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界，有关社会分层问题和反贫困问题等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但是如何开展对城市下层社会的调查和研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近年来从事了有关城市贫困层、征地农民、城市外来民工等的有关调查，在这过程中并涉略了中国城市社会学史中的一些相关研究。在这儿，笔者试图对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作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展开对城市下层的社会学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一、早期社会调查中的城市下层研究
1，20世纪初期基督教会和外籍教师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
中国20世纪初期的城市社会调查是与社会学的传入及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教会学校。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创立社会学系，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社会学系。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上海杨树浦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相当发展，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劳工问题，基督教青年会遂进行了一系列城市劳工以及其他问题的调查。一些教会学校的教师也主持、组织了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形成了一个社会调查运动。早期的社会调查多由外国传教士或外国教师主持，在调查内容的选定和方法的运用上受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主要的城市社会调查有：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了“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人力车夫的调查，拉开了中国早期社会调查运动的序幕。
1917年，清华大学美籍教授狄德莫（G.G.Dittmer ）指导该校学生（当时清华大学设有社会学课程，但尚未设社会学系）对北京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用作了调查分析，其中汉族人100家，满族人95家，职业包括工人、农民、车夫、军人、木匠、理发匠及少量学人等。
1918－1919年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J.S.Burgess ）和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等仿照美国茹素斯基金会所组织的春田调查（spring field survey ），在北京进行了一项较大规模的城市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北京的社会状况，涉及到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民、救济、宗教等项目，调查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北京：一个社会调查》（Peking：A Survey ）。
1924年，基督教会的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中外教师的带领下，对济南市社会概况进行了调查，包括济南市的历史、地理、人口、行政管理、公共事业、地方财政、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娱乐活动、娼妓、工业状况、生活水准、住宅、慈善事业、教育体制、文化和教育机构、宗教机构、妇女动向、家庭状况、基督教活动等方面，内容可谓相当全面丰富，调查结果以《济南社会一瞥》为题于同年用英文发表。
2，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家从事的城市问题调查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学者也已经开始作一些小规模的社会调查，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及对沈家行的实况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等。初期的调查多侧重于对农民工人生活费用的调查。
自20年代始，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人主持的调查感到不满足，据费孝通教授回忆，“（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博尔（即S.D.Gamble，也译为甘博）、布济斯（即J.S.Burgess ，也译为步济时）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费孝通，1999，p32）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逐步形成和教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成立，中国社会学者也开始有条件作自己的尝试。他们致力于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组织、主持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相继展开。当时主要的调查机构有“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等。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大批调查成果：林颂和著的《塘沽工人调查》（社会调查所），杨西孟著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社会调查所），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麦倩曾著的《北平娼妓调查》（《社会学界》1931年第5卷），许仕廉著的《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1931年第5卷），牛鼐鄂著的《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社会学界》1933年第7卷），刘宝衡著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1934年，市社会局），杨西孟著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社会调查所），社会局著的《南京社会》（1934年，南京局），杨蔚著的《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194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史国衡著的《昆厂劳工》（1943年，商务印书馆），社会部著的《成都社会概况调查》（1944年，社会部统计处）等等。
3，早期城市下层调查的评价
自《北京：一个社会调查》出版以后，全国兴起了社会调查之风。其后，20年代开始，大量模仿美国城市社会学、人类学进行的社会调查涌现出来，内容主要涉及人口、劳工、风俗、妇女、教育、灾祸和社会概况等。各类社会调查数以万计。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仅在1927到1935年的9年间，全国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就有9027件之多。
