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及其创作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门显学——陀学（достоевсковедение），而那些对陀氏及其创作进行专业研究的学者，一般被称为陀学家（достоевсковед），严格意义上的陀学家是指有陀学研究成果发表而且观点鲜明、自成体系的陀学学者。
对陀氏思想的评论和研究，在陀氏在世时，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有些评论几乎是紧随着他的作品的发表而出现的。同时代人对根基派的思想和陀氏本人的根基主义思想的评论，大多分属各思想阵营，是评论家们立场的声明，他们的评论固然对考察陀氏思想的历史语境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在那个思想论争异常尖锐的年代，很多的评论还算不上真正的客观、全面和系统，很多评论家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陀学家。具体落实到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是陀学界的陀学家们在陀氏去世之后所出版的学术成果较客观、全面和系统些。
对于陀氏根基主义的思想，由于评论家所处时代和环境、立场和角度等不同，俄、英、汉语学界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至今还在争论，各执一端。例如：一、对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存在争议，有的认为其出现在《彼得堡大事记》期间，有的认为其出现在《时代》杂志（Время）的征订启事中；二、对其是独立产生还是受格里戈里耶夫影响才出现，存在争论；三、对西伯利亚流放是否属于陀氏思想的转变期存在争议；四、对其究竟是接近保守的斯拉夫派思想，还是介于激进的西方派思想和斯拉夫派思想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些争论对彰显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一、俄语陀学界
在世界范围内，俄语学界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最为用力，成果也最为丰富，虽然其中也不乏值得商榷的论点。俄语学术界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就研究的密集程度、研究方法和结论方面的特点而言，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第二阶段是80年代至世纪末，第三阶段是从新世纪开始至今。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始于陀氏逝世后不久，起初主要是对陀氏生平史实和材料的梳理，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研究便开始带有了浓重的时代特征，阶级分析法似乎成了那个年代唯一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对陀氏的思想，包括根基主义思想，基本上是这么两种态度：要么是持否定的态度，要么就是忽视、轻视和规避。
早在1929年，薇拉•雷基娜-斯维尔斯卡娅在研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时候，就顺便论述过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她在《60年代反动的民主派：根基派》一文中，将根基派称作“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持否定态度的研究者，还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全集》（以下简称《陀氏全集》）执行副主编格奥尔基•弗里德连杰尔。他虽然没有出版过研究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专著，但他的几篇文章开启了研究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先河。在他1964年出版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中，有几段文字论及陀氏的根基主义，他认为，陀氏关于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说法具有独特性，然而是错误的，反映了陀氏世界观中“深刻的矛盾”。在1971年发表的《根基主义溯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灯塔（Светоч）>杂志》一文中，弗里德连杰尔考察了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在《灯塔》杂志中的一篇评论，认为这是陀氏兄弟根基主义思想的初次流露。在弗里德连杰尔1979年结集出版的论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中，收录了《在思想斗争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代世界》一文，这是他首次发表于197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第1辑中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代世界》的修订版，不过，在部分涉及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段落中，他依旧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跟他一样使用阶级学说分析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还有伊凡•安德列耶夫和列昂尼德•格罗斯曼等研究者。安德列耶夫在197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根基派的哲学-社会学概念》和1973年发表的《论对根基派哲学-史学的评价》一文中，认定根基派是贵族资产阶级保守派思想的变种。在1964年出版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格罗斯曼认为，根基主义的依据之一是唯心史观，并且是对《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杂志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革命主义纲领的公然挑战。