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在旧时评论家眼中，诗名最著。宋末刘克庄即言：“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①至清代赵翼，则直以陆、苏相颉颃，且力辨放翁作诗，实有胜过东坡之处。②其以苏、陆并举，乃是着眼于彼此成就可以等价齐观，且着力辨析陆胜苏处作为其立论的有力证据，绝未联想到放翁继承东坡之处。而自方回《瀛奎律髓》到刘熙载《艺概•诗概》，均从作品解析和理论概括方面，极力表彰陆游诗风得力于白居易之处，很少言及苏轼与陆之间的前后联系。至于词，则多有注意两家风格的联系者。杨慎《词品》评放翁词“雄快处似东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放翁词提要》亦谓陆游作词，欲驿骑于苏东坡、秦少游二家之间；刘熙载也有类似的评价。③然这种较为笼统的称说，并不能让人明白二人词风相似的深层次复杂联系，但它有助于我们由此作进一步的探索分析，去寻找其所以然的多层原因。鉴于古今论者对两位大家的作品已有较多的研究，故本文将重点放在苏、陆二家在哲学与政治思想、学习方法与文艺观念两大方面，作一些分析评述。
一、哲学与政治思想
就笔者所知，在人生哲学观念上，注意到苏陆二家相似之点的，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他认为陆游诗歌的抒情方式，与杜甫有明显的不同，因为陆游“已经从苏轼那里继承了宏观的哲学与抵抗的哲学。”吉川氏申论之曰：“他（陆游）的诗之所以既富于感伤，又不沉湎于感伤，是因为受了他所继承的由苏轼开创的宏观哲学的影响之故。”他分析苏轼的宏观哲学有四个层次，即：（一）以庄学的“相对”观承认悲哀的存在；（二）用悲哀存在的普遍性来否定对悲哀的执着；（三）把人生视为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时间过程以减轻悲哀与绝望；（四）把握人生的主动权与悲哀抗争，变绝望为乐观与希望。显然吉川氏已注意到，何以杜甫与陆游处于类似的君国不幸的时代里，陆游诗中流露出的情感，不像杜甫在诗歌中流露的感情那样“异常悲哀”。
吉川氏又特别指出如下两个方面，以证实苏陆人生哲学的相似之处。“他（陆游）也像苏轼一样，肯定忧愁、悲哀作为人生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到处存在的。”这即是前述苏轼对人生悲哀存在的普遍性的哲学认识。”与此同时，陆游还认为，人生不只是由悲哀构成的，幸福也是到处都有的，这种哲学，也是从苏轼那里继承而来的。”④这便是苏轼以“相对”观既看到人生的悲哀，又看到人生的欢乐，并且相信在漫长的持续的人生变化过程中，机遇和希望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在他流落天涯的迟暮晚年，以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把北还的希望变成了现实。陆游身历六朝，几进几退，当国家民族仇恨未雪、个人婚姻生活又不如意的时代境遇中，居然能安享八十六岁高寿，未尝不是其善于遣哀和旷放乐观的生活态度所赐。
苏轼被贬黄州时，读佛书，狎渔樵，躬耕东坡，以闲废治学为幸，晚年以衰残之身，远贬岭海，亲断故绝，衣食所赖，一切皆无，却常以不曾考取进士自慰，视此行为冠平生的奇绝之游！“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岭南瘴疠，海角天涯，何尝能改变苏轼乐观豪迈的生活观念！
陆游五十一岁时，范成大来帅蜀，辟之为参议官，以诗酒相酬唱。人或讥其不拘礼法，视为颓放，乃自号放翁。其后范氏归朝，陆游东还，有《长相思》词咏其事。词云：“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侧船篷，使江风，蟹舍参差渔市东，到时闻暮钟。”五十六岁复作《放翁自赞》以明志：“遗物以贵吾身，弃智以全吾真。剑外江南，飘然幅中。野鹤驾九天之风，涧松傲万木之春。或以为跌宕湖海之士，或以为枯槁陇亩之民，二者之论虽不同，而不知我则均也。”⑤陆游之所以不以“跌宕”或“枯槁”之一格自拘，就在于他认同了庄子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仕与不仕，出处进退，辄以随缘任运、纵浪大化处之，“湖海”、“陇亩”固然是拘束不住的。当然，仕途淹蹇，闲散无聊时，仍如东坡先生一样，努力去发现生活的别样价值，为自己确定新的位置。他的两首《破阵子》词，即比较突出地表现了这种人生观。兹抄录其二：“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蜡屐登山真率饮，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闲心太平。料峭余寒犹力，廉纤细雨初晴。苔纸闲题溪上句，菱唱遥闻烟外声，与君同醉醒。”
