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自然派登上俄国文学舞台，一批年轻作家在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美学纲领的指导下共同抨击着当时黑暗的俄国社会。自然派的创作延续并发展了源自18世纪的俄国启蒙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巩固了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地位，使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成为俄国文学的主流。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启蒙主义对理性与科学的追求，对自然和人性的肯定被新时代的作家继承和发扬，并且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一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狄德罗站在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之上指出美源于客观现实，这是以现实主义美学观解决这一问题的初次尝试。狄德罗的这一思想被俄国的启蒙主义者接受，在俄国文学中形成了最初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即启蒙现实主义。Н.А.斯捷潘诺夫写道，“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并不是横空出世”，“早在18世纪60年代就产生了‘启蒙现实主义’”［1］160。“说到俄国的启蒙现实主义，我们指的是现实主义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的发展阶段”［1］166。他指出，诺维科夫和克雷洛夫的讽刺散文、冯维新的《纨绔少年》、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都属于启蒙现实主义文学作品。Г.Н.巴斯别洛夫指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者是写了很多寓言的克雷洛夫。克雷洛夫的寓言在主题、所反映的问题上表现了最初的民主主义，但是“这个民主主义尚未成熟”［1］108。Н.В.伊兹马伊洛夫也曾经指出俄国18世纪文学中就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他指出拉季舍夫已经“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大步”，但是“没能建立起现实主义的诗学体系”［2］12。克雷洛夫和格里鲍耶多夫“从自己特殊的立场接近了现实主义，也没能建立起整个现实主义体系”［2］16。启蒙现实主义虽然没能建立起完整的现实主义诗学体系，但是为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基石，宣告了一种全新的美学观和艺术方法的诞生，其勇于表现社会现实的艺术态度已经具有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
俄国现实主义诗学体系的建立是由普希金和追随他的脚步的莱蒙托夫和果戈理完成的。但是在自然派出现之前，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孤立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俄国还没有形成法国文学中那样的浩大声势，到了40年代随着自然派作品的大量涌现俄国现实主义才成为俄国文学的主流。它将发端于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成果吸纳汇总，形成了一股激进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冲击了浪漫主义在文学当中的统治地位，为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下半叶井喷式的繁华灿烂做了艺术上和人才上的准备。虽然自然派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启蒙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新的因素并没有成为遮蔽其源头的迷雾。自然派文学力求表现真实的社会生活、促进民族自我意识形成的艺术目的与俄国启蒙现实主义文学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这也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在时代的更迭与变迁中始终坚持的艺术立场。
二
启蒙主义者所散播的科学与理性之光并没有在19世纪黯淡下去，对科学与理性的追求不仅推动了19世纪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而且也波及到了文学艺术领域，自然派作家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在自然派的典型体裁——生理特写中体现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对“科学性”的强烈追求。
1845年，涅克拉索夫出版了自然派的宣言式文集《彼得堡生理学》。在我国翻译过来的文学史著作中，通常把这本文集译作《彼得堡风貌素描》，或《彼得堡风俗特写》，这种翻译方法实际上等于抹杀了生理特写体裁上的独特性。文集之所以叫做“生理学”就是为了凸显它和普通风貌特写相区别的特征，即并不是所有的风俗特写都是生理特写。采伊特林指出：“我们不能赞同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所有‘忠于事实’的描写都是生理特写。”“生理特写首要的区别性的特点就是追求科学性。与只复现所选择的描写对象的特写作家不同，生理特写作家追求的是借助艺术的手段对所选对象进行‘研究’。”［3］В.А.涅德兹维茨基在谈到俄国的生理特写时曾说这是“科学式的体裁”。对科学性的追求是生理特写区别于一般风貌素描的本质特征。
“физиология”(生理学) 一词直接借用了自然科学的术语，也被别林斯基称为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生理特写）。这种独特的体裁形式源自于法国。1826年，法国作家萨维林出版了《品味的生理学》，首次将“生理学”这一术语引入法国文学。此后，另一些作家和出版商将这一术语巩固下来，其中，包括《婚礼的生理学》的作者巴尔扎尔。在生理特写作家的视野中，社会成为一个硕大的有机体，被分解成了许多小块，这些小块成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每一个部分都因为自己的独特性吸引着艺术家深入其中。
