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元和之风”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之风”、“元和、长庆之风”或径称为“元和之风”。将某一特定时段的文学风尚概括为某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美学范畴，文学史上以“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最为流行，而“贞元、元和风格”极少被人提及，事实上，这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中唐”时期以元白、韩柳为代表的诗文风格是构成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在北宋诗文经典选择的语境里，进入文学传播流程，经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的流衍，相继成为北宋文学的典范，“贞元、元和风格”的传播与接受促进了唐宋之际文学转型的完成。
中唐：“元和体”与“元和、长庆风格”
李肇《唐国史补》曾从世风、文风交替的角度描述大历、贞元、元和文学之渐变，并提出“元和体”的概念：“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以“时”命“体”，实是一个包括当时文坛流行之古文、古诗、歌行等各类文体、多种风格与流派的总汇，反映了元和文坛名家争驰、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狭义的“元和体”则与以“人”而称的“元白体”同指元白诗文。按白居易于元和二年至六年任翰林学士，长庆元年迁中书舍人，元稹同年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中书舍人之职尤为唐人所重，被视为“文士之极任”［1］(卷五一，P465)。元白不仅以歌诗唱和着称于时，而且以其策问制诏文章称名文坛，故白居易长庆三年时所作《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说：“遥知独对封章草，忽忆同为献纳臣。走笔往来盈卷轴，除官递互掌丝纶。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所谓“元和变体”之“新”，并非李肇所谓“浅切淫靡”，而是其时“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称元和格(自注)”。二人同掌丝纶，且互撰除授制词：“予(白居易)除中书舍人，微之撰制词；微之除翰林学士，予撰制词(自注)。”所谓“长庆制辞”之“古”，指“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自注)”。一为“诗格”，一为“文格”，均为元白二人“变新”之自觉追求。元稹《制诰序》交代了长庆制辞复古的背景：“近世以科试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务勈危?桓?率怠???志幸允舳裕?嵋栽卜剑?嘀?诟撑姓吡鳎?韧踔?际?巧ǖ匾印Ｔ?褪?迥辏?嗍家造舨坷芍兄?期荆?踉际?幌荆?昂罄墼拢??怨诺栏韶┫啵?┫嘈湃恢?Ｓ置髂辏?偃虢?郑?ㄕ颇诿??虾梦模?蝗沾尤菀榧按恕Ｉ显唬骸?ㄊ律崛瞬恢?椋?闫湟耍??拗?馕薏豢伞！?允撬狙灾?冀缘米酚霉诺溃?淮又懈病Ｈ欢?嗨??姓撸?牟荒茏宰悖?湟饴式郧辰??抟员淅?Ｗ范?蛑??撬?员砻魈熳又?垂牛??藕罄凑咧?ど卸?！彼?凇栋资铣で旒?颉分兄赋霭资现?期镜奶氐悖骸氨?恰⑿鹗隆⒅期境び谑怠！卑拙右自虺圃?≈期尽澳苘戏贝剩瑒i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2］(《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卷五十，P2954)。又说：“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2］(《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元公墓志铭》，卷七十，P3735)值得注意的是，《白氏长庆集》所收“中书制诰”作者明确标注“旧体”、“新体”各三卷。“旧体”犹“古体”，是散文化了的骈体文；“新体”即“今体”，是标准的骈体制诏(2)。由此可见，元和至长庆初，元白作为词臣掌诰期间，在制诰文写作的理论和实践上，也在自觉地追求“复古”“变俗”，这与同时韩柳倡导的“古文”有着某种程度的呼应。元白制诰文的特点是追踪《尚书》以来诰命训誓的“高古”典雅文风，变革通行骈体制诰文浮华不实、拘以偶对的“巧俗”之弊，确立了词臣制诰文的“元和、长庆风格”，但在当代除了在学士院作为范本(3)，文坛似乎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如晚唐韩门弟子孙樵云：“当元和、长庆之间，达官以文驰名者接武于朝，皆开设户牖主张后进，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熏然归正。”［3］(《与友人论文书》，卷七九四，P3690)亦以韩愈为依归，而非指元白而言。