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俄国陀学界，许多研究者还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即对陀氏思想（包括根基主义思想）的保守一面采取能躲就躲、能绕就绕的做法，而对其思想的激进一面，则进行不恰当的夸大，以迎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做法，明显地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两部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时代>杂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时世（Эпоха）>杂志》中。在这两本书中，作者薇拉•涅恰耶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陀氏兄弟的办刊经过。两书在涉及陀氏兄弟的根基主义思想时，基本上只是陈述历史事实，缺少深度研究。譬如，在论述陀氏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时，故意夸大陀氏跟西方派的相似和跟斯拉夫派的不同。 这种既有回避又有夸大的做法，在当时的苏联学界并非仅此一家，它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对陀学界的影响，也折射出当时的研究者在涉及意识形态研究时出现的矛盾、复杂的心态。
至于陀氏的根基主义具有多大程度的独创性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俄语陀学界，认识程度不一，观点不尽相同，各方时有争议。1883年，奥列斯特•米勒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他们编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书信和笔记本札记》一书的序言中，1921年，В.А.斯皮里东诺夫在《<时代>和<时世>的方针》一文中，1940年，阿尔卡季•多利宁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尼•斯特拉霍夫》一文中，分别认定，在根基主义思想方面，陀氏是格里戈里耶夫的学生和信徒。对此提出反驳的是著名陀学家瓦列里•基尔波京。1966年，他在专著《6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指出，尽管人们在陀氏的作品中能轻易发现格里戈里耶夫的思想的痕迹，但并不能因此忽视陀氏本人思想的独立性，陀氏作为办刊方针的确立者，“并不是他（即陀氏。——引者注）附和格里戈里耶夫和斯特拉霍夫，而是他们在附和他。” 基尔波京的这部专著是整个20世纪的俄语陀学界中对围绕《时代》和《时世》杂志的根基派思想研究得最为详细、最为客观的作品。
这一时期，У.А.古拉利尼克也致力于陀氏根基主义思想及其相关思想的研究，他的《处于60年代文学-美学斗争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发表于1959年，此文无论从标题还是从内容看，无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它的研究重点是陀氏本人的根基主义思想在作为根基派思想堡垒的《时代》和《时世》编辑部中的表现，特别是在与《现代人》等民主派杂志的论争中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体现。作者认为，根基派在这场思想斗争中是失败的，陀氏兄弟先后创办的两个杂志最终夭折，其主要原因是杂志所体现的不正确的思想和立场。作者指出，在阶级严重分化的年代里，任何一个试图寻求折衷立场的思想流派，都必将落得像《时代》和《时世》那样的下场。 在另一篇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斯拉夫派和“根基派”》中，古拉利尼克研究了作为根基主义者的陀氏与斯拉夫派的思想争论，指出它们存在的共性和差异，不过，作者否定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立场没有丝毫改变。А.Л.奥斯博瓦特在稍后也做了与古拉利尼克几乎相同的研究工作，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早期斯拉夫派（1840年代）》一文里，奥斯博瓦特考察了40年代的陀氏与早期斯拉夫派的思想关系，在《论对根基主义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格里戈里耶夫）》一文里，又研究了陀氏和格里戈里耶夫各自对根基主义做出的思想贡献。后一篇文章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了跟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特色，研究方法和结论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作者将这两位思想家各自的根基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纵向的陈述，同时又将两者的思想进行了横向比较，得出了下列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格里戈里耶夫的思想尽管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并不总是互相关联，但是，它们都必然建立在生活经验之上，这样说来，他们的思想早在40年代就奠定了根基主义的基础。”
20世纪60-70年代，苏联陀学界还围绕陀氏的西伯利亚时期是否属于思想转折期展开了争论。就争论的初衷看，如果承认陀氏的思想存在转变，那么陀氏流放归来后的作品中凸显出来的根基主义思想仿佛就是转变的结果，如果否定转变，那么就会认为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是其一贯立场的体现。尤里•库德里亚夫采夫在1969年的《反叛还是宗教：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书中认为，陀氏的苦役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陀氏的世界观，只是让他摆脱了许多幼稚的乌托邦思想，使他以更批判的态度看待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方法和手段。 而大部分学者则持转变说，认为：经过了沙皇俄国的残酷的牢狱惩罚，陀氏已从一个坚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堕落为一个准斯拉夫主义者。 有的论者因此给流放归来后的陀氏扣上了反动主义的帽子。转变说体现在苏联时期出版的许多学术专著和大量的文学史教材中，在当时俨然是不可动摇的定论。
