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事先张扬自杀与杀人的暴力年代。从留守儿童喝农药自尽到炒股散户杀妻，从农村妇女自杀到拆迁农户自焚，从建筑工人爬吊塔到浙江嘉兴28名工人集体跳楼，暴力事件频繁地出现，公众对自杀或杀人作为一种极端的社会暴力也从震撼走向麻木。

尽管有部分网络媒体的喧哗，但其对这些悲剧的解释却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掉进了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对于自杀的解释，在社会学界，最著名的莫非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自杀论》了。在19世纪，面对工业化对社会剧烈冲击，自杀人数急剧增加，甚至变成涂尔干所说的「一种时尚」，尤其是杀人总是与失范的自杀相伴随着发生。涂尔干通过自杀来讨论社会团结与整合被工业化破坏的问题。他认为，“自我主义（egoistic）自杀和失范型自杀两种类型都起因于社会没有起到充分作用」，也就是说社会已经失去了保护个体生命的功能。“对利己主义的自杀来说，社会缺乏真正的集体活动，使活动没有目标和意义。对失范型的自杀来说，社会不能调控与支持个人的情感”（《自杀论》）。因此，前者陷入了无限的幻想；后者陷入了无限的欲望。”

自杀的社会逻辑

一旦个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脱离集体生活，把自身当作一种绝对孤立的存在，就会失去社会才能提供给他的超越于自身基本生存需求的生活目标，那么生活世界就成了无意义的虚无。在这种情况下，「把他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被放松或切断了」，人们往往就不再能够获得有意义的生活、事业、公职、有益的劳动，甚至家务都只能引起厌恶。由于没有意义，生命本身就失去了呵护的理由，最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都会成为引发绝望的自杀。

涂尔干指出法国大革命后的工商业迅速发展，社会的有机团结被彻底破坏，给人们的贪欲打开了大门，占有愈多就想要更多，幻想新奇的事物，永不满足。但是新的社会财富分配标准尚未形成：旧的社会等级制瓦解了，在短时间内，社会又不可能建立新的制度。于是，无限的欲望僭越为唯一的神，导致各种社会关系摆脱传统的宗教、政府、行会的一切限制，残酷地竞争。人也就可能在遭受些微挫折，产生愤怒和绝望的情绪而自杀。

总而言之，涂尔干认为社会本应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通向现实世界的中介”，并使得个体在生活世界中有了意义和目标，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冲击，原有的社会关系被瓦解了，原有的社会价值也失去了。对于这一问题，涂尔干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法团主义，即一种互助、自组织的社会团体生活；二是道德教育。可是，社会已经破碎了，这些方案的基础又在哪呢？

在涂尔干的笔下，社会被本质化了。工业化社会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无法接受挑战，也难也改变。因此，在面对一个社会失序的状态时，自杀作为一种时尚，只能向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一套泛道德主义的社会重建方案。

然而，我们发现涂氏的理论存在一种吊诡：现代性造成社会的支离破碎，可是又要在没有超越现代性的逻辑里寻找解决方案，最后不得不掉进了一个宿命式的社会循环圈套里，始终找不到出路。

今天，大家津津乐道的现代性，讲到底，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不打算超越，又如何重建一个新的社会？

中国式的自杀分析

回到今天中国自杀的问题上，我们不乏文人雅士认为中国自杀现象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念，以及生命中的善恶冲突。当然我们也不缺少这样的学者，他们认为自杀手段的便利是造成了高自杀率的原因，似乎留守儿童只要手一伸，农药就能到嘴边，轻轻松松地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有心理学家第一时间跳出来为企业家们辩护，认为工人自杀是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的脆弱，彷佛年轻一代新工人是被宠坏的一代，要么他们娇生惯养，吃不了苦，捱不了骂，要么认为他们有精神问题，不是偏执就是精神分裂。还有有识之士认为农民自焚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残暴无情，一次次把手无寸铁的农民逼上绝路。而我们的部分媒体呢，却通过对一起起自杀的报道，制造杀人的戏剧化效果，把自杀变成一种反抗的行为艺术，甚至，变成一种自杀秀。