陆游借老庄哲学以解悟人生、慰藉失意，表明了他对老庄哲学用途的认识，这与苏轼相似。与此同时，又并非专奉道家的信徒，其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认识，亦取苏轼兼融三教，杂取用之的态度。这一相似之点，只要对照苏轼《上清储祥宫碑》和陆游《洞霄宫碑》，就可以得到清楚的结论。苏轼谓道家“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⑥，陆游则言，道家“其书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阴符》、《西升》、《度人》、《生神》之经，列御寇、庄周、关喜之书，其学者必谢去世俗，练精积神，楼于名山乔岳，略与浮屠氏同；而笃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与尧、舜、周公、孔子遗书无异，浮屠氏盖有弗及也。”⑦虽然他们是从道家通于儒佛之处立说的，但由此可以窥见其沟通三教、并为所用的基本立场。钱钟书《谈艺录》引曾几《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称其“三家一以贯，不事颊舌竞。”钱氏云：“是放翁欲融贯通三教，而非攘斥二氏也。”⑧观《渭南文集》，特多为释氏作的碑传表记，则曾几之言不虚也。
在对于“礼”的设置和用途的认识上，苏、陆二人亦显示出惊人的一致。苏轼在元祐时期与程颐的矛盾冲突，主要便是起因于程颐拘执古礼，苏轼讥其“不近人情”。他在《礼以养人为本论》、《礼论》、《直不疑买金偿亡》、《书李简夫诗集后》等文章中，极力阐明“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有定论也。”他所强调的，一是礼因人情而设，二是礼因时代变化而变。后人非要拘执几千年前的所谓“古礼”，就是虚伪矫情，不知变通。⑨陆游对此不仅有与苏轼相同的看法，甚至措辞都极其相似。《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义而称，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⑩《潜亭记》：“自尧舜周孔，其圣智千万于常人矣，然犹不以异于人情为高。”(11)可以清楚地看出陆游对苏轼礼学思想的忠实继承。
在对待仕途出处的态度上，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所作的《沁园春》词，和元丰二年(1079)作的《灵壁张氏园亭记》所表述的原则，最具代表性。词中有云：“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文中称述古之君子之道则云：“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不仕则忘其君。”这段话被罗织苏轼的群小之一李宣之加以歪曲发挥，欲诬苏轼“目无君父”之罪。(12)其实，苏轼不过具体运用了孟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企图在维护人格独立的前提下，去发掘人生的多元价值。与此同时，他欣赏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认真态度（《书李简夫诗集后》），并不讳言封建时代士大夫求取俸禄是生活的必然选择，甚至承认士大夫为宦四方就是要获取较为优裕的物质享受。(13)陆游《答刑司户书》则云：“吾曹有衣食、祭祀之累，则出而求禄，恐未为非。既不免求禄，则从事于科举，亦未为可憾。”(14)《答王樵秀才书》云：“士以功名自许，非得一官，则功名不可致。虽决当绌，尚悒悒不能已，况以疑绌乎？”(15)此言算得是很实在的大实话。由此可知古代文人何以仕途失意时往往悲苦叹惋，专制制度愈强化，文人的出处进退态度愈“灵活”。然苏轼与陆游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平实地谈论它，远比那些故作清高者令人尊信。
二、学习方法与文艺观
由于宋代人文条件比往代更有改善，且印刷术日益普及使通过书本获取知识更加容易，故宋代文人很重视书斋生活，也很看重一个人的学养功夫。尤其那些有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其对经史典籍的学习非常系统化，也非常广泛。陆游祖父陆佃以学问著名，陆游是在一个书香门第成长的。《上执政书》云：“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遗文，先秦古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虽才识浅薄，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然譬于农夫之辨菽麦，盖亦专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机杼如是，边幅如是，自六经《左氏》《离骚》以来，历历分明，皆可指数。不附不绝，不诬不紊，正有出于奇，旧或以为新，横鹜别驱，层出间见……”(16)此文作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时年37岁。从文中的叙述可以看出，陆游学习传统经典不仅早，而且相当系统化，对其源流条贯有清楚的了解。上书执政，虽然有“推销”自己的用意，但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学习积累，也是不好贸然自饰的。《答刘主簿书》又述及二十岁左右“始发愤为古学”的情况，自谓主要是通过独立摸索，“以意度”古人用心处。大概从二十岁开始，陆游就注意把学习知识与文学创作和立身处世结合起来，故探求“古人用心处”就特别重要了。
