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史家兼批评家德米特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在其《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中指出，无论就心理层面还是历史层面而言，俄国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物，更深层次上、本质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整个人类思想史中最有影响、最为不祥的人物之一，是终极思想求索领域最为大胆、最具破坏性的探险活动之一”。与众多评论者一样，米尔斯基把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视为陀氏创作生涯的分水岭，并认为陀氏更高或更深层面的思想“仅体现于他始自《地下室手记》的最后17年间的文学作品” 。如此说来，是否陀氏早期的创作都属于较低或较浅层面的作品？但米尔斯基却事先表明：“较之于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位较小的作家，但他绝非小作家，而是一位具有突出个性的作家，在其同时代人中占据重要地位。” 虽然米尔斯基的评论比较尖锐，个人好恶色彩浓烈，但其持论基本公允。尽管陀氏早期中短篇小说的成就确实不如其晚期几部长篇小说来得大，但陀氏早期的创作不仅是文学的练笔、题材的尝试，而且，其写作方法和思想的独创性已悄然显现，更为重要的是，陀氏后期长篇小说中的诸多形象和思想基本上能在其早期中短篇小说找到雏形，这些中短篇小说为作家后期多部长篇小说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从情节、内容还是从人物形象来看，陀氏进入文坛后的作品大多是关注民生的，尤其聚焦于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陀氏的创作是从描写作为根基之主体的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俄国文化出发的，经过了不同阶段的探索和思考，陀氏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的根基主义思想（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又译根基论）。
从具体作品看，根基主义思想是贯穿陀氏创作的一根思想主线，它在陀氏的处女作《穷人》中迸发出零星的闪光，在《彼得堡大事记》中成型，在《女房东》中得到了形象的阐释，在《死屋手记》中受到了检阅，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和《鳄鱼》等中得以发扬光大，在后期的五部思想性长篇小说中得到了深化，在作为天鹅之歌的“普希金演说”达到了顶峰。可以说，根基和根基主义思想是研读陀氏全部作品时一个无法避开的主题。
《穷人》虽然延续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等开创的“自然派”和小人物主题创作风格，但它达到了一个比前人更新的高度。该书信体小说由前人的重环境等外部描写转向了重人物的内心刻画，通篇都是小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生活遭遇和人生感受的述说，全知全能的作者仿佛消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穷人》中的小人物主题和自然派手法也为陀氏今后创作中的根基主义世界观铺垫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对作为描写对象的小人物的无限同情，也正是陀氏早期根基主义思想中一个重要因素的萌芽。这种同情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对比——将这些来自底层的人的优点和知识分子的缺点进行比较，最后发展成一种主张——希望这些知识分子多同人民接触，改正缺点。这个主张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经历上来说，陀氏跟其他一些自然派作家不同的是，他本人似乎就可以被看作直接来自根基的作家。因此，《穷人》既可以被视为一个来自根基的作家的自我写照，又可以被认为是他出于伟大的同情心为根基代言的作品。小说中的小人物并不因为自己过低的社会地位和拮据的经济状况就觉得自卑，他们拥有和常人同样的自尊心。通过描写小人物的悲惨现实，反思小人物困境的原因，突出了陀氏在自然派作家队伍中的独特性。杰乌什金的一句问话——“为什么您那么不幸呢？”仿佛是对所有穷人的不幸之因的追问。跟果戈理的《外套》等不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反思，他没有自我意识，他独自过着隔绝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的主人公反思。” 但作者对草根们不幸的原因并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这表明作者关于根基和根基主义的看法尚未定型。除了杰乌什金那朴素的基督徒之爱，除了安分守己、梦想黄金时代马上降临之外，作者并没有别的方案。作家的人道主义态度和理想在现实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对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原因和后果，《穷人》里基本没有体现。