主流的意识形态却是把这一系列的自杀与杀人暴力归咎于权力失衡下底层对社会仇恨的绝望行为，是对一个不公平社会的终极响应。大部分人认为今天的社会仇恨，是权力膨胀、官僚专横、阶层对立而造成的恶果。比如，城管打死瓜农，地方政府强拆逼死农户，以权谋私转移巨额的非法财富，包养多名情妇。权力逻辑，于是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得以诛之。

上述的解释要么是知识精英的学术游戏，要么把自杀简化为权力逻辑下的官民对立。我们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出现严重的官僚腐败现象，在文革时期，也恰恰是官僚主义的危害，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自杀之路。那个年代官僚是罪魁祸首，而今天我们把自杀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站在百姓头上的官僚，却会掩盖当下中国社会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复杂性。事实上，我们的改革在1990年代末已经完成，去社会主义化的社会形态已经成形，社会主义社会内生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官僚主义的社会性质也因而变质了，官民对立出现了新的内涵，一种资本主导的阶级社会已经形成。

今天，当资本无处不在，操控了社会每一个领域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也成为资本积累的试验品，无人照顾不得不饮下农药的时候，当我们一切的社会关系都被商品化的时候，人与人的信任也荡然无存了。在这种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官僚必然通过权力垄断为资本的扩张开路。无论是各地愈演愈烈的征地拆迁，还是富士康几乎零成本的迅速扩张，这一切的背后，无不是对GDP增长的畸形追逐，而这恰恰契合了资本追逐利润的市场逻辑，也就无怪乎鸿海总裁郭台铭慷慨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世界第一”了。而在这一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当然，地方政府的官员必然可以通过权力寻租将公共财产转化为个人私产，中饱私囊。地方官员成为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工具与同谋，资本却隐藏在权力背后，让我们摸不着、看不见。比如征地的问题，我们把一个贪官打下来，另一个所谓的清官上去，农民的赔偿款可能到位了，可是失去土地的命运依然无法改变，地产商依然可以脑满肠肥。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虽然下马了，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一点也没有改变。

赤裸裸的资本主导

我们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自杀、杀人，基本上是一种更高层面的他杀── 他杀的社会与精神结构并非根源于什么传统文化，也不是什么权力逻辑，而是赤裸裸的资本主导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制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必然生产出让世界惊叹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权利失衡和道德沦亡，事实上，阶层分化和社会仇恨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内生逻辑。这一切都来得这么猛烈，这么突然，让个体在心理上无法承担社会失序下的冲击。结果，价值崩溃、社会关系破碎，个体孤独、迷茫与绝望，我们集体掉进了一个去社会主义信仰的危机状态。杀人的结构已经形成。

杀人，只不过是一种暴力的表面呈现，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齐泽克指出，暴力是一种救赎，甚至可以被认为“神圣的”，是对当下资本主义的生活逻辑的彻底反抗。他把暴力分“象征性暴力”与“系统性暴力”，指出我们不能只看到象征性暴力的表象，而更应该透视到其背后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结构，即系统性暴力的意涵，他更进一步说，不能以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来理解暴力问题，才能让暴力具有神圣的超越性，和改造历史的潜能。

齐泽克的观点呼唤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另类方案，这种方案蕴含了以暴力催生新的社会的可能性。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对新的社会没有强烈的要求，只是一股劲的追究自杀与杀人的罪与罚，甚至期待在没有改变资本主导的社会逻辑的前提下，奢望廉洁政府和民主政体的到来，只能是空想。只有一种全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才有可能铲除官僚、抑制自杀和杀人，重建社会关系和道德价值，实现民主与自由。现在我们已经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正如卢森堡所说，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要么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要么滑向野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