的自然”。但是，在果戈理的作品中感伤的气息却可以说从来没有消失过，读者至始至终都能感觉到果戈理在笑声背后的眼泪，那感伤是读者在了解到生活的全部庸俗之后而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的失落和空虚。对现实的客观讽刺性描写与作者的主观激情始终并存于果戈理的创作当中。但是，在不同的艺术创作阶段，这两种诗学倾向的强弱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旧式地主》、《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等早期创作当中，果戈理对现实的讽刺性才华占据了主导地位，感伤隐藏在庸俗滑稽的描写的背后。在《死魂灵》中作者的主观激情成分已经大大增加。果戈理周旋于不同的语言形式之间，一面是客观的描写，所有被呈现出的“自然”似乎就是事实的本来面目，而没有经过作者本人的思想折射；另一面是主观的激情，果戈理并没有完全把自己藏起来，相反，他戴上了感伤的、为现实抒情的面具出现，用感情的抒发不时地打断客观的描写。所以，作者好像也是叙述中的一个人物，他站在感伤主义的道德视角对“自然”做出自己的评价，为梦想焦虑，为青春忧伤。而在《外套》中可以看到感伤主义已经不仅仅体现在个别插叙当中，小说的主题和情节都部分地具有了感伤主义的色彩和倾向，这已经不是作者本人的感情抒发，而是将小说的情节和整篇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感伤主义化了。小说的整体基调发生了改变。感伤已经不再隐藏在笑声的背后，而是直观地表现出来。
自然派的一些作家走上了和果戈理同样的道路，他们通过描写方法、情节设计、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的改变来转向感伤主义，将感伤主义与客观描写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感伤自然派作品。这些自然派作家继承了果戈理《外套》中的选题与基调，站在感伤同情的立场上描写了小官吏阶层的可怜处境。在描写小人物方面最杰出的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穷人》像大多数自然派小说那样，面向的是居住在“角落”和“阁楼”里的穷人，彼得堡“另一面”的主题再次得到彰显。因此将《穷人》看成是自然派作品是完全正确的。《穷人》的主人公杰乌什金在很多方面都能令人想起《外套》中的阿卡基。杰乌什金也像巴施马奇金一样有着不体面的外表 ；在办公室里，杰乌什金也同样是受人嘲笑、欺负的对象；而对这一切他也只能像他的前辈一样逆来顺受，无力反抗。在表现杰乌什金的心理状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了一些果戈理曾经使用过的艺术手法，果戈理笔下的赫列斯塔科夫用谎言来美化自己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的主人公也想掩饰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不是通过谎言，而是纠缠不休地美化自己的处境：“我住在厨房里，或者准确点说，是这样的：厨房旁边有一间小屋（我得告诉您，我们的厨房可是一间干净、明亮、很好的屋子),一间不大的屋子，那么一个简单的小窝……也就是，或者更准确点说，厨房是一间有三个窗户的大房间，顺着厨房的墙我有一道隔板，因此就隔出另一间屋子，一间额外的客房；这屋子挺宽敞舒适，还有一个窗户，什么都齐全，总而言之，一切都很舒适。” 杰乌什金用这样的描述来掩饰自己的窘迫，捍卫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初登文坛的处女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对果戈理的效仿和追随。
但是，在《穷人》当中我们也能够鲜明地感受到一些与果戈理完全不同的东西。尽管当时的人们都毫无争议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归入自然派作家的行列，但是却在评点当中有所保留，“……尽管，也许，他在很多方面都注定是属于‘自然的’，果戈理的流派，也就是说他采用了果戈理的形式和方法，但是内在精神却和那个坚决地、严厉而又忧伤地说出‘让这个可怜的人休息一下吧’的人是不一样的。” 同时代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独特性。别林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的区别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刻意地追求讽刺，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又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哀婉情绪。《穷人》从正面描写了一个普通的小官吏，以书信的形式使读者立刻进入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果戈理向人们展示了生活的残酷怎样摧毁了一个小官吏的所有聪明才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向我们证明了，在一个最卑微的人的本性中有那么多美好的、高尚的、神圣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注意力从事件转移到了讲述人，通过话语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状态。与果戈理的《外套》相比，《穷人》中的杰乌什金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叙述，因此他比阿卡基说得更多，也更为透彻，将一个小人物内心世界完全袒露出来。人物的自我感受成为小说的中心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的区别在于表现同一客体的角度不同，所强调的重点不同。 《穷人》的出现标志着自然派的一个分支，即感伤自然派的形成，标志着自然派诗学开始从生理主义的外部描写向心理主义的内部描写过渡。