综观这些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较突出的特点：①对下层群体的关注。除上述那些调查成果外，还有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王际昌于1929－1930年间指导40多人对上海市杨树浦工人所从事的调查。②重视对“生活”的调查研究。突出的如陶孟和于1926到1927年间所作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他采用了家庭记帐法，对北平48家手工业工人的家庭生活费进行了6个月的调查，对12家小学教员的家庭生活费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后写成的。采用日用帐簿法进行调查在当时还是个创举，此书是在国内采用记帐法调查工人家庭生活费的第一本书。之后在各地的对生活费的调查，大都采用此方法，因此其在方法上是有较大贡献的。③理论、方法上的成就具有较明显的局限性。在调查内容存在分散重复的问题。在方法上借鉴外国的较多，自主创新的较少，调查手段比较单一，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手法。此外，缺乏学术上的提升，以社会调查为工具、具有社会学理论趋向的调查较少见。④缺乏政府的制度性支撑。中国的各级政府一直没有实施对城市贫困状况的制度性调查，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社会学者和各种民间机构的调查成果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总的说来，中国早期城市生活调查的开始早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当时的调查绝大多数以了解、反映社会现实、从而改良社会为主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调查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在起步时就初步具备了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的基本的学科性格。但由于研究队伍的学术准备等条件的限制，这些调查往往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在学术上的收获显得不甚突出。与当时调查者们主要师法的美国城市社会调查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相差甚远。例如这些调查没有从社会结构入手来分析、解释问题。在具体的调查中也没有采用同时期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等方法、在城市人文区位学等方面作出尝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农村社会学在中国兴起。农村复兴运动的开展以及农村社会调查开始逐渐取代了城市社会调查的主导地位。据赵承信先生统计：1927年所有地方社会调查中，68.6％是城市社会调查，6.5％是农村社会调查，其余时全省性调查。而到1933年，农村社会调查首次超过了城市调查，到1935年，城市调查降至23.8％，乡村调查则升至37.8％。这种现象的背景，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日趋严重，政府开始推进农村问题调查。许多调查项目被政府的有关部门接收，列入经常性的调查项目，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部分。随之，城市社会调查开始衰落。
二、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1，城市调查的停止和恢复
共产党执政初期，曾有一些社会学者参与了城市的社会改造运动并取得了一些调研成果。在广州市，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在杨庆堏的带领下，曾参与了对妓女、乞丐的调研和改造工作，何肇发还根据这次参与收容改造活动中对乞丐的调查活动写了一篇论文，《广州市乞丐的个案研究》（何肇发，2001年，p278）。
1950年代开始，一方面，随着社会学专业的被取消，社会调查活动在中国基本上消失。另一方面，随着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确立，有关“阶级”“阶层”的概念发生变化。在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实体，被认为已经不再存在。整个社会中只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主要“同盟军”，被认为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贫困”、“下层”这样的概念及问题，也随之消失。
中国的社会学专业恢复于1979年。1981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开展了城市社区研究，对居民生活，家庭婚姻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自那以后，各种城市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相关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调查和研究也渐趋深入。80年代以来比较著名的城市社会调查有：
1983年10月，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同天津市人民政府合作，进行了“天津市千户居民问卷调查”，调查涉及天津的9个市区、35条街道的1000户居民，内容涉及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居民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后来，天津市的做法还坚持了下来，其他很多地方的政府也仿效天津的做法，开展了类似的城市居民社会生活调查，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比如浦东新区政府与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合作进行的浦东居民调查也属于这一类。另外各地政府也有一些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调查，如上海有《2002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
2，90年代以来的调查研究
1990年代以来，有关社会下层的调查和研究，社会学家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①下岗工人问题研究；②社会分层研究；③社会贫困问题研究。
90年代开始，大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工人的下岗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和“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在中国社会中突现出来。也所以，对以上诸问题的研究几乎是在同时期成了社会学家的研究题目。这种调查研究受到各级官方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牵引和支持。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国家和各省的各种科研项目的设置中，下岗工人问题、社会分层问题、城市贫困问题等一直占据一席之地。相应的成果也大量面世。
在各种研究成果中，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涉及到了工人的问题和“城镇职工中的贫困层”问题。而在他和胡俊生、洪大用合著的《失业下岗问题对比研究》中，城市失业下岗群体的问题得到了具体的分析和国际比较意义上的研究。在90年代以来的各种社会调查中，李强的一系列实证性调查对于中国社会学界产生有较大的影响。
“城市贫困问题”多与反贫困（扶贫）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联结在一起。除了各种政府科研项目外，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国家统计局、民政局等部门推动了课题的展开。关信平、洪大用、王有娟等一批研究者从事了相应的调查研究。关于中国城市贫困的概念定义、模型分类、规模状况、形成原因、扶贫政策等问题，已出现有相应的成果。
“社会分层”研究在前几年的中国社会学界曾是个很热门的题目，各地也出现过一些较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其中影响最在的当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该报告将“阶层”概念从社会学界推向了全社会。同时它明确地将各种以职业群体划分的阶层作了等序排列（“十大阶层”）（1），并进而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五个等级。这样的研究，使城市社会的“下层”较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三、城市下层研究面临的课题
1，关于“城市下层”的概念和社会构成
在9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城市下层，如上所述，虽然已有不少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但城市下层群体一般被表述为“下岗工人”、“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等特殊的群体。如何将“城市下层”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加以确立、并进而展开研究，仍是个课题。
相对于具体的贫困群体，作为一个阶层概念，“城市下层”的涵盖面应该更广，其区分标准也不应限于财富收入。同时，“城市下层”存在于城市城市社会，它既区别于农村社会的贫困层，同时也应该包括所有城市中的下层居住者，而非专指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此外，“城市下层”问题的学术所指，是与下层居民生活状况相关的方方面面。而即使是“贫困”问题，它也不只是经济收入的问题，现代城市社会中的“贫困”问题涉及到社会制度、产业结构以及相关者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种族-民族、居住区域、生活式样等各个方面。