所谓“求圣贤致意处”，“古人用心处”，就是强调读书不可僵死拘执，不可只做背诵章句的书橱，而应该直取古人作文之“意”，明白其根本所在。抓住了根本，就比较容易看清古代文化的因承条贯，理清其“原委”“派别”“机杼”“边幅”。然后把古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活知识，奇正乘除，新旧变通，直至达到横鹜别驱，灵活运用。这就正如他批评那些读《易》之人所指出的：“今读《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读典谟不能知尧舜禹皋陶之心，虽典坟尽在，亦何益于稽古。”(17)不求用而稽古，那就失去了学习的真正目的，没有任何意义。
苏轼把书籍与象犀珠玉、金石草木丝麻五谷相比较，认为书籍胜过这些物品之处，乃在于有用，而且可以用之不竭。他说：“悦于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18)这里指出人的才分品质不同，从书中所获亦不同，也就是揭示了学习必须独立探索，亲自体认。苏轼著名的《日喻》，用比喻的方法揭示出，“求道”不通过亲自去学习认识，那就只能像眇者一样，误以为钟、烛就是太阳。与此同时，苏轼所谓“道可致不可求”的道，就是指基本规律、根本原理。学习是为了致道，也即陆游所强调的，学习是为了得古人“致意”“用心”处。为了对书中意思条贯有系统化的了解，苏轼还发明了“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他在《与王庠尺牍五首》其五中颇道其祥，曰：“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一本书经过反复数次对不同内容的系统了解，这样学过的东西，就可以“八面受敌”，方方面面都了解得很透彻了。陆游自言颇得古代文化发展的“原委”、“派别”、“机杼”和“边幅”，应是采用的苏轼学习法。在学习中专重得古人“意思”所在，尤其是他们的相似之处。
其次，苏、陆都是宋代学问广博、该通百家的饱学之士。这不仅跟他们在哲学上主张兼收并蓄、杂取百家的观念分不开，而且与他们长期勤奋学习的努力分不开。苏轼才分过人，可他从不依恃于此，而是采用了一般人都嫌“笨”的抄书办法，他还把这作为一种基本学习方法向友生们推荐。即使在被贬黄州和岭海时期，不仅从未放松过学习，反而更加勤勉，“日以三更为率”，没有半夜以前睡过觉的。苏轼广受后人称誉的广博学识，就是这样长期努力积累起来的。苏轼早年即提出“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学习原则，(19)他平生都是这样做的。陆游对东坡诗“援据闳博，指趣深远”，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参议成都府幕时，范成大屡次敦促他为苏轼诗作注，均“谢不能”，终身不敢注苏诗。(20)陆游天生不及苏轼，刘克庄即有“放翁，学力也，似少陵；诚斋，天分也，似李白”的说法，(21)可知陆游的成就，主要得力于天后天的学习与生活体验，观其《上执政书》所言束发唯好文，《答刘主薄书》所言“发愤为古学”，其平生夙志与用力之处，盖可概见。钱钟书援引刘后村之言，进而论之曰：“然放翁颇欲以‘学力’为太白飞仙语，每对酒当歌，豪放飘逸，若《池上醉歌》、《对酒歌》、《饮酒》、《日出入行》等篇……有宋一代中，要为学太白最似者，永叔、无咎，有所不逮。”(22)杨慎也曾说过：“宋代惟东坡似太白。”(23)陆游对东坡学问人品的仰慕，对太白诗风的效法，不难让人看出其内在联系。大略东坡有太白之天分而学力胜之，陆游以学力而求天分，与其远取李白，毋宁近法苏轼。陆游《答刘主簿书》云：“往者前辈之学，积水以成大，以所有易所无，以能问于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该极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称诸公，盖皆如是也。”刘主簿所称究为何人，不得而详，但作为前辈学人的代表，苏轼肯定是居于称首的。从这里，陆游指出了前辈学问汪洋浩博、该极百家的特色和成功途径，实际上也就是他所推崇和实行的一种治学方法。
其三，苏、陆均主张学习须“得于心，践于行”，学习必须有益于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增强行动能力。苏轼的“知”“行”观，属明确的“知易行难”论者，他尤其反对坐而论道，无所行动的道学门风，也反对那些高谈阔论而办不好事的人，他在解释《易•习坎•彖》“维心亨，乃以刚中”时，有一段比喻性的引申发挥，他说：“所遇有难易，然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24)这里用水作譬，谓水虽至柔却可以战胜至坚之物，乃在其“未尝不志于行”的精神。因此，只有积极地行动，才能有所作为，战胜困难，取得成功。他反思历史，对王衍清谈误国言之切切：“文非经国武非英，终日虚谈取盛名。至竟开门延羯寇，始知清论误苍生！”(25)他批评当时学风说：“近世学者以玄相高，习其径庭，了其度数，问答纷然，应诺无穷。至于死生之际一大事因缘，鲜有不败绩者。”(26)又尝讥刺道学先生，平居与孔孟无异，至其行事，莫不为天下笑。学而无用，学而不行，在苏轼看来，是一种“欺世取名”、误人误己的丑恶行为。
