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实施政治工作，是古今中外的惯例。尽管名称、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尽相同，目的都在培养军人对己方政治文化、社会价值、权威标准的认同与情感。政治工作是个笼统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国别、政治环境等的不同而改变，但激励士气的精神教育、争取民心的鼓动工作，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学界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伐时期，其次是抗战时期。越往后延伸，成果越少。①厚此薄彼，既不利于整体把握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全貌及其流变，也不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总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快速覆灭的缘由。本文择取这个时段政治工作对官兵士气的激发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这样两个方面，主要用意是从最关键的士气和民心入手，更有针对性地化验出南京政府弥留之际政治癌变的前因与后果。
快速恶化的战况与弃“新”复“政”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之际，蒋介石就重印了《剿匪手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阅读手本后列举中共在施政方针、根据地面积、部队规模和武器装备等方面与江西时代的不同，特别提及中共在政略上，不仅继续实施农工政策，且团结各党各派倡导民主政治，因此提出要解决中共问题，必先安定民众。②刘峙提议的出发点，是以政治问题的处理，来带动军事问题的迎刃而解。
刘峙的提案，能够得到高层军事将领的共鸣吗？稍稍回溯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自建立全国政权起，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从某种程度上言，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后者在政府的政治议程中，“列于最后一项”③。其军事将领推崇武力，迷恋用极度的专横暴力来威吓、解决周围的一切“纷扰”，“这些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这种人很容易毁掉自己或别人”④。
刘峙的呼吁，自然没有任何的市场可言。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整军会议。其间，由何应钦、白崇禧主持，在南京城外举行陆空军联合攻击演习。白在讲评时，声称以现代化武器去打共产党不成问题。演习部队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第七十四军，将领们与张倾谈时，其面有得色。⑤在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抉择上，蒋介石有时尽管提出信仰的重要性，但总体上更倾向于武器装备。⑥过度相信武力，以为优势装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几乎是国民党将领的普遍特性。政治工作在军事将领们的眼中，一向就是卖狗皮膏药的，起不到太大疗效。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武力资助，又使得轻政工、重装备的念头在军事将领心中更为突出。
在高层军事将领普遍轻视下，在战后美国及国内中间势力“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动接受了美军新闻机制。⑦1946年6月，问题丛生的军委会政治部被缩编为国防部新闻局。地位更低、更无效率、更受将领唾弃的军队党部被迫取消。作为党部解散之后的应对之策，原计划在军队里面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会或三民主义力行会⑧，由于将领的杯葛，并未得以组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双方政治工作的效果，立即受到残酷战争的检验与宣判。在美军中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模式——新闻局制，“其基础则建筑在先进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上”⑨，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立场，新闻制引入后，军队政治工作不仅没有丝毫的起色，反而带来政治工作的迷茫与凌乱。政治工作的劣势在国民党嫡系军队全面进攻时就已开始显现。杨伯涛回忆，1946年8月与刘伯承部队第一次交手，打得如此蹩脚，原因就包括侧重军事“进剿”、无视政治对垒，既没有掀起宣传高潮，调动士气；也没有安抚人民，加强军民合作。⑩
