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罗斯与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俄罗斯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领域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欧亚主义作为一个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侨民界的政治思想与历史哲学流派，在继承和发展俄罗斯社会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对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本文从哲学与文学的角度阐析了欧亚主义的思想来源，探讨了俄罗斯地缘位置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性、斯拉夫主义这一俄罗斯传统的社会思想语境、斯宾格勒的西方危机理论以及俄罗斯文学千年来对“西方还是东方”这一命题的书写与回答等因素对欧亚主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多方位地考察了欧亚主义的历史文化根基。
关 键 词：欧亚主义 俄罗斯文学 斯拉夫主义 丹尼列夫斯基 斯宾格勒 Eurasianism Russian Literature Slavism Danilevsky Spengler
欧亚主义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侨民界的政治思想与历史哲学流派，其创始人为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地理学家与经济学家萨维茨基、思想家弗洛罗夫斯基和历史学家苏甫钦斯基。1920年特鲁别茨科伊的奠基性论著《欧洲与人类》问世，标志着欧亚主义的诞生。作为一个涵盖了宗教哲学、历史文化、政治学与民族学的宏大思想体系，其麾下集结了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萨维茨基、语言学家雅各布逊、哲学家卡尔萨文、弗兰克、伊里因、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文学批评家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等一大批俄侨知识精英。
俄罗斯与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俄罗斯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领域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很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因其自身所处的独特地缘环境与历史境遇一直徘徊于东西方之间。欧亚主义是极富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俄国知识分子继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之后，对俄罗斯的民族属性、文化属性、国家属性和发展路径所做的又一次思考与探索。欧亚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其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应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去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他们建构的“欧亚俄罗斯”(Россия-ЕВразия)作为一个非欧非亚、亦欧亦亚的国家，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空间，更是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文化空间与终极精神家园。
欧亚主义将东正教视为自己的思想基础，认为其构成了“整体文化自我发展的核心”与“文化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1](65)只有东正教才能“使欧亚俄罗斯成为文化综合个体得以存在，而其本身又是这一存在的最高形式”。[2](36)欧亚主义还反对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和欧洲中心主义，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与独立性，提出了俄罗斯文化既不属于欧洲文化，也不属于亚洲文化，更不是二者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独特的、作为有机统一体的欧亚文化。
欧亚主义的学说是建立在对俄罗斯历史发展与地缘位置的独特性的全面认知与深度考量基础之上的，其对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基于斯拉夫主义这一传统社会思想语境，斯宾格勒的西方危机理论亦成为其思想助力，而俄罗斯文学更是以其千年历程书写着欧亚主义的精神内涵。
“俄罗斯处在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一事实，就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诸前提之一”，[4](2)其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独特地理位置对其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亚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对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思考与诠释，就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国家发展路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洲，是世界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历史上其领土面积最大时曾一度接近欧亚大陆的一半，几乎占据了东欧和北亚的全部。俄罗斯的地形以平原为主，拥有东欧平原的绝大部分与西西伯利亚平原。横亘于两大平原之间的乌拉尔山脉虽然在传统上被视为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但实际上并非天然存在的分界线，更未将欧亚大陆这一完整的自然系统与地理空间分为两个不同的自然区域。东欧平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广阔的特殊区域，其间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着冻土、森林、草原与荒漠。[4](47，48)自古以来，东斯拉夫人及后来的俄罗斯民族与亚洲游牧民族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特别是亚洲游牧民族，他们一直散居在南俄草原上，保持着自己亚洲式的生活方式，如同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一样。
