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创造一种抗争文体(a resistance genre) ———一种期望打开个体抗争经验的崭新可能性的次文学(a minor literature) 。这种抗争文体浪迹于一个身体痛楚的地带:当前中国经济特区工厂生活中的尖叫( scream) 和梦魇(dream) 。我将追溯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在中国结合到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如何被资本主义、现行体制以及当地男性文化的势力撕裂。我还将显示一个女性属民( subaltern) 如何面对强大的社会,以及身体痛楚如何在工厂中产生。我认为,痛楚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身体,而是一个抗争的身体。而无论纪律监管的力量怎样厉害,那个女性身体也能透过工厂中的种种慢性痛楚来加以反抗。按照巴特勒(Bataille) 的说法,尖叫和梦魇显示了人类忍受痛苦的限度以及获得自由和叛离的可能性,是人类经验的极限。而根据福柯(Foucault) 对梦的解读,我认为“打工妹”的尖叫和梦魇,在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挣扎,是人类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

凌晨四时,一声尖叫刺进了深夜的黑暗,与往常没有两样。阿英又做了同一个噩梦,并且尖叫起来。我给那鬼魅似的叫声惊醒了,然后,夜又沉入了深深的宁静之中。

1995 年11 月至1996 年4 月,我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当全职工人(参看Pun Ngai,1999), 阿英是在这家工厂做事的一个“打工妹”。我们工作的公司名叫Meteor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eteor) ,在我逗留期间,这里约有500 至550 名工人。

我到这里来的初衷,是研究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下,中国女性的工作生活和身份的变化。但到了实地考察的最后阶段,却不期然遇上了这些尖叫和梦魇,一种身体政治和叛离的文体开始展现眼前。

由于部分女工不满阿英的尖叫声而搬到别的房间,我遂得以搬进和她同住。那是一个不足100 平方尺的小房间,里面放了4 张双层铁架床,8 个人挤在一起。这就是深圳特区工厂宿舍的一般情况(参看Lee Ming Kwan ,1998) 。宿友的关系相当紧张,这不但因为空间狭小、隐私难隐,也由于阿英的尖叫声吓怕了大家,让人不能安寝。我也并不好受,这倒不是因为不能睡个好觉,而是因为无从把握、理解那尖叫声和为之执言。受害最少的似乎是阿英自己,她在尖叫声中醒来,马上又倒头睡去。

尖叫声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由于急于理解这尖叫,在这个房间里只住了一个星期,

我已陷入了焦灼之中。

那一片寂静并没有使我裹足不前,反而在那一刻给我提供了认识人类痛苦和叛离的崭新可能性。我无法不开创一种抗争文体,尽管这在初时并未清楚意识到,但在一种欲望的驱使下,我参与了书写生产,并把自己与抗争政治接通。我为一种次文体的诞生而着迷,这种次文体能明确显示个人进入历史叙述和分析的历程,尽管那些经验之中有些是不能传达的,有些是局部的,并为特定历史以及社会文化形态所主导。以下就是这种新文体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一种关于尖叫的社会研究能否成立? 那尖叫本身并无语言,它以刺耳的声音淘空了意义,以巨大的力量破坏了语言。怎样才能记录这尖叫、理解这声音? 怎样才能把它带进符号世界、安置在指涉的链条(signifying chain) 中? 我是否会把那尖叫的欲望毁灭? 或者,为了一种新的书写,这毁灭的危险是否无可避免?

二、一种关于人类痛楚的文化研究能否成立? 在田野研究的尾声,我把自己推向了身体痛楚的经验极限,这个极限作为普遍的人类经验再度拒绝了种种文化范畴和符号的归类。社会现象学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捕捉人类痛苦的方法? 如果不得不为痛苦执言,那么,不同的人类痛苦经验之间又是否有文化差异呢?

三、一种关于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能否成立? 尖叫、梦魇和身体痛楚往往被巨型的抗争论述湮没和抹煞掉,这些个体经验能否视作叛离的行为? 倘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人指摘之处在于其把梦魇和尖叫统统归入无意识领域,那么,我们能否认为抗争的可能性就正在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 福柯(Foucault) 把梦解读为人类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我们从中可以有什么得益?

一、尖叫———一种次文体的开创

阿英夜半的尖叫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她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控制不了。“听到人家的谈论,我很不开心。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醒来的时候,那叫声消失了,然后我又倒头睡去。不过,我每天晚上都做着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来到一个码头,正要坐船过河。那道河把两个村分隔开来,如果要到对面那个村,就只能坐船。我必须坐船,但我眼巴巴地看着船离去,在那里干着急。我发现我的身体太疼了、太累了,不能活动。我怕得要死,因为船已经离去。那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而天色开始转黑。夜来了,我走投无路了。”

