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与《黄河边的中国》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三部曲姐妹著作。后两部著作一出版，便引来不少评论，于是有不少人想看脱销已久的第一部著作。因而这部初版时备受冷遇的著作得到了再版的荣幸。

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继经济研究所之后成立了文化研究所，因厌倦于八十年代初中期“译语”的泛滥及其“应该如何”的喧闹，我们决计将“译语”与“官语”暂时悬置起来，直接阅读中国社会生活这部大书。确立“返回实证、返回国情、返回历史”的新研究方向，并分设四大课题组：一曰“乡村社会研究”，二曰“小城镇研究”，三曰“国企改革研究”，四曰“社会转型比较研究”。张乐天、陈中亚与我三人承担“乡村社会研究”课题。

1992年10月，这部历时三四年的50万字书稿如约送到上海某出版社，从一审到三审之间历时两年有余，最后被判处“死刑”。一个没有明言的理由是“很可能赔钱”。不得已求助于上海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醒来这笔资金资助，《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于1995年末出版，印数仅2000册。

1992年掀动的市场狂热使我们这帮书生终于认识到金钱的极端重要性。陈中亚决定为全所十余名成员的脱贫而下海经商，全靠我所的这位“子贡”，才使我们这些只会花钱而不会赚钱的书生得以继续从事不谋利的学术研究。1995年，陈中亚与我合作完成“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之后，他便全力经商去了。张乐天在《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基础上，继续研究，1998年初，由他单独完成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学术界迅速对此书作出了反应。2000年9月，我的《黄河边的中国》出版，这块小石头不像《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那样扔进草丛，悄无声息，而是无意中落入水塘，竟激起了不少波浪。套用毛泽东的“内因外因”说，波浪之形成，石是外因，水是内因。在短短四五年时间之内，社会舆情与关注点，至少是知识界的关注点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有点令人诧异。其实，比较《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与《黄河边的中国》这两部著作的“心境”底色，其变化之大，也令自己吃惊。这说明，发生于个别头脑内的思考，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状态所决定的。

“深入透彻地理解我们自身的现实处境及演变趋向”，这是我们1988年建立文化研究所时的宏愿。十二年过去了，文化所早在1998年已被解散，十余名成员各奔东西，谋求更好的生路去了。我与张乐天因得到陈中亚的经济资助而继续从事所谓的学术研究，但已失去了十二年前的那种宏愿。社会生活走着自己的路，市场经济有它自己的严谨逻辑，以市场为动力，以现代化、追赶、接轨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将会把中国社会最大的集群，即承包制下的八亿小农驱向何方，没有一种理论能给予透彻的说明。有人指责我们的著述缺乏理论，没有“惊险的一跳”。殊不知，“理论”依然深藏在未尽展开的纷繁芜杂的经验世界中，我们现在所能作的只是关切、追踪与描述。

生逢世变，名实相怨。循名责实，或谓保守；依实制名或谓与时俱进。当旧有的理论失去其认识与指导职能之时，唯有依靠关切之心去直接呈现关注之现象，并通过历时性的同类比较或共时性的同类比较去领悟生活变化之线索，这是我们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特点。但愿《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的再版，能对阅读中国社会这部大书的人们有所帮助。至于这部书本身，也只能是“盲人摸象，自道所以”了。

  曹锦清     2001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