其他自然派作家，如格列平卡和布特科夫在描写小官吏的时候也常常隐去作者本身的叙述，而让小官吏自己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表现小官吏卑微的外表和其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对比是自然派作家描写这一阶层时的主要原则。《芬兰邮报》的批评栏指出了这种描写小官吏生活的新的艺术原则，“应该知道，对外部经历的赤裸裸地描写……这已经没什么幽默的东西了，而只是缺少教养的嘲笑。在果戈理追随者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可怜的外在与内在闪光点之间的斗争，真正的幽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存在于这种斗争当中。” 表现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既是人本主义思想渗入到自然派诗学当中的结果，也是自然派民主主义思想的胜利。
四
自然派继承了果戈理面向低级现实的文学传统，继承了他的一些艺术手法，但是在思想上他们和果戈理并不是一路人。果戈理对社会的批判并不具有政治反抗的意义，他的激情反对的是个别的丑恶现象，而不是反对整体的社会制度。果戈理揭露的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道德上的良知，希望让人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过从而忏悔自身，让自己的良心成为各自在道德上的钦差大臣，从而能够清楚罪恶，让“死去的灵魂”得到复活，恢复被偏离了的国家法律和秩序。在1848年1月10日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谈到《钦差大臣》时写道，“这是我抱以对社会施以良好影响的目的构思的第一部作品，但是很不成功，有些人把这出喜剧看作是企图嘲笑事物的合法秩序和政府机制，然而我恰恰是要嘲笑某些人自以为是地偏离了正规的和合法的秩序。”
在民主主义者眼中，果戈理的揭露变成了对整个社会体制的否定。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民主派夸大了果戈理作品中的批判激情，并对他的创作进行了反政府色彩的解读，这与果戈理的立场是根本矛盾的。果戈理本人并不认同民主派对他的作品进行的带有反政府色彩的解释，他认为他们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断章取义地抽取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难道我们中的每个人对待作家的作品就像蜜蜂对待花朵一样吗，走过去，然后只是从里面抽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不，我们要为别人寻找有教育意义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自己。” 他反复强调自己的笑是“眼泪中的笑”，但是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眼中，他们只听见了笑声，只看到了野蛮风俗的描写，而没有看到果戈理那双含泪的眼睛。
以别林斯基美学思想为纲领的自然派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要比果戈理更为自觉和激烈。果戈理揭露的目的是拯救和完善，而自然派的批判的目的则是消灭和重建。斯拉夫主义者萨玛林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1847年萨玛林写道，“自然派只效仿了果戈理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只效仿了他的内容……对现实进行讽刺和诽谤，把这当做改造现实的方法……” 站在不同的社会观上，自然派和果戈理对当时人们迫切关注的“谁之罪”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自然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黑暗的社会现实，在自然派的创作中人与环境的对抗都是以失败告终，时代的力量容不得人性的自由选择，在人物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适应它，像冈察洛夫小说《平凡的故事》中亚历山大那样成为一个精明的使用主义者；要么远离它，像《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那样远走他乡。然而，大多数的小人物却不能自由地选择离开，只能无可救药地沦为环境的牺牲品，不是悲惨地死去（如谢德林小说《一件错综复杂的事儿》中的人物米秋林），就是在贫困潦倒中度过余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穷人》中的杰乌什金）。而果戈理的回答却不是这样，在“谁之罪”的问题上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钦差大臣》的卷首题词清楚地表明了果戈理的观点——“脸丑莫怪镜子歪”，果戈理认为人们自身是有罪的、丑陋的，而救赎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上帝的忏悔，通过忏悔来净化心灵、洗涤罪恶，才能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上向前迈进一步。这是果戈理在《书简选》所表达的主要思想，这是他给自己笔下的丑陋众生和无知世人提出的唯一的通往幸福与和谐的道路。