现实中的小人物，其性格中除了有闪光点，往往还有阴暗面。而《穷人》除了描写小人物顺从命运的软弱之外，并没有涉及他们的阴暗面。但紧接其后发表的小说《双重人格》中，就开始从正反两面对小人物性格进行比较充分的描写。这是陀氏对根基的单一性描写的突破。也就是说，随着陀氏对现实的认识的深入，他对根基的描绘逐渐呈现出丰富性、立体性和客观性。陀氏的第三部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也是小人物主题的小说。跟前两部不同，《普罗哈尔钦先生》描写的小人物在性格上的缺陷多于其优点，普罗哈尔钦最大的缺点就是试图追求自己的独特个性，没有也不想融入周围那些跟自己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之中。“他知道，生活中没有他的位置，所以他不相信生活，害怕生活。他的一切尝试都是在预防自己的崩溃，他在克服对生活的恐惧，因此他正在死去。” 从这最早的三部小人物主题的小说来看，陀氏走的是一条逐渐完善小人物性格和形象的道路。虽然在这三部小说里面还没有出现成熟形态的根基主义思想，却反映出陀氏对来自根基的人物的诸多零散的认识和感悟，它们孕育了陀氏后来的根基主义思想的萌芽。因此说，这几部小说已经闪现着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零星火花。
随后发表的《彼得堡大事记》这组小品文，既反映了陀氏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和现象的关注，又表明了他对当时流行的思想和现实之关系的思考。《彼得堡大事记》从彼得堡的人情世态入笔，刻画出彼得堡的鲜明个性，还用散文化的笔锋勾勒了彼得堡思想界的争论，在对争论双方的评判中，作者表明了自己的思想立场，指出了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和现实的现象，向知识分子发出了走向人民和直面生活的呼吁。陀氏在《彼得堡大事记》里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虽然文中没有出现根基或者根基主义的字眼，但已经具备根基主义思想的诸多要点，标志着他的根基主义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只要我们把《彼得堡大事记》和1860年发表的《<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作一番比较，就不难发现很多相同点：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的批判与借鉴，对彼得大帝改革给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的辩证分析，对发生在身边的、流动着的现实的关注，对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时代通病的认识，还有对知识分子回归人民、关注现实的强烈呼吁，这些思想要点无不契合根基主义共同纲领中主张将俄国生活的传统与欧洲文化的优秀经验相融合的精神。此外，在其中初次出现的很多思想和主题，在陀氏以后的创作中又多次再现，并在内容和形式上得以充实和深化，比如幻想家主题。在《脆弱的心》、《白夜》、《小英雄》、《一件糟心的事》中，幻想家的形象逐渐丰满，出现了诸如小公务员幻想家、“穿燕尾服的幻想家”等形象，这说明作者对这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典型有了全面的认识，然而作者对他们的批判和期望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有理由认为，《彼得堡大事记》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雏型。
如果说《彼得堡大事记》是陀氏早期根基主义思想的小品文式宣言，那么，在其后发表的短篇小说《女房东》就是他用形象和情节表达根基主义思想的另一种方式。换言之，《彼得堡大事记》代表着陀氏直接陈述自己根基主义见解和立场的政论类作品，《女房东》则代表着他用形象来表达根基主义思想的小说类作品。从此，陀氏就开始了以杂文和小说双轨运行的作家之路。
《女房东》最初刻画了知识分子遁入幻想、脱离人民、不敢进入现实生活的特点，随后描写他们初涉现实生活的尝试，最后再现他们接触生活后产生的彷徨心态。不难看出，陀氏对奥尔登诺夫之类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在批判奥尔登诺夫脱离生活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他的无限同情。小说里的另外两个主人公卡捷琳娜与穆林是人民的代言人。所不同的是，卡捷琳娜象征着人民的善良天性，而穆林象征着人民的狂暴本性。在陀氏看来，这是人民的自发势力中的两种典型，一个在恣意妄为、制造苦难，一个逆来顺受，仿佛在享受苦难。陀氏用卡捷琳娜这个形象表现将苦难和圣洁集于一身的人民。穆林在小说里具有多重身份：商人、杀人犯、分裂派信徒、神秘主义者、癫痫病患者。然而，在陀氏看来，他并不是人民的反面或对人民的否定，他只不过属于那一类将无限的精力和才干浪费在错误事业上的人民。此外，《女房东》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陀氏对环境与罪过之关系的看法，即罪过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当事人性格上的缺陷。奥尔登诺夫最初介入生活的直接动因并不是环境的吸引，而是自己的情欲，他把自己塞入非常陌生的生活，完全是凭借艺术家的本能。卡捷琳娜把自己的不幸和堕落主要归罪于自己性格上的软弱。对于穆林早年在商业上遭受的损失和失败，周围人也是将之“归咎于他的精神严重失常”。对“环境论”（即环境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的驳斥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当然，陀氏在《女房东》中体现出来的“性格论”，是其早期根基主义思想中表述尚不完备和具体、只呈现出最初形态的一部分观点，因此，它还不足以批驳激进主义者们后来甚嚣尘上的“环境论”，但是，不可否认，它已经为陀氏后来完整地批驳“环境论”的论点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可以说，体现在《女房东》中的社会观和对重大问题的认识，主要是根基主义思想。小说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作为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彰显了陀氏的根基主义立场。