随着国民党军队占地面积的扩大，人员大量伤亡，兵员补充与后勤供给越来越难以维持。(11)在许多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兵士一遇机会，即行逃跑。战斗环境的恶化，新闻人员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处境与日本人无异，老百姓都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因之全线不能控制。”(12)1946年冬，蒋经国视察东北，痛骂治军不严的将领和贪官污吏。(13)
嫡系将领的检讨、新闻人员的反思、蒋经国的痛诋，突出说明国民党军队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隔阂与芥蒂竟然如此之深。其原因，绝不仅是政治工作的无力，而是与国民党政权疏离群众的寡头统治息息相关。
1947年6月30日，第三次四平战役虽以国民党军队的胜利告终，但却是强弩之末。“四平战役后，军事、政治弱点完全暴露。……国军完全处于劣势。在空间上，由广大的面缩短为线，由线更缩短为点，再由多数的点缩小为少数的点。”(14)同一天，刘邓大军揭开解放军战略反攻序幕。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5)
一边是构筑新型经济基础的土地法，一边是要解构掉的上层建筑的最高代表蒋介石。回想重庆谈判时，蒋还被中共认可为国家领袖。而两年后，授予底层民众土地的大纲，与呼吁民众起来打倒蒋介石的宣言，竟都选择在国民党政权的国庆日发表。这表明中共清楚无误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已从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转变到战后的民事与民生。在双方军事力量强弱差距逐步缩小的背景下，涉及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否，就成为国共两党政权被民众选择或抛弃的根本指针。国庆日的大纲与宣言，更等于是向国民党政权宣告，中共要用千千万万获得土地的农民和人民的军队，去掀翻蒋介石的统治宝座，终结南京政府的国庆日。
民心加速向中共聚拢和军心急剧涣散的严峻现实，迫使蒋不得不沉重反思。军队政治工作何去何从，成为蒋反省的重点之一。12月，国防部新闻局按蒋的旨意，在南京召开团以上军队新闻工作检讨会议，强调以“对敌心理作战”为主要工作内容。会议期间，曾在南京孝陵卫表演过一次攻心战宣传品发射的实验。(16)与会人员，“眼见国军部队，军心涣散，士气消沉，而政工无能挽救狂澜，困心衡虑，更觉现行制度，实不足以应付来日大难”(17)。内心焦灼的蒋介石，同意提高政工机构的权责，加强“绥靖”政务。(18)会议决定将新闻局改为政工局。政工改组，是蒋企图为政工人员打气的举措。可是，“参加会议回来的军政人员，除在南京或上海游逛一趟和买点美国货物带回来以外，他们的士气更低沉了”(19)。政工人员对工作的懈怠与麻木，并非某个系统的个案，而是败亡之际国民党政权各机构各部门工作散漫、责任心缺失的普遍场景中的一幕而已。
按照决策，军队各级新闻机构随即筹备改组。1948年2月，国防部政工局成立，仍以邓文仪为局长。无论新闻局，还是政工局，编制较抗战时的政治部均大为缩小，“在解放军政治攻势下，很难发挥反击作用”(20)。4月，为配合总体战(21)，政工局主要使命定为：“在充实军队政治工作，瓦解匪军之作战意志，加强绥靖地区政治工作，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总体战的方略，借以集中力量，达成剿匪救民戡乱建国的使命。”(22)
南京政府自建立起，每逢军事进展顺利，政工机构及其权责就会被缩减，仅仅负责战地宣传；每遇战争困境，蒋介石就会扩充政工机构及其权限，另外赋予政工机构民事权和保防权。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人员，尽管没有中共军队政工人员的工作热情、责任心与多样的工作方法，却经常缅怀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军队政工机构的权责。战况的恶化，对国民党军队政工机构反而是个福音。政工人员在意的，主要不是服务军队的机会增多，而是权力的升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工局部署了“戡乱”时期的若干政工事项。
纸上谈兵：政工局主要事项
政工局编印《三十七年度国军政治工作实施计划》，制定了政治工作在整训和作战时期的内容、实施办法、要求标准，并督导组织地方武力和加强民众组训。(23)依据1948年4月21日的组织规程，政工局负责拟定并推进军事区内一切民事配合军事的行动计划。(24)1948年6月4日，《各级军事机关部队医院学校政工(训导)纲领》发布，规定政工局除继续新闻局业务之外，1947年初划出新闻局的民事及康乐业务重新划归政工建制，并增加协同监察部队经理补给及军风纪事项等职权，派驻部队的各级监察官均由各级政工处指挥督导。(25)
与新闻局编制地位一样，政工局仍旧为建制幕僚单位，受单位的军事长官直接指挥监督。尽管如此，部队中的人事经理有所改变，军中国民党的组织得以报准恢复，并由政工人员推动党部工作。(26)改组后，政工组织体系未变，部队新闻机构改换新的名称，级层系统依旧，分特种、甲种、乙种、丙种、丁种、戊种6级政工处。(27)
为配合作战，随着政工机构改组的推进与职能权限的重新划分，各级政工单位试图贯彻蒋介石的旨意，力抓激励士气、加强军民合作等中心事项。
1.四大公开与士气提振