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前后是俄语陀学界研究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期，从苏联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就苏联境内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而言，都逐渐在摆脱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束缚，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苏联境外的侨民思想界的陀学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之前，陀氏在俄国侨民思想界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他们对陀氏思想的研究没有俄国境内同行必须考虑的政治上的原因，因此，论述相对客观、公允，但对陀氏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的范畴，这也体现在对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上。这一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思想家瓦西里•津科夫斯基的著作。他在《俄国哲学史》第1卷专门辟出相当大的篇幅（第一部分的第十一章）来论述根基派的思想，重点是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根基，而东正教作为根基之核心，也是他研究的重中之重。他认为，陀氏的创作主要是围绕宗教哲学的诸多问题展开的，涉及人类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等领域。在他看来，陀氏那种自觉的宗教意识贯穿了他的所有思想，包括他的根基主义思想。据此，他反驳了侨民思想界另外一位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的说法，认为陀氏在流放之后并没有出现舍斯托夫所说的思想转变，因为陀氏的思想从头至尾都是遵循二律背反的方式运行的。他指出，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作为基督教自然主义的一种体现方式）同时也是正在跨越民族界限的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伟大理想” ，陀氏对人的主题的重视，是其哲学思想一个较为重要的出发点，他称之为陀氏的人格主义，在他看来，陀氏的人格主义是跨越人类学和伦理学领域的。从津科夫斯基的研究来看，我们虽然不能武断地说，侨民思想界从宗教哲学角度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就一定是苏联境内陀学界的盲点，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是对他们国内同行研究成果的充实和丰富。
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就苏联和俄罗斯境内的情况来看，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可能是因为在这一阶段大部分陀学研究者正在从事卷帙浩繁的科学院版《陀氏全集》的编注工作，在这个全集之前公开出版的那些陀氏文集和选集等材料，好像都已经被研究者用尽，学者们正在等待《陀氏全集》（特别是非文学作品部分）公布新的材料，以便依据它们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全面、客观。1976年，这些学者们编注的《陀氏全集》的前18卷，也就是陀氏的“文艺作品”部分，已经全部出齐。从1978年开始，陆续出版文章、札记、政论和书信等非文学作品部分，历时12年，直到1990年，30卷33册的《陀氏全集》才全部出齐。在编者们兢兢业业的剔抉爬梳的艰苦劳动中，凝聚了研究者最多心血、也最有价值的，就是对每一篇作品所作的题解。在题解中，编者对作品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交代，尽可能地收录最经得起推敲的各方学术观点，并做出相对公允的判断。这是80年代到世纪末这将近20年间最大的陀学研究成果。至于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也基本体现在收录于相应各卷的作品的题解和注释中。比如，关于以《食古不化与明达事理》为题的两篇论文，编者指出，它们并不仅仅是重复此前的《<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中的观点，“文章的核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拉开社会有教养阶层与广大的‘普通民众’之间距离的鸿沟的思考，是对究竟用什么方式才能消除这种分割的想法”。 这种解释比较客观，为研究者的进一步阐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20世纪80-90年代，关于以陀氏兄长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名发表在《灯塔》杂志1860年第3期的《<大雷雨>。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出五幕剧》一文的著作权问题，陀学界存在一些争议，因为《<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中的根基主义思想在此文中已经基本涉及。因此，此文著作权的归属，就直接关系到根基主义思想的原创权问题。一部分学者通过语义学、修辞学等方面的分析，认为著作权应属于陀氏。 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没有充足的证据出现之前，应慎重地认为作者主要是陀氏之兄，但不排除陀氏的参与。 