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笔者在翻阅40年代《武汉日报》时发现几则与陈寅恪有关的史料，未见其他论著或学者谈及，特予整理，以有助于拓展陈寅恪研究。
1946年11月5日，《武汉日报·今日谈》刊出了一篇署名万柳的短文《寅恪病目》：
义宁诗伯陈散原老人，以贵公子帮助他的封翁右铭（宝箴）方伯，在湖南推行新政；清室终于乱亡，他的壮志没有实现，退归林下，以诗人终其余年，这不是他的本志。散原翁傲骨嶙峋，风格高绝，南北贵官，用诗篇向他请益讨教而人格并不高明的（像汪季新、梁众异、黄秋岳诸逆），都受到陈翁的呵斥，不稍假借。他的几个公子，在学艺上很有成就。长君衡恪的绘画篆刻，笔法高拙，可惜死得太早一点，没有大成。八公子登恪，精通法文，文笔清丽，教授武大很久。方恪能够做诗，有些贵公子气概，可惜晚节不终，做了汉奸。在学术界成就顶大，声名最著的，还是六公子寅恪先生。
寅恪先生通晓多国的语文，对史学有深厚的研究，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多年的教授，因为态度矜慎，不轻易下笔，除了发表了一些短的论文，成书不过几种。他对著述的态度，十二分地谨严，学术机关托他审核某人的著作，他是绝对的严正，不偏不倚，给以应得的褒贬，而不肯稍渗入感情的成分。所以，凡是经过陈氏审定校阅的著作，在学术界上都获有崇高的地位。寅恪先生的身体本来不好，抗战期间，到处转徙，营养不良，情形尤其劣变。人家正在穿夹衣，他却戴起绒帽，披上围巾，穿着马褂，充分表现教授的早衰。目力耗损太甚，前年几乎失明，在成都存仁医院割治以后，仰着睡在床上，贴着“请勿撞床握手谈话”的条子，几乎像一个垂死的人。稍好以后，躺在住宅的走廊上面，赤脚斜卧，听着别人念张恨水的小说，实在是一幅凄凉惨绝的图画。前年秋天，接受牛津大学的聘约，到那里充任正教授，因为年老血衰，生机不容易恢复，到现在还没有还原。
万柳，本名王楷元（1911—1980），湖北黄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1943—1945年底任成都《新民报》社资料社主任兼副刊编辑。在川期间，王楷元结识了叶圣陶、朱自清、吴宓等作家、学者。因资料所限，无从知晓陈寅恪与王楷元是否有直接接触，但据陈铭德回忆，陈寅恪为《新民报》撰过稿，且其1945年7月所赋诗《乙酉新历七夕》副标题为“成都新民晚报（注：实为《新民报》晚刊）近闻”，而王楷元当时正任该报副刊《出师表》的编辑。通读一过，可从《寅恪病目》中了解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如时人对陈方恪的评价，及陈寅恪住院时的景况，等等。其实，此前王楷元就写过一篇《散原文》，表达了对陈三立的推崇：
散原陈翁，下世忽将十稔，旅榇羁平，卜葬杭州。六公子寅恪，卧教清华，目几全盲；八公子登恪，都讲武昌；冢妇衡恪夫人，困居宛平，近状至窘。陈氏累世尊贵，而家风寒素至此，真令人敬爱无已。
陈翁为海内诗伯，世所熟谙，而其文华贵高妙，低回往复，有得于史公及欧曾者为多，则世或不甚深知。顷读其《冬喧草堂遗诗序》，深爱之不能释，择录一小段于此，“余壮而通籍，不敢跻朝列，从侍先君子官于鄂凡三四年。其时颇绝屏交游，独偶谒见，仁和陈止庵先生于酒坐。先生于鄂为老吏，出宰剧县，循良之绩冠一时。又多艺能，娴吟咏，工画与书，文学儒雅，照映前后。接其貌，蔼然以温，中所蕴蓄若不可际涯。……后十余年，先生已弃官归隐明圣湖上，……有湖山之胜，时莳杖履徜徉，所得诗亦稍多……类高逸夷澹，称其为人。独念先生晚岁虽一往沉冥，寄其孤尚，然所遭为何世，倘犹有零忧奇愤无所告语者，凝薄于山岨水涯，草树云岚，苍翠杳蔼之间，余更当往游焉。冀邂逅先生吟魂上下，互唏嘘诉所历，且以追忆承平于初接独坐时也。”
先生文不多作，而故自凄清可诵，尤顿挫跌宕有奇气，先生之哀止庵，犹自伤其遇也；不克表暴于政治，而退老以诗鸣，岂散原翁之志哉？
显然，王楷元为陈三立未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叹息。此文后来收录于王之文集《思想的散步》（1949年，长江出版社发行）。
抗战结束后，王楷元返回武汉，担任了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并兼《武汉日报·文史周刊》编辑。1946年底，他在《武汉日报·今日谈》开设专栏“作家侧写”，刊布了近二十篇臧否现代文人、学者的小品文。11月4日，刊登了《雨僧飞腿》。次日，又揭载了《寅恪病目》，时为武大外文系主任的吴宓读后，立刻剪下寄给陈寅恪。11月9日，吴宓致信王楷元，以示谢忱。数日后，王楷元来访，并代报社约吴宓主编文学类副刊，吴当即允准。12月9日，吴宓主编的《武汉日报·文学副刊》正式亮相。但因吴宓与报社屡起冲突，刊物持续了一年就停了。几个月后，《武汉日报·文学》创刊，主编换成了胡肈书，但它延续了吴宓的编辑风格。