此外，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自身地理特点来看，也并不具备有别于亚洲的“地形的变化较多”、“海岸线异常曲折”这两大特征，相反，倒与亚洲具有相同的地理、气候等特点。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据此将俄罗斯定位为“一个过渡的国家，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在文化上与欧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自然特征方面却更像亚洲。[5](37)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是一个在“复杂和变化的多种族空间中”[6](10-11)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多民族的国家。南俄罗斯的新石器文化遗迹显示，早在公元前4000年，定居于此的农耕民族就开始了与入侵的游牧民族的斗争。从此这一斗争就成为了俄罗斯历史的主题。自公元前1000年起的两千年间，操色雷斯语的辛梅里安人、伊朗语的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日耳曼语的哥特人、维京人、突厥语的匈奴人、阿瓦尔人(柔然人)、伏尔加—保加尔人、可萨人等都曾征服过俄罗斯草原。而在黑海沿岸，希腊人早在公元前7世纪起就建立了殖民地，此后这里又被罗马帝国统治。在公元前几百年间，南俄罗斯草原一直处于古希腊文化与伊朗文化的共同影响之下，这大概是俄罗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发生碰撞、交流与融合。
公元7世纪，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可萨人征服了俄罗斯东南部，皈依了犹太教的可萨汗国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姿态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文明建立了广泛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更是在其国土上落地生根，为日后基辅罗斯的崛起及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走向埋下了伏笔。988年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地带的基辅罗斯接受了拜占庭的基督教信仰——东正教，从此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东翼。罗斯受洗确立了俄罗斯文化的思想根基，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的涌入为其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是，选择东正教也导致了与罗马天主教的疏离，使罗斯丧失了吸收罗马天主教文明成果的机会，与拉丁文明及西欧的隔绝更是加深了其与西方的隔膜。
公元11世纪中期，基辅罗斯因内讧不断而走向分裂，与佩切涅格人、波洛夫奇人等草原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战争更是令其雪上加霜，直至最终被蒙古人征服。长达二百余年的“蒙古桎梏”(1243-1480)对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一方面它切断了罗斯与拜占庭、西欧的联系，加剧了罗斯的孤立，使其未能加入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当中来，从而最终丧失了融入欧洲历史进程之中的机会；但另一方面，蒙古对俄罗斯长期的占领和统治不仅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军事制度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蒙古烙印，也带来了人口的北向迁移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金帐汗国瓦解后，俄罗斯用了几个世纪完成了对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的征服，最终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其现代版图的基本轮廓。
俄罗斯的独特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走向决定了其在自身发展道路选择上的两难处境，斯拉夫主义、西方主义与欧亚主义无不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与解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特鲁别茨科伊、古米廖夫等欧亚主义代表人物更是别具一格地攫取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与亚洲指向性，成为其构建欧亚主义学说的来源与基础。
斯拉夫主义是一个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哲学与社会思想流派，致力于探讨俄国的独特性及其与西方的类型差异等问题，其奠基人为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兄弟与霍米亚科夫。斯拉夫派坚决反对西方派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张，强调俄国基于人民的东正教信仰与村社制传统，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欧的独特发展道路。斯拉夫主义以其“神圣俄罗斯”原则、“以精神整体性反对西方唯理主义、以东正教的聚合性对抗西方的个人主义”的“哲学世界观”[7](255-256)对其后俄国哲学与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欧亚主义学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欧亚主义者深知，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是其无法回避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欧亚主义是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折中方案，而其反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也决定了他们必然对斯拉夫主义抱有较强的认同感。作为俄国哲学与社会思想传统的重要继承者之一，欧亚主义在其著作、文集和文章中就清晰地显现出与19世纪俄国哲学、尤其是斯拉夫主义的亲缘关系。欧亚主义者毫不讳言自己将斯拉夫派中老一辈的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后来的丹尼列夫斯基、列昂季耶夫、斯特拉霍夫以及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视为自己的理论先驱。一些学者甚至据此把欧亚主义者视为斯拉夫派的继承者，例如俄国哲学家斯捷蓬就曾戏称欧亚主义者为“未来主义时代的斯拉夫派”。