在自然派和果戈理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个鸿沟随着《与友人书简选》的问世进一步扩大了。果戈理的道德说教激情在《书简选》中变成了对宗教理想的布道式宣传，在这部作品当中果戈理描绘了经过道德改造之后的人们所过的理想的田园般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这是一种独特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是以宗教为基础形成的一种政治理想。《书简选》出现彻底暴露了自然派与果戈理之间的裂痕，С•谢维廖夫赞颂果戈理与自然派划清了界限，“果戈理用这些话语与那些把他当作创始人的人永远分道扬镳。” 与此同时，渐渐形成了以《书简选》为基础重新认识果戈理所有作品的趋势。А•格里高利耶夫写道：“我们力图证明，诗人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过去的作品，他的最后一本书只是解释了自己的作品。” 果戈理的转变似乎让他的追随者的创作原则失去了根据。就连别林斯基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果戈理与自然派之间的分歧， “果戈理与自然派之间隔着整整一条鸿沟……自然学派是由他开始的，他是它的父亲，他不仅赋于它以形式，而且指定了内容。自然学派在利用这一内容方面并不比他做得更好（在这一点上，它拿什么跟他较量！），只不过是更为自觉而已。”
果戈理保守的带有斯拉夫主义色彩宗教观变成了自然派作家以及后来的民主主义作家批判的对象。果戈理宗教性的自我救赎到了自然派那里变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自觉”反抗，这种思想上的巨大差异无论是果戈理本人还是自然派作家都感觉到了。果戈理有一次在和自然派的一些作家见面之后感到他们和自己的思想完全不对头，他想，“人们将他们称做我的孩子；然而，如果我这做父亲的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孩子，那他们怎能算是我的孩子呢?” 而自然派作家也感到他们和果戈理不是一路人，“对他们说来，他是一个名誉领袖，到他这儿来接受接见，就好象是到一个荣誉成员(他在莫斯科大学就是如此)家里来似的，为的是默歇无言地待一会，放象在一尊塑像或一幅肖像画前一样。无论果戈理对于他们个人的发展有多么大的作用，他在他们心目中已是一个终止了的人。”
果戈理对俄国现实的揭露是以爱为目的来进行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对祖国充满了爱。他在《书简选》中写道，“俄国人只要热爱俄罗斯，他就会热爱俄罗斯的一切。” 他正是以这样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祖国，他爱的不仅是他的土地，也爱他的君主和制度，出于爱他才想要治愈他的“疮疤”和“疾病”，使俄罗斯这个庞大的巨人恢复健康的本来面目。但是，到了自然派的手中果戈理的揭露和批判却成了推翻现有制度的武器。果戈理忏悔的罪责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想要消除的罪恶，他的宗教理想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那里转化成新的社会理想，成为斗争的目标。果戈理揭露的目的是出于爱，是为了新的救赎；而在自然派那里揭露的目的是出于恨，是为了消灭。这是果戈理与自然派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因此，自然派只是果戈理艺术上的继承者，但是却不是他思想上的同路人。“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分支并继续向前发展，——果戈理有时感到自己象一个留在岸上、目送着远去船舶的人。”
综上所述，自然派无论是在主题形象、话语风格、还是表现生活的艺术原则上都与果戈理的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派的很多作家正是在果戈理的影响之下登上了俄国文学的舞台。但是，自然派虽然继承了果戈理的艺术传统，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并不一样。在当时社会最为关注的“谁之罪”的问题上，他们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因此，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虽然果戈理和自然派作家都批判当时的环境，但是他们的立场和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自然派是果戈理艺术上的继承者，但却不是他思想上的追随者。
果戈理的矛盾和“毁灭”
侯丹
果戈理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不被理解的作家之一，罗赞诺夫曾经这样评价果戈理，“在我们的文学中再也没有比果戈理更难以理解的人物了，无论您向那口井里看得多么深，您也永远看不到底；甚至会越看越找不到方向，头尾都分不清，出口和入口都找不到了，您迷路了，痛苦不堪，又折返回来，甚至对看见的东西都不能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 果戈理反复阐释的艺术世界、特立独行的人生道路、以及神秘离奇的死亡长久以来引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最终将果戈理拖进坟墓的究竟是什么？才华的丧失、信仰的狂热、还是致命的疾病？一些传记作家和文艺学家纷纷对果戈理最后的人生路程所经历的一切做出自己的讲述，我们尝试着跃出只以果戈理晚期的精神分析和病理分析为依据的研究框架，转向他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和他独特的精神气质，从这里出发，也许能够找到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一