五代：“元和、长庆风格”之滥觞
五代时期，文坛开始流行“贞元、元和之风”的说法。马令《南唐书》卷一三《儒者传上》载：“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元和之风”，陈彭年《江南别录》作“贞元、元和之风”。同书《韩熙载传》：“制诰典雅，有元和之风。”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八《韩熙载等传论》：“韩熙载制诰有元和风，而议论宏正，淹洽体要，洵经国之华也。”同书卷九五《黄滔传》：“滔文赡蔚典则，诗清淳丰润，有贞元、长庆风。”
五代对“元和之风”的接受以南唐为中心，它继承了元和的文化艺术精神，造就了南唐王朝的“文物”成就，而使斯文不坠。所谓贞元、元和以至长庆之风，均是以“时”论而非以“人”称，但首次以“制诰典雅”将文体与风格联系为一体，其指向显而易见，即贞元至长庆间先后担任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的元白、陆贽等文章名家。后晋史臣所著《旧唐书》对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中书、翰苑制草给予极高的评价，透露了晚唐五代以来骈体文复炽、古文渐衰的文场消长消息。其评元白云：“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壸奥，尽治乱之根荄。”［4］(卷一六六《白居易传》，P4360)而其评韩愈则褒贬相参：“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4］(卷一六○《韩愈传》，P4204)以古文着称的韩愈的地位既不如“元和主盟”的元白，亦不如其侪辈刘禹锡与柳宗元：“史臣曰：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4］(卷一六○《韩愈等传论》，P4215)尊白抑韩、重骈轻散是唐文在五代传播、接受的新特点。
前引史籍所述南唐著名文士徐铉、汤悦、张洎、韩熙载都曾任中书舍人知制诰。除韩熙载外，其余三人又都由南唐入宋，于太宗朝继任直舍人院(张洎)、直学士院(徐铉、汤悦)和翰林学士(张洎)，他们以其宗师地位与师友传习，将南唐对“元和之风”的接受带到了中朝文坛。
宋初：“元和、长庆风格”之流行
北宋太宗、真宗两朝，“元和、长庆风格”成为文坛最流行的批评话语，形成宋代对唐代文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
太宗端拱、淳化以来，几度出入掖垣、翰苑的词臣王禹偁，在其文章中开始屡屡标榜“元和、长庆风格”。他是把元和、长庆作为唐代文学全盛时代而给予高度评价的：“(李唐)三百年间圣贤相会，事业之大者，贞观、开元；文章之盛者，贞元、长庆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征也。”［5］(《东观集序》，第8册，P17)“文章之盛”包含了古文、辞赋与四六制诰文。如《再答张扶书》：“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风，有四子艳格，至贞元、元和间，吏部首唱古道。”［5］(第7册，P397)《送李巽序》：“君尤善辞赋，得贞元、长庆时风格。”［5］(第7册，P430)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贞元至长庆制诰文章一时成为经典文本。《谢除刑部郎中知制诰启》：“乏梦中之白凤，深愧演纶。敢不考三代两汉之典章，取贞元、长庆之风格。”［5］(第7册，P407)《谢除翰林学士启》：“自非枚马渊云之述作，常杨元白之才名，则何以塞清问于论思，润皇猷于典诰？”［5］(第7册，P405)常衮、杨炎于代宗朝任翰林学士及中书舍人知制诰，《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已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禹偁《贺柴舍人(成务)新入西掖》诗：“好继忠州文最盛，应嫌长庆格犹卑。”自注：“舍人尝与余评前贤诏诰。若《奉天罪己诏》，元白之徒，可坐在庑下。”陆贽为德宗朝著名翰林学士，尤长于制诰奏议，着有《翰苑集》，《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评其草诏“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建中四年德宗播迁于奉天，“所下书诏，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多贽所为也”。