这两个副刊先后刊载了陈寅恪的三首诗歌，分别是1946年12月9日《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上的《乙酉七月七日听说〈水浒新传〉后，客有述近闻者，感赋》《华西坝》（乙酉夏日成都作），和1948年11月4日《武汉日报·文学》上的《丁亥除夕》。经对校，《乙酉七月七日听说〈水浒新传〉后，客有述近闻者，感赋》与三联书店2009年版《陈寅恪集·诗集》（以下简称《诗集》）所录诗一致，而《华西坝》与《丁亥除夕》则有多处异文，故列出以见陈诗之版本变迁。
《华西坝》（乙酉夏日成都作），《诗集》题为《咏成都华西坝》，全诗：“浅草平（《诗集》作‘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奔（《诗集》作‘车’）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晚风。酒困（《诗集》作‘醉’）不妨胡舞乱，花娇（《诗集》作‘羞’）弥觉（《诗集》作‘翻讶’）汉妆浓（《诗集》作‘红’）。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丁亥除夕》（《诗集》作《丁亥除夕作》）：“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渡（《诗集》作‘浮’）海女真盟。兴亡每（《诗集》作‘总’）入连宵梦，衰废难酬（《诗集》作‘胜’）饯岁觥。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留命待（《诗集》作‘见’）升平。
陈寅恪总将隐情寄于自作诗中，因此极少在公开出版物刊出。而以上三首诗歌当由好友吴宓提供，之前吴就将其《宏度自沈阳来偕游北海》一诗刊于1932年2月1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迄今，尚无研究者谈及陈诗与《武汉日报》之间的联系，以上考辨可补此空白。
此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还在第一期、第二期刊出了唐长孺评价陈寅恪著作一文：《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唐文开篇即言：“寅恪先生综贯群籍，运以精深之思，由博返约，勒成一书，长孺研诵之余，妄有条记，冀以盍各之义，附笺疏之末，示以一隅，或资三反，幸先生进而教之也。”吴宓紧接着加了一则按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陈寅恪著。民国三十三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商务印书馆印售。既已成书印行而曰稿者，谦辞也。”由于手民的失误，刊出的文章有些错误，吴宓遂在12月16日副刊第二期“编者小言”作了说明：“第一期中，错字甚多，尤以唐长孺先生《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一篇，其中第六栏第五行至第五十行之一大段，应排在第四栏第十行与第十一行之间。乃误置此处，实不可恕。编者谨对唐先生深致歉意，并告读者。”唐长孺也因此文与陈寅恪建立了某种联系。查阅《陈寅恪集·书信集》可知，1955年8、9月间，唐长孺曾致函陈寅恪，并寄赠了著作《魏晋南北朝史料论丛》。9月19日，陈寅恪复函，其中谈到数年前陈寅恪曾托唐氏之妹季雍、金克木夫妇向唐长孺表达过“钦服之意”。金克木《陈寅恪遗札后记》谈及了此次会面：
婚后过了几天，我便和季雍同去清华，首先拜访陈寅恪先生并见到陈夫人唐晓莹（筼）女士。两人都一点也没有老态。我将唐长孺交我转呈的论文《白衣天子试释》奉上，说了武汉大学的一些人的近况。其中自然有陈先生的弟弟陈登恪教授（他用陈春随笔名作小说《留西外史》嘲讽留欧学生）和他的好友吴雨僧（宓）及刘弘度（永济）等教授。
唐长孺一生未见过陈寅恪，却对其钦敬不已，在为1988年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所作诗中甚至有“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之句，而其学术风格也确实深受陈氏影响，从而造就了一段学林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