陆游对笃学力行，见诸行事的学风十分赞赏。《求志居士彭君墓志铭》特别欣赏彭维孝“学而不施于事，犹不学也”的观点，(27)故于墓志中表而出之。又特别推崇其师曾几“笃学力行”，为当时后学所效法。(28)不言而喻，陆游就是其中取以为法的一个。又称赞另一位曾向其学习诗法的吕本中说：“公自少时，既承家学，心体而身履之，几三十年。”(29)尤其是曾几年过七十，“三日不见，见必闻忧国之言”，(30)其深重的忧国忧民意识，对陆游投身于抗金民族斗争，有着直接影响。梁启超于家国多难时读陆游诗，感慨良深，有“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之誉。(31)陆游投身到抗金斗争的实践中去，在古代文人中，是十分突出的一个。
宋人喜欢书斋生活，注重对书本的系统学习，形成对古代文化知识及文艺观念的基本了解。故其学习方法、学习体验，往往与其文艺思想和创作观念，有着一定联系。比如强调学以致用，其创作观必然以“有为而作”、期于实用为上，且推崇文如其人；学习中注重探求古人的“意思”所在，其创作观必然重视立意、写志、遣怀；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确立内容的决定作用；学习上主张兼收并蓄，其创作实践中必然反映出杂取百家的特色，在观念上也就对“俗”的东西、“异端”的东西比较宽容，等等。以下从几个方面简约叙述陆游对苏轼文艺观的继承。
第一，诗文当有为而作。苏轼在早年写的《南行前集叙》中就提出了这一创作基本准则。从他一生创作过程看，不仅坚持了这一原则，而且恰恰是其坎坷多难的身世遭遇，成为他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功的巨大动力。陆游用他自己的创作变化历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常为人们所乐道的《九目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一诗，最为具体地谈到他从戎南郑的军旅生活，为其创作带来了根本变化。“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这与以前写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的创作感受相比，不啻霄壤之异！更有趣的是，陆游这两句形容有了生活素材与真实体验之后，才有截然不同创作感受的诗句，恰恰是化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手扶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而来。引起这种创作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在《示子遹》中所总结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32)这“诗外”工夫，不是其拘泥于书斋一隅向壁虚构，而是广泛接触生活，写其生活的真实见闻感觉。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尤其是仕途困顿对世道人生的认识体验，可以刺激创作激情，文情并茂的佳作，往往产生在这种生活背景和创作境界中。这又与中国传统的“穷而后工”的文艺观息息相通了。故陆游《淡斋居士诗序》云：“盖人之情，悲忧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轼、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绌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
第二，重视养气对创作的积极作用。如果说“有为”偏重于各种外部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刺激，那么养气就是作家自觉地对自身的道德情怀、艺术情感和其它素质进行培养陶铸，是作家的一种内在主观要求。由韩愈的“气盛言宜”，到欧阳修的“道胜文至”，苏轼的“士以气为主”，都强调作家内在的修养与综合素质是写好作品的主观条件。这就是说，文艺创作不只是一种显示作家创作才能的技术活动，更重要的是一种表现作家人格情操的精神创造活动，苏轼在《上刘侍讲书》中把“才”“气”二者的关系辨析得很明白，认为只有以气御才，事情才能成功，文艺创作自然不外此理。
陆游在《傅给事外制集序》一文中，引述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但所指已不是《典论•论文》特别强调的气质和创作个性，而是苏轼所特别心仪于李白的“雄节迈伦、高气盖世”的胆识和气魄，“方高力士用事，公聊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33)故文中称颂傅给事云：“公自政和讫绍兴，阅世变多矣。白首一节不少屈于权贵，不附时论以苟登用，每言虏、言叛臣，必愤然扼腕裂眦，有不与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缩者，辄正色责之若仇，一时士气，为之振起。”(34)《方得亨诗集序》论“才”与“气”的关系，可以说全是苏轼《上刘侍讲书》的“南宋版”。文曰：“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35)略为不同的是，苏轼泛论“才”“气”。而偏重言政事成败；陆游专论创作，主张以“气”御“才”，方能追古人之逸驾。陆游自述创作经历则曰：“某束发好文，才短识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篱。然知文之不容伪也，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贫贱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笃，自守愈坚，每以其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36)把文章之气，“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观点，用“文如其人”的时代思想，作了内涵更加丰富的阐释。故言：“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37)
