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新墨家能拿《墨子》裡的一段來詮釋墨子是主張民主制，然而墨子所論述得最為詳細的政治產生過程，卻不能諱言是有極權主義色彩的，如果新墨家真要建立一套適用於現代的話語體系，就須處理這一問題。否則讀者不得不質疑，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討論，但在人人同義的壓力底下，難道就不會走向極權嗎？

隨著近十年中國國學熱的興起，不止大陸新儒家和新道家出現，就連一直在傳統被邊緣化的墨家也有了新時代的倡議者，不過其知名度的打響，還是以近幾個月港臺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的爭論為契機。

2014年12月，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李明輝教授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講後，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直指不認同中國新儒家要建構政治儒學的做法，此話一出，隨即引起了幾位中國新儒家為文反駁。

新儒家兩派風波未息，新墨家可以說是逢時登場，一個月之後，香港儒藝青年文化協會便邀請了三位新墨家的代表人物：黃蕉風、顧如、南方在野展開對談，爾後編錄而出的文稿，題為〈該新墨家登場了：當代新墨家如何看待大陸新儒家〉。

縱觀這篇長達6萬字以上的對談錄，可以發現如同中國近年興起擁護國學的思潮，新墨家亦是以傳統為旗號，內容是傳統經典的「微言大義」，背後動機是要自別於西方文化的影響，欲建立一個「中國性的話語體系」。可想而知的，帶有如此強烈民族情感的動機，衍生出來的思辨，難免顯得有些不切實際。

訪談中，新墨家是以對新儒家的批判作為登場的臺階。其批評一如外界熟知的老調，也就是要建構新儒學，不得不依靠政權，設計出來的憲政體制必定是強人所難，惟恐有神權政治色彩。

墨家更重視公共討論

批了一頓後，新墨家正式粉墨登場，他們指出，墨家的兼愛和尚同精神，比起儒家，更重視法律形式和公共討論。這個說法，倒是極富創新的再詮釋，因為查照《墨子》這部經典，會發現墨家其實帶有極明顯的極權主義色彩，而在新墨家的詮釋裡，墨家卻是最與自由主義契近的，他們甚至斷言，墨家是在現代唯一不需要轉化的傳統學說。

讓我們先回顧《墨子》是如何說的，才好明白新墨家是作了什麼新詮釋。

在〈尚同上第十一〉裡，墨子說原始時代「人異義」，於是相互爭鬥，連親人也不例外，在此戰爭狀態帶來的恐懼下，人們終於「夫明呼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而後天子便選任三公、諸侯、鄉長、里長。

有了政治上的統一，便可進行「尚同義」了，墨子舉出的方法是：「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箇中操作是由基層層層報告。在鄉下，人們見到鄉長有做不好的事，便告訴鄉長，鄉長改過後便能與百姓一樣知道什麼是好事壞事；爾後反過來，鄉長又要教育百姓，用賞罰手段教育百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由此「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

以此方法複製，百姓不只告訴鄉長，也告訴諸侯，也告訴天子，反過來天子與諸侯又教育百姓，由此便能「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

要如何「壹同天下之義」，只從文字上來看，統治者與百姓要像一對不斷磨合相互學習包容的戀人，「你告訴我哪裡錯，我就改，我覺得哪裡不好，也要告訴你，而你也要改」，這種關係甚至要達到有話就說，毫不隱瞞的地步才可以。墨子曰「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然而，如果想像此尚同理想施於實際中，很可能是走向極權主義，其中的最大問題是統治者怎麼會與百姓像要相互理解的戀人般？在墨子的理想裡，尚同的起點是百姓對統治者的申訴，而終點是統治者對百姓的賞罰，墨子對人性的認知，又是相當實際的，他直接道出政治的產生是基於人性對他者的恐懼，而不是人性的博愛。

那可想而知的是，最後必定導向統治者利用本身權力來控制人們的思想，才能達到同天下之義。如果真要利用人民的力量來教育統治者，察諸歷史，倒是有個頗值參考的案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無疑是最徹底的極權。

在新墨家的解釋裡，就不強調這古典尚同的過程，而是強調人民立君這一理想，由此提出墨家是主張選舉制的，並端出四種選舉主張。一是選舉的標準要「兼君」，即選出來的統治者要能兼愛天下之人；一是候選的人數要差額選舉，墨子提出「設以為二君」讓民眾選擇的主張；一是選舉的程式要有競選制；一是選舉的主體要是廣大的民眾。

尚同精神形成開放社會

此外，他們甚至提出所謂的「尚同」，是一種公共討論的過程，並指出墨子強調的「三表法」，就是強調人們判斷事物要尊重傳統、尊重民意、尊重實踐，如此就能形成「開放社會」。

以上就是新墨家最重要的政治主張。我猜讀者或許會問：「這難道不是常識嗎？」難道他們所批評的新儒家，反對選舉制和公共討論？既然是常識，新墨家提出的主張，到底有何意義？

要知道，中國國學熱的背後願望，本質上是要追求民族的自信心而非信仰。新墨家固然有論述到，墨子的尚天精神，放在現代，就是要自我靈性與超越上帝的對話，然而此「超越上帝」為何內容，新墨家也說不出具體詳細的形象來，他們倒是援用大量基督教話語來闡釋。

如果國學熱牽扯到政治主張，其實本質上都是因於對一黨專制現狀的反應，他們想要以傳統為護身符來提出改革主張，其實說穿了，既想要模仿西方的民主制，但又要以傳統經典為出處。也就因此，他們的主張，與其說是從經典來再創新，倒不如說是拿經典當擋箭牌。

固然，新墨家能拿《墨子》裡的一段來詮釋墨子是主張民主制，然而墨子所論述得最為詳細的政治產生過程，卻不能諱言是有極權主義色彩的，如果新墨家真要建立一套適用於現代的話語體系，就必須處理這一問題。否則讀者不得不提出質疑，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討論，但在人人同義的壓力底下，難道就不會走向極權嗎？

如果是再創新，對於經典的整理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而在整理的過程中，必須再詮釋與重批判兩相交替才能整理出新的思想來。可惜的是，中國的新國學思潮裡，這一過程尚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