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这篇文章很久了，但一直没有下笔，因为担心自己缺乏面对被嘲讽、被污蔑和被攻击的各种准备。但是，2013年是中国有可能重启改革的关键一年，我不想再保持沉默。这篇文章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是在追求真理和保持虚有的“名声”之间，我毅然选择前者。

一

不管你跟谁聊天，大家都会同意中国需要改革，但是对于怎么改革，似乎永远没有共识。在当今这个普遍参与的社会里，一个有共识的改革氛围显然非常有利于推进改革。然而很遗憾，中国社会难以就任何一个改革问题达成共识。事实上，我认为中国人现在几乎不能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你说要提高医生待遇，他说医生都是“白衣魔鬼”；你说要赦免贪污，他说要杀光贪官；你说要加权人大权力，他说要实行全民直选……哪怕你说大家都要吃饭才能活着，我敢保证网上一定有人说不吃饭有人也能活7天。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但是对所有问题都有不同观点则无疑是糟糕的。举例来说，你可以痛恨贪官，也可以赦免贪官，但先验地认为“所有官员必然是贪官”是无法让一个理性的人接受的。正如韩寒所说，中国人从过去的绝对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相对主义。反正不管你说什么，总有人要反对，反对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要表达不同的观点”。也许这是因为过去中国人没有表达不同观点的自由，而当今的网络放大了这一自由；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没有共同的底线；也许是因为中国始终游离于普世价值之外，因此没有共享的信念和道德。

二

我曾经天真地认为，互联网是最近几十年最让人欣慰的技术进步，也给中国的民主带来了希望。但是我发现，网络也扭曲了底层中国人的价值观，强化了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平感，催生了民粹主义，将中国带入了一个群氓时代。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白天在单位，他对上司唯唯诺诺，对同事小心谨慎，对客户礼貌有加；夜里在网上，他像皇帝批阅奏折，发泄不满，讥讽权贵，甚至指点江山，颇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气势。这是一种怎样扭曲的人格？遗憾的是，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就在这种扭曲中享受着快感，并在取得微小胜利之后举行狂欢的盛宴。

他们有理由狂欢，因为他们以底层人的身份抨击了各种权威（学者和知识分子），批判了主流意识形态，打开了一个“螳臂挡车”的潘多拉魔盒。但群氓显然没有准备好如何关闭这个魔盒，也没有准备好如何防范魔鬼的作恶，甚至毫不同情那些受害的普通人。挑战权威和主流意识形态是可以的，但是一个缺乏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中国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也无法集中力量推进中国的改革。“文革”的悲剧可谓殷鉴不远，但群氓只管享受无序状态带来的权力快感，认定自己肯定不是最差的受害者，全然不顾对中间阶层利益的伤害和对国家命运的颠覆。这是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群氓以为可以从天下大乱中渔利，甚至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中间阶层也以为自己能够借机改善福利，而没有想到这注定是一个多输的结局。

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公车牌号。在官员财产依然讳莫如深的今天，这绝对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进步行为却惨遭网民蹂躏。有人说，你居然有公车，我连车都没有；还有人追到云南去查他的车是否超标和超额报销。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群氓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极端体现。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如何推进改革，而是如何表达不满，并且让自己的不满在搞臭别人之后变得满足。我曾经说过，中国人最大的恶德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在一个公平普遍缺失的社会里，一个人可以怀疑任何过得比他好的人，但是不能先验地认为比自己过得好的人都是坏人。面对自己的缺点，他们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面对别人的不足，他们又拿出完美主义的标准。在皇权具有绝对优势的传统中国，普通人似乎只有从道德上可以和皇帝平等。因此，中国人最喜欢从道德上打倒别人，这样就彻底打倒了对方。遗憾的是，一些精英人士也秉持这种讨论态度。一旦发现对方观点中有哪怕一个瑕疵，立即大加挞伐，彻底否定，似乎这样能让他们被归入群氓和“多数人”的光荣行列。在颠覆各种传统词汇（如公知、教授、专家）的运动中，这些知识精英发挥了举旗的作用。因此，不是只有底层人才是群氓，而是所有一味地在网络上发泄不满和抨击一切但从不提建设意见和解决方案的人，都是群氓，都在对民粹主义推波助澜。

三

有群氓在，要取得改革共识注定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网络正在助群氓一臂之力，这显然阻碍了改革的推进。更遗憾的是，群氓总是站在“道德正确”的立场上，普通人根本无法战胜他们。你只要批判官员，只要讽刺教授，只要辱骂奸商，必定可以收获掌声和鲜花。你不需要为提供解决方案负责，事实上解决问题并不是群氓的目标，他们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在最近颇为流行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说，如果你从来不参与现实政治，却热衷于讨论政治观念，这对社会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依我有限的体验，如果你不在体制内，却总是讨论如何改革体制，这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中国要实现渐进式改革，必须得到体制内精英的认同，但不可能得到群氓的同意。

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奢望在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不应该再浪费时间等待所谓“理性思考改革的时代”，甚至不必筹划一场改革大讨论，而应该尽快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内部形成改革共识，并且逐步付诸实施。有人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经验是自下而上推进，我不同意这个判断。事实上，无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国企改革，无论是设立经济特区还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职，都是精英领导、上层支持，然后经由下层实施的。过去的改革经验其实依赖于对外国成功模式的学习和高层的“顶层设计”，但是中国现在难以找到一个成功的模板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下一步的改革是对中国精英阶层的一次最严峻考验。因此，精英阶层内部必须加强团结，必须求同存异，必须形成共识，才能将中国带入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