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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的城市原来是一片荒原，是清初蒙古王爷的封地。我去新疆采访的时候到过和硕县，那时才知道，杜尔伯特，是十七世纪从俄罗斯回归中国的蒙古部落之一。康熙皇帝把和硕部落安置在新疆中部天山南麓，博斯腾湖北岸。而东北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就成了杜尔伯特蒙古部落的家园。这里有成片的沼泽和草原，有连绵无际的湿地和广阔的沃野。十九世纪末，中东铁路从这里穿过，荒原上建起一座俄式建筑风格的小火车站，它有一个原始的通古斯语的名字叫萨尔图。据说它的意思是“月亮升起的地方”。这名字太有诗意了，我们不能不赞叹曾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超常的想象力和诗一样的情怀！1959年，中国开始不断地饿死人，一群衣衫褴褛、面有菜色、饿得七颠八倒的人奉国家的使命来这里挖石油，从此这里叫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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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萨尔图，我就想到美国的西雅图，因为它们的名字好像一对兄弟，但它们完全是两回事，不但不能算兄弟，几乎算不上一个物种。我不崇拜美国，自由、民主和财富是人家的事，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这点自知之明。但我知道西雅图没有万人誓师大会和批判大会，没有2号院小食堂，没有“领导在和不在一个样，阴天下雨和晴天一个样”等对工人的规训，没有铁人，那里只有有血有肉的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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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城市还叫东风新村。它虽然已经涵盖了三分之二的大庆市，但在行政区划上，它还叫东风新村。给远方的朋友留通讯地址，他们以为我住在一个新开辟的小村庄里。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改掉这个名字，但是无人理睬。谁也不愿改掉这个光荣的名字，因为它是革命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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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句诗流行全国，成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符号。听到这样的诗，你眼前会出现一些忘我而亢进的人，他们蹦跳、狂吼，眼珠子血红，好像要揍谁！这使你感到恐惧，想要逃跑。和这句诗媲美的还有一句，那是稍早之前，伟大领袖对“小小寰球”的一声断喝：“无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两句伟大的诗使全世界大惊失色，抱头鼠窜，他们以为我们全都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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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过当年参加石油会战的老工人，他们和铁人在一个钻井队。尽管他们没有铁人那样的荣耀和声名，但他们和铁人一样没日没夜地苦干在井场，从没有星期天休息的概念。如今他们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居民点破旧的楼房里，工资很低，已经被遗忘。而铁人纪念馆——一座豪华的近于神庙似的建筑则位于市中心繁华的街道上。他旧日的工友说：铁人不是人，他已经成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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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我采访过他们若干年后，中石油的王永春坐镇大庆，成为大庆石油之王。他给“老会战”（1959——1964在大庆参加工作的人）盖了一批住宅楼，称为“会战楼”。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他们。据说这项工程背后有严重的贪腐猫腻。尽管王永春作为中石油贪腐大鳄之一被抓起来了，但这事我没有调查，所以没有发言权。或许它真的就是一项造福百姓的民心工程，成片的楼房矗立在那里，由它所引发的人间悲喜剧却令人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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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会战”如果活着，也已经老了，来日无多，但他们的子女还有长久的日子。一个“老会战”只能享受一套楼房的配额，“老会战”有的可不止一个子女，于是，后代们为了这套房子反目成仇。吵啊，打啊，骂啊，上法庭啊……弄得乌烟瘴气！为了这套房子，不少“老会战”晚年经受了家庭破碎，亲情撕裂的痛苦，甚至有跳楼自杀的！当年大庆政企不分，一些早年参加工作的人被分配到了市政这边，后来政企分家，会战楼没有他们的份，这些人自认为也是“老会战”，便开始上访大闹，甚至拉起横幅，在市政府门前的公路上拦车，企图阻断交通。石油企业虽号称国企，但向来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是关起门来分蛋糕。从前的政治教化完全破产，利益争夺暴露了人性的黑暗，大庆由毛时代进入了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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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石油大会战，其实是用战争的思维和方法搞经济建设，那时的口号是“全国一盘棋”，倾全国之力“支援”大庆，因为下这盘棋的领导人掌握着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这是中央集权制的最大特点。