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家，其创作活动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等领域并均有很高成就。一九二一年《沉沦》的出版宣告了一位小说家的正式登场。他的“自叙传”小说更是开了我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正因如此，历来对郁达夫的研究也集中在他的小说创作。由于他思想性格和创作表现的复杂性，这些研究和评价也是异说纷纭。总的看来，二、三十年代的郁达夫研究争论比较激烈，誉之者不少，毁之者也多；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郁达夫研究领域少了一些争论，批判否定之风大盛，客观中肯的评价凤毛麟角，见出“左”的政治思想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学术气氛逐渐正常化，人们重新认识并肯定了郁达夫的创作和思想，研究工作蓬勃开展，并取得了许多可贵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其散文、诗歌、文艺思想等的研究，尚显薄弱。为了尽可能完备地展现历年郁达夫研究的得与失，本文把七十多年来的郁达夫研究大致分为二个阶段，即（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郁达夫研究的受挫和停滞；（二）新时期至今——郁达夫研究的复苏和蓬勃发展。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二年追认郁达夫为烈士，但这都没能促成郁达夫研究的新的发展。在近三十年间，由于特殊的政治空气，左的思想统治了学术界，具体到郁达夫研究领域，就发生了不应该有的曲折，郁达夫研究陷入了更长时期的停滞，研究文章和专著极少，客观中肯的评价更是鲜见。

一九五○年， 丁易为《郁达夫选集》作序（注：《人民文学》，1950年10月1日第二卷第6期），对郁达夫的创作和生活道路均予以过激的否定。他说：郁达夫的作品“在积极方面虽然揭穿了旧礼教的虚伪和尊严，但这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对于现实的反动政治无损于秋毫，而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却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老实说，达夫先生的这些作品在这个时期，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了”。对郁达夫的生活道路，丁易也作了许多言过其实的批判和否定，如说郁达夫在北伐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是“动摇的”，“一遇挫折，便又萎缩了下去”；“在动荡时代的漩涡中心上海”，他“主要的事情却在搞恋爱”，后来到福建，更是“沦落到官僚的幕中，消沉的近于妥协了”。这篇充满“左”的倾向和评论的文章，却被视为解放后对郁达夫的最早、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性的论述，并为以后近三十年的郁达夫研究定下了基调，此后不少论者的论述都是在这种限定下进行的。其中又以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第一卷）表现最为突出，一些批判性的话，说得比丁易尤为过份，这里不一一细举。

然而，就是在这种研究氛围中，客观严肃的郁达夫研究并未断绝。曾华鹏、范伯群合著的《郁达夫论》以严肃切实的科学精神对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这在当时，确是难得。此后田仲济的《郁达夫的创作道路》也对郁达夫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评价，虽然理论上略显单薄，但也避免了“左”的倾向。唐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的评价也较中肯，书中指出了郁达夫的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强烈反抗，而是一种带一点灰色、感伤的调子”，而较多肯定《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而对《沉沦》却少有正面论述，也说明“左”的倾向仍在影响着对郁达夫的研究。

总观这段时期的郁达夫研究，在四十年代为战火中断停滞，而解放后的郁达夫的研究陷入长时期的停滞，则主要是由于“左”的政治空气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当然是郁达夫研究的重大损失，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新时期以后的郁达夫研究提供了殷鉴，从不同的方面刺激了郁达夫研究的展开。

　　二

进入新时期，学术界的思想逐渐解放，“双百”方针得以贯彻。郁达夫研究也出现转机，各种研究专著和论文纷纷出现，并在八十年代中期形成空前高潮。这时期的研究不仅涉及了郁达夫文学创作的全部领域，对其生平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成绩。