别林斯基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家非常推崇自然科学对待事实的清醒态度，他认为这是就此摆脱浪漫主义的一剂良方。自然科学的成就揭示了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必须在生活环境中对个体进行研究。自然科学自发地采用了辩证的思想，尽管是不自觉的、不连贯的，但是强调了对事实的尊重。生理特写作家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坚持以科学研究的精神来进行文学创作，这包含了三层意味。
第一，“生理”的意思即自然、即真实，即以科学的精神反映事实的本来面貌，决不对黑暗的现实进行粉饰和美化，即使是最丑陋的、最肮脏的也不加修饰地描写，以最详尽的细节来表现真实的生活。生理特写作家不避讳描写肮脏的现实，甚至有些画面真实到会令读者产生不愉快的生理感受。涅克拉索夫的特写《彼得堡的角落》是一篇以特定的地点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肮脏的院落、发臭的污水坑、成堆的垃圾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在我面前简直就是汪洋大海；我惊恐地看了一眼自己的靴子想往回走；似乎，这里没有一块地方踏上去不是冒着深陷下去直到耳朵的危险。我决定尽可能靠着墙根，因为院子的边缘要比院子中间高很多；但是这个湿乎乎的可怕的高地是由大量的垃圾组成的，这些垃圾是住户们从窗户里倒出来或扔出来的；一踩上去腿就陷到了膝盖，同时一股强烈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扑面而来。”［4］133
第二，以自然科学的研究的方法来创作，对描写对象进行定位、分类，完整地表现一类人、或某个人物的一生命运，以达到科学研究式的逻辑上的闭合性。
定位是科学性的第一要求，生理特写作家严格遵循了自然科学的这一法则，严格限定所描写的对象。职业、阶层、地点成为最常见的定位范式。格里戈罗维奇的作品《彼得堡的流浪乐师》，巴纳耶夫的特写《野驴》《太太》《彼得堡的小品文作者》等作品都是以特定阶层为对象的生理特写。在严格限定描写对象之后，生理特写作家常常借鉴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对描写对象进行类别和属性的划分。别林斯基本人也曾经用这种方式对文学进行了类似生物学上的分类，他在《彼得堡生理学》的序言中写道：“文学，从这个词的广义来说是一个完整的充满差异的有生命的世界，就像大自然一样，大自然的产物被分成了种和类、纲和目，从体格庞大的大象直到非常小的蜂鸟。”［4］35这种划分鲜明地体现了生理特写的诗学原则。
定位式的描写和类型化的分析都体现了生理特写对科学性的追求。为了实现逻辑上的闭合性和完整性，生理特写作家在表现人物命运时不会留下没有悬念的结局，通常以人物的整个一生为时间背景。生理特写中的人物不是个性化的个体，而是某个人群的代表，对他人生命运的说明就是对他所代表的整个阶层命运的注解。例如,布特科夫的特写《苦命人》集中解释了什么是苦命人、为什么是苦命人、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并描述了这类人的生活经历。
第三，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的环境中对个体进行描写。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开始相信历史进化的观点，人们开始相信不仅在生物领域有进化，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是不断地进化的，人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实证主义哲学强调探寻结果背后的原因，研究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辩证法承认世上的一切事物之间的联系，承认环境和社会地位对个体活动的制约性。从这样的哲学思想出发自然派作家有意识地提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达里的特写《乌拉尔的哥萨克》代表了人与环境最高程度的融合，这里的环境指的是大自然，主人公像动物一样根据季节的变换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没有动机，只有本能。人物和环境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人物的一切都是由环境决定的，人物是环境的傀儡，而他自己却并没有察觉这一点。巴纳耶夫的特写《野驴》强调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力。“野驴”指的是俄国中产阶级的土皇上，与野驴相似的另一个称呼是“狮子”，“狮子”是野驴追捧的真正的上流社会的老爷们。巴纳耶夫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阶层作为生理特写的对象，是因为“在彼得堡‘野驴’；要比‘狮子’多得多”，而且“在我看来，圣彼得堡的‘野驴’要比圣彼得堡的‘狮子’让人更加好奇。”作品的主人公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彼得堡的野驴，他严格遵守着本阶层的生活习惯，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允许自己违背它们，自觉地受制于周围的环境和习俗。
自然派作家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人性与环境的关系，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善良而美好的本质，缺点、矛盾都是后天环境造成的恶果。从这一立场出发，自然派作家深刻地批判了现实环境对人性的迫害。自然派作家对人性的肯定与启蒙主义所倡导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启蒙主义者宣扬人生而平等，承认人的价值不受等级与阶层的束缚，这些观念成为人本主义得以萌发的思想基础。
三
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俄国文学在18世纪开始出现了平民化的主人公。文学平民化问题最初是由感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卡拉姆津提出的，他主张文学创作要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面向世俗生活。感伤主义起源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反映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第三等级的思想感情。启蒙主义作家有意识地将新的题材和人物引入到文学领域当中，创作了以“第三等级”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卡拉姆津的作品《苦命的丽莎》就以一个穷苦的姑娘丽莎作为自己的主人公，并且把她塑造成与贵族青年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感的人物形象。但是当时的文学仍然是以贵族阶层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平民主人公在文学中的出现只是偶然和特例。直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自然派的出现，平民主人公才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真正确立了自己作为文学主人公的合法权利。
