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历了奠基起步、僵化停滞、复兴发展和繁荣创新四个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发展必须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研究工作,科学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努力实现学术研究、政策探讨和理论宣传三者的有机结合;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如何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如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便成为了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不懈求解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掀起无数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西方各种学说纷纷传入中国，却都未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一面思想旗帜。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百年梦想而不懈努力。经过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今后40年左右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百年历史，昭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光辉前景；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和发展的百年征程，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巨大力量。科学地总结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得失，展望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发展概况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创立和后人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体系，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科学体系。60年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依据研究主题、研究取向、研究方式以及总体风貌等方面的差异，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四个阶段。
1949年到1965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奠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适应学习、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事业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主要著作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机构不断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开始建立。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全面推进。1953年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编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1953年底《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出版，开始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集的出版。到1956年，《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共出版13卷。作为全集的补充，《斯大林文选》（上下册）于1962年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于1955年12月出版，到1963年出齐了39卷，1960年还出版了《列宁选集》4卷本。1956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出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了21卷。1950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从1951年10月到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1-4卷先后出版。此外，《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哲学笔记》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单行本以及一些苏联的理论专著和教科书也在此期间翻译出版。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围绕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关系和问题，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发表了一批重要的论著，如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等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机构不断设立，研究队伍和学科体系不断壮大和充实。1950年8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要求开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课程。1952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要求高等学校开设“新民主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53年2月，教育部确定“马列主义基础”为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以上）二年级必修课程。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等四门课程。相应地，全国高等院校相继设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学。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相继成立了文、史、哲、经、法等15个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贯穿其中。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马列主义基础系，为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培养师资和研究人员。1957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陆续设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程“联共（布）党史”变更为“国际共运史”、“中国革命史”变更为“中共党史”。196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马列主义思想史研究所。
1966年到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僵化停滞阶段。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遭受严重挫折并基本陷入僵化停滞状态。“文革”开始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被中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被破坏，正常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工作几乎完全停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而广为宣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大都仅仅是从马恩列斯著作中为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寻找依据和注解［１］。197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大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6部著作，以及《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5篇著作。之后，中断四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开始恢复。1972年重编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和《列宁选集》4卷本；1974年出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正卷39卷；大量印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单行本；组织重印了《列宁全集》39卷，并从1975年开始组织编辑《列宁文稿》。与此同时，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开始对“文革”及其相应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冷静反思，并艰难地坚持着自己的研究工作。
1978年到1992年，是马克主义理论研究的复兴发展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复兴走向大发展。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机构得以恢复和新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影响深远，学科体系恢复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成绩突出。这一阶段，该领域最突出的工作是我国开始自行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1982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我国自行编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并于1984年起陆续出版，1990年12月出齐共6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补卷共11卷于1985年出齐之后，1986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我国自行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同时，毛泽东、邓小平等我国老一辈革命家著作的编辑出版也硕果累累。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出版；1990年《毛泽东选集》第2版修订出版；1983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1987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出版；1989年《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出版。在此期间，马恩列斯生平事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比较、文本研究、名篇解读等领域均全面展开并取得重要进展，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资本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反杜林论》、《哲学笔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经典名篇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机构不断壮大，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1978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重建了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197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1980年6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高等院校和地方社会科学院也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或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以及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任务的教研室。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新兴学科的崛起，一些新的研究和教学机构也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如198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建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体系也逐步完善。1984年4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决定在部分高等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办本科班、第二学士学位班、大专起点本科班。1987年12月21日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科目录》，首次将“思想政治教育”列入本科专业目录。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目录，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同年9月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实施意见》，决定从1988年开始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8年，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10所院校招收首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含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此外，从1981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度起，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陆续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等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影响深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促进思想解放，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发挥了思想先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史研究、斯大林和“苏东模式”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国际共运史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领域及其相关重大问题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我国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仅以自己的创造性成果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学习、宣传、研究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主题，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问题，加深了对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规律的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1993年至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创新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空前繁荣，创新成果累累。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和研究工作继续稳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队伍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不断拓展和深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核心的整个学科体系趋于完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和研究工作大步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从1995年起陆续问世，到2007年底已出版20卷，计划到本世纪20年代出齐，共60到70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列宁专题文集》（5卷）即将完成编译出版；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列宁选集》（4卷），均于1995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于1993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1、2卷第2版于1994年出版。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深入。中央编译局2004年牵头承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教育部、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20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研究，设置18个子课题，致力于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经典名篇引起了研讨新高潮。此外，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深入开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机构不断壮大，学科设置趋于完善。