欧亚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以探究俄国的历史命运与发展道路为使命，其理论来源可以上溯至16世纪20年代普斯科夫修道院的菲洛费伊长老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他在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写道：“所有基督教王国都将一统于您的王国，您是地上唯一的基督教沙皇。两个罗马已经灭亡，只有第三罗马岿然屹立，而第四罗马则不会再有。”[8](381)“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的产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其所包含的“俄罗斯民族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它将代表上帝在地上行使‘救世使命’，它负有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和使俄罗斯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的重任”的内涵，[9](47-48)赋予了俄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自此开始，他们在济世经邦情怀的观照下，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进行着孜孜不倦地探索与解答。如果说斯拉夫主义是俄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建构民族精神思想体系的初次尝试，那么欧亚主义就是俄侨知识精英在20世纪提出的国家发展道路的新设想与新方案。
在斯拉夫主义思想家中，对欧亚主义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丹尼列夫斯基与列昂季耶夫。作为最早系统阐述文明多样性与俄罗斯文化独特性的学者，丹尼列夫斯基在《俄国与欧洲》(1869)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建构模式。他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埃及、中国、亚述—巴比伦—腓尼基(迦勒底、古闪米特)、印度、伊朗、犹太、希腊、罗马、新闪米特(阿拉伯)、罗曼—日耳曼(欧洲)，以及墨西哥(阿斯特克)与秘鲁(印加)等12种文化—历史类型。在他看来，每一种文化—历史类型都是宗教、社会、日常生活、工业、政治、科学、艺术、历史发展因素的总和，也都有自己的产生、发展、繁荣与消亡的过程。
丹尼列夫斯基将人类活动区分为宗教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包括科学、艺术与工业)、社会经济活动这四种形式，并以此对上述文化—历史类型进行了分类：第一种是原始类型，其特点为上述四种活动合为一体，主要包括埃及文明、中国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与伊朗文明；第二种是一元类型，即只发展一种类型的活动，包括犹太文化(发展了宗教)、希腊文化(发展了艺术)与罗马文化(发展了政治)；第三种是二元类型，这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在科学与经济方面成就斐然的罗曼—日耳曼文明就属于这一类型；最后一种四元类型是一种此前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特殊文明，丹尼列夫斯基通过对俄罗斯独特的历史、文化、东正教在俄罗斯人民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被视为理想社会萌芽的村社制等的综合考量，得出了尚处于形成阶段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必将担负起将上述四种人类活动形式集于一身、和谐发展的光荣使命与历史重任的结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丹尼列夫斯基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位欧亚主义者，他对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斯宾格勒、汤因比西方学者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成为别尔嘉耶夫、特鲁别茨科伊、古米廖夫等欧亚主义者的理论先驱。别尔嘉耶夫正是在其影响下，将俄国与东西方的关系定位为“俄国既不能像东方那样自决，也不能将自己等同于西方，俄国应该将自己认知为东方—西方，是两个世界的连接者，而不是分隔者”。[10](244)此外，丹尼列夫斯基秉持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反对将历史进程视为涵盖世界上所有国家与民族的统一演进过程的传统观点，以埃及、中国、印度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一事实驳斥了西欧历史学家欧洲文明是先进的、亚洲文明是落后停滞的论断，揭露了以欧洲文化作为评价其他民族文化的标准的荒谬。特鲁别茨科伊在《欧洲与人类》等早期著作中就继承了丹尼列夫斯基的上述思想，不仅重点探讨了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与西方文明的自私本质，还特别指出了“非批判性欧化”给非西方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
从总体上看，欧亚主义虽然师承于斯拉夫主义，但与斯拉夫主义也存在着一系列观点分歧。首先，欧亚主义者对村社制的看法也迥异于斯拉夫派。早在欧亚主义的第一本论文集《走向东方》(1921)的前言中就断言村社只是“俄罗斯文化的一种历史过渡形式，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努力将其消灭”。此外，欧亚主义者否认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存在，“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政治方案”，认为与捷克、波兰等的西斯拉夫文化相比，“图兰民族的文化与俄罗斯文化更接近”，图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是由“共同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1](5)
追根溯源，欧亚主义对泛斯拉夫主义所抱持的反对立场源自俄国哲学家列昂季耶夫。作为丹尼列夫斯基的继承者，列昂季耶夫不仅赋予了前者的思想以“形而上学和历史哲学”的性质，更是在诸多问题上超越了前者。首先，他坚决反对俄罗斯文化融入泛斯拉夫主义，在他看来，各斯拉夫民族之间没有共同的宗教和文化，统一的斯拉夫世界和独特的斯拉夫文明从未存在过；斯拉夫主义者的这种民族局限性必然导致俄国对自身使命认知的偏差和对俄国文化独特性的破坏。其次，列昂季耶夫挖掘了拜占庭主义对俄国的深远影响，指出源自拜占庭的东正教和君主专制制度构成了俄国人民日常生活与国家制度的基础；任何对拜占庭主义的背叛，都会使俄国走向毁灭。[12](116)最后，列昂季耶夫特别强调俄国作为一个地处欧亚两洲的特殊国家，应该发展自己独有的斯拉夫—亚细亚文明。列昂季耶夫的上述思想获得了欧亚主义者的高度认同，他们不仅承袭了其保守主义立场，肯定了东正教在俄国历史发展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而是一种独特的“欧亚文化”的观点。