王禹偁认为以文格而论，陆贽尤高于元白。显然，“贞元、长庆风格”并非只是行文的虚词套语，而是对元白、陆贽等人制诏文章认真研读揣摩后的选择。《丁晋公谈录》亦载：“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阁中商较元和、长庆中名贤所行诏诰，有胜于《尚书》者，众皆惊而请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杀人盈城，汝当深诫；孥戮尔众，朕不忍闻。”且《尚书》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则孥戮汝。”以此方之，《书》不如矣。’其阅览精详也如此，众皆伏之。”［6］(卷一六引，第876册，P816)王禹偁《寄献鄜州行军司马宋侍郎(白)》诗云：“制诰复西汉，碑板揭东岱。金銮赴夜召，顾问及远大。白麻几千纸，意出元白外。”他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如田锡亦认为：“迨至有唐贞元、长庆间，儒雅大备，洋洋乎可以兼周汉也。帝王好文，士君子以名节文藻相乐于升平之世，斯实天地会通之运也。”［7］(《答胡旦书》，卷三，P41)《寄宋白拾遗》云：“严吾侍从臣，元白才名子……不日演丝纶，鳌宫承帝旨。”［7］(卷一七，P166)宋白于太宗、真宗朝两入翰苑达20年之久，王禹偁、田锡、胡旦、苏易简、李宗谔等两制词臣皆出其门下，堪称一代文坛宗主。可见，宋白、王禹偁等两制师友确实自觉以元和、长庆制诏为范本，切磋模拟，以提高写作水平。
北宋时期，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成为朝廷中枢执掌词命的两制词臣，帝王优宠，文人趋奉，地位清要。不过太祖朝词臣基本由五代旧臣构成，如两位任职时间最长者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任职11年)“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但太祖依然有“依样画葫芦”之嘲讽［8］(卷一，P5)；欧阳迥(任职7年)“掌诰命亦非所长”［9］(卷四七九《西蜀孟氏世家》，P13894)。至太宗朝，新朝学士逐渐取代旧朝词臣，但文教初兴，一般文士仍缺乏丰厚的文化积累与文学素养，因此词臣的写作水平总体上仍然不高。其表现之一是不得制诰体写作体要，如苏易简才思敏赡，长于诗赋，但“由知制诰入为学士，年未满三十，属文初不达体要”［9］(卷二六六《苏易简传》，P9173)。韩丕有诗名，亦不长于应用文章，“属思艰涩，及典书命，伤于稽缓”［9］(卷二九六《韩丕传》，P9860)。又如两位知制诰，赵邻几为文“属对精切，致意缜密，时辈咸推服之。及掌诰命，颇繁富冗长，不达体要，无称职之誉”［9］(卷四三九《文苑传》，P13009)；和蒙为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讨索而后成，拘于引类偶对，颇失典诰之体”［9］(卷四三九《文苑传》，P13015)。表现之二是拘于偶对俳俪，流于浮华，卑弱不振。因此，如何提高制诰文的质量，变革文风，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宋初朝廷不仅沿承了唐开元以后形成的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对掌纶诰的中枢秘书制度，而且也必然在前朝的档案库里寻找可资借鉴的文本，陆贽撰写的《备举文言》、白居易撰写的《白朴》(4)由此成为翰苑应用文章的入门读物和习作蓝本。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太宗朝翰林学士由清一色的“白体”诗人组成，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与文章风格有着自觉的趋同和选择，而《白氏长庆集》的朝野流传(5)，则扩大了白体的传播与接受渠道。因此，“元和、长庆风格”在太宗朝几乎成为元白制诏的同义语。
追踪“元和、长庆风格”的成效至太宗朝后期逐步显示出来，杨亿撰《李公(沆)墓志铭》称：“五代已来文体一变，至于雅诰殊未复古。公之书命也，启迪前训，润色鸿业，善为辞令，长于除书，考三代之质文，取两汉之标格，使国朝谟训与元和、长庆同风者，繄公之故也。”［5］(第15册，P64)李沆于端拱、淳化时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太宗朝后期，更出现了王禹偁这样既倡导韩柳古文、又“精于四六”［10］(卷十二，第872册，P512)的文章名家，以“古雅简淡”、“宏丽典赡”［11］(卷一百二，P1307)的风格允称一时作手。