随着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深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于1993年2月13日成立全国首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之后，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教育部分别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许多省市及其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机构。进入21世纪之后，中共中央启动实施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极大地团结凝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经党中央批准，2005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数十所高等院校随后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或学院。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也趋于完善。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学科整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隶属于法学门类，为政治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1996年，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成为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学位[2005]64号文件即《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通知》指出，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暂设置于“法学”门类内，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5个二级学科。2008年4月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1个二级学科。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1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842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不断深化，研究成果与时俱进。为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积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努力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深入学习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探讨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规律，科学总结苏东巨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深入研究阐释党中央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主要成就
60年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也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就，充分发挥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下面，分别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研究领域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一简要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宣传介绍、文本研究、版本比较、名篇解读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从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到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力量不断增强；从介绍学习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到自行编译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和原文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从自我封闭式研究到“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视野的国际性和开放性不断增强；从粗浅的宣传介绍到系统的文本挖掘和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成果的学理性和现实性不断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79年到2008年，我国关于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论文篇数分别为：《资本论》，2376篇；《共产党宣言》，877篇；《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396篇；《德意志意识形态》，311篇；《反杜林论》，157篇；《关于费尔巴哈提纲》，148篇；《哲学笔记》，145篇［２］。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意识形态》等专题摘编的出版物也不少。浩若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文献，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几乎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思想的方方面面，近年尤其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关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思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政治文明和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等基本观点的研究，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一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建国以来，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一直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先后取得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成果，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5年国家教委提出在高等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之后，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趋于活跃。进入21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实施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级学科的正式设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日趋繁荣。学者们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重大问题，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特点、内容和层次性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原则等理论问题，系统研究了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客观世界相互联系永恒发展原理、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和发展规律原理、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原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原理、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原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原理、国家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无产阶级战略策略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建设原理、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原理、人的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原理等原理以及由这些原理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
（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也较为侧重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研究。为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把编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为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３］。如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列宁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4卷本）。除了一系列通史性的著作外，还出版了诸如《马克思主义诞生史》、《马克思主义形成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5卷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等专题史的研究著作。此外，部分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南斯拉夫学者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英国学者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实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相关教材的编写工作陆续展开，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象、历史分期以及时代主题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求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同时，自1938年10月毛泽东于《论新阶段》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之后，这一问题便引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围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和必须坚持的原则与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等基本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不断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思想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领域。60年来，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经历了学习宣传、通俗解释到断章取义、教条主义盛行，再到公正评价、科学解读的不同发展时期，研究领域和内容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和方法不断更新，取得了一批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78年，国内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论文1万余篇，著作1300余种，1978年以后的成果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前30年［４］，比较有影响和重要的论著有《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毛泽东思想史稿》、《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史》（4卷本）、《毛泽东思想概论》以及《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等大型丛书。众多的研究文献围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周恩来、刘少奇和陈云等其他思想家、政治家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以及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等方面，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者。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我国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前，围绕真理标准问题、战略重点转移问题、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等问题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中共十三大到十四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系统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重大问题；中共十四大以来，邓小平理论研究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系统而整体地展开。30年来，我国邓小平理论研究围绕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科学体系和逻辑结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和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等方面，出版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有影响的综合性和专题性研究专著、研究丛书和研究论文，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论大纲》、《邓小平思想研究》、《邓小平思想发展概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邓小平思想研究丛书》、《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先进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自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来，理论界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必然性、理论和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等方面，深入阐释了它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对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考验的科学回应，明确界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间源与流的关系，深入探讨了执政党的建设规律，出版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重要理论成果，如《党的性质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与时俱进的理论新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创新与超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研究》、《“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等。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理论界围绕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与特征，以及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系统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整体性创新，取得了一批重要而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如《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中国和平发展与国家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解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读本》等。
（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为“反修防修”而内部发行的萨特、梅洛-庞蒂、布洛赫等人的著作，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式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领域。80年代初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集中于综述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源流、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的辩证法”、社会批判理论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80年代中后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起源、对象、特征、研究方法、现实意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等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9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集中于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萨特的思想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阿尔都塞的思想等方面。进入21世纪，以柯亨、罗默、埃尔斯特等为代表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哈维、德里达等为代表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佩珀、奥康纳、福斯特等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2005年之后，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展开，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国外左翼思想和中左翼思想也都已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