1848－1865年间，陀氏经历了人生中的几次重大事件——被捕和流放、结婚、重归文化圈、妻子和哥哥相继去世。流放之前，陀氏发表了《脆弱的心》、《白夜》、《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等中短篇小说，流放归来后发表了《舅舅的梦》、《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等短篇小说、《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和《地下室手记》等随笔，并实际上主编了《时代》和《时世》两个杂志。从题材上说，幻想家题材和小人物题材是这一时期陀氏小说创作的特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是一部结合了这两个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流放归来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屋手记》里，作者秉承了之前的根基主义思想，从对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严重性的切身体会出发，思考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与此前作品略有不同的是，《死屋手记》和其后的作品，开始加大了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双方的部分思想的讽刺与批判力度，由此开始，陀氏的根基主义立场愈益明确和坚定。这些在讥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时凸显根基主义思想的作品，还包括《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和《鳄鱼》等。
幻想家题材的小说《脆弱的心》、《白夜》、《一件糟心的事》等是一类独特的文学作品，是陀氏集中思考知识分子与时代、生活关系的思想结晶。在陀氏看来，幻想家是那些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知识分子，他们与生活中庸俗的小市民习气格格不入，是对庸俗的一种独特反抗。在幻想家这类知识分子身上，陀氏往往看到他们的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潜在的深刻冲突。他出于真诚的关怀和爱护，希望这些幻想家在保留纯洁的幻想的同时，也能正视和接触现实生活，参与到活生生的现实中来，以自己的学识给生活增添美丽的色彩，多与人民接触和交流，以免被时代和社会抛弃。对于那些严重脱离生活实际的幻想家，陀氏既珍视他们高尚的情操，同情他们遭受伤害的处境，又批判他们不切实际的言行所带来的危害。在这些幻想家题材的小说里，除了幻想家的性格和心理因素之外，作者很少追问幻想家之所以脱离人民的外部原因，即个人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制度等。虽然作者一直在思考小人物为什么不幸和幻想家为何脱离现实的问题，但他的答案是：个性是主要原因，社会是次要原因。这些认识一点一点地累积起来，逐渐地就成了他后来反驳“环境论”的思想。陀氏在早期的幻想家题材的短篇小说中涉及的一些思想，又在后来的多部长篇小说中逐渐得到了展开和深化。比如，陀氏多部长篇小说中作为西方派的“多余人”形象，其原型就能追溯到他早期的这些幻想家题材的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来自底层的贫穷女孩，完全代表了陀氏心目中的根基。她历经生活磨难，饱尝人世百态，同时又具有惊人的天赋和非凡的理解能力，最后终于成长为绝世名伶。她是草根阶层，后来被上层贵族收养，因此她对平民和贵族的生活与习性都有深刻的了解。涅朵奇卡是陀氏在被捕之前的所有小说里塑造的第一个来自根基的正面人物，这个形象寄托了陀氏对人民的信心和希望。涅朵奇卡后来之所以能够长大成才，主要应归功于收养她的公爵一家给她创造的良好的家庭环境。在其他短篇小说如《伸出小手的男孩》和《站在圣诞树旁的小男孩》中，陀氏还描绘过一些城市贫儿的悲惨境遇，他认为家庭的破败和社会的冷漠是这些儿童生活不幸乃至夭亡和误入歧途的主要原因。像涅朵奇卡以及短篇小说《小英雄》中的小主人公，就是一些在身心方面发育正常、人格完善、最终会成大器的儿童形象。从《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可以看出，主人公涅朵奇卡不再是瓦夏之类的“脆弱的心”，她已经拥有并将一直保持其不可动摇的人格魅力。“显然，对英雄事业的追求在涅朵奇卡身上一定会变成现实，而对《穷人》的主人公来说，这种追求是如此的不可企及。” 正是因为涅朵奇卡被作者描绘为小人物的正面典型，小说得到了一贯批评俄国自然派的评论家格里戈里耶夫的赞扬，他认为：小说《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的问世，表明陀氏的这个“浪漫主义的自然派诗人自己，已经跨出了摆脱自我的重要一步”。 尽管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只是一个未得到充分描写的正面典型。