作为一个作家，果戈理的思想首先就反映在他的创作当中，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我们可以透过重重迷雾隐约看到果戈理精神世界的本质。果戈理是个矛盾而复杂的个体，他的作品也常常表现出语言和格调的双重性。在早期的创作当中，语言的双重性表现得较为明显，而调性的双重性尚处于萌芽状态。果戈理的首部长诗《汉斯•古谢加顿》虽然还不成熟，但是仍然可以从这部处女作中看出果戈理的才华特点。粗俗的日常口语和庄严的斯拉夫书面语并行于长诗之中，年轻的果戈理没能将两种风格的语言和谐地拼接在一起，使作品失去了整体上的一致性。虽然如此，这部作品中显露出来的语言风格的双重性仍然是果戈理后来作品的主要特点，这一特点始终伴随着果戈理的创作。
在随后让果戈理一举成名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当中可以看到果戈理对这两种语言风格进行了个性化的艺术变形。果戈理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将乌克兰口语、地方俚语融入其中，通过鲁得•潘柯、教堂执事等带有滑稽色彩的人物将这些日常语言和乌克兰的喜剧传统结合在一起。带有民间特色的笑话式的情节和日常闲聊式语言是这种风格的主要内容，也是形成作品滑稽幽默色调的基础。在这部作品中，调性的双重性已经有了隐约的显现，另一种调性的东西暗暗渗入进来，欢乐开始受到威胁，忧郁的音符穿插进欢快的舞蹈当中，改变了整体的氛围。例如，《索罗庆采集市》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场欢乐的闹剧，但是在结尾处却出现了不相调和的景象，忧郁的老太婆形象也混杂在跳舞的人群当中，“倘若再望一望那些老太婆，心底不能不涌起更奇特更难以捉摸的感受。她们苍老的脸上已是一派墓地的冷漠，这时挤在欢笑的生龙活虎的新人中间，显得多么天真，虽然已无孩童的喜悦，已无丝毫的同感。” 她们并不欢乐，而且相反，她们是忧伤、阴郁的，“已无孩童的喜悦，已无丝毫的同感”，她们的心灵和她们的舞蹈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在《五月之夜》中也有忧伤的音符混入进来：“此时此刻，劳累一天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吵吵嚷嚷地聚到一起，在晚晴的光亮里，把欢快化入歌声，而歌声又永远暗含着苦闷。” 一涉及到这种悲情的内容，就有另一种与欢乐背道而驰的因素混入进来，使作品的整体风格发生动摇。《伊万•库尔巴节前夜》、《失落的国书》、《魔地》等《夜话》中的作品都是在欢快滑稽的背景之上混入了出人意料的忧伤，这些抒情性话语提醒读者，世上的事常常都是“欢乐转瞬化为悲伤。”
感伤忧郁的内容在《夜话》中一闪而过，只在人们的心里划过一道转瞬即逝的痕迹。整体来说，欢快幽默仍是《夜话》主要特点，因此普希金在读过《夜话》之后才写道：“它使我感到惊喜。这才是真正的快活呢，真挚，自然，没有矫饰，没有拘束。” 果戈理的传记作者佐洛图斯基以果戈理中学时期写给家人的信件内容为依据，曾对果戈理的才华禀赋特点做出这样的评价：“乐得忘乎所以，驱散痛苦，跟随便什么人开开心——这就是他的初衷。” 这也正是《夜话》发表时果戈理的精神状态。那时的果戈理刚刚二十出头，年轻人的欢乐往往多于苦恼。年轻的果戈理尽管生活拮据，官职低微，但是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憧憬着一个美妙的将来，他陶醉于生活的欢乐之中，陶醉于一举成名的幻想之中，他的笑是真心的。果戈理的早期作品给人留下的是轻松欢快的印象，偶尔流露的忧伤被欢乐的日常生活描写和轻松的俏皮话所遮掩，只能发出遥远的、转瞬即逝的低语。
《夜话》之后，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故事》相继问世。另一种调性的内容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来，在《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中，果戈理在结尾处发出的叹息已经不再是从人心灵的边缘轻轻滑过，而是像根刺一样深深地扎了进去，伤痕永远留在那里。到了《死魂灵》，感伤激情的成分进一步增加，大段的抒情语言独立地出现于作品当中，形成与日常生活描写平行的另一种调性的内容，悲情感伤的话语不再作为与欢乐气氛不协调的异类因素而出现，而是成为形成作品复杂的文体风格和矛盾的诗学模式的重要方面，而且在《死魂灵》中，作者的感伤激情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审美评价，而是显露出道德说教的倾向。继《死魂灵》之后问世的《外套》，整个作品都呈现出感伤主义的风格特点，虽然仍然有欢乐幽默的画面交相出现，但是作品的整体风格已经发生了改变。感伤激情和道德说教倾向最终发展的结果就是《与友人书简选》的出版问世。维诺格拉多夫认为，向感伤主义的倾斜最终导致了果戈理的毁灭，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才华特点，也违背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自然主义”诗学，“当他成为感伤主义的俘虏的时候，作为艺术创新者的果戈理就已经死了。”