关于此文的著作权问题，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20世纪80年代的陀学界，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研究的某些研究结论，似乎没有抓住根基主义思想的要害，不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1986年，伊戈尔•沃尔金在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中比较详细地研究了陀氏的“普希金演说”。这个演说本身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天鹅之歌”，是陀氏再一次借普希金发表自己的根基主义见解。但沃尔金似乎对其中的根基主义思想视而不见，他的解释有时带有阶级分析的色彩，有时又具有文体分析的性质。关于陀氏在演说中所讲的以普希金笔下的阿乐哥为代表的“骄傲的人”，沃尔金的解释似乎有阐释过度之嫌。他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国家跟阿乐哥一样，也是‘骄傲的人’。” 沃尔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个时期陀氏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好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沃尔金似乎忽视了：在陀氏眼中，“骄傲的人”主要是泛指那些脱离根基、处于漂浮状态的知识分子。
在这一阶段，另外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奥斯博瓦特的《关于根基派的札记》，与其说是札记，不如说它更像是对作者此前发表的几篇文章的补充文字。它没有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基本上只能算是作者对以前论述不足的部分进行的细节上的增补。因此，似乎可以说，在这20年间，除了《陀氏全集》编注者们的功劳之外，俄语陀学界关于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基本没有出现重大的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俄语学界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表现就是：在研究具体文本的基础上，以关注当下现实问题（如现代化、全球化以及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为出发点，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正面价值和负面意义都做出客观判断。首先要提到的是А.В.波格丹诺夫2001年出版的新著《根基主义：阿•格里戈里耶夫、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斯特拉霍夫的政治哲学》。该著重点研究了三位思想家在思想争论中表现出来的根基主义思想，集中研究了陀氏对“根基”的理解、格里戈里耶夫对“有机观”的解释和斯特拉霍夫对虚无主义的批判。作者从根基派对民族性问题的理解出发，展开了对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征的具体阐发，论述了根基派民族性理论在俄国社会政治进程不同阶段中的复兴问题。该书认为，根基派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采取偏向保守主义的折衷立场，是他们必然的唯一选择。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结合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思潮，探讨了根基派如何在俄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利用的还是那些被公认为体现根基派集体思想、已被学界多次使用过的文献材料（至于陀氏的作品，该论著利用的主要是其政论，基本上没有涉及对小说文本的思想分析），不过，因为比较新颖的研究视角和比较前沿的学术方向，作者的结论使得该著呈现出鲜明的亮色。此外，在这里不能不提另外一部研究根基派思想的专著，这就是波兰学者安杰伊•德•拉扎里在2000年用波兰文出版《在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圈子里。根基派》一书。拉扎里精通俄文，是波兰的大学教授，该书由别人译成俄文，于2004年在莫斯科出版，因此，我们将其看作是俄语陀学界的研究成果。该书研究以陀氏为中心的根基派思想，做了一些正本清源的辩伪和鉴别工作（主要是关于斯特拉霍夫），重点和主线是根基派思想与“人民性”的关系。由“人民性”概念出发，作者首先将根基派看作是“斯拉夫主义化”的思想家，或者说是诉诸“古典斯拉夫主义”理论的思想家；其次，研究了“人民性”与泛斯拉夫主义的源流关系，特别是《时代》编辑部对1863年波兰起义的态度；最后，根基派的宗教观及艺术观与“人民性”的内在联系，也是作者的研究内容之一。这样一来，在这本不算太厚的专著里，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就完全湮没在这一对对关系的梳理和论证之中，因此，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既不是此书的重点，也没有形成合理的体系。作为一名民族感情很浓厚的波兰学者，拉扎里特别关注根基派思想中极端民族主义的一面，对根基派此类言论作了非常客观的评价。出于这种学术兴趣，该书的附录里还收录了作者在上个世纪末所写的一组论述“根基主义在当代”的文章，追溯了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若干新思潮之共同的根基主义源头。这种独特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视角，是以俄罗斯人为主的俄语陀学界所缺乏的，既是对它的一种突破，又是对它的有益补充。
新世纪以来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研究的新成果，还体现在О.В. 谢杰利尼科娃的论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世界观中根基主义观点的形成》中。该文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将陀氏早年的作品也纳入了研究范围。作者在纵览陀氏早期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以及陀氏同时代人的著述和回忆的基础上，证明陀氏19世纪40年代的思想是介乎于斯拉夫派和根基派之间的独特的社会立场，进而指出，在陀氏早期的幻想家题材的小说，特别是《女房东》里，已经基本具备了根基主义思想的雏型。因此作者的结论是：“形成根基主义之基础的思想，扎根于陀氏的求学和成年时期。” 这种研究方法以及凭借它而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也是富有新意的，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二、英语陀学界