20世纪初，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陷入了一个经济萧条、矛盾激化、道德沦丧的历史动荡时期，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悲观苦闷、焦虑怀疑与非理性主义的氛围之中。面对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危机，欧洲思想界也开始对人类历史发展与西方文化的命运等问题展开深入的思考。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以其超常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了西方文化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其振聋发聩之作《西方的没落》(第一卷，1918；第二卷，1922)甫一问世，便在欧美引起了巨大轰动，亦成为欧亚主义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最早将《西方的没落》一书介绍到俄国的是斯捷蓬，他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与欧洲的没落》一文使俄国读者初次领略了该书的思想内容。相较于俄国宗教哲学家们的谨慎态度，欧亚主义者对这部轰动西方的历史哲学著作则是持赞赏与欢迎态度的。斯宾格勒的多元文化史观与欧洲文化危机等理论很快就引起了欧亚主义者的共鸣与深思，特鲁别茨科、萨维茨基、古米廖夫等人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多元化思想，对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索与阐述。
斯宾格勒主张摈弃传统的“古代—中古—近代”线性进化论世界历史建构模式，认为这一长期主宰西方历史研究的“托勒密体系”将西方的历史与文化置于中心位置，而把其他伟大文化仅仅看成是环绕这个中心的“行星”，是无法全面有效地审视世界历史的。斯宾格勒运用比较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区分了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八大文化形态。在他看来，“历史的世界就是一个由多种文化形态组成的多元的世界，各个文化皆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产生、发展和衰落，各自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质”；[13](第一卷，25)强调只有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赋予所有文化以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形式与运动及其终极意义。斯宾格勒还特别强调，文化作为一种有机体，必然要经历一个在空间中不断实现自身、在时间中不断消耗自身，最终走向终结的过程，这是所有文化的宿命。每一种文化都要经过如同个体的生命所要经过的孩提、青年、壮年和老年时期。从罗马式和哥特式风格的初生时期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垂死时期，西方文化经历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终走向了终结。与其相比，俄罗斯文化不仅是一种独立于西欧的文化，更是一种属于未来的文化。
俄国一直试图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语境下认识自己，俄罗斯思想就是作为历史哲学成长起来的。其实，早在斯宾格勒之前，恰达耶夫、霍米亚科夫、丘特切夫、丹尼列夫斯基、列昂季耶夫、索洛维约夫等俄国文化精英就已经预言了欧洲文化的没落。欧亚主义者同样也认为长期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的罗曼—日耳曼文化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与分裂，势必被新的文化取而代之，俄罗斯民族将与其他东斯拉夫民族与居住在欧亚俄罗斯的非斯拉夫民族一道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斯宾格勒有关“古代—中古—近代”这一历史架构荒谬狭隘、西欧文化的“浮士德式”特征的论断及其与欧亚主义在看待欧洲文化走向历史终结问题上观点的契合，为秉持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欧亚主义者接轨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形态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促使其对俄罗斯民族认同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考量。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借用了矿物学的“假晶现象”(пceвдомopфозa)这一术语来描述了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即年轻的本土文化受到古老的外来文化的强力打压，不仅无法形成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更不能充分发展自我意识，由此对古老的外来文化越来越抱以怨恨和憎恶的态度。俄罗斯文化就是“假晶现象”的典型例证。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前，俄罗斯文化一直在独立自足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从1703年彼得堡建造之时起，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假晶现象，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首先是已呈完满的巴洛克躯壳，随后是启蒙运动的躯壳，再后则是19世纪的西方躯壳”。[13](第二卷，171)自此俄罗斯人开始仇视欧洲，认为欧洲的就是非俄罗斯的，意味着异端的和魔鬼的。欧亚主义者不仅接受了“假晶”这一术语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著作中，更是赞同斯宾格勒对俄罗斯“欧化”现象及其危害的分析。他们对彼得一世改革是持坚决否定态度的，认为其破坏了俄罗斯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给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主张俄国重新回到彼得一世改革之前的传统发展道路。在他们看来，俄国的独特性就在于俄国与亚洲的联系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而与西方的联系则要晚得多，且是由上层刻意为之。此外，《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悲观主义论调也显示出了斯宾格勒的保守主义立场，而在这一点上他与欧亚主义者无疑是相通的，后者基于新保守主义思想，提出不仅要将东正教作为俄国的意识形态，更要使其成为世界的意识形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斯宾格勒将世界区分为“作为自然的世界”和“作为历史的世界”，其中自然是已成的，遵循“空间的逻辑”和因果必然性，而历史则是正在生成的，遵循“时间的逻辑”和命运的必然性。欧亚主义者接受了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观，借助“空间的逻辑”与“时间的逻辑”的对抗与互动，基于“俄国既不是亚洲，也不是欧洲，而是一个独特的地理世界”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发展地”(мecтropaзвитиe)这一概念，对长期困扰俄国的“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发展地”一词最初是由萨维茨基提出的，作为欧亚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将地理因素与历史因素融为一体，充分反映了社会共同体与地理景观之间时空相互作用的过程。“发展地”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涵括历史文化表征，其基本内涵为“社会—历史环境应该与其领土合为统一整体，融为一个地理个体或地理景观”，[2](283)强调社会主体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统一。欧亚主义者认为欧亚俄罗斯作为欧亚文化的发展地，是一个不同于欧洲与亚洲的特殊世界，一个特殊的命运共同体；其所孕育的欧亚文化是自古以来就在此居住的各个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之间不断对抗、交流与合作的结果，是一种有别于欧洲文化、亚洲文化与斯拉夫文化的特殊文化—历史类型。