维诺格拉多夫认为是《钦差大臣》的不被承认导致果戈理彻底转向了感伤主义和道德说教，这部剧毫无疑问是果戈理幽默讽刺性才华的高峰之作，而对作品铺天盖地的指责让果戈理对自己的才华感到失望，他希望能够从浪漫感伤的传统中为自己的才华补充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才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感伤激情的怀抱。维诺格拉多夫从果戈理作品的演变中看到了感伤主义倾向逐渐加强的发展过程，但是却没有指出导致这种倾向出现的深层原因。涅克拉索夫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更为全面，在1855年8月12日写给屠格涅夫信中，他写道：“他不写更能招人喜欢的东西，甚至也不写他的才华更容易对付的东西，却努力去写在他看来对祖国最有益的东西。他就在这样的奋斗中牺牲了，可以说，他在许多方面强制了自己的才华。” 俄国文艺学家西尼亚夫斯基也说出了相似的看法，他写道，“‘创建奇勋伟业’——果戈理以这句华丽的辞藻确定了其一生事业的基调。……” 果戈理压制自己才华的特点，不断地转向感伤激情的道路并不是要挑战不同的文体风格，而是为了实现他更为崇高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为国家服务，要有益于祖国。 “在梦中或是醒着，我都向往彼得堡，与之连在一起的是为国家服务的念头。” 可以说，在果戈理的思想当中为国服务的念头从未停止过，当他作为一名作家成名之后，这个念头就变得更为强烈起来。
纳博科夫指出，“一个作家开始对‘什么是艺术’、‘艺术家的责任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感兴趣时，他就失败了。” 果戈理将艺术看成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把自己的作家生涯看作是为国家服务的手段，“为誓言而与自我进行永久决裂和争执” ， 他的“毁灭”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
果戈理虽然顶着喜剧作家的头衔步入文坛，但他却从来都 “不是一位简单的好逗乐子的人，而是一位忧郁、高尚的幽默家，嘴角挂着微笑、眼中含着热泪，心中充满叹息。” 在他的创作中“愉快的笑常常变成思虑和忧伤。” 正像舍维廖夫所评论的那样，“在他的小说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艺术家，他以洞察秋毫的奇特的想象吸引着我们，以接连不断的笑使人开心，透过笑他俯视着世间的一切卑下的现象；另一个是人，他在悲痛地哭泣，当艺术家大笑的时候，他心中却是另一番感受。” 即使是他喜剧性才华的巅峰之作《钦差大臣》流露出的感情也不是无忧无虑的欢乐情绪，“那些以为这部喜剧仅仅是引人发笑的人错了。是的，它表面上是滑稽可笑的；可它的骨子里却隐藏着痛苦。” 在他的笔下既能够出现轻松欢乐的《夜话》，也能产生悲壮宏伟的史诗《塔拉斯•布尔巴》。从低级庸俗的事物出发不断地向着理想升华，讽刺辛辣的语言表达的是心中汹涌着的爱，可笑的描写掩盖的是眼中痛苦的泪，这种双重性正是果戈理才华的本质特点。
果戈理复杂的艺术风格与乌克兰的民间傀儡戏和自身矛盾的性格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果戈理的诞生之地，集市上常常有人表演傀儡戏，每次有这样的表演果戈理从不会错过。傀儡戏本身就具有对立矛盾的艺术特点：“和没精打采的神态结合在一起的是骤发的激情与战斗中不顾一切地砍杀的本领；和惜别情歌缠绵的忧伤结合在一起的是跳戈帕克舞时的呼叫、口哨，舞圈里的蹦跳和下流的小调。” 自小对这种艺术形式耳濡目染的果戈理自觉地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借鉴了这种悲喜结合的诗学特点，而且这种诗学特点和他本人的精神气质也完全契合。当他把傀儡戏的因素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时，已经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头换面，欢乐的舞蹈和忧伤的情歌在果戈理笔下以更为复杂和隐蔽的形式勾连在一起，并且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如果说在傀儡戏中，欢乐与忧伤只是在表面上衔接在一起，那么在果戈理的作品中，两者已经混合为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暗示，即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欢乐转瞬就会变成悲伤。
果戈理在《作者自白》中曾这样谈及自己的矛盾性格，他说自己是个天生“性格忧郁”的人，但是忧郁的性格却同喜剧性的幽默结合在了一起：“虽说我天生性格忧郁，可我经常开玩笑，并且甚至用自己的玩笑让别人讨厌……” 他在涅仁高级中学读书时一向都“不大合群，独立不羁”，但是却“喜欢装出滑稽的样子摹仿（或者象学生所说的‘复制’）老师和同学，而且装得十分象。” 他具有敏锐地发现他人特点的能力，能够毫不费力地发现一个人身上的可笑之处，并且用最恰当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个特点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果戈理的性格养成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果戈理的父亲是个民间喜剧作者，写过几部喜剧作品在农奴剧院里上演，果戈理的艺术才华显然有来自父亲的良好影响。果戈理的家境并不富裕，他自小就觉得自己与达官显贵家的孩子不同，而他难看的穿着在上学之初常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处境就像《外套》中的巴施马奇金一样可怜，这让他留下了数不清的眼泪。是他的喜剧才华挽救了他，当同学们发现他十分善于嘲讽的特点之后，便不敢再随便地去招惹他。但是，他心中所尝到的苦涩并没有被遗忘，而是在他后来作品中所写的那些小人物身上一一得到再现。巴施马奇金那句悲愤的责问，即“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啊？”，或许也是年少的、忧郁的果戈理从心里发出的呐喊。他作品中的感伤主义描写不仅出于对人物的同情和怜悯，其中也包含着深刻的自身体会，正是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卑微处境让果戈理始终保持着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情感，这种情感不断地增强，在作品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感伤主义倾向。