阿英在梦中害怕得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但她一叫便会醒来,然后又倒头睡去。其他女孩子也睡着了,独有我一个人醒着。我一时陷入了极度的焦灼和痛苦之中,因为我所受过的社会研究训练并没有告诉我怎样去掌握这种情况。我迷失了,迷失于我醒来听那尖叫的一刻。倘若我们的时代真如德塞图所说是属于一种视觉史诗(epic of eye) 的时代,“视象如癌变般的扩散是我们社会的特征,衡量任何事物均以其展示和被展示的能力为依归”(Michel deCerteau ,1984 ,xxi) ,那么,我们的“学术表演工作者”(“showbiz academics”) 是否仍能接受一些不可见的,甚或前语言(pre2language) 的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那尖叫如此有力,它以无边的指涉力量,直入意义世界。它直接来自一个属民的身体,来自一种往往被拒之文字以外的人,来自一个为实现自己的生活而挣扎的个体;它来自一个“打工妹”,一个被压迫但是仍然抗争的主体。

正是在工厂里遇到了这尖叫,并且尝试理解、诠释和整理其极限的可能意义,迫使我去认识、理解和创造一种抗争的次文体。什么是次文体? 或者,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用语,什么是次文学? 他们在《卡夫卡———迈向一种次文学》一书中,列出了次文学的三个特点。首先,次文体的语言受“高度非地域化”(“a high coefficient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的影响。次文学并非来自一种次语言,而是由一个少数社群在主导语言里创造出来的;第二,在主导文学中,个别主题之间互相扣连,社会环境只作为背景而存在,但次文学则完全不同“, 它的狭小空间迫使每个个别情节直接连结到它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第三,在次文学中,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 并不存在可以从集体中分离开来的个体声音,这个体声音也不可能从属于这个或那个‘主流’”。次文学是人民关怀的文学(literature of people’s concern) :“不会有个体化的主体,只有群众合奏的声音,只要这些声音不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只要它们纯粹是作为未来的破坏力量或建设之中的革命力量而存在,次文学就会表现它们。”(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 - 18)我参照这些洞见,想为当代中国创造一种抗争的次文体,阿英的尖叫不单是属于少数社群的,而且也是边缘的、属民的,我们从中知道她的这种经验不仅与主导语言相对立,而且更完全与语言本身相对抗。尖利的声音把这个异化的、俄狄浦斯式的世界(Oedipalized world) 的符号秩序捣毁。然而,抗争的次文学毕竟抗拒被物化为任何文体,而要保持开放。抗争的次文体只着眼于个人的经历,它的魔力并不在于把个体的叙述一般化为集体的宣言,而在于直接显示出一切个人故事并不是历史的叙述和分析。阿英的尖叫是异乎寻常的,却也并不例外,也并不个体化,它是对每个女工都不得不面对的处境的一种谴责。

同时,抗争的次文体也从德塞图多元文学(heterological literature) 的概念中获得灵感。那是对他者的研究,是他者的经验。它并无自身的空间,而只有在他者的地方浪迹之时,它才存在。次文学并不明了自身,除非它明了了他者,找出他者究竟是什么,否则它并没有自己的身份。它存在于他者的空间,在无名之境浪迹。它的状况就是它的非状况。德塞图描述多元文学的性质时说,次文体寻找自己的边界、极限,不外乎一种他者的书写活动,好比经历一次“性”的过程:“它们按着‘性’的进程前进,把他者、异于己者的出现视作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曲折。多元书写的这种‘性’活动———一种不会完全成功的活动———把它转化为色情:正是‘对象’之无从进入,造就了生产。”(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1)

如果说与那尖叫的接触就像性接触,则那种经验无疑是痛苦多于快乐的。阿英的尖叫把我引诱进一个陌生的、危险的领域,那里处于声音与文字之间、语言与非语言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然而,也正由于这诱惑,使我达到了迷狂的状态(ecstasy) ———一种不仅只知有自己也知有他者的个体经验(Boldt2Irons ,ed. ,1995) ,我领会了那痛苦,领会了在不可能的经验之中的书写可能,也领会了创造一种抗争的次文体的热切欲望。而闯进存在与非存在(unpresence) 、符号与非符号(unsymbolic) 的夹缝之中,便有可能达致意义和叛离。那道夹缝、那种新颖、那条边界,毕竟是抗争欲望的来源,提供了令人出神的经验的崭新可能性,留待我们去发掘。

二、个人创伤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那个梦,而且每次梦到的都一样。那个码头、那条河,我是多么熟悉,仿佛曾经到过……啊,我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呢? 一个月前,我们连续三个晚上加班工作到11 点半,而我们要在礼拜天的早上搬进新宿舍。我很累,全身每个部位都疼,身体就像不属于自己似的。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也无法叫痛楚停止。当我的同房宿友外出购物,只剩了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便大声叫起来,声音大得连自己也难以置信。我给这叫声震惊了,后来,夜里便有了那个梦和尖叫,重复又重复。

阿英的尖叫在若干程度上类似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t raumatic neurosis) 。卡芙·卡洛斯对创伤作了最为一般的描述:“一般而言,创伤被定义为对意料之外的或过分的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在发生的时候并不完全为人所理解,后来则作为重复的回神、噩梦,以及其他反复出现的现象重新出现。超乎心理痛苦的创伤经验,意味着某种矛盾:即使目击暴力事件,也可能完全无法理解该事件,理解的到来可能缓于目击。因此,反复出现的创伤事件———虽未成为意识的一部分,却一而再地闯进视觉之中———意味着在所能看见或所能知道的东西以外,创伤者和事件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关系,而且,创伤事件的反复出现与作为视觉重复核心的延缓性和不可理解性是分不开的。”(Cathy Caruth ,1996 ,9122)