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第一辑上发表了冯雪峰的《郁达夫生平事略》和《郁达夫著作编目》，拉开了新时期郁达夫研究的序幕。紧接着，李南蓉的《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和董修智的《郁达夫和他的小说创作》相继发表，虽然文章的主要论点较之二三十年代并没有明显突破，但毕竟是新时期郁达夫小说研究的可贵开端。一九八○年，出现了两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即温儒敏的《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董易的《郁达夫小说初探》（上、下）。温文通过对郁达夫小说中表现的“时代病”、“性苦闷”、“零余者”形象、“自叙传”形式等问题的聚焦，对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从内容到形式的——作了比较完备的论述。董文则从人道主义、人的觉醒、人的异化等角度分析评价了郁达夫的小说；同时，它既对以往的郁达夫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作了很好总结，又为以后的郁达夫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此后，对郁达夫小说的研究文章多了起来，虽论述角度和观点各不相同，但在肯定其创作成就和地位上，却很少异议。即使在讨论其小说创作中的“色情”描写和“颓废”倾向时，也较多科学分析和合理肯定。如许子东的《关于“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李源的《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再评价》。其中许文从背景因素、主观因素、外来因素和表现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郁达夫小说创作中“颓废”倾向产生的根源，揭示了其“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的积极意义，对纠正长期以来的一些偏见或偏颇看法起到了一定作用。

新时期的郁达夫小说研究文章较多地围绕其抒情风格和浪漫主义特征、“零余者”形象、小说美学等课题展开。对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和浪漫主义特色的论述，主要有以下论文：张国桢《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朱信忠、田秉锷《略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章渡《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色》、荣松《略谈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杨义《郁达夫与抒情小说的发展》、许子东《灵魂奥秘的连续自白——试论郁达夫小说的主观色彩》、赵园《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任苏明《试论郁达夫小说人物塑造的浪漫主义特色》、周炳成《郁达夫前期小说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等等。其中赵园和张国桢的文章较早，也较有代表性，赵文把“真”视为郁达夫小说的主要抒情特色，他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为感伤的喟叹，愤激的控诉，表现为直接的内心抒发，表现为对自然美的陶醉，表现为以诗、散文笔法入小说”。（注：《十月》，1981年3月第2期）张文则考察了郁达夫抒情小说的发展，概括了其主要特征，即：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情绪感染的巨大魅力，自然流出的抒情结构，散文诗的语言风格等；并认为郁达夫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流派，“这就是崭新的现代抒情小说”。（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4辑）论点水到渠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对“零余者”形象的研究，早在二三十年代便有人撰专文论述，散见于其他文章的则更多。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吴茂生《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谢炜如《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曹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的审美特征》等等。曹文从审美角度探讨了“零余者”的本质特征，认为：“在‘零余者’身上，郁达夫真实地表现了一代觉醒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在现实中的命运。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也是美的首要条件。……‘零余者’形象的审美特征，最主要表现在他们作为觉醒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生活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对立上。……还表现在两种文化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冲突上”。（注：《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这种论述不仅角度新，论点也新， 虽然论述过程略显简略单薄，毕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启示。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几篇从美学角度探讨郁达夫小说的文章，如翟大炳《郁达夫以真为美的美学思想和小说创作》，纪秀云《郁达夫小说的美学追求》、师凤轩《郁达夫小说的审美特征》等。对郁达夫小说及其他创作进行美学研究，至今是郁达夫领域的薄弱环节，这几篇文章的出现，显示了这方面的努力。

对郁达夫小说的研究，除了这几个专题之外，还有很多文章从其他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述，如赵园《郁达夫小说散议》、张恩和《郁达夫小说漫议》、周云乔《日本自我小说与郁达夫创作》、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陈其强《自叙传与自然主义、私小说》、艾津《在浪漫抒情的家族中：卡夫卡与郁达夫比较观》、王晓初《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和意义》、郭晓春《郁达夫与“自我分裂”人格》、曹万生《郁达夫与何其芳创作母题之比较》、阎建滨《郁达夫创作中的生命苦质现象及其悲剧价值》，林木《郁达夫的伦理价值观及其小说创作》等等。