1948年初，政工人员反思过去政治训练只是虚有其名，连队基层工作并没有实际开展。为此，政工机构出台《连队新闻工作目录》，提出以连为单位，加强士兵思想教育，寄望能够达到团结军心和鼓舞士气的目的。(28)《目录》虽为新闻局所定，但其内容为稍后的政工局所承继，成为政工局意图推进基层政治工作的重要条文。1948年2月起，内战规模继续扩大，“国军士气日趋消沉，降匪屈辱之事时有所闻”(29)。有鉴于此，蒋令政工局编订《剿匪问答》，目的是让官兵知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无论是连队的思想教育，还是向官兵灌输《剿匪问答》，其意都是要激起官兵对中共的仇恨与敌意，增强战斗力。但能否实现目标，关键还是取决于政权的政治立场和部队自身的内部建设。邓文仪希望通过扭转部队风气，来改善军民关系，力推194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部队人事、经理、意见、赏罚等四大公开。其要义是，通过整肃部队的坏风气，树立新的官兵关系，从而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既提高士气，又使官兵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提升战斗力，加强军民合作。(30)
人事公不公正，直接影响官兵的情绪，尤其关系到军心和士气的升降。《国军政工史稿》对此有深刻的检讨：各级部队的人事，多紊乱无章，徇私情讲关系，仅凭私人因素决定官兵职务的升降。甚至有因个人恩怨或妒忌心理，往往借权力，使应奖者不但不能得奖，且以各种罪名予以黜免。这使许多优秀干部心灰意懒，逐渐由向心变为离心，士气低落消沉。一到战时，不待解放军攻击，士气即先瓦解。(31)为扭转颓势，各级政工机构以团连为单位，组织包括官兵在内的人事评判会。
国民党部队士兵待遇微薄，生活清苦，将领吃缺营私，贪污中饱者比比皆是。即使比较有操守的高级将领，其收入与士兵所得，也是云泥之别。官兵之间的敌对情绪因此加速蔓延。为改善士兵生活，缓和官兵关系，政工局提请组织经理伙食委员会，促使经理公开。(32)
收入的悬殊，拉大了官兵之间的心理距离。官兵离心离德，下情不能上达，意见不能互相沟通，以致军心涣散，阻碍团结。部属中很多良好的意见与建议，因慑于长官的威势，不敢陈述。甚至有的部队官长，反对、阻挠军中的民主风气，强行向士兵灌输服从意识。(33)政工局为此建议各级部队，运用小组讨论会、时事座谈会、批评会，促使意见公开。此外，组织纪律监察评判会，促使赏罚公开。
2.土地条例与军民结合
对于如何改善民生，如何加强军民结合，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前有所规划，胜利后相继出台了系列有关农村问题的规章条例。1946年4月15日，南京政府公布《公有土地管理办法》；29日，又公布《土地法》及《土地法施行法》。(34)这比中共出台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还要早几天。可惜，各地并未解决底层民众的土地问题。蒋介石更在意用军事力量控制地方，而中共将减租、生产和练兵定为建立和巩固解放区的战略举措。(35)
战局的恶化，统治危机的加深，迫使蒋介石检讨“戡乱”之策。面对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等组合拳的击打，政工局得出结论：“土改运动是中共兵役政策、财政政策和粮政政策的源泉，是中共的生命线和革命的总资本。”(36)1948年5月，特别接受蒋介石之命，检讨土地问题的政工局，主要从两个方面拟定对策，向蒋呈文：
一、土地所有与使用：荒地收归国有，奖励人民租垦，荣军遗族、复员官兵和退休退职退役的官兵配给耕田；政府照价收买多余的土地，转让给无地少地的民众耕作；制止地主的反攻倒算，不准还乡地主收回土地，以保障佃权，并将其列为各级行政官吏的重要考成指标；全国实行限田制度，避免土地的兼并与集中；确定地价累进税制，建立增价归公，及照价收买等实施平均地权的策略。
二、农业生产：政府应严格执行“三一”减租，并实施农业合作集体经营，以保障官兵日常生活，提高作战士气；设立农村合作社及农款贷借制度，以消灭剥削农民的高利贷资本。(37)
为改变民心离散、军民分割的被动状态，1948年6月，政工局被赋予促进军民合作及改善军民关系等各项职能，如：协助清查户口，编组保甲，恢复地方秩序；协助建立地方民众武力；扶植各种民众团体，组训地方民众战时任务队；协助地方政府处理土地田赋、财政金融、救济合作及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政工局决定各师政工处设政治工作队，以协导军民互助合作、建立地方自卫武力、组训民众、肃清零散的解放军为主要任务。(38)
为扩大宣传军民合作事宜，政工局提出敦请名人广播及发动学校社团出刊爱民墙报等，并将会议记录分送各合作单位查照施行。政工局为宣扬爱民事实，以激励士气振奋民情，曾编撰新闻稿及通讯稿十余篇，送各报馆刊登。为促进爱民拥军，造成拥军热潮，6月10日，政工局编成拥军须知小册子。17日，政工局将爱民拥军实施办法修正案及实施细则，签请行政院核颁施行。同月，政工局订定《加强实施爱民拥军教育方案》，签准以国防部令颁行，并分函教育、内政、社会3部及各省市政府，饬令遵办。(39)
政工局拟定的士气提振和军民结合的若干措施实施状况到底如何呢？
覆舟之鉴：主要事项实施评点