一平二调，中央向地方要什么，一句话，必须无偿地奉献出来。早在秦始皇和汉武帝时代，中国就是这样的体制。用当时臣子的话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同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秦皇陵、秦长城都是这样搞起来的。秦始皇为了修陵墓，征用七十万民夫，汉武帝在宫前立两个大铜人（称为翁仲）也是把全国的铜集中起来铸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千多年，从政治体制上来说，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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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以来，中国盛产为所欲为的暴君和驯顺的奴才。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也没有人格权利。有人稍有不满和反抗，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就是平民百姓也视其为异端和不可接触者。历史上有独立思想的人都是孤立的，他们被迫害和杀戮时，几乎没有人同情，更谈不上声援。因此，古老的中国最适合极权主义统治。作恶多端的统治者不仅能收获权力的颠峰体验，把自己人性之恶发挥到极致，还能收获无数的赞歌和愚夫愚妇的膜拜。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极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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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来说我们的城市历史上的“石油大会战”。是的，我们的城市因“大会战”而诞生。所以产生了一批筚路蓝缕的拓荒者。当然，和美国西部的淘金者不同，他们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和企图，他们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者，是为了要把国家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为了打倒帝修反而来的。他们是国家的人，每个人都是融入集体中的一粒沙子，所以，万人誓师大会和批判大会是统一意志的必要举动。他们经受了苦难，挖出了石油，他们的使命完成了。多数“老会战”退休了，他们在墙根儿晒着太阳，有一份很微薄的退休工资，偶尔和老工友喝点儿小酒，讲讲从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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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1年来到这个城市的，尽管“大会战”已经过去了，但遗迹仍存，英明领袖华主席不久前还来大庆主持过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城市几乎还看不到楼房，只有奇异而令人不安的政治亢奋鼓荡着这个城市。我住在远离市区的一栋代表光荣传统的“干打垒”土屋里。周围的草原上到处扔着铁管子和一些工业物资。我儿子四岁，他到草原上去玩，会抱回好多各种丢弃的仪表，多年之后，我们对此还有极深的印象。用战争思维搞经济建设所体现的惊人的浪费我们是亲自体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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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参加过辽河石油会战的朋友告诉我，他经历过把十几台拖拉机故意开进沼泽里去，然后组织上千人打着红旗，喊着口号，用绳子向外拉拽。为的是要表现“人拉肩扛”的会战精神。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到底为了什么呢？一句话，为的是政治。这是一种什么政治呢？除了中国人，地球人一般都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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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大庆油田占全国原油产量的一半以上，最高时达五千多万吨，并且连续高产稳产十年。现在石油产量已经锐减。不仅是因为石油不是再生资源，储量有限，不会越挖越多，而且因为采取杀鸡取卵的自杀式开采。发明一种向油井注入微生物的开采法（注水开采已经不行了），很多原油被封闭在地下，永远也开采不出来了。官员追求政绩和短期效益，所谓保护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发展只是口号，没有人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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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大庆奖励一批在文学艺术上做出贡献的人，获奖者中有孙维世。孙维世是烈士的遗孤，周恩来的义女，文革中被江青迫害死了。死时赤身裸体，头顶还被楔进了一根长长的大铁钉（不寒而栗！）孙维世获奖的理由是，她在六十年代排了一部表现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名叫《初升的太阳》，此剧还曾到北京演出，周恩来看过并给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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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大庆来过一位在某国家机关任职的副书记，他曾在延安工作过，热中舞文弄墨。他喜欢大庆领导干部的专车、招待费、秘书以及其他特权（像他这种级别的人在首都或许只能骑自行车上班）。