三十年代虽已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散文、诗词、日记、传记文学等领域，建树却不大。新时期以来，这一格局仍未改观：小说研究占压倒优势，对其他文体的研究文章虽出现了一些，却远不足与前者抗衡。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格局是比较正常和合理的。毕竟郁达夫首先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名标文学史的，其小说创作成就及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其散文、诗词等创作。这一时期，关于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研究文章主要有：温儒敏《略论郁达夫的散文》、张梦阳《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俞元桂《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郁达夫散文综论之一》、朱信忠《诗情画意记游程——读（郁达夫游记）》、严赞仓《周作人和郁达夫散文创作比较观》等等。其中温文对郁达夫创作的率真自然特色予以充分的肯定；朱文则着重论述了郁达夫游记，并以“文中有画”、“诗文并茂”概括了其主要艺术特色，同时揭示了其中的独特表现手法，由于论者注意紧密联系郁达夫散文的具体实际，使得论述有理有据，篇幅虽小，说理却全。

郁达夫的诗词，也许是由于体裁的局限，在其生前身后都影响不大；但在他的一些知交老友和旧体诗歌爱好者中，却颇受推崇。郭沫若说：“在他生前，我曾对他说过，他的旧诗词比他的新小说更好”。（注：郭沫若《（郁达夫诗词抄）序后》）孙百刚在《郁达夫外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郁达夫可传后世的不是小说而是诗。刘心皇在《郁达夫诗词汇编》的编者序中也说：“我通阅郁达夫的作品：小说、散文、游记、日记等等，觉得感动人的，竟是他的诗词。”这样评价，固然带有个人爱好的特点，未必是持平之论，但郁达夫诗词的艺术成就也可见一斑。倒是张恩和先生的论述较中肯：“郁达夫诗词的艺术质量，在其他也写旧诗的新文学家中，除让鲁迅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和他相匹敌了。”（注：张恩和《郁达夫研究综论》第218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尽管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对它的研究却很少，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吴战垒《郁达夫诗词》、赵寿珍《漫谈郁达夫诗词》、沈其茜《郁达夫抗战诗词散论》等等。其中吴战垒的文章出现较早，它以一个“真”字概括了郁达夫诗词的基本特点，并且由郁达夫的小说和诗歌创作紧密相联的实际出发，为新时期的小说家、诗人提出了新问题：如何结合二者，如何在创作中融合传统文化？赵文不仅指出了郁达夫诗词的特点，而且是这时期最早探索其诗学观的文章。

新时期郁达夫研究的蓬勃展开，还表现在郁达夫文学创作研究专著的出版。如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张恩和的《郁达夫研究综论》等。其中《郁达夫新论》对郁达夫创作作了既比较全面，又重点深入的论析，全书包括“郁达夫创作风格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郁达夫的散文创作”、“关于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社会政治观与艺术创作”等专题，不仅论述比较深入，观点也不囿于以往的定论。如认为郁达夫的创作风格“深受近代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浪漫主义是他的主要创作精神，而实现主义只是他的部分的创作手法；某些近乎于消极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并不能掩盖他风格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他的后期创作中现实主义因素有所增加，但浪漫主义始终是风格的基本倾向。”（注：许子东《郁达夫新论》第47 页，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又如对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的论述， 许子东从时代背景，民族传统，社会环境，本人的气质、个性与生活经历，外来的世纪末思潮、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作者独特的美学观念、艺术情趣等入手，认为郁达夫创作中的“颓废消沉是表象，反抗是实质”；郁达夫本人的所谓颓废情绪，也“本质上是热爱人生而非厌弃人生”，对其“色情”描写，许子东也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肉的挑逗’，而是企图在艺术中正视并讨论人的自然天性的一种尝试”，“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其美学效果相当复杂”。（注：许子东《郁达夫新论》第166—17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总之，该书取名“新论”， 实不为过。