关于城市下层的基本构成，目前国内已有的城市贫困研究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将研究对象局限在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范围。笔者认为，无论是基于关注社会事实本身的学科理念，还是基于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关心，研究者都应该将城市中所有实际的居住者列入到研究范围中来。从目前中国一般城市社会的状况来看，可以认为，所谓“城市下层”大致由以下几外方面构成。
①原有城市下层成员及其家庭。包括旧贫困街区（如上海的“棚户区”、“下只角”）居民、低收入劳动者、无保障老年人、病残人等及其他们的家庭。
②新形成的城市贫困成员及其家庭。90年代以来遭遇下岗失业的人员、回城知识青年（包括支边青年、下乡知青等）、退休回沪人员、犯罪人员等的家庭等。
③征地人员中的贫困层。郊区被征地的农民，作为“农转非”人员，其职业、身份都已非农化，许多征地人员的居住地也已城镇化，他们应该被纳入为城市社会研究的对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目前或者从事低收入劳动、或者失业待工，正成为城市下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定居于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包括从事低收入体力劳动的工人、保姆、以及从事摊贩等各种杂业的流动人员。这些人目前尚不被承认为城市人，但他们居住、工作、生活在城市，其中的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也不再会回到农村。虽然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将他们纳入进去，学术界也多将他们视作为“流动人口”，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2，关于城市下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在既有的调查和研究中，有一些倾向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较多地站在行政职能部门的立场上设定问题、研究问题，从问题意识到概念设置，主要源自于行政职能部门的实际需要及其制度框架，缺少相应的学科视角和学术空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那些没有本地户籍的居住者一直没有被学者们视作为“城市居民”。在对城市社会的研究中，国外已有的城市社会学的许多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迟迟没有被运用到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中来。而在有关城市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的既有研究中，一方面，关注宏观结构的多，研究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的少。另一方面，虽然有不少研究出自社会学者之手，但其问题关心接近于人口学、经济学、行政学等。现有的对城市新移民、外来下层劳动者的研究，不少社会学者将问题视作为“流动人口”、“人力资源”的问题，较多的基于的是对社会城市化、城市发展、经济效益或社会秩序稳定的关心。而在现有的城市“社区建设”问题的研究中，下层社会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基于目前中国城市社会迅速分化的事实和既有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相应的研究尝试。
（1）城市生态学的研究
区域分布是现代城市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城市生态学研究也是自美国芝加哥学派以来各国城市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实践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各种类型的城市的区域分布的形成、变化及其对于阶层分布的影响等等，除了一些城市史研究者有所涉及外，社会学界还少见有研究者关注。在目前城市开发、城市改造的风潮中，城市规划与城市下层区域的变化趋势、各区域公共资源的享有、配置状况（包括交通、商业、教育、服务设施等）对居民阶层的分布所起作用、各种区域的阶层和文化特征又是怎样地影响着居民的生活形态，等等，都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2）生活结构理论的导入
生活结构理论在各国的城市生活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经济学家将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同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家庭开支的平衡问题放在一起来分析。福利学的学者则研究构成家庭及其连续。循环性运转的诸要素、诸关系的结合式样或形态。而社会学家主要研究由所属阶层、居住地域、所属团体等所规定的、交织而成的城市人的生活式样（pattern ）。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城市贫困层的“生活形态”的问题，但关于“生活结构”，还未见有相关概念和理论的介绍。以生活结构理论为参照，在对城市下层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研究构成下层居民生活的诸要素，以及这些要素间的各种关联的总体。具体的如研究人们生活领域中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条件和时间的、空间的框架，还有具体的行为类型的体系。这样的研究，需要对各种关系作出分析，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劳动与休闲的关系、生活目标与生活手段的关系、家庭目标和成员个人目标等的关系、区域特征与各类贫困家庭的生活形态的关系等。由于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社会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多重变化，目前又正普遍经历着城市大开发，如何重建生活，已经成为城市下层的一个严峻问题，对下层生活结构的研究十分迫切。
（3）国际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对于现代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城市下层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离不开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必然地涉及到如何理解各国城市问题的共通性和差异性的问题。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国际共同研究、比较研究越来正受到各国研究者的重视。这样的研究不仅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研究本身所必需，它同时也正在催生着“国际社会学”这一新领域的形成。这可以说是各国社会学研究者的共同的课题：他们要研究各国具体的、实际的现象，同时他们必须去捕捉、解释那些超越国界的现象。
在本文中，笔者所探讨的主要是社会学如何开展城市下层研究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对城市下层的调查和研究，这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研究者的工作。在目前的中国，起码有两项工作是需要政府和学界去共同努力：其一是各级政府需要把对社会分层状况和城市贫困状况的调查加以制度化，也就是定期地、规范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调查；其二是学术界需要展开跨学科的共同研究，如在城市生态研究、社会生活研究中，社会学需要与文化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的交叉。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界来说，一方面它本身依旧存在着学科如何进一步专业化的问题，即从传统的人文科学中真正独立出来，更为规范地建设相应的专业领域。与此同时，现实又迫切需要它展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对于一个恢复发展才20多年的新兴学科，这些并不是容易的事。
注：
（1）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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