真宗朝前期，诗坛“白体”与“昆体”递嬗之际，馆阁翰苑仍流行“贞元、元和风格”的话语，是太宗朝这一话语的延续和总结。宋白本系“白体”诗人，他在真宗朝继任学士承旨11年，曾献《拟陆贽榜子集》，钱易亦在景德中拟白居易《策林》十篇上之，召赴中书试六论［12］(卷六一，P617)。这说明贞元、长庆应用文章(而非韩柳古文)在真宗朝初年仍有相当的影响力。有趣的是，“白体”与“昆体”的交替正是在王禹偁与杨亿之间渐次完成的。杨亿于太宗朝以神童入馆阁，真宗景德中由知制诰迁学士，因《西昆酬唱集》而成为“昆体”的代表，但他与“白体”诗人王禹偁、宋白两位文学前辈交谊颇深，其文学思想与王、宋之间的渊源亦有迹可寻。王禹偁曾作《送史馆学士杨亿闽中迎侍》、《送正言杨学士亿之任缙云》诗，杨亿则曾为宋白作《广平公唱和集序》［5］(第14册，P384)，为王禹偁作挽歌五首［13］(第3册，P1390)。他既写过《读史效白体》，而在制诰骈文的写作上，也曾极力推重“元和、长庆风格”，除前引《李沆墓志铭》外，又如《与薛舍人启》：“固汤诰、禹谟之可复，岂元和、长庆之足云。”［5］(第14册，P332)又曾评晁迥“所作书命无过褒，得代言之体”［9］(卷三○五《晁迥传》，P10087)。晁迥为白体诗人，少从学于王禹偁，其制诰当亦近“元和、长庆风格”。
除了作家代群的新旧交替外，帝王的好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真宗崇尚文学，礼遇词臣，对馆阁翰苑的文学动向也颇为关注，时有批评。他对“贞元、元和风格”的提倡和对西昆体的贬抑，就试图干预景德、祥符间文学风尚的迁变。《东都事略》卷四七《杨亿传》载：“真宗常谓王旦：‘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相继，文章有正(贞)元、元和风格，自亿始也。’旦曰：‘后进皆师慕亿，惟李宗谔久与之游，终不能得其鳞甲，盖李昉词体弱，不宗尚经典故也。’”(6)王旦为咸平间学士，景德中拜相，与杨亿交谊甚深，真宗屡屡与其谈论翰苑文章。但景德至祥符初，西昆酬唱已经完成，杨亿、刘筠、晏殊等相继入翰苑，其制诰写作亦形成典赡精工的昆体四六，“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14］(卷一六，P124)。乃是樊南四六一路，按李商隐少年时习为古文，其从令狐楚学习“今体章奏”乃在大和初，并不属“贞元、元和风格”范畴，然则在真宗与王旦关于杨亿有“贞元、元和风格”的对话中，其内涵如何？仁宗朝翰林学士宋祁在为石中立所作墓志铭和行状中对杨亿文章的评价极为确当，可移为其“贞元、元和风格”的注脚：“天子好文学，而虢略杨亿以雄浑奥衍革五代之弊，公(石中立)与中山刘筠、颖川陈越推而肆之，故天下靡然变风。”［5］(《石太傅墓志铭》，第25册，P131)“亿工文章，采缛闳肆，汇类古今气象，魁然如贞元、元和，以此倡天下而为之师。公(石中立)与刘、陈数公，推毂趣和之，既乃大变。景德、祥符间号令彬彬，谓之尔雅，而五代之气尽矣。”［5］(《石少师行状》，第25册，P70)“雄浑奥衍”、“采缛闳肆”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杨亿等人所创昆体四六制诰的新特点，这一特点显示了真宗朝学士普遍博学、自觉追求奥雅文风的趋尚。宋祁评为“魁然如贞元、元和”，恐怕是采用了来自真宗与王旦的定评。事实上，昆体四六较之元白制诰的简明切当、温雅平实，更为典丽、赡博、精工。耐人寻味的是，王旦指出与杨亿同在翰苑并参与过西昆酬唱的李宗谔“不能得其鳞甲”，原因则在于浸淫其父李昉为文词气“平弱”、“不宗尚经典”之故，而李昉恰是五代至宋初“宗白”作家和翰苑掌诰的代表人物。
由此可见，真宗以“贞元、元和风格”评价杨亿等翰苑词臣的文章，似乎忽视了杨、刘等人自觉取法晚唐李商隐而变两禁文章之体的事实。考察一下真宗在景德、祥符间发表的一系列针对文学、文风问题的言论，如景德四年(1007)六月，枢密直学士刘总出镇并门，两制、馆阁赋诗饮饯，“时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15］(卷一，P2)。祥符二年(1009)正月，王钦若等诬告杨亿、刘筠、钱惟演唱和《宣曲诗》，事涉掖廷、词涉浮华，真宗责备曰：“‘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诏风励学者，如自今有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16］(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庚午条，P1589)祥符三年(1010)，真宗对王旦说：“今文章体格与近代不同，馆阁中颇勤职业，每览歌颂，皆以典雅相尚。”［16］(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丁未，P1673)莫不彰显出真宗的审美取向，即倡导以元白为代表的“平淡”而“典雅”的“贞元、元和风格”，而祥符戒浮靡诏虽亦针对昆体而发，但其背后掺杂着政治因素。