阿英重复不断的梦魇和尖叫,似乎在告诉我们她正在经历着某种创伤。但是,除了异常寻常的身体痛楚外,在她的生命中并没有如精神分析所认为的可以列作个人创伤的意外或突发事件。在表面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个普通工人,和他人无异,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遇到阿英的时候,她在Meteor 工作已干过13 个月,并在1996 年3 月底搬进了当时居住的宿舍。她没有发生过工业意外;除了1996 年春节她的祖母故世,家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变故。她得到祖母病重的消息后,赶回湖南。她的祖母在正月十五去世,但她没有参加葬礼,翌日便返回工厂了。她的祖母终年83 岁,所以她觉得是寿终正寝的。这的确给阿英带来悲痛,但却不是意外的震惊。

弗洛伊德在《快乐原理之外》一书中说道:“普通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惊异、惊骇;第二,所引致的损伤或伤害,同时成为反对神经官能症发展的一条律则。”(Freud ,1950 ,9 - 10) 。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和惊慌并不足以导致神经官能症,除非一种突如其来的惊异和惊骇状态。由于意识并未做好面对的准备,那些突发事件式悲剧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无意识,并在那里不断地重复展开。然而,在阿英的生活里,并没有发生过使她震惊的事件。弗洛伊德在对犹太人被屠杀所作的研究中,把创伤理解为延缓了的“童年”悲剧经验———摩西被害于犹太历史之初。但是,我对人类心灵创伤起源的任何本质化形式均不感兴趣,我想要说明的是,阿英的梦魇和尖叫存在于她的社会生活经验中。在我看来,她的创伤是心理的,也是社会的。可以断定,在阿英的创伤经验中,加班工作所引致的身体痛楚首先显露于意识的领域。她的尖叫最初是在下午空无一人的宿舍里,继而置换到无意识领域:她的经验进入了梦里,并在那里不自觉地反复展现。随后的尖叫,则发生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她在尖叫中醒来,然后又倒头睡去。从意识到无意识,又回到意识的曲折历程,构成了我们以下要说的多重故事。

三、慢性痛楚:身体与工作过程

我背上经常疼,我来这里工作了几个月,背上就开始疼。比起那些一天到晚坐在车间的装配女工,我已经舒服多了,我只是在生产部打字、做记录、记帐,有时还可以起来走走,喝喝水,歇一歇。可是我背上还是疼,真是不明所以。有时是背上疼,有时又跑到脖子上去。阿英在厂里是生产部文员,她在家乡念完中学,又到广州念了一年会计,现在的工作是她的第二份工作。阿英对自己身体痛楚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她有时认为是因为过度工作和紧张所致,有时又埋怨自己24 岁年纪太大,没有精力一天干12 个钟头的活,不适合在工厂工作。厂内女工的平均年龄为2012 岁,而大多数车间女工只有16 至18 岁。年纪大表示身体不足以应付工厂工作。大多数“打工妹”多在这里工作3 年以上,健康开始退弱。

众所周知,电子工业多采用有毒化学物质,我没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对化学物质的影响或工业健康祸害,了解不多,所以无法深入探讨那些损害身体机能的病症。不过,我以自己和其他女工的共同经验为依据,把重点集中在厂内十分普遍的慢性疾病之上,它们包括头痛、喉痛、感冒和咳嗽,胃病、背痛、恶心、眼痛、眩晕和虚弱,以及痛经。

几乎每个电子生产车间上的工序和岗位,都涉及一系列复杂化学程序的应用或操作。半导体装配的第一项工作是清洗,几乎要用上所有化学清洗剂,例如溶剂、酸性和碱性物质,用来给晶片或电路板去除油污、漂洁、蚀刻、氧化和打磨。酸性物质和有机溶剂毒性可能非常高,对人体健康可能有长远的影响( Gassart ,1985) 。前线工人最容易暴露于有毒的清洗剂,特别是那些负责印刷电路板和半导体装配的工人。大多数重要工序例如焊接、粘合、镀敷、封装,以至其它装配程序,都有种种的清洗。Meteor 所用的是浸洗法:晶片和印刷电路板在进行装配之前,先要在一大缸加热了的溶液中清洗。有机溶剂如酒精、脂类化合物、芳烃或氯化烃,是工厂中最通常采用,大抵也是毒性最猛的。这些化学物质有的是纯溶液,有的则是用来混和或稀释其它物质如墨水、颜料、塑胶和胶水。清洗室是最令人厌恶的地方,工人都不愿意到那里工作。化学烟雾和味道使人欲呕,而且往往会引致头痛、昏睡、眩晕或醉醺醺的感觉。