30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从重点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到自我创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研究范式转换，从分散研究和以哲学为主走向综合研究和多分支学科齐头并进的研究领域拓展，从重点探讨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理论到同时重视国外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界别拓宽，呈现出崭新的研究局面。期间，翻译出版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理性的毁灭》、《审美特征》，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卡尔?马克思》，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等。同时，学术界已有一大批重要的研究专著和文献陆续面世，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马克思主义”析要》、《折断的理性翅膀》、《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变革》、《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等。
（六）其他理论领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十分重视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1958年出版了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之后，有关国际共运史的著作和文献日益增多，相关研究机构陆续建立。研究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研究；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历史人物研究；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苏南冲突、匈牙利事件、苏共二十大研究；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研究等方面［５］。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大批苏联史学家的名著被译成中文出版，成为高校历史系的教材或教学参考用书。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中国通史简编》3编4册、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等重要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出版。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和选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等［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正式起步、初步发展，其后出现曲折，完全中断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通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恢复深化，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逐步进入更为科学和成熟的时期。进入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视角更加开阔，观点不断创新，集中出版了一批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综合性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研究成为亮点，一大批论著集中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建构，如《社会主义的宗教论》、《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等［７］。
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文艺学等领域也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上概述显然难以全面详细地反映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８］。展望未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将开创新的局面，取得更大成就。
（一）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研究工作，科学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和研究，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可以预见，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各卷的陆续推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的陆续问世、MEGA2新文献和相关资料的不断引进以及一些新发现的经典文献译文的不断面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观点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大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观点研究的基础研究必将引起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文本比较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比较研究将会继续得到深化和提升，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学”或“马克思主义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学科有望诞生。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观点的研究是科学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已经进行了持久热烈的探讨，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应该看到，如何以发展的观点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以整体的视野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发展历史、创新规律，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仍将是今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努力方向。
（二）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世界的现实情况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要诀所在，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的宝贵经验。繁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和世界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处理“马学”、“西学”和“国学”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加强研究世界各国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变化和问题，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和历史经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各种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取得更大进展。简言之，要确立“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９］。
同时，通过科学总结160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演变规律，自觉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规律，合理设置学科目录、学科边界、学科结构、学科功能和学科体系；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和人才的成长规律，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学科领军人物和较高素质的骨干人才；探究马克思主义学术精品的产出规律和机制，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和思想境界，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提供有力学理支撑，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三）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努力实现学术研究、政策探讨和理论宣传三者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学术体系，而不是僵化之学。作为开放性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发展创新中才能展示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结合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新变化，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例如，如何看待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变化和发展趋势，科学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和生命周期；如何看待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挫折和低潮，科学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和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引起的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当代价值；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现实问题，科学阐发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使命。中国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需要繁荣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应用的政策思路，而不是书斋之学。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具体实践中才能体现其科学的应用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不断推出合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要求和价值的应用性和政策性成果，更好地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必须深入研究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政策；深入研究如何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拓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和政策；深入研究如何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进文化创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制和政策；深入研究如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体制和政策；深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变化，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完善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体制和政策；深入研究如何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体制和政策。中国的智库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需要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智库。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大众化的理论，而不是“精英”之学。作为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只有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应当结合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百年历史和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宣传阐释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应当结合我们党开拓改革开放道路的艰辛历程和巨大成就，宣传阐释改革开放如何发展了中国、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引导人们深刻认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应当结合人民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并转化为行动力量的途径方法，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走向基层、走进群众。人民大众要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宣传而大众化。
（四）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
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也日趋扩大。60年来，翻译出版了英、法、西、日等外文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军事文选》、《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和俄文版《江泽民文集》以及不少学者的论著等，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此同时，一大批国外学者如施拉姆、魏斐德、沃马克、德里克、奈特、伊藤诚、大卫.科茨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为主题，采用文本解读和理论透视两种主要方法，先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理论和现实。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１０］。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透彻、全面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展开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全方位、实质性的学术对话，同时积极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地介绍到世界各国，使之成为国际上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理论思潮和学术前沿之一，不断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我国必须大幅度提高作为高端“软实力”的学术思想影响力！
回顾和展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１１］。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证明，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定会开辟新境界，呈现新气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育普及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和基本观点研究方面、在建设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对外交流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从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复兴世界社会主义提供学术支持、宣传保证和创新动力。
注释：
［１］靳辉明：《马克思主义研究50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２］孙来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思想理论教育》（上海）2009年第7期。
［３］靳辉明：马克思主义研究50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４］靳辉明：马克思主义研究50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５］奚洁人、余源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3-359页。
［６］于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人民日报》2009年7月17日。
［７］龚学增：《新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新进展》，《中国民族报》2009年6月23日。
［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8页。
［９］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１０］俞吾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