在英语陀学界，研究者们的兴趣和重点各不相同，研究者的自由度相当之大，因此很难出现就同一个研究方向在某一段时间内著述扎堆的现象。但是，跟俄语陀学界一样，英语陀学界对陀氏的研究也是从研究陀氏的生平传记开始起步的。
20世纪20和40年代，英语学界发表了不少陀氏传记。由于传记需要面面俱到，所以对有些需要精细研究的方面只能大略论述，很难顾及深度的研究，对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多少也就隐没在那些泛泛而论的陀氏传记之中。在20年代有一种文化研究方法风靡世界，那就是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它也流行于英语陀学界。就运用精神分析法来论述陀氏的主要作品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专著应该是詹科•拉夫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精神分析批评研究》（1920）。当然，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陀氏作品的英译本是他们赖以研究的基础。在20世纪20-50年代，在英语世界最早问世、并获得广泛影响的陀氏英译本，大多出自康斯坦斯•加尼特夫人（1862-1946）的手笔，这些译本给研究者的阐释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战前的40年代，是英语学界出版陀氏研究专著较多的时期，而二战后的十几年却是陀氏研究专著较少、甚至显得萧条的时期。到了60年代，随着陀氏的书信等非小说作品逐渐被译成英文，随着一批优秀的新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推出，英语学界对陀氏的兴趣越来越浓，关于陀氏的著述也越来越多，研究方法和视角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研究结论也各不相同，有时还存在分歧和争论。比如，就陀氏在流放前后的世界观发生转变还是保持一致的问题，就被有些学者纳入了研究视野。比如，爱德华•瓦西奥勒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主要的小说》（1964）里就指出过评论界存在的这种情况。 由此看来，这一争议既存在于俄语陀学界，也出现在了英语陀学界。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语陀学界的研究越来越细致，表现出陀学专业研究队伍逐渐扩大的趋势。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在之前被英语陀学界轻视或忽略，没有成为研究重点，而现在，它终于作为陀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即由周边到中心的态势，这跟同时期苏联陀学界的情况大体相似。197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埃伦•钱西斯发表了她的文章《“根基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杂志中的一种思想体系》。她认为，根基主义是陀学领域一个重要的部分，根基主义的主要思想都在这两个大型杂志里得到了阐述，“占据《时代》大量篇幅的，首先就是那些提出如何消弭（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深深裂痕的具体建议。” 所以，她对学界长期以来将它们束之高阁、不加研究的态度感到很奇怪。她的这篇文章在通读《时代》杂志的基础上，按照杂志所提出的知识分子接近根基的四个方案——教育、出版、特殊的政治改革和对经济改革的建议这四个方面，具体分析杂志中反映出来的根基主义思想。钱西斯的这篇文章属于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外围研究，它填补了英语陀学界的研究空白，同时也为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做了学术铺垫。她随后发表的两篇论文《根基主义：一种思想体系的演变》（1974-1975）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厚本杂志<时代>和<时世>中的根基主义文学批评与思想体系》（1975），是对第一篇文章的补充和丰富，但研究重点已不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对中心的包围是实现了，但还没有突击进中心。七年之后，加拿大学者韦恩•道勒完成了对中心的这一击。
道勒的这部专著叫《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和根基主义》，其雏型是1973年完成的伦敦大学博士论文《俄国社会与政治思想界的根基主义运动（1850-1870）》。作者纵向考察了根基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横向分析了陀氏和格里戈里耶夫的根基主义思想，还具体研究了根基派在文学、美学、社会教育等方面的主张。这是英语陀学界第一本详细研究根基主义思想的专著，然而，由于作者受苏联陀学家多利宁的观点影响颇深，该书既没有把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某些论点上也继承了苏联同行的倾向性。因此，全书都是以论述格里戈里耶夫的观点为主，似乎要证明《时代》和《时世》杂志的根基主义思想都是格里戈里耶夫的独创，其他人都不过是他的传声筒。比如，他指出：格里戈里耶夫对黑格尔所理解的抽象人性的批判，直接影响了陀氏，“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复了格里戈里耶夫的观点，比如，他曾写道，事实上不存在作为抽象概念的人，只存在作为特殊个别的人”。 因此，他断言，对于根基主义思想，陀氏未有创建之功，只有推广之劳。 可能是出于格里戈里耶夫的偏爱，道勒的研究忽视了陀氏作品中早就存在的根基主义思想，因而作出了在我们看来不算客观的断语，他甚至断言陀氏的“普希金演说”其实是对格里戈里耶夫思想的总结。