一个叫惠萍的20 岁女孩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她的脸色苍白得十分可怕。她在清洗室工作已将近一年,她患有严重头痛,经常感到眩晕:“你也是知道的,没有人愿意在清洗室工作,所以他们就欺负新来的。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就安排我到那里去,而且不再让我调出来。室内的空气叫人窒息,比医院的气味还要难闻。那些酸味令我常常感到头晕目眩,而且精神不能集中。最近,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如果好不过来,我想只有不干了。”

粘焊显然是另一个导致慢性痛楚的基本工序。这个工序把电子板和集成电路微晶片在一个机器上接合起来以制造电路,是半导体装配的核心部分。生产过程采用机器,辅以电脑屏幕和显微镜,由于机器需要由粘焊技工操作和保养,因此这是一个半自动工序。这家工厂有两个粘焊工序:板粘焊和丝粘焊。板粘焊是一个人手工序,极其微小的半导体晶片(板) 和晶体管、二极管或集成电路微晶片,被安放到机器上。进行板粘焊的时候,要用环氧树脂,以免电子板钉牢在机器上。工人利用镊子把晶片分开,由于晶片很容易掉落,所以他们要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机器上。晶片是整个生产之中最昂贵的电子零件,这一点时常有人提醒工人,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压力下小心翼翼地工作。丝粘焊是采用铝丝制造电路的另一个步骤。晶片本身是没有作用的,除非用铝丝把它连接到机器的端子。在丝粘焊的工序中也会用上超声波。声波使铝丝和接合点上的分子震荡并混合,形成粘合。由于板和丝都极其小而薄,工人只能利用显微镜和电脑屏幕把铝丝粘到接合点上;然后,再在粘合了的板上滴上环氧胶作保护———工人用一支枪将环氧胶一滴一滴的射在板上,再放进烘炉里去烤。而人所共知的是,环氧树脂有毒,有害工人健康,尤其容易引致皮肤病和肺部疾病( Gassart ,1985 ,122 - 123) 。在这道工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所处理的东西极为微细,而长时间用显微镜、高度专注于精细的工作,会导致眼部疲劳、眩晕、头痛和精神紧张。如果工人持续用显微镜工作超过两年,更会造成永久性视力损坏。Meteor 的机器是全天候运作的,因为该厂不但所生产的电子

零件价值不菲,这些机器也十分昂贵,所以,机器休班并不划算。工人分两班工作,由于白天我也要上车间,所以无法观察情况,我只能在夜间了解。粘焊部门共有46 名工人,其中包括技术员、领班和车间组长。所有工人均为女性,而且据称都是熟手,调到这个部门之前,在厂内已工作超过两年。领班阿伦说,眼力好、功夫细、工作态度佳,这些对于粘焊工作特别重要。他解释:“晶片损坏了是无法补救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得一丝不苟。工人在晚上往往精神不足,无法专注工作,因此工作节奏较慢,也较危险。

“粘焊工作比较辛苦,也更费神,所以这个部门的工资和奖金比起其他部门高一点。”机器声音嘈杂,阿伦跟我说话时要提高嗓门。这里的温度比其他房间和前线车间低得多,因为保养晶片和机器需要非常清凉的环境。尤其在夏天,工人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在室内的低温和厂外的高温之间进出,温度对比之强烈,容易使她们患上感冒和咳嗽。工人晕倒在粘焊室的事时有发生,尤以女性月经期间为甚。

淑美是这个部门较为年长的工人,一天晚上她告诉我:“不时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生产的核心,是厂内最重要的工人,可是我们得着了什么? 就比其他工友多得那么50 块钱人民币。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离开工厂外出,我也不敢接触光线,我发现我的视力模糊,走路也走不出一条直线。”

坐在淑美旁边的阿玲打岔说:“我担心我的眼睛过度疲劳,而我也有头痛和胃痛(她指的是经痛) 。这里工作太紧张了,又日夜颠倒。我要求调走,但得不到答复。我真的不想有一天晕倒在这里。

这个部门的人都认为,一个女人一旦出现了眼部疲劳、头痛和痛经,是再也不会好转过来的。西药和中药,统统无效。阿玲表示,她在粘焊室工作了半年便患上头痛,她尝试过多种治疗方法,都没有用。她说:“痛楚有时像是治不好似的,就是回到家里,它也好像在缠着我。”白天睡得不好,晚上工作紧张,使工人的健康一般比较虚弱,也导致了她们每个人身上的疾病。有时只要看看她的脸,便一清二楚;乡村姑娘红润的脸,只消一两年,便已退尽颜色。

工人们的痛楚程度当然不尽相同。也没有一个“痛楚测量仪”可以量度,而痛楚的经验也和个人知觉与社会影响分不开( Kleinman ,1994 ,6) 。一个工人的痛楚经验很容易就能够影响到其他工人,特别是同一个车间或工作室的工人。由于这些问题是无形的,大多数女工均把它们当作个人问题,而保持缄默。但是,这些问题一旦提了出来,几乎所有工人都能道出她自己的故事。因此,身体痛楚的过程是身心失调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文化问题。