他满怀激情地歌颂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下了《大庆赋》和《铁人铭》，然后把它们镌刻在两尊新铸的大铜鼎上，指望千古流传而不朽。这两尊伟大的铜鼎被置于市博物馆的大厅里，我有幸去瞻仰过，铜鼎几乎有半层楼高，我说，如果有人犯谋杀罪，大鼎适合于藏匿死尸和罪证，因为不借助于梯子，根本无法看到大鼎里到底装着什么（其实大鼎里除了盛满权力意志和一个人不朽的愿望，什么也没有）。这位副书记本指望在大庆退休终老，不仅希望能够永远陪伴他心爱的杰作，还希望少数人才配享有的特权给他一个幸福的晚年。但很不幸，他后来离职了，离开了这座令他无比留恋的城市。他走后不久，领导们决定将这两尊铜鼎移出并销毁。为了移出这两尊大鼎，装修好的博物馆破拆大门，毁坏墙面，动用了大型机械，终于使这两尊大鼎销声匿迹。这样一折腾，前后花了很多钱，但钱是国家的，似乎与百姓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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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是一个巨无霸的国企，不怎么把地方政府看在眼里。开头，我听到很多石油领导内部拉帮结派窝里斗的故事，后来，政府和企业分设两套班子，但市委书记和市长最初还是由石油方面的领导兼任。因为毛提出“工业学大庆”，所以，石油干部大多都很牛，有严重的高人一等的宗派主义倾向。据说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公然说：凡是从地方后到大庆的人一律不提干，我们当初创业时，他们在哪里？似乎后到大庆工作的人从前全都是国民党！在我眼里，石油帮的干部有一些是不可一世，飞扬跋扈的人，他们喜欢坐主席台，喜欢整治看不顺眼的人，喜欢骂人训人，喜欢用毛的理论看人论事。后来，大庆市委书记和市长由省委派地方干部担任，地企矛盾一度公开化。某位省委常委来大庆任市委书记，在干部大会上公然敲打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说，不允许小二管大王。时代变了，毛死后，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渐渐不再提了，从前飞扬跋扈的石油帮失宠了，尽管那位已退休的老太太偶尔被请出来到主席台上坐一坐，过一把从前当官的瘾，但这种机会也越来越少了。等到王永春这样的新生代来主掌大庆油田的权力，从前那一页就彻底翻过去了。说句公道话，比起后来石油国企的贪腐大鳄来，从前的石油干部的确有点亏。他们除了用极左那一套整人外，真的没捞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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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庆生活多年，对大庆没有归属感，主要是我对大庆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不仅来于从前的万人誓师大会和批判大会（我看到过那种狂暴的宣传，从心底里对这种东西是排拒和反感的，在这种环境里，人不是人，它只是物化的工具）。还来于我和妻子在这里受到的伤害。我妻子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农家女孩时，严冬的深夜坐火车赶到大庆，在火车站蹲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在大街上卖葵花子（炒熟的葵花子一毛钱一茶缸），被一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有组织的大庆人追打。她跑过天桥，跌倒在雪地里，被他们扯着双脚，在雪地上拉出好远好远。她的葵花子被没收，茶缸被当面摔碎。这可怜的女孩回到家中躺在炕上病了两天，如今谈起这件往事，还心有余悸。我自己在大庆也挨过打。我妹妹嫁到大庆，但还是农业户口，吃农业粮。我和弟弟给妹妹来送粮食，被大庆火车站一群戴红袖标的人无端毒打。尽管我们出示车票，解释求饶，他们仍不罢手。等到开来一列国际列车，他们把我们推搡到角落里。后来，在站长室，仍然受到他们的嘲弄和羞辱。这时候是1976年，毛已经死了。但在他号召学习的大庆，他树起的红旗下，用他的理论培养起来的暴虐的国民仍然在互相残害。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记忆》的散文回忆这两桩往事，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和她的部下勃然大怒，在文艺界的春节团拜会上对我批判道：某人来自偏僻的小山村，是大庆养活了他，他却忘恩负义等等。在他们的眼里，你只要活着，还在喘气儿，你就得感恩，如果你敢于抚摸被毒打的伤口，发出呻吟和哭泣，你就是忘恩负义，大逆不道！他们是一群大大小小的救世主，你永远活在他们的恩惠里。我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多年，我的儿女都在这座城市成长起来了，但我心头的阴霾仍然难以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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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可以概括为忠诚和暴力，忠诚的对象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目的在于培养愚昧和暴虐的群氓。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敌人”被从精神上摧毁，从肉体上消灭，没有人能抵挡施加他身上的暴力。一度响彻中国大地上的“揪出、打倒、横扫、火烧、油炸……踏上千万只脚，让他千秋万代永世不得翻身、遗臭万年”等等狂暴的叫嚣使中国成为恐怖和野蛮之国。和平年代，肆虐于国中的种种非人暴行令人发指。各种毒打、私刑、武斗、杀戮层出不穷，湖南道县的野蛮杀戮不去说它了，就是在大庆，被毛树起的铁人王进喜也曾被斗得七荤八素，遭到毒打、辱骂和非人的羞辱，命悬一线，逃到北京去向周恩来寻求庇护。“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可以砸向任何人，铁人不铁，王进喜于四十七岁那年患肝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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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等一切活动皆与暴力相关，为暴力服务。