喜剧幽默的天赋才华和忧伤敏感的性格在果戈理身上和作品中始终处于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当中，果戈理不是这场战争的主宰者，而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在《夜话》中幽默滑稽的倾向带着桂冠从战斗中走出来，而那时的果戈理的确是轻松欢快的，青年的欢乐尚没有被迟暮的悲哀所取代；在《旧式地主》、《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涅瓦大街》等作品里，两者处于此消彼长、难分伯仲的僵局之中。果戈理的语言仍是幽默滑稽的，但是在每个句子的背后似乎都流露出作者内心的忧伤。终于，这种僵持的局面被打破，发狂的波普里钦是果戈理的两种精神气质的斗争所催生出来的人物形象，借他的口果戈理向这个世界发出了呐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被将军和侍从官占据了？” 在残酷而严厉的生活面前，果戈理的忧伤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外套》的问世是忧郁的果戈理对于欢乐的果戈理的一次反扑，但是，并没有夺取胜利的权杖。直到果戈理的忧伤天性与他早已有之的为国服务的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他终于摘掉了自己滑稽可笑的面具，成了一位悲天悯人的布道者，这种倾向在《死魂灵》中部分地流露出来，而在《与友人书简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果戈理拒绝了作家的称号，开始了自己拯救心灵的事业
三
晚期的果戈理不仅改变了创作风格，而且开始对自己先前的作品加以批判。在1846年创作《钦差大臣的结局》时，他就对这部喜剧进行了新的解释，他指出，他所描写的并不是俄国的社会现实，而是表现人内在的欲望。在《死魂灵》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他也否认了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在《与友人书简选》中，他对一些曾经批评过他的人表示了和解：“在布尔加林，森科夫斯基和波列伏依的评论里，有许多合理的东西……” 这些人都曾经是果戈理的反对者。波列伏依曾这样批评《死魂灵》：“如果你们尚未读过果戈理先生作品的话，那就请想象一下吧，这部作品充满了这么肮脏的细节，以致在读《死农奴》的时候，有时会令人不由自主地把它丢开。” 而果戈理开始认同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他不断向“崇高”飞升的心灵在艺术上似乎也开始倾向于更为崇高的落脚点。他的自我批评使这些反对过他的人感到格外的高兴，布尔加林写道：“他的近作《与友人书简选》是《狄康卡近乡夜话》以来最好的作品，它使得读者对作者怀有爱戴和尊敬之情......” 但是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支持他的批评界却感到非常失望。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写道：“他开始保护起他以前破坏的东西来了，为农奴制辩护起来了，结果便扑倒在‘仁慈和博爱’的代表的脚下了。” 别林斯基针对果戈理对自己作品的评价，针锋相对地写道：“我们赞扬果戈理的作品时并没有去问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如何看的，而是根据它给人的印象来评论的……现在我们也不会去问他现在他命令我们如何去看待他以前的作品和这部《与友人书简选录》……如果社会承认他的作品的优点，他不承认，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事实；这事实的真实性，即使他本人也是推翻不了的……”
现在，曾经的支持者变成了新的反对者，曾经的敌人却为果戈理叫好助威。批评界风向的逆转是果戈理本人创作风格的变化所导致的外在结果，他自己虽然做好了从一个作家到一个说教者的角色转变之准备，但是公众并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所以不约而同地向作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为什么要丢下那种我已确立的、几乎是轻车熟路的事业和生涯，而去干另外一种我所陌生的事情呢？” 果戈理自己的解释仍然是强调自己的“服务”使命，“经过多年的劳动、试验和思考之后，我在向前走的时候，看来回到了我早在童年时代就思考过的问题：人的使命是服务，并且我们的整个人生是一种服务。” 《书简选》是果戈理经历了丰富的人生之后又重新投入童年时代的理想怀抱的作品，而且与童年时代相比，“服务”的理想有了新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内容，“不应忘记，在地上的国家里谋得一个职位是为了在这个职位上对天上的君主服务……” 在此，果戈理的人生理想与宗教理想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正像别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被造物主创造成艺术家的人是可悲的”，他虽然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公众却难以认同他的选择，在别人眼中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对自己、对过去的背叛，“一个人如果不满意自己的道路，而往别的道路上挤的话，是可悲的！