另一方面,克林曼认为,慢性痛楚除了是人类痛苦的具体呈现外,也可视为抵抗日常经验的一个具体过程。他相信,慢性痛楚是力量的泉源,以其有待治疗的顽强性质,足以向社会关系中的微观政治作出有力的挑战( Kleinman ,1994 ,174 ,187) 。痛楚不但会拖慢工作节奏,有时甚至会直接中断或瘫痪整个生产;而眩晕和眼部疲劳则会影响粘焊技工操作机器的准确度和效率。所以,痛楚的身体并不是失败的身体,反而是抵抗微观权力的一面盾牌。

四、阿英的痛楚:身体与社会之间

我想我是爱他的。

我是穷,可我不贪心。

我忖度着,回家好呢? 还是到别处找工作好? 开始的时候真是茫无头绪。

现在回头说阿英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她的身体痛楚是工业劳动造成的,然而,身心失调的痛楚却隐藏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处境之中。当阿英提到24 岁年纪太大的时候,这不但是在说她的身体状况,而且也透露了一些较为隐秘的和文化的东西,正在影响着她。年龄的问题充满了性别和文化含义。

阿英在湖南西部一个市镇长大,那是她所住过的最贫穷的一个市镇,但她家里并不穷,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在镇政府里当干部的。中学毕业后,阿英努力投考大学,但考过两次都考不上。19 岁那年,父母把她送到广州念一个为期一年的会计课程,毕业后她返回家乡,在镇政府林业部门当会计员。阿英并不满足于在一个贫穷小镇里生活和工作,而在广州一年,也让她了解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她说:“我在老家是个干部,但我的工资也只不过两百块人民币,广州一个普通工人也比我多。”除了工资外,物质生活方面也有很大距离,以致没有年青人愿意留在乡下:“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想到广州去碰碰运气。”阿英这样说,想要我相信她并不特殊。她和姐姐一起跑到东莞去做工,姐姐嫁了一个当地人,于是她们每人给地方政府交了五千块人民币,把户口从乡下迁到了东莞。

一个人的命运系于他/ 她的出生地。出生于农村,便一生为农民;有幸出生于城市,便会成为工人。除非国家安排,否则人口流动是不允许的。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下,人口流动的限制放宽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满足私人资本或国际资本的需要。中国农民30 年来束缚在土地上,现在整个阶层得到流动的自由,而同时也获得自由去品尝城乡不平等的滋味。阿英在东莞待了两年,在一家电子厂当秘书,每月工资600 元人民币。头一年她过得很愉快,因为有姐姐家里的支持,她吃住都在那里,享受其他离乡背井的“打工妹”梦想不到的家庭生活。她的秘书工作直接向公司总经理负责,是一种高尚的工作。她学到很多东西,尤其学到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她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可是,一段感情的发生,却迫使她离开那家公司,甚至离开东莞。因为她和那个40 多岁的香港总经理有了私情。

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去逛书店,途中阿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他对我很好,像我叔叔似的,教了我很多东西。老实说,我并不讨厌他。我们是在工作上的一对好拍档,他也从不骂我或者批评我。⋯⋯可是他在香港有家庭、妻子和子女。他们有时来看他,很有家庭乐趣。嗯,他想我做他的情妇,而且答应给我地方住、照顾我。你也晓得,很多女孩子都想有这样的关系,都在等男人来养活她们,不计较有没有地位。但我却很犹豫,也很害怕会发生什么不可知的事情,那会影响我一生的。”

阿英拒绝发展这种关系,并且离开了公司。问她有没有后悔,她报以一笑,然后答道:“有时候我真的惦着他。”颇为明显,他们相互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情欲的关系。深圳有些住宅区叫做“二奶村”,香港商人养的小老婆都住在那里。我和其他女工经过那里的时候,她们都会拿那里的女人开玩笑“, 不要脸”“、卖身”,是常用来取笑那些女人的字眼。面子除了指个人的被尊敬,也包含着和其他人的关系,尤别是家庭和社群的关系。因此,“不要脸”不但意味着侮辱了自己,也意味着侮辱了家人和乡里。成为“二奶”也就是做一个非法妻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她的不道德在于她不愿工作养活自己,在于她贪求奢侈的生活,在于破坏别的女人的家庭。而“卖身”则是以身体换取较佳的生活,亦即物质的追求。

其他女孩子议论那些女人的时候,阿英往往不作一声。有时她会插一句:“那是人家的事,你们就别管好了。”在她的经验里,那个男人吸引她的不是他的钱,然而下决心离开他,却并非没有“面子”的考虑。她的姐姐、当干部的父母,以及她的高等教育背景,无不造成她的焦虑,使她压抑自己的欲望。“我是穷,可我不贪心。”阿英从未忘记向我传达这个明确的讯息。驱使她离开家乡到别处寻找较好生活的,是贫穷;但驱使她爱上一个香港男人的,却不是贫穷。那种感觉是复杂的,她并不认为自己的爱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面子”以及不确定的前程促使她放弃了那段关系。

阿英的欲望被压抑既是性的,也是文化的。现存文化虽然仍为一夫一妻的价值观所主导,但其中充塞着对穷人和女性的歧视。特别是当男方来自高高在上的社会上层,与女方在物质生活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时,歧视便会更为严重。