在其他小人物题材的小说，包括《波尔宗科夫》、《诚实的小偷》、《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及后期的《永久的丈夫》等作品中，作家没有掩盖人民身上这样或那样的性格缺陷，描写了一些瑕瑜互现的底层人物。陀氏清醒地看到，人民的道德和伦理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试图冲破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约束，恣意放纵天性中恶的一面。世风变坏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通病，正如《永久的丈夫》里的罗波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指出谁在俄罗斯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实在太难了。您是否同意我这种看法：人们不知道他应该尊敬谁，这是时代的痼疾。” 在陀氏看来，人民正在道德和堕落的十字路口徘徊。因此，陀氏开出的济世药方是爱，即基督式的无私的爱。在陀氏看来，只有彼此相爱，才能阻止人民弃善趋恶，才能让作恶者弃恶向善。
在小人物题材的小说中，陀氏在批判小人物人格缺陷的同时，往往还不忘批判知识分子的缺点。在这些小说中，知识分子无不表现得性格软弱、能力有限，比如《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未经世故的“我”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万尼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陀氏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定位，以及他对知识分子拯救世界的能力的担心。在此类题材小说中，除了唯一来自根基的正面形象的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大多数小人物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就实现个人价值、获得社会成就的最终结局来看，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与涅朵奇卡媲美。透过这些形象，我们能看到陀氏关于人民和知识分子各自的优缺点的思考。他对俄罗斯人民的优点的赞扬，表明他对人民充满信心，他对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缺点与不足的忧虑，并不表示他失望，他只是希望以此引起人们的警惕，以便他们及时改正。他认为，基督式的爱是改正这些缺点的最有效方法。这些都是作家在小人物题材小说中根基主义立场的体现。
在陀氏发表《地下室手记》这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作品之前，其报告文学《死屋手记》和随笔《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的相继出版，已经引起了俄国思想界的轩然大波，列夫•托尔斯泰和赫尔岑等都曾为这部小说而深深震撼，但这部小说的价值并不限于暴露司法制度的腐朽，更主要的是揭露贵族知识分子和人民在这种制度下的脱节现象。《死屋手记》反映了陀氏对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现象和后果的切身感受，体现了他对两者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凝重思考。在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狱友们身上，陀氏看到了他以前未曾料到的优点，也看到了那些故意与底层人民隔绝开来的贵族狱友们的缺点，他认为，贵族和知识分子在知识方面有比普通百姓优越的地方，但普通百姓也有值得贵族和知识分子们学习的闪光点，因此，贵族和知识分子应该与普通百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贵族和知识分子才能团结普通百姓，成为人民的领路人。这些感受和思考，构成了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重点。
1861年游历欧洲后，陀氏发表了考察报告式的随笔《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在这个随笔中，陀氏目光的焦点是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作者用三类失败的斯拉夫主义者为例，说明斯拉夫主义不完全适用于俄国国情，又用自己对欧洲和欧洲文明的认识，阐明欧洲人追求工具理性的深刻心理与俄国人的本性格格不入。在将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欧洲国情和俄国国情并置的比较中，彰显了陀氏对对立双方各有取舍的中间派立场，这就是他的根基主义立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激烈批判，对两派思想的借鉴，对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的展望，对俄国未来道路的探讨，很容易让人想起《彼得堡大事记》和《<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它们在方式和主题上的表述是如此接近，而对每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互为充实、更显全面，反映了陀氏对此类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执着思考，表明他对这些问题所持的坚定立场。