平民知识分子是自然派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主人公，其文学形象的形成得益于这一阶层社会地位的崛起。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别而嘉耶夫指出：“知识分子的队伍是从不同的社会阶层集合组成的，开始时贵族占有优势，后来则是平民知识分子居多。”［5］平民知识分子从三四十年代开始登上了俄国社会生活的舞台。他们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渊博的知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人们是不爱这种新人物的，他们所以不爱他，因为感觉到他具有一种伟大的坚韧不拔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现实的证据，以别林斯基为代表，那时候已经显现在贵族知识分子的面前。”［6］
平民知识分子以其自身的力量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赫尔岑的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矛盾》和《一件错综复杂的事》都为这一形象的人物画廊奉献了不同的典型。屠格涅夫在短篇小说《安德烈伊•科洛索夫》中描写了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主人公在精神上的对立，在这篇小说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巴扎罗夫和基尔萨诺夫之间的对比路线。小说同名主人公科洛索夫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和果断的精神，他拒绝了一位姑娘的爱情，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贵族青年很为这位姑娘感到惋惜，他向姑娘热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与科洛索夫的拒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在他许诺同那个姑娘结婚之后却又逃跑了，有一次他偶然听到姑娘的父亲在背后骂他：“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骗子！”贵族青年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良心的勇气，他的懦弱行为显示了贵族青年与平民知识分子在意志品格上的差距。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在屠格涅夫后来的作品《父与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平民知识分子主人公越来越多地引起作家的注意，生活本身把平民知识分子推到了生活的第一线，新类型的文学主人公正在形成，而旧式的贵族主人公的形象则越来越黯淡。
城市里的“穷人”和“小人物”也是自然派作家经常涉及的题材。启蒙主义倡导要为人的自由和幸福而战，要捍卫人的幸福和尊严。这些小人物不具有平民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不是时代的主人公，但是他们同样值得人们关注，值得民主主义者为他们的幸福而斗争。城市穷人并不是自然派开启的选题，但是从自然派开始他们才集中出现在文学当中，成为文学作品常见的主人公。
达里的作品《一个人的一生，或涅瓦大街上的徘徊》、布特科夫的特写集《彼得堡的屋顶》以及涅克拉索夫的特写《彼得堡的守院人》等自然派作品都为我们呈现了城市贫民的真实生活画面。描写小人物最为成功的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这部作品在自然派的历史中开创了一个时代。《穷人》从正面描写了一个普通的小官吏，“向我们证明了，在一个最卑微的人的本性中有那么多美好的、高尚的、神圣的东西”［7］。陀思妥耶夫斯基准确地描写了杰乌什金对孤女瓦莲卡不切实际的爱情，这种爱情中蕴含着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虽然他面临着残酷的生活环境，但是他的智慧和心灵并没有衰退，他不仅分析了自己对瓦莲卡的感情，同时也进行了自我分析，他对瓦莲卡自我牺牲式的爱情中包含着热切的自我确立的渴望，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希望被尊重、被认可，表达了一个穷人强烈的自尊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小人物身上蕴藏的丰富的人性美，对杰乌什金的心理分析充满了社会批判的激情，这决定了小说的现实性和尖锐性。
自然派文学的另一个突破是真正接触到俄罗斯生活的主要层面——农民。以农民为描写对象并不是从40年代开始的，早在诺维科夫的讽刺杂志和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中就出现了农民的形象，然而俄国文学中农民这一题材的确立和深化是由自然派作家完成的。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经指出：“第一个成功地唤起公众对农民的兴趣的作家是格里戈罗维奇。他第一个使人们感觉到农夫并不是总是在跳圆圈舞，而是要耕地、犁田、播种，总是在伺弄土地，除此之外，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常常被这样的现象所打扰，如徭役、代役、征兵等等。”［8］格里戈罗维奇的小说《苦命人安东》的主人公安东是个识字的农民，他由于给城里的老爷写了一封控告管家的信而遭到了管家的报复。安东为了偿付管家催逼的人头税忍痛出卖自己仅有的一匹马，没想到马却被人偷了，马被偷了以后安东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外部的迫害力量笼罩在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农民的头上，最终导致一个危险的结局。安东的马被偷了，而他却是最终为此受到惩罚的人，这正是俄罗斯式的悲剧。半个多世纪之后E.索洛维约夫（安德烈耶维奇）写道：“俄罗斯式悲剧的模式就是，一个人一旦跌倒他不仅没有力量再站起来，而且完全相反，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天知道环境造就了怎样一条路使他走向了犯罪、死亡、或者西伯利亚。”［9］1847年12月别林斯基写给鲍特金的信中谈起这篇小说时写道：“没有一篇俄国中篇小说让我产生如此可怕、悲哀、痛苦而又令人窒息的印象；读着这篇小说，我感到自己身处一个马厩里，在那里‘好心’的地主正在抽打虐待着整个世袭领地——他高尚的祖辈留给他的合法财产。”［10］