离开东莞以后,阿英不知何去何从。“我忖度着,回家好呢? 还是到别处找工作好? 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茫无头绪。我惦着老家,很想回去,但我发现轮不到我去想,因为我的户口已经迁出,我再也不能在镇政府里找到工作。我无处栖身。我不能这样返回老家。”

就在这当儿,阿英省悟到,生命一旦被抛出,就再不能回头,生命从此不受自己控制。她时常告诉我,她在到处漂泊。矛盾的是,她把自己爱一个男人的欲望压抑下来,以免往后的日子不由自主;然而,她马上发现自己已身陷一种不由自主的状态之中。这个“顿悟”来得突然,我相信,这可能就是她的创伤的成因。阿英省悟到,有些东西是她接受不了的,而这个省悟是一个痛苦和拒绝的过程。

阿英把那些梦魇和尖叫视为源于她身体内部的无法驾驭的“恶魔”。这倒不是东南亚国家经常所说的缠绕女工的阴灵或鬼物(Ong ,1986) 。阿英认为自己害了“心病”。尽管她经常强调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但她常说:“在我自己里头,恐怕有点不妥”,“我有病,你晓得吧,这就是为什么我有那些梦和尖叫”。对于她来说,梦魇和尖叫是她的病征,不仅是一种外来的支配,更是产生自她的身心、深植在她身心之内的力量。可是,一目了然,心病虽然是内在的、心理的,但和身体、社会是分不开的。

在阿英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找到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更为动态的关系。社会可能是“外在”的,但是,除非个体把生命彻底翻出,否则社会不能对它有任何影响。急剧的社会变化或非阿英所能控制,但它也只能在阿英认识和拒绝它的那一刻,才能破坏她的自我感觉( sense of self) 。然而,那里从来不存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个体永远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认识社会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能明白“人不可能是个体化”的意思。但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去解析这个非人化的过程,并且显示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对自我施行压力;而自我,以其在世的存在(being-in-the-world) ,除了认识现实之外,别无可写。

五、阿英的故事……

我知道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在这个大城市的街头游荡的时候,我知道这里不是我的地方,它不属于我,但是我不得不留下来。我看见有些人在路边卖东西,我在想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像他们那样。

离开东莞以后,阿英得到一位亲戚的帮助,在深圳找到电子厂这份工作。她不喜欢这份工作,她在东莞所享有的地位和特权,这里一概没有。在她头上的,是一个庞大的层级架构,她明白,没有特殊的关系,即裙带关系或亲属关系,晋升机会微乎其微。像Meteor 其他工人一样,她每天工作12 小时,还不包括加班工作。在东莞的时候,她通常只工作10 小时,晚上还会有些余暇时间。在深圳,没有了姐姐的支持,她在工厂里吃,在宿舍里睡。一切都得靠自己。有一天,几个工人谈起他们的工资,发起牢骚来,阿英对我说:“我从前不知道工厂是剥削得这样厉害的。我知道老板赚很多钱,而工人的工资却很微薄,在东莞那家工厂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的工资我都晓得。工人赚的很少,总经理一顿饭贵过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工人之间也不平等,有些人的工资是其他人的两三倍。不过我那时并不问为什么,我接受了,好坏是命中注定。”阿英每月赚550 元人民币,比以前少50 元。她认为她应赚得更多,因为她在厂里所做的工作超出一个文员所做的。她会电脑打字,会做试算表,又有做会议记录的经验,实际上大部分的办公室工作都是由她担起的。Meteor 的工人一般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件商品,阿英尤其如此。在市场力量取代国家指令以调控社会生活的改革时代,急剧的转变孕育了一种疏离之感。农村生活和工业生活不同,农村生活与土地和大自然相关连,多少还有一种自给经济,而农民所付出的劳动,皆体现在他们所拥有的产品之上。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情况完全不同,他们所能做的,便是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货币。卖身所指的不单是女性出卖身体给男性,以满足其性欲,也指出卖身体给工厂。他们被迫意识到自己是无产者,在离开土地和农村之后,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

然而,阶级意识却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表现。阿英在东莞的时候,比较愿意面对工业生活,也觉得出卖身体是合理的。但到了深圳,她开始埋怨工资少,对不平等也更敏感。她对老板的看法,也随环境而有所改变。她现在完全将自己放在一个阶级对立的位置,而在东莞时,她的立场并不明确。她最为极端的说法是这样的:“在以前我可以管人,现在我给人管。

在经理眼中,工人只不过是一些可以随意丢掉的东西。”

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不理想,厂内工人的普遍感觉是“像条狗”。他们打趣说:“你唯一遗憾的,就是生来不是一条洋狗吧?”“望来世投胎? 那得记住投胎做狗,也要投到别的地方去。”或者说:“时来运转,总有一天命会变的。”有些工人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小资本家,但有些则较为现实,他们知道在工厂劳碌几年以后,便要返回农村。对于女性来说,这意味着在年纪还不太大之前出嫁,很少人有希望留在城市,除非她们嫁给一个当地人,或者把户口迁到城市。如果不是,雇佣合同一旦结束,她们别无选择,只得离去,虽然有些人会成为黑户居民。因此,农民没有太大的机会将自己转化为真正的无产者,在城市形成一个新的劳工阶级。因为国家仍然严格控制户口制度,而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也存在巨大的差距。