种地、做工、开采石油不是为了人类美好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打倒帝修反。”用这种意识形态统一意志，把开采石油当成战争来搞，所以才有“大会战”之说。敌人遍布世界，每个人都是士兵，被教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用各种规训规范人们的行为。用“政治挂帅”，钳制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语言行为皆泛“政治化”，一切皆“政治”，没有人有安全感，人人都生活在恐惧和莫名的亢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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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被神化，他是天才，是“大救星”，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这种说法和巫师术士的胡言乱语并没什么两样，却被写入官方的文件，置疑它的人被关进监牢和押向刑场。领袖的话指导一切。一切人类的活动都在他的教导下进行。一旦他说出某句话，立刻成为“最高指示”，如同神谕降临，“传达不过夜”，全国城乡百姓必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彻夜狂欢庆祝。他的思想指导做工、种地、炼钢、开采石油、科学研究、铺路、手术、杀猪、恋爱乃至精神病治疗，聋哑人说话……等等。大庆总结自己挖出石油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叫“两论起家”，即是说在领袖“两论”（《矛盾论》《实践伦》）指导下才挖出了石油。于是有了工人们“围着篝火学两论”的荒诞宣传，完全不顾面对火光，书页隐在黑暗中，根本无法读书的物理常识，摆排出照片，欺世骗人。“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副统帅的教导，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对着荒原篝火“急用先学”后，如何在“两论“指导下开采石油，除了大庆人，别人就无法搞清了。在中华民族空前的文明浩劫中，在蒙昧主义的造神运动中，大庆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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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校毕业那年是1981年，我学的是戏剧文学专业，说白了就是写剧本的。毕业分配时，没有人愿意到大庆来，都说那里：“左得很”！因为我姐姐在大庆，我家在农村，姐姐说这里物质条件相对好一些，烧天然气不花钱，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到大庆来了。我开头接触到的大庆人（包括我的同事）说话都带革命腔，而且十分听话，对领导毕恭毕敬。领导非常有权威性，说一不二。因为我不写大庆赞歌，不歌颂大庆红旗，所以在大庆始终是个边缘型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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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名叫《创业》（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张天民编剧），以王铁人为原型，歌颂工人阶级开辟出大油田的丰功伟绩，在影片中，知识分子不但愚不可及，而且是专搞破坏的阶级敌人。不知为什么，江青要批判它，说它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毛觉得符合他的思想，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发行”。御旨一下，这片子还红了一阵。这部影片用文艺形式诠释大庆精神，应该说基本符合毛的意图。大庆精神的实质是什么，看这部电影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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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罪名，叫“反大庆，砍红旗”。如果定上这个罪，不死也叫你扒层皮。按“公安六条”，定上这个罪，就是反毛和毛的思想，比强奸、杀人之类的罪还要大上一百倍。因为那是刑事犯，把犯人处决就拉倒了，而身背这个罪名的人，是要连累九族的，全家都跟着你遭殃。我庆幸自己在八十年代初才来大庆，如果早十年我到这个地方来，或许我顶着万恶不赦的罪名，坟头都长满了青草。这决非耸人听闻，因为我听说过很多知识分子在这里所经受的身体和灵魂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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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批刘、批邓、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浒……都非常积极，有过大块文章，大量“经验”见报，一般都会登上“两报一刊”的版面，供全国人民学习。其内容大多是政治口号和歇斯底里的政治秀，不外乎把石油工人的肺气炸了，或者世世代代忠于伟大领袖的政治表态。这当然都是御用秀才的勾当，不值得当真。中国曾经是一片“红海洋”，由于大庆特殊的政治地位，这里是最深最红的海域，有多少倒霉蛋被卷进狂涛怒浪而遭受灭顶之灾，只有老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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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除了树立大庆、大寨两个样板之外，还提出“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大庆在极左的年代，相当于一座兵营。