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8月12日深夜发生的天津爆炸案距今半个月了，死亡人数过百，但是事故的原因和责任等关键问题还是一个谜团。在揭开这个谜团之前，我还有另一层担忧：这次事故的发生，会不会殃及一大片当地的同行企业?甚或全国的同行企业?从历史经验来看，类似的现象不断出现。例如，2005年8月，广东省梅州市发生特大煤矿透水事故，省政府随即对省内253家煤矿进行停产整顿，受牵连的煤矿企业为此损失惨重，即便一些企业事前和事后都非常安全，但无人赔偿。我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聂辉华 2015年8月25日

2004年仍是多事之秋，一串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根据官方统计，2004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426283起，死亡63735人，平均每天因事故死亡人数高达350人;1到11月份发生的特大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00多;在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中，煤矿、金属和非金属矿以及烟花爆竹行业造成的事故特别突出，其中煤矿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就占全世界同类事故死亡人数的80%。甚至就在本文写作的12月，又惊悉山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33人。

面对由各类小煤窑、小矿山和小爆竹厂(以下简称“三小”企业)所导致的接连不断的生产安全事故，政府部门用尽了各种整治手段，包括加强安全检查，关闭“三小”企业，对相关责任人罚款、判刑，让有关领导引咎辞职，以及强制保险等举措，但是事故还是一年比一年多。原因说简单也简单，因为目前采取的各种整治措施通常治标不治本，没有解决生产安全事故背后的制度性症结。要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我们需要新思维。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给我们以启迪。两位获奖的经济学家基德兰德和普雷思科特的获奖成果之一是“政策的时间一致性理论”。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不仅应该在事前制定时是最优的，而且应该在事后执行时也是最优的，如果政府不能前后一致，那么理性的老百姓预期到政府的失信行为，就会导致政策无效。简单地说，就是政策应该让老百姓形成稳定的预期，不能仅仅考虑事前效率或者事后效率。

从这个视角来审视政府部门对“三小”行业的安全生产整治政策，容易明白为什么在这些政策下安全事故依然屡屡不断，也可以为未来的有效整治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目前的整治政策实际上是一场政府和“三小”企业之间进行的动态博弈：“三小”企业由于忽视安全造成各种生产安全事故，这些事故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政府的事后最优政策就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关闭本地区甚至全国的同类企业，“三小”企业一旦预期到政府“一刀切”的整治行为，那么事前就更加没有积极性投入资本去提高安全系数，这导致事后更多的安全事故，于是政府更加严厉地关闭“三小”企业……在这场“猫捉老鼠”式的博弈中，政府和企业都是输家，导致的后果反而是生产安全事故的恶性循环!

我们不否认在发生安全事故之后，政府对肇事企业进行惩罚的事后效率，但是动辄因为事故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整个行业打板子的做法，会导致政府事前的安全检查政策失效。也就是说，政府的政策没有同时做到事前最优和事后最优，因此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可能因此造成政府的失信形象，带来更多的损失。曾记否，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纵火案之后，当年全北京市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多数网吧一度被迫关闭，这些网吧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却仅仅因为一道行政命令而关张。那些拥有合法执照的网吧也受到牵连，被迫长期停业整顿(北京市的整顿时间长达一个季度)。试问，这其中的损失难道该由全体网吧来承担吗?如果不是，那么这样做的后果会不会怂恿网吧业主的事前机会主义行为?会不会影响政府的诚信形象?

那么，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视角来分析，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解决“三小”企业的生产安全问题呢?答案说容易也容易，但是做起来就不容易。

第一，政府的政策要更加透明化、程序化，要让老百姓对政府现有政策的执行和未来政策的出台具有稳定的预期。政府在事前制定政策和事后执行政策时，应该同时保持最优，做到言行一致，前后一致，树立诚信政府的公众形象。社会舆论固然重要，但是因为一时的效率而不顾以前的政策，从长远来看不是一件好事。

第二，要把保护私有财产落到实处。“有恒产者有恒心”，很多“三小”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投资进行安全设施改造，主要就是担心一旦遭遇行政性关闭，合法财产的未来收益没有保证。宪法已经明确要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执行。光有宪法但缺乏尊重宪法的精神是不行的。

第三，政府要对“三小”行业的企业进行选择性激励，而不是粗暴地“一刀切”。所谓选择性激励，即对安全合格的企业给予奖励，对不合格的企业予以果断关闭。如果出事之后合不合格都一样，哪个企业还有积极性投资去保证安全呢?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最终要走向法治社会。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仅仅保护私有产权，但是缺乏政府的可置信承诺，一样不能确保政策的最优。而要政府的承诺或政策是可置信的，关键就是政府的全部行为都要符合法治原则。

本文发表于新华社《环球》2005年第1期，发表时略有改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