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特有的文化思潮，亦与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刻的关联。欧亚主义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许多俄罗斯作家，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创作中表达与表现欧亚主义思想。“西方还是东方”这一欧亚主义的核心命题，自18世纪由俄国剧作家冯维辛首次提出以来，一直是为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母题之一。其实，早在《往年纪事》、《伊戈尔远征记》、《三海旅行记》、《阿瓦库姆行传》等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对这一问题已经有所触及。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罗斯社会开始出现“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的对抗，这种因价值观和社会理想的差异而导致的分裂使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越发尖锐地摆在了俄国知识分子面前。俄罗斯文学正是在这一充满精神张力的社会思想文化语境下形成、演变并走向成熟的。特别是近三百年来，“西方还是东方”作为俄罗斯作家的一种潜在的、隐含的思维范式，促使俄罗斯作家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关注和思考这一问题，从而赋予了俄罗斯文学以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并最终成为欧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此外，俄罗斯文学还以自己的方式对俄罗斯与东方的关系进行着解读，东方母题与东方主题贯穿于俄罗斯文学从古至今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俄罗斯文学对东方的兴趣首先就是由其所处的欧亚空间在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关系方面与东方民族的毗邻所造就的。历经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布宁等作家对东方问题的思考与阐释，俄罗斯文学最终完成了对西方主义的超越，将多元文化精神置于文化身份书写当中，从而开启了一个走向东方的新时代。
从冯维辛命题、恰达耶夫问题到赫尔岑的“斯芬克斯之谜”，俄罗斯文学始终引领着、参与着和总结着俄国文化精英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俄罗斯文学在其自身的千年发展历程中，不断地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和记录着俄罗斯从欧洲中心主义到东方中心主义的转向，从而契合并参与构筑起了欧亚主义的核心思想。
欧亚主义阵营中汇集了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俄侨知识精英，他们都曾亲身经历了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最终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选择了背井离乡，侨居异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范围内引发的灾难感与危机感、去国离家漂泊异域的幻灭感与思乡之痛成为欧亚主义产生与传播的土壤。作为一个成员驳杂、枝蔓繁复的学派，欧亚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从最初的纯粹的、非政治性理论思潮到后来的带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学说，其核心理念——对俄罗斯双重性与独特性的把握、对作为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欧亚俄罗斯的建构，对俄罗斯肩负救世使命思想的阐发——却从未改变，即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欧亚主义体现了俄侨知识分子的复杂情愫，作为“被放逐者”，他们被迫告别了以往的生活方式，饱尝寄人篱下、归国无期的痛苦，却依然保持着捍卫俄罗斯思想和根基的高度使命感，自觉肩负起俄罗斯文化守护者的责任。也正是本着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中很多人对十月革命并未抱以敌视的态度，甚至还对其寄予希望，认为俄罗斯从此可以冲破欧洲经验的樊篱，革命以自己的破坏力为俄罗斯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不仅意味着旧俄国的终结，更标志着新俄罗斯国家的诞生。欧亚主义者中的很多人都认为与苏联合作是可行的，也表现出与苏联合作的意愿，因为在他们看来，苏联意味着俄罗斯救世使命的部分实现。与斯拉夫主义等以往的思想流派不同，欧亚主义者一直表现出采取一定社会行动的实践诉求，越到后来他们对国家制度和法律问题的兴趣越浓厚，甚至学派领袖也由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更迭为地理学家、经济学家萨维茨基与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欧亚主义者接受十月革命和苏联源于他们强烈的政治实践意图，他们甚至渴望有朝一日能重返祖国将他们的政治理想付诸实现。
“最后一位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曾预言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正如欧亚主义思想家们所期待的那样，欧亚主义最终成为了20世纪末俄罗斯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不仅填补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思想的“真空”，“成为俄罗斯革新的思想体系与俄罗斯复兴的新范式，更是赋予了后工业信息社会跨文明关系新思想典范”。[1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