总体上来看，真宗对杨亿及其后学，褒多于贬。从文风变革的角度看，以王禹偁为代表的“白体”与杨亿为首的“昆体”在革除五代之弊方面师友传承，前后相继，虽有沿革，但又都未脱“唐体”。因此，广义上皆可纳入“贞元、元和风格”范畴。况且，“昆体”所取法的李商隐是一位身处晚唐衰落时世、“官不挂朝籍而死”［3］(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卷八百，P3731)、被目为“无持操，恃才诡激”［3］(卷一九○，P5078)的轻薄落拓文人，也不宜被当代台阁作家引以为喻。只是，在“白体”与“昆体”交替的进程中，元白的“贞元、元和风格”已逐渐淡出其作为文学典范的接受视野而被杨刘的昆体四六所取代。
北宋中叶：“贞元、元和风格”之转换
随着接受视野的开阔，“元和、长庆风格”的提法在宋仁宗朝以后发生了转换。一般来说，不再笼统地以“风格”论“元和、长庆”文学。最显着的变化是，韩愈取代了白居易的中心地位，经过宋初以来文人的宣传，韩愈古文终于全面地进入北宋文人的接受视野。刘弇《上曾子固先生书》云：“二汉而下，独唐元和、长庆间文章，号有前代气骨，何则？知变而然也。”［5］(第118册，P250)他所极力推崇的是韩愈、柳宗元之文，同时论列的时辈有李翱、皇甫湜、吕温、刘禹锡、权德舆诸人而无元白之文，诸人各擅其美而皆有所不足。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十五引林少颖亦云：“惟正元、元和之后，承三变之余，有二汉述作之风，自韩愈作《顺宗实录》，当时以为颇有风骨，故元和诸公皆能著述。”以“气骨”或“风骨”替换“风格”，正是韩子之文冠乎群伦之处，是庆历以来儒学复古、士风与文风变革背景下的新发现。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以韩柳古文作为元和文学的代表，并将其视为由唐转宋文学复古进程中的重要转捩点。欧阳修与宋祁所修《新唐书》对韩愈、元白的评价推翻了五代《旧唐书》的价值观。如《新唐书》评元稹制诏：“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17］(卷一七四《元稹传》，P5228)但认为：“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17］(卷一一九《白居易传》，P4305)对其文章成就一笔带过。对韩愈则大加赞扬：“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勔云樱瑒i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刋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17］(卷一七六《韩愈等传》赞，P5269)
对韩愈古文的传播与接受，构成了韩柳欧苏文脉相续的百年历程，也给制诰应用文体带来了变革。庆历、嘉佑以来的文章名家，开始检讨四六制诰文体本身的缺陷。如欧阳修康定元年(1040)《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仲淹)辞辟命书》曰：“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18］(卷四七，P662)庆历三年(1043)《论李淑奸邪札子》中提出：“朝廷诏敕之词，直书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16］(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丙子条，P3448)《内制集序》论学士文章说：“制诏取便于宣读，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其类多如此。然则果可谓之文章者欤……予在翰林六年……其屑屑应用，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18］(卷四一，P598)治平四年(1067)司马光甚至以“臣不能四六”为由固辞翰林学士之职，神宗特许其“如两汉制诏可也”［16］(卷二百九治平四年闰三月甲辰条，P5088)，即允许其使用散体。四六制诰的写作打破常规，风气为之一变，由“唐体”转向更为自由多样的“宋体”。欧阳修“既典制诰，尤务敦大体。初作《劝农敕》，既出，天下翕然，人人传诵，王言之体，远复前古”［18］(附录卷二，P2632)。司马光制诰其实仍有骈体，“但语自质实，不以骈俪为工耳”［11］(卷一五二，P1315)。王安石则对诏诰文字做了大刀阔斧的简化，如将常用的磨勘制辞简化为17字的固定格式：“朕录尔劳，序进厥位，往率职事，服朕命，钦哉！”［16］(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辛酉条，P5341)宋人概括说：“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19］(P310)“四六偶丽之文，起于齐梁，历隋唐之世，表章、诏诰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隐之流号为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20］(卷一八《(汪藻)浮溪集解题》，P526)经欧苏等人的努力，宋四六的特色至此确立。