政工局长邓文仪如此回忆：“因为这时我们的工作早已失去主动，只有被动的应付，防制敌人的发展，不能主动的彻底打击敌人，当时环境的危急，工作的艰难，真非笔墨所能形容。”(40)邓的话语无奈地承认，士气振奋和军民结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绩。《国军政工史稿》的表达更为直接，如实陈述军队政治训练的虚空状况，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灌输方面，作战部队“无从实施”；即便实施，“亦无效果”。(41)
邓把工作无效的原因归结为改组时间的延误：“改组工作在实效上说已经是迟了，如果在一年前或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的时候，就改组或不放弃政治工作的名称与实质，也许共匪全面叛乱要延长时间及主客易势。”(42)《史稿》主要从工作方法和技巧入手，总结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劣，得出国民党军队政治训练没有成绩的缘由。为何出现毫无效果的结局，无论是《史稿》，还是邓本人，都没有从官兵斗志、军民关系等最能代表政权政治立场处具体阐释。
1.官兵斗志沦丧
官兵斗志的沦丧，与四大公开没有取得成效紧密相关。
四大公开实施初期尚能发生些微作用，然而国民党部队习染已深，积重难返。各级政工人员为推行四大公开，被部队将领胁迫去职。《国军政工史稿》为此感言：“故法良意美，只以部队长执行不力，导致军事失败，良非偶然。”(43)军队全方位的腐败，导致政治工作中的四大公开难以推动。
四大公开推行无果，加剧了国民党军队各单位、各系统、各将领之间，以及官兵之间的隔膜与生疏。而这份隔膜与生疏，更直接导致各级部队军心离析。其后果，不仅底层官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即使高层之间，也是处处设防、处处钩心斗角。
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作战十之四五是打糊涂仗，底层官兵经常不知道与其作战的解放军的番号实力，士兵有十之八九不知为何而战。(44)不仅士兵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动，不知道为何而战，不少高级将领对军事计划也不知悉。即使在战时，部队将领对作战谋划也互不通气。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国防部严电催促第12兵团北上行动，军师长以下各级干部，不明作战方针，干部多有隔阂，兵团司令黄维根本不做政治鼓动工作。(45)
一连一团不知道作战计划与“为何而战”，还可以说与基层政治工作的效果有关。军师兵团也不知道作战规划与目的，绝非政工局和政治工作所能解决。这表明，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从高端到基层，从整体到个体，整个作战机器与结构均已病入骨髓，完全是被动应付中共的打击。
到了危机总爆发时，在强大无比的中共党力的重击下，政工局及南京政府想起了党力的重要性。1948年5月，政工局吁请：“执行铁的党纪，贯彻党的命令，整肃党的阵容，树立新的作风。”(46)国民党军队中，党部历来仅具形式，并无权威。部队长官一律为党部委员或特派员，全体官兵均为党员。党部组织极为松懈，官兵对党的意识淡薄。党对部队的积极作用无由发挥，政工人员更不能运用党的组织关系，加强其权力与效能。在现实面前，政工局指出的党的问题与开列出的药方，纯粹是走走形式，发发牢骚而已。
除了大革命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不能有效地将党的大政方针与军队的行动结合在一块。面对军事局势的全面糜烂，甚至连蒋介石也无法用新的合理的话语来激励部下。1948年7、8月份的一天下午，蒋在励志社宴请与会人员，又讲了一些打气的话，并散发“为什么要剿共”之类的宣传印刷品，叫大家带些回去对官兵讲解。这些宣传物品，内容仍然是“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产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等等陈词滥调。(47)蒋与中共你死我活地斗争了几十年，竟然还是只能用陈腐的第五纵队、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由头来反击中共，不得不说，作为军人的蒋，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太少，以致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绩，用以反击中共对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军队性质的分析与揭露。
缺乏有效的精神打气，导致从高层将领到底层官兵，都不愿意拼死效命。平津战役，尤其是军无斗志的最佳注解。1948年12月下旬，傅作义起家老本第35军被解放军歼灭，对傅的精神构成极大打击。(48)1949年1月中旬，天津被解放军拿下，傅部西窜绥远和东出大海的道路均被堵塞。傅意志动摇，与中共展开和谈，最终北平和平解放，近20万蒋的嫡系部队，仅李文、石觉等黄埔将领乘飞机离开。傅在1927年底守卫涿州一战成名，作战很有一套，到北平守城时还有近20万部队可以调用，却已没有再战下去的决心。驻平部队多是蒋的嫡系，也全然丧失继续战斗的勇气。刘安祺回忆：“北平一战实在令人遗憾，十几万大军就那样解体，在国军战史上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丑事。那么多人，很可以打的，结果那么完整的部队，出来时连带一个参谋的都很少。”(49)