在这新的道路上等待他的必然是摔跟头，摔了跟头之后并非总能回到原先的道路上……” 在别林斯基眼中，作为艺术家的果戈理已经“毁灭”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明白，果戈理究竟是不想像过去一样写作，还是已经失去了创作才能。当然，果戈理的创作并不连贯，而是经常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早在1838年他在从罗马写给达尼洛夫斯基的信中就写道：“我的灵感枯竭了，头脑经常像塞满了厚重的乌云，我要不停地努力驱散它们……”在三十年代果戈理的停滞期是短暂的，休整过后仍然有新的作品问世。但是到了四十年代果戈理的写作才能明显地下降了。米尔斯基指出，《死魂灵》“是果戈理文学事业之巅峰，实际上亦为其文学创作事业之终结。后来的发展出人意料，令人失望，至今仍构成俄国思想史中最奇特、最纠结的事件之一。” 从1842年开始直到他生命的结束，果戈理几乎都在写《死魂灵》第二卷，但是进展却十分缓慢。西尼亚夫斯基认为，果戈理创作力的衰退在《死魂灵》中已经初露端倪，在艰难地完成了第一卷的写作之后，果戈理已经无力进行第二卷的写作。“自1842年《死魂灵》第一卷问世起的下一个十年，果戈理虽生犹死，仿佛陷入自我矛盾中似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衰落。” 果戈理自己的书信也证明了批评家的论断，在1845春天写给斯米尔诺娃的信中他流露出了对才华消失的忧虑：“上帝长久地夺走了我的写作才能。我折磨自己，强迫自己写作，在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创作时我感到十分痛苦，但却无可奈何，写出来的东西很不自然，而且很愚蠢。”在《作者自白》中，果戈理再次表达同样的思想：“有几次，因别人指责我无所事事，我才提起了笔。我曾想强迫自己写出某种哪怕像是小中篇的作品或某种文学作品——可却写不出任何东西来。”
果戈理以青春的逝去和疾病为借口为自己辩解。他说，“我不能重复我在自己青年时代里曾经说过或写过的东西，难道我的过错就在于这一点吗？就好像人在一生中有两个青春似的！如果每个人从一个年龄向另一个年龄过渡时期都要经历这些必不可少的变化，那为什么唯独作家应是例外呢？” 他说，“我的努力几乎总是以生病、痛苦和疾病发作而告终，由于疾病发作我需要把所有工作久久地束之高阁。” 果戈理认为青年人的欢乐终将被老年的沉重忧伤所取代，这也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作家停滞不前的理由。至于疾病，他更不能以这个借口为自己整整十年的创作力衰竭进行开脱，因为虽然他一直受到一些疾病的困扰，但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的身上都没有任何致命的疾病，那些偶尔发作的胃肠病并不足以终止他的创作活动。而且，当他寄居在托尔斯泰伯爵家中的时候，仍然从早到晚的工作，除了用餐和散步，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但是一天却写不了几行字，而且就连这几行字也无法令作者满意。他已经写不出新的杰作。
果戈理在投身于拯救心灵的事业之后已经丧了用夸张的手法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创造世界的本领，在写作《死魂灵》第二卷时“他不再是果戈理，他开始用普通而乏味的手法进行创作，‘像大家一样’，‘按规矩办事’，甚至更糟。他没什么可写——他在内心里已经死亡。” “这时的果戈理已失去天赋的确切引领，在竭尽全力地探索新手法。” 1849年果戈理给自己的朋友们朗读了《死魂灵》第二部的前两章，萨马林和霍米雅科夫出席了这次朗诵会，事后，萨马林写道：“朗读完毕，他就向我们抛出这么一个问题：‘请凭良心仅仅说出一点，——是不是比第一部要差些？’我们俩交换了一个眼色，不论是他，还是我，均没有足够的勇气而将我俩所想的所感受到的对他说出来。我深深地确信，果戈理正是死于这一原因：他自个儿在心里意识到，他这第二卷的水平比其第一卷要低多少……” 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果戈理经常抱怨创作才能的枯竭：“果戈理一生的最后三年——是他与自己斗争，与肉体的‘衰老’斗争的三年，是他与自己难以挑起、由他强加于自身的重担、与那种无能为力的状况进行斗争的三年。”
果戈理是将创作视为生命的艺术家，“停止写作对于我就完全等于停止生命。” 当他失去了创作才能，可以说作为艺术家的果戈理已经死去了。1845年以后，除了《与友人书简选》他没有任何作品问世，而即便是《书简选》也不全是他的新作，而是收入了很多他从前写过的书信。至于那个从未有人见过的《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它是否真的已经完成至今仍是一个谜。即便果戈理完成了《死魂灵》第二部，从它和《汉斯•古谢加顿》相同的命运来判断，这是一部无法令作者本人满意的作品。果戈理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作品都在炉火中永远地消失了，这是个悲剧性的循环，而作家本人的生命也在燃烧中走到了尽头。
四