在振兴古文、批评时文浮华风气的语境下，以常杨元白为标尺的“贞元、元和风格”不再是舍人院与学士院的权威范本。曾巩《辞中书舍人状》云：“唐之文章尝盛矣。当时之士，若常衮、杨炎、元稹之属，号能为训辞。今其文尚存，亦未有远过人者。”［20］(卷三四，P495)欧阳修《谢公(绛)墓志铭》云：“三代以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公于制诰，尤得其体，世所谓常杨元白，不足多也。”［18］(卷二六，P408)颇有意味的是，天圣中仁宗曾与宰相王曾讨论史籍说：“两《汉书》文辞温雅，《唐书》殆不能及也。”［16］(卷一七天圣七年三月壬午条，P2504)贬抑《旧唐书》文辞，这与嘉佑年间完成的《新唐书》对白居易文章的评价是否有某种微妙的联系？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记神宗亲赐张方平手札云：“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之风，《书》之典诰，无以加焉，西汉所不及也。”［22］(卷一四，P457)欧阳修《答王内翰范舍人》：“白麻诏令追三代，青史文章自一家。”［18］(卷一二，P208)梅尧臣《依韵和胡舍人见唁》：“西垣阁老号文雄，辞体能兼两汉风。”［23］(卷二一，P576)可见，从太宗朝王禹偁，经真宗朝杨、刘，到仁宗朝以后欧阳、司马、王、苏、张等人，两制词臣更自觉地以三代两汉标榜制诰之辞，而以超越常杨元白为理所当然之事。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元白之文的传播也产生了影响，如宣和年间刘麟《元氏长庆集原序》云：“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观其所论奏，莫不切当时务，诏诰歌词，自成一家，非大手笔曷臻是哉？其文虽盛传一时，厥后浸亦不显，唯嗜书者时时传录，不亦甚可惜乎？仆之先子尤爱其文，尝手自抄写，晓夕玩味，称叹不已，盖惜其文之工而传之不久且远也。”［24］(第1079册，P348)可见其时元稹之文已不甚流传。
“元和、长庆风格”的文学史意义
从以元白为标志的骈体应用文，到以韩柳为代表的秦汉散体文，“元和、长庆风格”这一话语在北宋文坛的流行与演变，反映了宋人对唐代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接受进程，对促进唐宋之际的文学嬗变具有重要意义。
意义之一，是以贞元、元和、长庆等时间单元为独立的文学时段，突出了后世文学分期中的“中唐”在唐宋文学承继转捩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元和”是这一接受视野中的聚焦点，也是由唐到宋的重大关节点，元白、韩柳则始终是关注的中心。对贞元、元和、长庆文学全盛的评说，涵盖其时各体(文体)、各家(体派)，显示了“中唐”在宋人的关注度上总体上超过“盛唐”，除了李白、杜甫两大诗人外，其他时段的唐代文学名家较少进入宋人的“经典”视野。这一文学史观对后世“三元说”、“三关说”应有理论启示意义。
意义之二，是将“元和、长庆”视为唐代“文章之盛”的高峰，显示了中唐文学繁荣的特点，即文体的多样化，这一接受视域体现了宋人博学多闻的知识结构和诗文兼擅的文学素养。姚铉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所编的《唐文粹》虽然不收“时文”，但对唐文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繇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而后萧、李以二‘雅’之辞本述作，常、杨以三‘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独孤常州及、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5](《唐文粹序》，第13册，P282)姚铉所述除沈、宋、李、杜外，皆为文章家，“常、杨”以下又均为中唐作家。有以韩柳为首之古文作家群，又有燕许、常杨、元白等朝廷应用文章的撰述高手，贞元、元和之间尤其是“文之雄杰者”辈出的极盛时期，其时作家不同于宋人鄙薄的“僻固而狭陋”[18](《梅圣俞墓志铭》，卷三三，P497)、“作诗之外他无所知也”[25]（卷中，第863册，P771）的一般唐代诗人，故较易进入宋人的接受视野。