自古以来，任何国家、任何军队、任何政治力量，不管采取任何形式教育军队，激发官兵的斗志，都不仅是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其重中之重。精神武装即告缺失，斗志自然全无，再强大的物质装备，再多的军队人数，再有名的军事统帅，在军事的对决面前，均成为瞎子点灯白费蜡。诚如《国军政工史稿》所言，“军事既已解体，政治工作更是无能为力，纯粹走走过场而已”(50)。
政工局的士气提振没有获得多大的疗效，另一项政工机构的重要事务——军民互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2.军民关系形同陌路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可以用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与军心。虽然民生问题一直处于危机边缘，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问题面前，暂时退居到从属地位。抗战胜利后，地方元气未复，人民生活困苦，人心士气都不振奋。(51)挟洋自重的国民党政权，没有真心与民更始。
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漠视，党组织对农工的排斥(52)，军队内部的混乱不堪，使得党政军民隔膜丛生。一旦国共战争的军事天平从国民党军队转向共产党军队时，过于倚赖军事强力支撑起来的国民党政权，必将面临统治危机的全面爆发。
不管政工局纸上如何调整方略，军民感情都是越来越淡漠、敌对。在华中地区，为扭转军事颓势，国民党政府意图给伤残军人授田，以收买军心与民心。1948年1月7日，华中“剿匪”总司令部颁布《荣誉军人授田条例》，省政府还发布健全农会、实施有功战士授田及农地处理计划草案，决定以实施土地改革为提振士气的中心工作。(53)纸上的草案远远不等于真正的行动实施。从草案到定稿再到实施细则，从过去的保甲到现在健全农会，都需要时间去准备去消化。且在国民党政府军事、行政、党务、民事几乎瘫痪的环境里，草案根本无力落实。以华中的松滋县为例，1949年5月，湖北省松滋县成立有功战士授田委员会，并决定改组各级农会组织，未及实施，地方即告解放。(54)
面对党政军民的支离破碎，1948年3月，蒋亲临主持华中“绥靖”会议，决定以军事为主体，配合政治和经济，同时“进剿”。国民党政府决定采取竭泽而渔的战略，将战区内一切人力物资尽量征购迁移。总体战方案，先不说其能否推行下去，单从征调战区所有人力物力分析，就是逆民意而动。底层民众不仅没有从国民党政权那里得到切身利益，还要为战争承担人力物力成本。总体战方案，不啻是统治者焦头烂额之际想出来的饮鸩止渴的臭棋，使得军民之间难以形成合力，而且更激化原本就非常冷漠的官民关系与军民关系。
1948年4、5月间，根据政工局命令，华北“剿总”政工处人民服务大队成立，队员从青年军第208师中文化较高的下级人员中挑选出来，任务是随军搞战地宣传和战地情报。几个月后，这个大队就被撤销。
5月，国防部召开绥靖政务研究会，研讨总体战推行办法。行政院根据前项决议与研究结论，并参酌实际需要，订定《绥靖区总体战实施纲要》，颁布实施。透过《纲要》，能够看出国民党政权急火攻心，特别提出平均农地使用权、军人及遗族授田、组织合作或集体农场等条规，以实现耕者有其田。(55)
可惜国民党政府的土地等民生政策根本无法推动。华北“剿总”政工处。1948年曾经拟定《土地改革方案》，秋季招收一批大学毕业生，成立土改工作队。方案基本要点是没收不在乡的地主土地，在乡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并在北平南苑进行试点。该行动立即遭到有势力人物的反对，拥有土地的李培基在傅作义为他所设的便宴上，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满和反对：“共产党搞土改，怎么你们也闹土改呢？”傅在饭桌上没有作任何表示，事后嘱咐主持试点的人说办事原则是“外圆内方”。另一拥有土地的热河籍某政客则勾结国民党北平宪兵，故意向试点工作人员寻衅；某些反对者还直接向南京反映，弄得蒋介石亲自来电查询。(56)
政工机构设立军民合作站，原意是军民互利，改善双方关系。但实施结果并不是为民众谋利益，而是变相搜刮民众上。这些军民合作站的任务，“是对当地驻守的国民党军部队进行补给，强迫劳苦大众天天送粮、送菜、送肉，来供给他们的驻地官兵”(57)。军民合作站由团指导员与地方保甲人员采购每日所需的菜蔬和马料，但价格却比市价少三分之一，面粉价也比市价少一半，以致“当地人怨声载道，称国民党为刮民党，骂蒋介石为蒋该死”(58)。
国共战起，政工机构被赋予诸多民事权力。但政工机构加强军民联系的重点，却放在了组织保甲，控制民众。政工人员无力推进军队爱民的政治教育，仅靠政工人员在行军过程中进行消极监视，借以维持军队纪律。这并不能杜绝士兵对于军纪的破坏，偶尔守纪律的部队留下的好印象随即就被后来的部队所摧毁，军民关系一直不能改善。多年以后，政工最高部门不得不承认，在军民关系中，“只见民众不断的供应，而未见军队服务民众；且更有不法苛扰情事，是以民众虽恨匪畏匪，而对国军亦未表示欢迎”(59)。
结语：无力的哀挽
国民党政权土改无能为力，使得军队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与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也是背道而驰。在中共各种舆论的宣传下，国民党政府被定位为地主利益的代表，“国军”成为维护地主利益的武装工具(60)，南京政府自吹自擂的全民性，在现实面前受到底层民众与舆论的严重拷问。国民党统治的公平性、正当性、合法性不可阻挡地加速流失。
