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近日，湖南省临澧县副县长、34岁的刘涛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开始种植红心猕猴桃，你怎样看待这条新闻？

杨团：此类事情在增多，这是一个好现象。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以往，大家都想去当公务员，并不见得是内心的追求，而是遵循社会普遍的认知——公务员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这个职业令人羡慕。

现在，这种惯习——以外界评价为职业选择第一要义，已经不那么牢固了。一些年轻人开始向内心寻找，这一生到底怎么过，才是我自己、我个人真正期望的。个性张扬，追求自我实现，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一个重要标识，青年尤其是有知识的青年愿意返乡的比例在增加，正说明了这一点。

我是和共和国同时诞生的，我们这一代人大都习惯于按照党和国家的指令，以及社会、外界所认可的方式，循规蹈矩地工作和生活，满足于不出格、随大流，不懂得选择，也不会选择，更不用说自我创造了。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人的解放，把几乎一模一样的“木头”似的几亿人，还原为具有不同个性、不同追求、不同思维的鲜活的人。尤其在移动互联时代，人的创造如汹涌澎湃的火山喷发，而且越是年轻人，越能不受束缚、随心所欲地创造，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了，选择和创造就是生活。

大家都该记得，20多年前发起的“希望工程”，倡导全社会支持乡村青少年走出大山，到外面求学。那时的乡村，生产生活水平都很低下，孩子上不起学。帮助他们走出大山，等于帮助他们走出贫困，追求幸福。这么多年过去，现在的农村，生活水平比以前是提高了很多倍，但是，乡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走空了，只剩下留守老人、妇女和很小的孩子。淳朴的乡情丢失了，乡情所承载的社会信任不见了，大片的土地荒芜了，河流干涸了，有滋有味、丰富多样的农产品被化肥农药改造成一个味道，甚至含有毒素了。

原来的家乡变得完全认不出了。这让那些当年走出大山，进了城、出了国、得到一份稳定职业和不菲收入的年轻人，还有支持他们，对什么是好的发展怀有憧憬的同代人心里都很不好受。知识是用来做什么呢？首先是增进思考和分辨的能力，这是行动的推动力。当年轻的一代懂得了什么是值得保留与珍惜的价值，就会产生返乡或支持返乡愿望和行动。

除了乡村问题，这些年城市病的显现也从反面推动了返乡。一些白领阶层里的人厌倦了城市里的生活，感悟到乡村的美好，希望自己的一生哪怕留住短暂的美好，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单纯，吃进肚子里的食品更安全，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能展现。

于是，他们行动起来，而且主动联合各界人士，以爱故乡为主题，推动更多的人返乡创业和支持创新改变未来。中欧校友爱心联盟以“i20-让故乡年轻”公益晚会的形式，邓飞以“e农计划”的形式都在做倡导活动。这部分人的能量大于他们的人数，而参与这类行动的人数目前在逐渐增加中。

可以说，无论是出于自身的考虑返乡，还是对故土的眷恋返乡，都是生活方式在转变之中的表现。

返乡潮将会在未来五到十年形成一个高峰

《中国青年》：在你看来，这种生活方式转变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或者潮流？

杨团：2013年末，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主办过首次全国性的“返乡青年汇”活动。当时我下过一个判断，中国的返乡将会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形成一个高潮。

我做这个判断的根据，一是中国农村的问题基本到谷底了，青壮年常年出走，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看家成为普遍现象，农村人口结构与其社会结构的演变造成农村的整体衰落，出现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二是农村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相互脱节，党中央、国务院连年向农村投入上万亿资金，但除了大力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外，并未在整体发展上见到根本性改变。应该说，这种局面不能再维系下去了。这在中国千年历史上可以说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规律，就是见底翻盘，翻盘向上。中国的“三农”改革一定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子。在这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乡村人口结构的改变是其中重要一环，所以，返乡青年的行动不仅利于乡村、利于自身也利于国家。那么，它为什么不会在未来形成大趋势或者大潮流呢？国家为什么不会予以政策支持呢？

《中国青年》：在你看来，哪些人群会构成返乡潮的主体？

杨团：第一类是农民工。从底层的建筑工人到中小企业家都包括在内。他们在农村是有根的，对土地有感情。

30年前从农村走出来的这些人，在城市不仅积累了资金，更开阔了视野，有了自己的选择和主张。他们返乡后，成为农村骨干的概率最大。走出大山，回到大山，这件事可以证明，中国不但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人的精神也在成长。

第二类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觉得农业是可以展示自己才干和创意推动的行业，他们的乡建通常比较创新。从乡村走出来的这类人更多一些，当然也有城市出身的。

第三类是功成身退的中年人，他们在市场经济前三十年拼搏中积累了财产，他们返乡更想做一个闲在的闲云野鹤，以愉悦身心为目的做有机农业，首先为自己、为家人，同时当然也给农村带来了新鲜血液。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融入了当地乡村的社会生活。

第四种力量是组织化的NGO或社会企业，比如小毛驴农场、社区支持农业、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凤凰公社、梁漱溟乡建中心、滋根，还有乐施会、宣明会等境外的涉农NGO，都从不同维度关注农村问题和乡村建设。