婚姻方面,阿英也是进退维谷。年届24 岁,阿英得考虑她的婚事了。在农村24 岁这个年龄,几乎已是单身生活的上限,独身生活是农村所不能接受的。婚姻仍是“终身大事”,女性的归宿在夫家,而不在娘家。工厂的女孩子通常在二十三四岁便回家去,有的是自己决定回去,有的则是父母要求回去。抗拒婚姻并非不可能,但如此一来,女性便得完全靠自己生活,她们家里会反对,而这也会使家里蒙羞。工厂的女工往往在家庭期望与工作要求之间,婚姻压力与城市生活的诱惑之间,左支右绌。颇为明显的是,这些个体冲突和文化期望对雇用女工的工厂是有利的。因为女工们可以在16 至24 岁这段精力最旺盛的期间,把她们的劳动供给出来。经过四五年每天12 小时的工作后,她们的健康衰退的时候,便是她们结婚的时候,她们离开工厂,去生儿子,继续为男性家族服务。

阿英对自己未来的婚姻生活没有半点头绪,因为她原来的户口已经撤销,而她想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在老家找个丈夫。每当她想到自己的婚姻生活,便感到迷惘。

一天,我问阿英:“你为什么不在东莞或者深圳找个男人?”

“不是想像的那么容易。有户口在深圳的男人不会讨农村来的女人当婆。从北方来的、从其他城市来的漂亮姑娘多的是,不愁没有选择。在东莞的时候,我姐姐也有给我介绍过对象,但不是我不喜欢人家,就是人家不喜欢我。总之不容易。”她叹了口气。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不结婚?”我追问。

“也想过。有时我不愿意想太多,让日子溜过去算了。我还能怎么样? 但问题是我需要有一份工作糊口,却真的不知道以自己的健康还能继续工作多少年。即使健康支持得住,我也不认为工厂会要一个老太婆。”

然后,阿英沉默了下来。她的巨大焦虑是不难理解的。我们说过,她的汗水和泪水源自身心失调,同时也具有文化性。倘若户口制度束缚了她的流动性,机器吮吸了她的青春和活力,父系制度便令她迷失于这个世上。三重挤压。我们更接近阿英的梦魇和尖叫了。

六、梦魇、尖叫与抗争

打破那些只能唤醒表层意识的客体性,恢复人的主体的彻底自由,梦揭示了自由在世界中迈进向前,以及自由从那一点起将自身变成世界。梦的轨迹,人类自由的整个漫长旅程。(Foucault ,1985 ,51 ,53)

我们现在回到阿英的梦魇和尖叫上去。支配是抗争的开始。倘若阿英个人的故事揭示了社会和文化施加于个体的压力,那么我们最后要提出的问题,便是个体在压力的现实之下如何反应、自处,并作出抗争。梦和尖叫是否就是叛离? 是否就是抗争的欲望? 如果我们不想自落窠臼,说抗争只发生在无意识领域,那么我们便须超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梦的解释;其次,如果我们认为阿英的创伤并不是个人内在精神危机那么简单,我们便必须把它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处境来掌握,但又不陷入文化决定论;第三,从阿英的故事中我们究竟可以领略到什么? 她的梦魇和尖叫是否有助于我们开拓新的抗争经验,以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崭新的叛离境界? 总之,我们正在迈向一种抗争的次文体的高度,其目的只有一个:浪迹于彻底的人类自由的漫长旅程,踏倒所有阻碍叛离欲望流动的藩篱,提供在这个世上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的个体经验。

我们有幸在福柯那里发现了对梦的重要解读。福柯相信,梦不是受压抑的欲望的实现,也不是帮助做梦者逃避现实的影象狂想。梦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经验形式,造就成Existenz 理论的可能性。他说:“然而,梦无疑不同于影象狂想,理由很简单,梦是一种想象的经验;而假使心理学的分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能巨细无遗地说明它,这是因为它关系到某种知识论。”(Foucaut ,1985 ,43)

福柯还提出了梦的另一种可能的解读。福柯对弗洛伊德梦的理论的攻击,在于“弗洛伊德将梦心理学化”。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存在着双重化约。首先,他为了从19 世纪学者手中拯救出认为梦是“无意义”的看法,把梦的意义化约到无意识中去。其次,他以过度心理学化的转译方法,把象征意义化约为特定的梦的影象(images) ,而非想象(imagination) 。“相反,梦的经验具有远为丰富的内容,以至无法化约为心理学定律。”(Foucaut ,1985 ,44)