对于军民关系的恶劣程度，1949年11月，黄埔一期生宋希濂的反省掷地有声：“自黄埔以来，在军队中20多年，从未像这次指挥的部队，纪律败坏到这个地步。我们当年在广东的口号和国民革命军的信条，是‘爱国家，爱百姓’，而今天却弄到这样危害百姓，将何以自解！”(61)
中间人士何廉曾有这样的描述：“国民党政权在丧失仅剩的一点点民众支持的同时，它的军事力量也急剧削弱，那些当兵的人不愿再打下去，他们不能再打，他们吃不饱肚子，面对内战中的敌人，就很容易缴械投降或者被击溃。我回想快到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哪里还能找到支持！”(62)
士气的沦丧，意味着作战力量大减。敌对的军民关系，不仅造成战力削弱，而且使得军队处处遭到掣肘，大减的军事力量，更被稀释与分解。
在败象纷呈、政权覆灭已定的大局势下，越来越多的部队自然不愿再做国民党政权的殉葬品。自1948年9月起，大面积的投降与倒戈，如烈性传染病般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弥漫开来，令统治者甚为可怕的场景大规模出现了。
这一切，最突出地说明了政治工作的功效完全丧失。精神武装的极度匮乏，造成战斗力量的急剧衰弱。军事溃败，导致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作者简介】李翔，1972年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释：
①学界有关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鲜见专题论文发表。著作方面，台湾1960年版的《国军政工史稿》，是有关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断代史巨著，相关章节探讨了1948～1949年的政治工作。
②“蒋介石批复刘峙修改〈剿匪手本〉报告代电”(1945年1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622页。
③［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④［美］拉斯维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页。
⑤⑩(45)《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4～125、160页。
⑥蒋介石：“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上(1946年6月7日)、“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下(1946年6月8日)，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21～331、332页。
⑦参见李翔《战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转向因素试析》(1945－1946)，《民国档案》2011年第4期。
⑧蒋介石：“政工人员对于时局应有之认识与努力”(1946年8月8日对高级政工人员会议讲)，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78页。
⑨(17)(29)(31)(41)(43)(50)(55)(59)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台北)“国防部总政战部”1960年版，第1046、1060、1260、1282～1285、1271～1281、1287、1044、1310、1373页。
(11)(14)沈云龙等编：《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9～80页。
(12)(35)《中共之兵运工作》，中联出版社1946年编印，第23、4～6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17。
(13)贾亦斌：《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3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15)中共的《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通过，正式发表于1947年10月10日。参见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十二卷1947～1949》，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429页。
(16)李廷芳：《解放战争期间的南京政府国防部新闻局(政工局)见闻点滴》，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4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
(18)(51)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374～375、368页。