《中国青年》：现在距你作出的判断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时间，目前有无变化？

杨团：我把很多社会观察结合在一起，能看出返乡行动是涨势，不过，我以为涨的速度目前不是太快，算作前期吧，而五到十年这个趋势将会蔚为大观。

从社会政策上看，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点鼓励的返乡主体应该是农民工，还不是大中专毕业生。政策的把握是很重要的。当然，大中专毕业生还有白领返乡，其社会影响力往往更大。

无论是弥合城乡裂痕,还是振兴农村，都需要青年返乡

《中国青年》：返乡大学生在返乡浪潮中处于什么位置？需要注意些什么？

杨团：大学生返乡创业，目标比较明显，舆论比较关注，但人数不多。这些人要想真正在农村扎根，可能需要成群结队，要进入当地的农民组织，才有希望坚持下去。返乡大学生一定要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我看来，真正扎根在农村而且能做出成效的，不太多。除非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让农民信任你，成为他们的领头人。

这涉及一个前提条件，即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状况。目前，中国的各类农民合作组织130多万，超过一多半规模都很小，而且缺乏真正的合作意识和合作制度，能够让大学生愿意进入并为其做贡献、还能养得起自己和家庭的合作社更少，这也是一些大学生心里想着返乡却迟迟不敢行动的重要原因。而创业本身是创新活动，大学生在农村创业并不容易，要找准方位，建设团队，当作长期事业而不是短期项目来做。

《中国青年》：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好的话，会引领接下来的返乡潮吗？

杨团：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的事，涉及“三农”的深度改革。我们有本书《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2015卷)》刚出版，2015卷已经是第二卷了。我们觉得，如果把综合农协的事情做好，返乡青年就会大批的进入。

综合农协这一体系在20世纪初诞生于日本，这一组织兼具合作金融、农产品供销、加工、农机推广、社会服务等综合性职能，全称叫做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在乡镇的基层农协被称为综合农协。它既可以给农民带去经济利益、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又能够有效地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它的资金来源于自己创造的经济价值，当然，政府也给予制度化的资助。

中央4月份发了个11号文件，网上全文刊载了，是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的综合改革。我们有一个期望，供销社这样一个直接涉农、多元多功能、大体量、层级完整的组织体系，如果能够做好综合改革，能够将基层合作社改造成为乡镇一级的综合农协，就可以创造大量的青年就业岗位。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乡镇农协拿工资的员工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中国有多少乡镇？大约5万多个吧，那可能就是500万～1000万个就业岗位。

如果国家制订出一个完整的计划，加上对农民工和青年返乡有更多的关注和政策引导，相信就会引发返乡大潮。

《中国青年》：最近，返乡创业热度不减，是不是跟互联网+，跟万众创业、大众创新有关系？

杨团：当然有关系，这是国家的号召。但是我却觉得，大量年轻人做电商，未必是正确的选择。电商实际上是组织和技术方式上的变革，大大降低了成本，边际成本为零。乡村电商的空白已经被工商资本看到，早就纷纷占地盘了，返乡青年可能会成为其体系中的一员，等于做下线，而真正自己创业、独立去做还是很难，当然不等于不能做，我就知道有做得很好的几个案例。

如果做电商，要找到自己的独立优势，最好的方式，可能是跟农民合作社结合起来，要搭建“线上线下共同合作的平台”。

《中国青年》：电商未必是正确的选择，在你看来，正确的选择可能还包括哪些？

杨团：我觉得主要方向还是农业，因为农业以土地为本。这个农业包括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社区营造等等。

再有一个就是农村的文化。非遗、古村落，民俗等等，做这些的困难在于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和投入，不比农业，农业只要投入就会有产出。而文化的产出是精神的愉悦。这部分工作非常重要，农村不只是农作物的产出地，还是文化和精神的产出地。对此，社会的认识、政府的认识都还很不够，我想，未来一定会考虑乡村耕读文化的恢复问题，乡村文化的重要性会得到提升的。

《中国青年》：对于今天方兴未艾的返乡创业潮，怎样在宏观的背景下看待其意义？

杨团：首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再不改变，就会伤及国本，伤及民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贵州毕节四兄妹自杀，无论什么原因，孩子自杀是事实。大孩子如果不是绝望的话，怎会带着那么小的妹妹自杀？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到了断裂的地步，再不对这样的农村进行彻底的改造，是活不下去的，不只是经济水平，社会生活的匮乏也会使人活不下去。我们不仅要推动青年返乡，甚至要推动全体国人关注农村，关注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弥合城乡差距，弥合城乡的信任和情感，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尽的责任。

第二点，三农的现代化，需要一群有知识、有能力、有抱负的青年人去推动。现在农村留下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难以承担推动三农现代化的任务，这就需要一批长期志愿军。需要青年以长期奋斗、扎根农村的精神返乡。也就是说，无论是弥合城乡裂痕，还是振兴农村，都需要青年返乡。

第三，对于创业青年来说，农村有比城市更加广阔的天地。当今农业，已经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概念了。农业实际上是综合的六次产业，通过农业生产向二、三产业延伸，促进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我们对农业的概念和看法都应该转变了。眼下，在生态农业方面，有太多不为人所知的领域等待人们去开发，而城市里面，已经没有多少空白地带可以作业了，未来，不仅是中国青年要返乡，到农村去，其他国家的青年也会走向农村，去寻求更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这是对自己对乡村对国家有利的事情，返乡对农村是机会，对青年人更是机遇。

第四个，从国家政府的角度，要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最大的短板、最大的弱项在农村，这需要通过青年返乡创业等方式补上。

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