“我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就是我从事创作的时刻。” 这是1837年3月果戈理写给波戈津的信。而现在，光辉已经离他远去，只剩下笼罩在阴影里的禁锢灵魂的身体。果戈理在最后几年里反复地祷告忏悔，希望上帝能够恢复他的创作才能，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很多人认为，果戈理放弃文学创作陷入宗教神秘主义的深渊是受到信仰的引领，这恰恰是混淆了结果和原因。实际上，果戈理是在无法写作的状态下彻底投身于宗教的怀抱，把祈祷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西尼亚夫斯基认为，果戈理在最后执着于灵魂拯救的问题不放，实在是情非得已，他只是在用道德和宗教问题死撑门面，掩饰自己无法写作的事实。
在所有努力均告失败，在他确定才能永久地丧失之后，果戈理的人生已经失去了希望。死亡成为唯一摆脱困境的方法。果戈理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轻松愉悦的，相反，他的内心经历了很多挣扎，也曾希望用别的途径来摆脱自己的困境。据医生塔拉先科夫回忆： “霍米亚科娃死后的一天，他坐了一辆雪橇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医院去。雪橇拉到医院门口，他从雪橇上下来，在门前来回走了半天，然后离开大门，迎风在田野的雪地里站了半天，终于没进医院，又坐雪橇回家了。也许他还干过其它类似的事，但正象他生活当中的许多秘密一样，无人知道罢了。” “在布列阿波拉任斯基医院住着一位发了疯的病人（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来看他的人很多，给他送礼物，在生活的困境向他请求忠告，十分珍视他写下了的意见，等等。一些人因为和他谈话感到高兴；另一些人则羞于承认到过他那里……” 也许果戈理也希望能够从这个精神病人的口中得到某种启示，但是终于还是没有走进去。失去了写作才能的果戈理如同失去武器的士兵，唯有一死才能获得灵魂的解脱。吸引他的已经不是纷扰的尘世，而是彼岸的幸福。
1852年，自从果戈理2月5日开始斋戒祈祷以后，他就几乎不再吃任何东西，夜晚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祈祷中度过。2月7号，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列普宁娜-沃尔孔斯卡娅最后一次见到果戈理，这天是谢肉节的星期四，她回忆说：“他很开朗，但很有节制，所有的念头都围绕着死亡；他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明亮，脸色非常苍白。这个冬天他消瘦了很多，但是精神和情绪上没有显露出任何病态；相反，他情绪开朗，而且比从前更为稳定。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要失去他；然而，这一次他同我们告别时说话的语气让我们觉得不比往常，我们发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猜出原因。他的去世向我们说明了其中的原委。” 果戈理这时已经预知了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他在有计划地走向人生的终点。
2月11日的深夜，确切地说，是2月12日的凌晨3点钟，果戈理叫醒了自己的仆人谢苗，悄悄地来到二楼，点起炉火，然后将自己的手稿付之一炬。从此以后，果戈理的健康迅速地恶化了，在没有任何明显疾病的征兆下，果戈理倒下了。2月14日，星期四，据霍米亚科夫回忆，果戈理说：“就应当死去才是，而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这就要死去……” 2月16日，星期六，塔拉先科夫医生来探访果戈理，劝说他服从医生的治疗。果戈理虚弱地回答说：“我知道医生们都很善良，他们总希望别人好。” 但是他却并不打算听从塔拉先科夫的劝告。“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仍象先前那样平静，那样阴沉，没有一丝懊恼、悲伤、谅异和疑惑。他看人的样子，就象一个所有的使命都已完成、任何的感情都已枯竭、一切的劝告均属徒劳、对自己的决定决不动摇的人那样。”
2月21日，星期四，早晨8点左右，果戈理去世。在去世之前他意识清醒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死亡是多么美好！”
果戈理死后，关于他的死亡和《死魂灵》第二卷有了各种猜测和传言。争论最多的就是，果戈理在临死之前究竟烧毁的是什么。大多数人认为果戈理烧毁的是已经完成的《死魂灵》第二卷誊写好的准备发表的手稿。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果戈理烧毁的是《关于上帝的大弥撒》的手稿，因为果戈理生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都在写作这部作品。还有一种版本，说果戈理什么也没有烧毁，手稿被托尔斯泰伯爵藏了起来。所有这些说法都没有强有力的依据，甚至我们都不清楚果戈理是否真的写完了《死魂灵》的第二卷。真相我们无法知晓，它已经随着果戈理的去世永远地成为不解之谜。我们唯一肯定的是，果戈理用自己并不丰厚的著作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中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他对俄国文学的影响却源远流长。他的悲剧性的自我挣扎、狂热的宗教理想、疯狂的人物开启了俄国文学新的一幕，俄国文学的“整个‘黑夜意识’——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渊、罗扎诺夫的反抗——都来自果戈理……在果戈理之后是‘完全的不安宁’，是世界规模和世界声誉。” 果戈理成为一大批更有才华的俄罗斯作家的先驱人物，他用自己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艺术作品为后来的人们铺就了一条通往新的文学领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