第三，提倡创新精神和风格的多样化，批判片面求“工”的创作风气。苏轼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他不仅在不同文体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求新求变，取得了超迈时辈、超越古人的巨大成就，他还尽力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影响周围的追随者。
陆游在《答陆伯政上舍书》、《方得亨诗集序》、《何君墓表》等文章中，反复申说：“诗岂易言”的观点，《答陆伯政上舍书》云：“诗者果可以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学不究乎天人之际，行无愧无俯仰之间，自然是无法从事艺术创作的。《何君墓表》对此作了详尽的阐发，且兼包了说诗与作诗二意：“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异；同此人也，而壮老殊。一卷之诗有淳漓，一篇之诗有善病。至于一联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读再读至十百读乃见其妙者；有初悦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满者。大抵诗欲工，工亦非诗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所削之甚，反伤正气。……纤丽足以移人，夸大足以盖众。故论久而后公，名久而后定。呜呼难哉！”作品给读者的不同阅读感受，必然以其新鲜独特、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为保证。故他特别强调“见书”、“识物”、“穷理”要尽可能广博周至，且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文体的需要，求其变化新异；而这种创新和多变，又不是雕琢出来的，必须灵活自然，天真朴茂，那种为工而工的锻炼、斫削，陆游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是没有出路的。
注释：
①(21)《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②《欧北诗话》卷六。
③《艺概•词曲概》：“陆放翁词，安雅清赡，其尤佳者，在苏、秦间。”
④以上详见《中国诗史》《关于苏轼》和《关于陆游》两篇，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⑤⑦⑩(11)(14)(15)(16)(27)(34)(37)《渭南文集》卷二十二，十七，十七，十七，十三，十三，十三，三十九，十五，十四。
⑥《苏轼文集》卷十七。
⑧(22)《谈艺录》第453-454页，第125页。
⑨参见拙文《苏轼与理学家的性情之争》，《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5期。
(12)参见王文浩《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八。
(13)《上神宗皇帝书》：“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17)《婺州稽古阁记》，《渭南文集》卷二十。
(18)《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19)《稼说》，《苏轼文集》卷十。
(20)详见《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渭南文集》卷十五。
(23)《升庵诗话》卷十一。
(24)《东坡易传》卷三。
(25)《读〈王衍传〉》，《苏轼诗集》卷四十八。
(26)《跋荆溪外集》，《苏轼文集》卷六十六。
(28)《曾文清公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十二。
(29)《吕居仁集序》，《渭南文集》卷十四。
(30)《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渭南文集》卷三十。
(31)《读陆放翁集》。
(32)《剑南诗稿》卷七十八。
(33)《李太白碑阴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35)(36)《上辛给事书》，《渭南文集》卷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