政治干部都叫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生产和业务领导叫营长、连长什么的。和兵营一样，有一个时期，大庆有些福利，如坐公交车、洗澡是不要钱的。我初来大庆时，还看见一些家属除了干农活外，还背枪训练，列队，打靶……当然这已是临秋末晚，后来全都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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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和中石化如今被国人称为“两桶油”，是两大垄断国企。多年来，它不断遭到国人的诟病，大庆的荣耀早已不在，工人变成了员工，企业内的贪腐已经公开化。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可谓天壤之别。掌握权力的人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攫取财富。它是中国某“大老虎”的发迹之地。这里产生了何止一个富可敌国的和珅！多年来，谁也拿他无可奈何！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才把这些喝油而肥的硕鼠一个个揪出来。可是，偏有一伙人喋喋不休地“宣传”这个精神那个精神，乐此不疲！他们操着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语言，唱着今人难以理解的肉麻的赞歌！这种可鄙的自恋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贪腐是长在极权权主义肌体上不可遏制的毒瘤，极左路线猖獗的时代，大庆就是奥威尔笔下的《1984》，“老大哥”的影子无处不在，等级分明，权力高于一切，人不许思考，更不许说话，这个体制运行到最后，必然要走向对财富疯狂的攫取。激进主义革命用它赤裸裸的掠夺否定了自己，不清除历史的积垢，揭开历史的真相，实事求是地正视历史，还宪政于民，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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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专供领导就餐的“小食堂”不在“2号院”了，但是，它在大庆已经遍地开花，凡是有“领导”的地方，就有这样的“小食堂”。一位文人官至处级，因有资格在“小食堂”吃“领导餐”，为此常常向人炫耀。不止如此，如果吃腻了“小食堂”，可以用公款办一张卡，在饭店就餐。我认识一位先生，因儿子官列处级，给老爹老妈用公款办张卡，可以在饭店签字吃喝。卡拉OK和保龄球馆亦可用公款办卡供家人享用。和一位多年在某小食堂工作的厨师聊天，他说，领导每天必须享用一根海参，专车从大连运来。他骂道：从前的老领导还有点儿人情味，吃喝完了，还跟你打声招呼，表现和群众打成一片，如今的领导，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扬着脖子，鄙弃的眼神，看你就像看下人，认为你就该侍侯他。“这些王八犊子啊！”他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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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大庆市辖五区四县，有二百多万人口。市区高楼林立，整洁如新，街头常见百万豪车，餐饮业、娱乐业和零售业十分发达，新一代大庆人时髦而开放。这里除了石油企业的员工（多居住在西城区，名为让胡路，是大庆石油企业机关所在地），还涌进大量的外来人口。市政府大楼在东风新村（也称萨尔图），这里比较发达和现代，有些街区的建设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内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还在扩张，有大量闲置的楼房，开发商发扬大庆精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拼命盖房。如果你有闲钱，并对大庆充满感情，你可以来大庆买房。这里的房价绝对比北京和深圳低得多。一般的市民不谈什么红旗什么精神了，他们算计自己的收入，过日子。和所有中国的城市一样，市政府门前偶尔会聚集一些上访和请愿的人。虽然那里有很多穿黑衣的特警，但上访和请愿的人似乎并没有被抓起来。贪官的贪腐和猫腻是街谈巷议的话题，但一般老百姓只听辘轳响不知井在哪里。大庆地处松嫩平原腹地，基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四季分明，冬天很长，但暖气很热，待在这里很舒服。空气污染并不严重，当北京等地天昏地暗的日子，这里常常有丽日蓝天。这里的公共图书馆开馆了，我去过一次，人性化管理，阅览室很舒适，借阅和查找资料也很方便。那里还有读者餐厅，我吃过一顿中饭，只花了八元五角钱。当我走出图书馆大楼时，站在台阶上，我有些昏眩，不知身在何处。大庆的物价要高出周围的城市，它引进了一条汽车装配线，但从来没生产一辆汽车。引进了一家大型铝业公司，没出产过一块铝锭。只有豪华的厂房矗立在城市的边缘，据说只是为了拿地和套钱，其间有什么勾当，又非老百姓所能知晓。做为资源型城市，它的未来还不能说很乐观。时代发展了，人得活在当下，从前那些发疯的日子谁也不愿提起，“红旗”已经褪色，疯狂的叫嚣和口号已被正常人视为笑谈，一代人已经过去，时间冲淡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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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写过半年后，大庆市委书记被拿下，据说涉案的贪腐罪行令人咋舌。硕鼠总是成窝，他的同类或许还在岗位上，捞也就捞了，谁也别指望除恶务尽。当年大庆的“老会战”如果活着，也来日无多，顶多拄杖彳亍在长街上，面对纷纭的世象，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颂歌喑哑，辉煌褪色，遍布无边荒野上的磕头机（采油机）还在不息地跪拜着这片无声的土地，地下的原油日渐枯竭，大庆的未来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只有风掠过荒原上崛起的城市，发出无奈的叹息……
2014年5月10日
2015年9月2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