对郁达夫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新时期以前，除了胡愈之、郭沫若等人的一些纪念性文章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多种传记出版，回忆纪念文章接连发表，对其思想尤其是文艺思想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孙百刚的《郁达夫评传》是较早介绍郁达夫生平的专著，但真正意义上的国内第一部郁达夫传，则是曾华鹏、范伯群合著的《郁达夫评传》，该书把传主的文学活动置于首要位置，在勾勒出郁达夫的生活道路的同时，着重分析了他的文学作品的艺术得失，并在整体上予以充分肯定。郁云的《郁达夫传》则是另一风格的传记。作者是传主之子，由于这一层特殊关系，使该书少有评价，但史料丰富翔实，有些还是第一手资料的首次披露。对要了解、研究郁达夫的读者来说，实是一部具体详实的传记。王观泉的《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带有较强的文学色彩，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既注重材料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又不堆砌材料，而是着力刻画出郁达夫的精神和人格；既注重突出郁达夫的个性特点又不孤立地写个人，而是把传主融入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中；既生动描绘出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又深入分析了其文学创作，同时也充分肯定了郁达夫对文艺理论的贡献。桑逢康的《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采用了传记小说的形式，作者在《后记》中说：“在史料的基础上，有所改写，有所虚构，也有所抄录。”因此，桑传可读性较强，但理论深度有欠，对传主的文学创作和思想缺少深刻的揭示，其中细节多想象虚构，不足为史料之凭。此外，日本人小田岳夫的《郁达夫传——他的诗和爱及日本》与稻田昭二的《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也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

除了传记，各类纪念性文章和史料也陆续发表，除前面提及的冯雪峰的《郁达夫生平事略》外，择其要者有；姜德明《鲁迅与郁达夫》、郁风《三叙达夫》、铃木正夫《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原驻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言》、杨有业《郁达夫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晚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倪伟《论郁达夫》、袁庆丰《郁达夫早年家庭经济状况及其成员关系》等等。其中倪文把“感伤和忧郁”当作“郁达夫性格的基调”，并分析了感伤和忧郁性格的形成，由此论及郁达夫的创作和思想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袁文的价值在于以详尽信服的材料论证了郁达夫早年的贫困家境，并认为：“郁达夫对人生的悲剧性的判定和观念绝非象人们当年所指摘的那样纯粹是天性伤感颓废并刻意表现，‘直面惨淡的人生’，所曾经付出和必须承受的代价和伤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惨烈的认识经验，非个人中人焉能置喙妄议？”（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 辑）客观的论述中饱含感情，颇具感染力。可惜囿于标题所限，未能接下去谈谈经济状况改善后郁达夫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

对郁达夫的文艺思想，人们一直未能引起充分重视，研究文章也较少。新时期以来，局面稍有改观、出现了一些论文，主要有：李永寿《郁达夫文艺思想琐谈》、徐永耀《论郁达夫的“自叙传”说》、黄川《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想对郁达夫的影响》、黄侯兴、蔡震《郭沫若、郁达夫文艺思想比较论》、程韶荣《郁达夫对日记文学的理论贡献》、丁亚平《郁达夫文学批评探索》、汪亚平、陈顺宣《郁达夫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特殊贡献》等等。其中李永寿的文章最早，论述也比较切实，文章肯定了“郁达夫的文艺论著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宗丰富的文学遗产……郁达夫的文艺观点反映了时代的革命要求，是进步的”。（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 辑）丁亚平的文章挖掘了郁达夫文艺思想的现代性，认为：“对自我、个性的关注，也确可以称得上是郁达夫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中的显著标帜”。“由郁达夫文学批评理论实践及其对批评个性的坚持与贯彻，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构成现代批评的价值原则的顽强的个体化（职业化）倾向”。 （注：《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汪、陈的文章也肯定郁达夫“既是传记文学作家， 也是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注：《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5期）但这方面的研究仍是远远不够的。 对郁达夫的文艺思想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他的创作，也有利于当前的文艺理论建设，我们希望更多的研究其文艺思想的文章甚至专著的出现。

回顾二十年代至今的郁达夫研究，尽管新时期以来的成绩喜人，但总的说来道路是坎坷曲折的。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对郁达夫小说的研究最有成就，但远未臻完备，而对其散文、旧体诗词、文艺思想等的研究更是不足，如何挖掘其中的现代意义，将是今后郁达夫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