在20世纪下半期的英语陀学界，道勒的上述看法很有市场。在他的第一本专著后问世的其他陀学著述也一度附和他的观点，如斯蒂芬•卡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和社会思想》（1991）等。这种看法多少也雷同于另外一位陀学家约瑟夫•弗兰克。在其雄心勃勃的多卷本陀氏传记的其中一卷，弗兰克指出，陀氏作品中常常把人分为“温顺型”和“掠夺型”两种，这种带有根基主义特征的分类，是受了格里戈里耶夫的影响，因为后者曾把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中的斗争称为“掠夺型”的和俄国的“温顺型”的这两者之间的斗争。但是，弗兰克也承认，早在格里戈里耶夫之前很久，陀氏就在《脆弱的心》中提到了“温顺型”人物，因此他认为，这种影响说不能无限夸大：“尽管我们在格里戈里耶夫的文学论文中能发现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联系，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他一些殊途同归的关联点。”
2004年，萨拉•赫兹匹斯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对同一和友爱的新考察》一书。在梳理陀氏思想与斯拉夫派思想的承继、交叉与渗透关系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这两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陀氏的思想基本上都能在斯拉夫派里找到渊源，由此，作者专辟两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陀氏如何用小说的方式表现“伊朗原则”和“库辛特原则”。这两个原则是早期斯拉夫主义理论家霍米亚科夫首先提出来的，前者意味着崇拜自由创造精神，后者是指顺从必然性法则。 赫兹匹斯在此书中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仅仅涉及陀氏在《时代》和《时世》杂志编辑部时期的著述，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方面，作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复道勒的观点，认为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主要来自格里戈里耶夫。在赫兹匹斯看来，即便学界对此常有争议，而且这个谁影响谁的问题难以确定，但这也只可能是这两个思想家相同的思维模式促成了他们对话的基础，正是与格里戈里耶夫的对话促使陀氏提炼和巩固了自己的新思想。
在西方学界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政论作品的大背景下，有一篇研究陀氏单篇小说中的根基主义思想的论文，其结论显得与众不同。这就是法国里尔第三大学的路易•阿兰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角度解读长篇小说<群魔>》。文章指出，《群魔》中的两个关键词“堕落”（即陀氏在题献里引用《路加福音》里的“那群猪闯下山崖”一段中“闯下”一词的引伸义）和“坐不住的人”（如彼得•维尔霍文斯基等人），集中体现了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作者认为，在全体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的“堕落”心态，其实是“一种破坏性力量的非理性释放”，而“坐不住的人”就是比喻那些脱离俄国大地的所谓有教养的人。 这篇细读式批评，一改过去英美等欧洲国家的陀学界普遍笼统点评的习惯，凸显出作者研究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独特眼光。
三、汉语陀学界
汉语学界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研究，跟中国学人对陀氏的接受一样，既晚于欧美各国，研究也相对滞后、片面。最初的研究阶段应该是从译文开始起步的初识期。据学者考证，我国对陀氏的认知是从1918年发表的一篇译自英文的陀氏评论开始的。周作人为这篇评论所写的《译者按语》掀开了中国陀氏研究的第一页。 客观地讲，起先出于中俄文化的巨大差异，后来又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学界对陀氏的接受和研究，始终存在跟欧美学界很大的差别。首先，由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国情使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饱受被西方列强欺辱的滋味，中国读者和译者偏爱陀氏那些表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命运的作品，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陀氏研究者的目光还是集中在这些作品上，研究者高度评价陀氏对小人物的伟大的同情精神，有意忽略甚至否定陀氏在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后所写的大部分小说。其次，关于西伯利亚时期是否属于陀氏思想的转变期，在从英美引入的不同说法中，中国学人开始进行鉴别和选择。沈雁冰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一文，就在点论各家见解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这样看来，陀氏的思想的发展并非全是十年的西伯利亚生活作成的；西伯利亚生活只把他的根本思想加以陶炼。他在西伯利亚的经验只使他的所信愈加坚强，表现出来愈加动人，证明愈加多罢了。总之，陀氏的思想是在内的自成的，不是受了任何学说所写的影响：这句话，我们不妨大胆地把他先接受下来呵！” 这是中国学界涉及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最早的论述。