福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从无意识的领域和心理学的破坏之中,把梦的意义恢复过来。梦作为想象的经验,是人类存在的实践,也是超越的可能性。只有承认梦是想象的经验的一个表征,是一种足以打破并超越主体和客体、意识和无意识二元对立的经验,才能为存在提供在这个世上自我解放以及自我创造的经验:“梦:像所有想象的经验那样,是超越的一个人类学指标;在这超越之中,梦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世界,给予自己光、火、水,乃至黑暗,以向人宣示世界。梦的历史的人类学意义告诉我们,梦以其物质性格,既在它的超越之中揭示世界,也以它的材料改变世界。”(Foucaut ,1985 ,49)

福柯并不把梦的经验对应于现实中的“缺失”,视为一种替代,或者受压抑的欲望一厢情愿的实现,而是希望恢复人的想象经验的可能性,并以这种经验的超越造就一次通向世界的彻底自由之旅。福柯说:“自古以来,人便已在梦中发现他的自由被缚在世界的必然之上,并晓得他将在梦中碰见自己以至日后的自己,碰见他所做过的以至将要做的事情。”(Foucaut ,1985 ,47)阿英的梦可以解读为她实现自己的现世存在的轨迹,以及自由和抗争的可能性。阿英受到三重挤压,追求职业生活却换来一副残损的身体,性欲和道德压力的矛盾使她精神紧张,婚嫁的文化要求和国家对其流动性的管制则把她困在中间,进也不得,退也不得。她在一个新环境中,骤然而且不期然地认识到这些。个体的痛楚,烙上了社会和文化创伤的印记,并在个体的生命中一再展现。阿英的梦是特殊的,但它的特殊性却具有普遍性:它是一个身处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的女性工人所作的挣扎。

阿英把她与痛楚的斗争推入梦中,从而恢复身体与自我的统一。她并没有在梦中放弃挣扎,却是继续进行无望的斗争。她跑过一条河,尝试到达一处异地。阿英说:“我有时发现对那梦境十分熟悉,我一定曾经到过那儿。那好像在唤我回家,我跑啊跑的。”对于她来说,梦就像一个家;用海德格尔(Heideggar) 的话说,梦是Existenz 的栖身之所,是希望,是实现现世存在地可能性。那个梦本身是阿英生命的家,对她来说非常熟悉、亲切、真实,但她在梦里却又不断地奔向某处奇怪的、陌生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拼命要过河,但我就是立定了主意这样做,去追那条船。我很坚决。看见那条船离去,我发现自己充满了非同寻常的力量，我仿佛要冲开挡在我前面的一切障碍。”

据我的看法,阿英的过河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解读。河流在中国农村往往是土地的分界线,一个女性过了河,便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处陌生的地方。一种可能的传统解读方式是出嫁,因为在中国婚姻仍是父系和男权的风俗,女性须离开自己的乡村,到她丈夫家里去开始新的生活;纳入当代的处境中,女性过河,离开自己的土地,也可以看成是到城市里去谋生的意思。经济改革、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给乡村姑娘带来了开展新生活的欲望和希望;在一个较为抽象的层次上,一个女性过河也可以意味着旧生活与新生活的决裂。阿英就是决心要和旧生活及其所有的痛苦以至无法忍受的存在方式决裂,投射到过河之上,就是期望异地的新生活会带来一线光明。这倘不是一种浪迹的经验,也是一种叛离的经验。尽管实际上阿英一路坎坷,而且身体给痛楚撕裂,但那催促、呼吸,却正是寻找新事物的强烈欲望。“无论我看来像有多大的气力,我的身体就只是固定在那里,拒绝移动。”固定和奔跑,在阿英的生命里都是无可避免的。

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有一道夹缝。阿英因为穿过了无意识,而挽回了一个失去的自我。并且,她因延展了想象的经验,而接合了意识与无意识,且在这个世上自由地经验了她自己。酣睡的灵魂从未酣睡,反而比清醒的灵魂更为敏锐和活跃。梦魇和创伤经验的重复,可以解读为坚持斗争以及对斗争自由的不懈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依德指梦是睡眠的守护者的说法是错的。福柯说:“如果意识在睡眠时睡着了,则存在便在梦中苏醒。睡眠本身,向存在所准备着的、理解着的、向往着的生活走去。如果这类似死亡,那便是不愿意死亡的生命的一个诡计”;它“在死亡的恐惧中”“玩弄死亡”,它维持了生命的整存(Foucaut ,1985 ,54) 。在觉醒而非酣睡的时候,存在的自由在梦中显现。阿英并没有在梦中酣睡,她反而在梦的经验中继续斗争。她在梦中未能上船,陷入了困境:进也不得,退也不得。但是,她终于没有在这个景况中酣睡或逃避。她挣扎再挣扎,为求移动那动弹不得的残损的身体。对未来的憧憬,又一次在梦中遇到了障碍。可是,她并不放弃。她发出了一声尖叫———这真正的抗争,在梦的末处唤醒了自己。倘若无意识领域并非极乐之境,她便返回意识。那尖叫,处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宣示了她的斗争的存在。它跨越了语言与非语言、想象与现实、自我与世界。它是自我延展的最后泉源;自我的延展越过了所有个人的和文化的疆界,占有了远远大于生活世界的非地域空间。

阿英在人类自由和实践的漫长旅程中,开创了一种抗争的次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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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