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从另一个视角表现乡村生活。在《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别林斯基指出了屠格涅夫作品的新意：“作者在小说里从那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接触过的方面接触到民众。”［11］他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表现了农奴制压迫下农民的不幸命运，而且以优美的笔触对俄罗斯农民的美好天性进行了诗意的描绘，着意表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赞美了他们纯洁、善良的天性。格里戈罗维奇对农民命运的描述往往让读者产生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而屠格涅夫的描写却会令人感到某种明快和诗意的东西，看到在农民身上蕴含的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霍尔和卡里内奇》赞美了俄罗斯农民不同类型的才能，霍尔头脑精明、善于经营，卡里内奇多才多艺、热爱生活，两个人物都会不由自主地引起读者的喜爱。《幽会》中的阿库琳娜真挚可爱，是个有丰富感情的农家少女；《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是个淳朴可爱的农民……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不仅具有丰富多样的性格，而且各自具有不同的才能，虽然农奴制的枷锁束缚了他们天性的发展，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陷入悲哀愁苦的境地，在贫穷中仍然保持着灵魂的诗意和热情。
别林斯基曾经针对反对派贵族主义的偏见写道：“难道乡下人不是人？……他的灵魂、智慧、良心、情欲与嗜好，总之，凡是有教养的人所有的他也都有。”［11］582自然派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农民的悲惨生活，而且描绘了农民身上的美好品质，在普通农民身上具有比受过教育的地主老爷更丰富的才华和人性，正是地主老爷们阻碍了他们通往知识和发展的道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被放在了与社会更高等级的人同等的位置上，使他们成为精神上平等的主人公，这是启蒙主义“平等、自由、博爱”思想的胜利。
自然派文学的现实主义方向、科学分析式的艺术方法以及对平民主人公的偏爱都与启蒙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继承性联系。虽然自然派的文学形态与启蒙时代相比有了许多改变，但是它的文学倾向和艺术思想仍是启蒙时代文学精神的继续和发展。作为自然派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精神和辩证思想是启蒙主义对科学与理性的不懈追求在19世纪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启蒙主义者所点亮的智慧之灯仍然照耀着人类文明前行的方向。
参考文献：
［1］Проблема тип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M］.Москвa:Наука ,1969.
［2］ИЗМАЙЛОВ Н В.Кри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в русской л-
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M］.Л. :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57.
［3］ЦЕЙТЛИН А Г.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еал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усский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M］.Москвa:Наука,1965:110.
［4］Физиология Петербурга［M］.Москвa: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1984.
［5］别而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 ,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26.
［6］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缪灵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240.
［7］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омах［M］.Том 9, Москвa: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55: 554.
［8］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M］.том8,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1937:65.
［9］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8 томах［M］.Том 6, Москвa: Наука,1989:390.
［10］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омах［M］.Том12, Москвa: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56:445.
［11］别林斯基选集：第6卷［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