(19)周钧：《傅作义部队政治工作概况》，《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8～89页。
(20)李以劻：“两度相随蒋经国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5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21)国防部政工局编印：《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国防部政工局1948年版，第1页。
(22)(36)(40)(42)邓文仪：《老兵与教授——陆官第一期生的传奇经历》，(台湾)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37～338、339、338～340、340页。
(23)(44)国防部政工局编印：《三十七年度国军政治工作实施计划》，第51、33～35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63。
(24)“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检发修正国防部政工局组织规程训令”(1948年4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25)(38)“国防部颁布各级军事机关部队医院学校政工(训导)纲领”(1948年6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15、313～315页。
(26)政工局虽然明文规定政工人员兼办党务与政治工作，但实际上军队党务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参见孙桂珍《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研究》，南开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228～229页。
(27)(32)中央训练团新闻工作高级干部训练班编印：《如何加强实施士兵教导》，国防部新闻局1947年版，第1、20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12。
(28)国防部新闻局：《连队新闻工作目录》，1948年版，第1～3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2/5。
(30)“国防部政工局三十七年六月份重要工作简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三/87。
(33)朱宏源：《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9页。
(34)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十一卷(1945－194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034、8043页。
(37)(46)《国防部政工局编〈剿匪方策〉政治部分》(1948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23、216～218页。
(39)“国防部政工局三十七年六月份重要工作简报表”，“该部政工局核派人员名单和第四处重要工作简报表，业务职掌分配表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三/87。
(47)(61)《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338页。
(48)《戎马春秋：董其武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49)《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26页。
(52)“吴铁城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5页。
(53)《湖北省健全农会组织，有功战士授田及农地处理实施计划草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宗号：LS1－4－3906。
(54)松滋县志编纂委员会：《松滋县志》(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02页。
(56)仲文：《关于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346页。
(57)郑重之：《第一快速部队被歼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页。
(58)周开成：《第八军进攻胶东解放区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60)“绥靖区处理地权扶植自耕农实施计划纲要说明书”(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62)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