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延续了《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的某些思考，特别是关于人类生活完全不能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这一思想。他的思考和批判无不立足于俄国的现实，体现了根基主义者从俄国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出发来思考俄国未来走向和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等问题的立场。从作为杂文的第一部分来看，作者对工具理性的驳斥，已经涉及了后人所总结出的价值理性的两个方面，即自发性价值理性和自觉性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的这两个方面，是马克斯•韦伯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以来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认识。一般认为，自发性价值理性是人类社会处于低级阶段时人的意识能动性的体现，具有原始性、自然性和朴素性等特点，而自觉性价值理性，“则是人类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强化自我意识，在对人类思维的思维、对自身行为的意识等过程中掌握科学的思维规律，树立完型人格，追求人性最高价值的自我实现等过程中不断形成的”。 不难看出，在陀氏那里，把牙疼导致的呻吟看作是对抗工具理性的唯一自由，这一认识完全是对自发性价值理性的褒扬，陀氏对一种在历史中追求所谓“自然规律”的历史观的批驳，基本上属于自觉性价值理性的范畴。总体而言，在陀氏那里，工具理性主要体现为二二得四之类的明确的合目的性，人冲越藩篱、放逐天性的本能表示人还有实现价值理性的渴望。陀氏对“水晶宫”的警惕和对地下室的选择，象征着“至今还活着的一代人”对理性和天性的不同态度，可以相信，陀氏的这种态度将在许许多多代人身上继续下去。这也表明，在19世纪60年代，陀氏就已经先知般地预见到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中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冲动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威胁和挑战，预见到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和人文理性的警告。在第二部分“由于湿雪”中，作者讲述了一个言行不一的俄国青年的经历。这位青年在一次醉酒后阴差阳错地来到了一家妓院，心血来潮地规劝一名妓女从良，表示自己愿意相助，结果，几天之后当这名渴望从良的妓女真的找上门来时，他却首先反悔，致使该妓女失望而去。这个青年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情绪化和极端化个性，仿佛是对前一部分反工具理性的思想的最佳注解。
《地下室手记》延续了作者多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思想抉择的思考重点，以抽象的哲学思辨和形象的小说描述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压制个人天性的工具理性的一贯批判，阐述了知识分子在理性和天性之间不停斗争、痛苦挣扎的现实处境，反映出一定程度上包括作者在内知识分子处在一个现实和理想不断发生冲突的生存困境之中。如何应对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弥灭性威胁，避免造成人的异化和物化？陀氏给出的方案有三种：躲进鸡棚或地下室；追求真正的浪漫主义；发扬无私之爱的力量。第一种方案显然是出自嘲讽，根本无济于事，后两种方案相结合就产生了一个足以抗衡工具理性泛滥的答案，这也就是融合了天性和理想，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价值理性。这就是《地下室手记》中的根基主义思想在哲学层面的体现。
在《地下室手记》之后发表的《鳄鱼》是一部漫画式的夸张和影射之作，作者在用嬉笑怒骂的口吻和滑稽的情节讽刺西方派的欧化倾向和欧化思想的同时，还批驳那些昏聩守旧却又言行不一、极易见风使舵的一小部分斯拉夫派的思想立场，小说的叙事者“我”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陀氏本人的根基主义倾向。
从1866年起，随着陀氏先后发表《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五部大型的思想性长篇小说，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开始步入了深化期。这五大思想小说以及中篇小说《赌徒》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是描写作为西方派的“多余人”后代或者变体，这些出生在俄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是曾被人民寄予厚望却最终让人民无比失望的典型，作家重点批判他们后天所受的西化思想；其二是塑造俄国的未来一代的形象，通过描绘他们早年经历的不平凡的甚至是出奇的人生迷误，最终把他们树为正面的典型，看成是俄国人民和俄罗斯文化的希望。正是在贬褒之际引发的思考，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根基主义立场。
陀氏在去世前发表的“普希金演说”中提出了“全人类性”和各阶层全面和解的思想，更是将其根基主义思想推向了极致。陀氏认为，在东正教文化的感召下，俄国人民具有在全世界推行“全人类性”和实现普遍和解的历史使命。“普希金演说”在申明陀氏一贯坚持的根基主义立场的同时，也夹杂了一些零星的片面观点和狭隘见解。综观陀氏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根基和根基主义是陀氏步入思想家型作家阵营的出发点和主要理由。作家后期也创作过很多深具哲理的短篇小说，但大多都湮没在五大思想小说巨大而耀眼的光芒之下，然而，就艺术与思想而言，尤其是就根基主义思想来说，它们并未与作家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和后期的长篇小说割裂开来。因此，要全面考察作家全部创作的思想和意义，根基主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