意义之三，是体现了宋人骈、散并行不悖的文章观念。宋人较之唐人更重骈文，骈文应用尤为广泛，不仅两制词臣熟习此类文体，即一般文臣及士人之官私文书往来，亦习用四六体，“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26](卷八，P505)。骈、散两体在宋人的观念中偶有对立(如石介)，但总体上并不互相排斥。唐人优秀的制浩撰述也往往成为以文章进身的士子阅读、揣摩的文本，“元和、长庆风格”由此成为早期词臣写作的典范。韩柳、欧苏固然构成唐宋古文一脉相承的文学谱系，元白、李商隐、王禹偁、杨刘、欧苏在四六发展史上也沿革有绪，故杨刘昆体四六在宋文嬗变的进程中构成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对此，仁宗朝文臣学士已能给予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田况与范仲淹均指出其既革五代卑下率易之弊、又过于雕琢破碎的不足：“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5](《尹师鲁河南集序》，第18册，P392)“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其它赋颂章奏，虽颇伤十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27]（第1036册，P277）欧苏等人既能以散语及大篇长句改造骈四俪六的制诰文，又能将骈体文的声韵辞采之美融入古文，从而使宋文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其总体成就亦超越唐人。
参考文献：
(1)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W034)“北宋翰林学士与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参见尹占华《白居易制诰文中的“新体”与“旧体”之辩》，《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按《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载：“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10页)卷一九○《李商隐传》：“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同上，第5078页)均以“古文”与“今体文章”、“今体章奏”相对而称，可为参证。
(3)参见元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诗及自注。
(4)参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448页。
(5)释智圆《读白乐天集》：“所以《长庆集》，于今满朝野。”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八五系此事于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庚寅，《宋大事记讲义》卷七系于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均以“贞元元和风格自亿始”记为宰相王旦语。元不着撰人《氏族大全》卷十一载：“王旦云：‘刘筠、宋绶相继，翰苑属文有贞元、元和风格。’”同书卷十七载：“王旦曰：‘刘筠、宋绶、晏殊属文有贞元、元和风格。’”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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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1]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2]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4]元氏长庆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徐度.却扫编[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洪迈.容斋三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7]田况.儒林公议[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