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和40年代的解放战争年代里，中国学界无暇也无心顾及陀氏那些反映小人物命运的小说以外的作品。直到建国之后，随着50年代文光书店密集地出版陀氏选集，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将陀氏列入1956年纪念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学界研究陀氏的眼光才开始稍微有一些拓展。由于学界在此前的论述中已经基本将陀氏定位为一个描写阴暗面、具有揭露性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以，此时，当以前惯用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之类的阐释法已无法适用于对某些作品（如《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解读的时候，学界便出现了“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这一说法。这是借用自苏联、在当时的中国学界似乎畅通无阻的一种阐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创作方法和世界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涉及陀氏后期宣扬调和论的根基主义思想，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斥之为反动思想。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思想使他发出不成声的叫喊：‘不要抵抗！忍耐吧！’” 这种断章取义的片面解释，完全无视陀氏思想语境的存在， 说明当时中国学界对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基本没有认识。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因，20世纪60、70年代基本上是外国文学在中国的隐匿期。80年代，随着国内几家大型出版社对陀氏作品的集中推出，学界掀起了一个研究陀氏的热潮，翻译、论文、专著犹如火山喷发，一时蔚为壮观。这个热潮的顶峰就是1986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陀氏学术讨论会。这一时期发表的关于陀氏的著述，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重提20世纪20-40年代的现实主义话题，认为陀氏那里具有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特色，不仅有批判现实主义，还有心理现实主义、虚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仿佛现实主义是一个具有无限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是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二是用陀氏的作品来注解“异化”思想，因为80年代开始盛行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异化”的定义来解释外国文学作品。于是乎，仿佛在一夜之间，陀氏那些所谓“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存在矛盾”的作品都成了注解“异化”思想的绝妙例子，刘翘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进入90年代，中国学界长期忽略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情况并未有多大改观。由于90年代国内又流行起现代主义批评，对陀氏创作中现代主义因素的挖掘突然成为陀学著述的重大任务。评论者们大多将目光集中在陀氏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苦难的欣赏、病态的心理以及无意识和意识流上面，仿佛陀氏作为文学大师的伟大就体现在这种善于同时驾驭两架马车——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能力上。这类评论者往往把解答这个问题当作自己挖掘陀氏现代主义因素的动因：“一个现实主义阵营的出类拔萃之辈，竟在现代派家族的神龛上占有重要一席，这该作何解释？” 从表面上看，这种批评好像是对以前乱贴现实主义标签的评论方法的矫正，实质上却是换汤不换药，依然延续了以前的手法，这两种批评方式性质相同，不过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而已。
关于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20、21世纪之交的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涉及，但与全面的认知和真正的研究还存在一段距离。在何云波1997年出版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中，作者已经看到了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要素，即作者所说的“乡土情结”：“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农民当作俄罗斯的根基，把土地看作建立俄罗斯‘村社花园’的基础。他出生、成长、生活、写作都是在城市，但他又是一个城市的批判者，他心目中的理想之乡永远是跟乡土联系在一起的，他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归宿也永远是俄罗斯广袤的大地。” 同一时期，虽然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还不为国人所熟悉，但是根基派的文艺思想开始因刘宁的介绍而在国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1999年出版的《俄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中，刘宁撰写的第十五章就是“根基派的文学批评”。然而，这一章在略述了根基派的形成后，只介绍了格里戈里耶夫和斯特拉霍夫的批评，而没有提及陀氏对根基派思想的理论贡献，给读者的印象好像是根基派里根本就没有陀氏及其根基主义思想的位置。季明举在其研究格里戈里耶夫的专著中，为了突出格里戈里耶夫对根基主义思想的贡献，在论文中多处暗示格里戈里耶夫的根基主义思想是一家独大，比如，作者指出，因为陀氏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时，正值格里戈里耶夫在理论界如日中天之时，所以“在文艺观、创作理念、文化精神方面”深受了格里戈里耶夫“毋庸置疑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出版了不少陀学专著，使得此前汉语陀学专著屈指可数的情况大为改观。赵桂莲在2002年出版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一书，用细读式批评的方法在陀氏的作品中寻找陀氏思想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关系。王志耕在2003年出版的《宗教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一书，运用时兴的宗教批评来考察陀氏作品中的宗教思想。俄罗斯文化，在根基主义思想中就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根基，而东正教思想，又是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对俄罗斯文化和东正教思想的研究，都有助于认识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彭克巽在2006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一书，建立在作者通读《陀氏全集》的基础之上，全书几乎对陀氏每一部作品的写作经过、内容和所体现的思想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因此，全书的篇章也是根据这些作品的先后顺序来安排的。这部专著中有几处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介绍，其中最集中的论述出现在对“普希金演说”的论述里。刘文飞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中，专辟一章来研究陀氏在小说《群魔》中所体现的斯拉夫主义思想。这是中国学界第一次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论战的思想史角度切入对陀氏小说中的斯拉夫主义思想的研究，是一篇把握住了小说思想灵魂的有论有据、论证恰当的论文。但是，作者可能没太重视陀氏在引入斯塔夫罗金和他的跛脚妻子这两个形象时所体现出来的根基主义思想，遂将作家在小说中体现的倾向基本上看作是斯拉夫主义立场，因此认为《群魔》这部小说是陀氏“对西方派的一场清算”。杨芳在2007年出版的专著《仰望天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中，用专章论述陀氏的根基论，内容涉及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很多要素，如人民观和宗教性等，然而，从该章的内容和划分可以看出，作者对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理解似乎还不够全面。比如，关于作为根基主义要素的知识分子，作者的论述显得语焉不详、指向不明，另外，在我们看来，作者把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纳入到其历史观下来论述，这种做法似乎缩小了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高度和意义。
当然，最近几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越来越多地出版陀氏的著作，推出新的版本，各国读者对陀氏的阅读兴趣越来越浓，学界对陀氏的研究正方兴未艾，随着新材料的逐步公布，随着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持续推进，一大批研究陀氏著作即将问世，其中，也必定对陀氏的思想包括其根基主义思想在内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Почвенническое воззрение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проблема Вань Хайсун （Институт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ита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посвященна анализу ситуа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у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ыводы рус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английский-говорящ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ых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ы на следующих главных моментах: Когда в первый раз являлось почвенническое воззрени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Авторство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а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к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или А. Григорьеву? Сибирская каторга и ссылка являетс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м поворото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ли нет? Основ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о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истории достоевсковеден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оно было недооценено и немного игнорированно в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м контекте. Причина этих споров анализирована конкретно в трех частей этой стать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