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四年前，朋辈学友纷纷出国留洋，我与我的合作者张乐天、陈中亚却打点行装，去浙北农村进行调查，着手进行对该地区乡村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我们与留洋的朋友们约定，他们用另一种文化视度从远距离观察我们自身的现实，而我们则直接深入到乡村基层，从近处，从内部直观考察自身的现实，殊途同归，为的是对我们这代人的现实处境有较深入透彻的理解。
国情之广，现实之大，实证研究从何处入手?我们极有限的研究能力、精力和资金投向何方?前几年，西方社会学问卷方法传入我国，许多盲从者既不去研究西方问卷设计的前提，也不问使问卷调查得以可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套用各类问卷的内容，结果收效甚微。问题是，单一问题的大规模问卷设计的前提是大量的个案研究，没有个案研究，没有通过对“点”的深入调查以获取第一手资料，是无法设计出有效的问卷的。因此，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实证研究，首先得从个案研究开始。
那么选择哪一类、哪块社会生活空间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呢?我们首先选择了乡村，这是因为：一、村落是构成农村的最基本的生活单元，村落类型虽有许多差异，但在社会主义同一政策的导引下，同一性毕竟多于差异性；二、中国人的80％依然生活在农村，生活在村落内，且四十年来，中国几次重大改革都始于农村；三、如果说村落是构成农村的基本单元，那么企业和街道便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单位，村落文化不仅与企业、街道文化模式有相似之处，而且更为“原始”，也更容易观察。
按照我们文化研究所的最初设想，把全国分为若干个文化生态大区，然后每一大区选一典型乡村进行个案研究，同时在城市企业和街道中也进行类似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综合，以便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作出一个实证的说明。但由于我们研究力量和资金有限，这个庞大计划未能实行。我们只能选取浙北地区的某些乡村作为我们对乡村个案的研究点，以便从中取得经验，为将来有条件时作推行研究之用。为弥补个案研究之不足，我们在致力于该乡村研究的过程中，走访了山东曲阜县、济南郊县、海南岛若干县，浙江龙游、武义、桐乡，上海市青浦县若干乡村，通过访谈收集有关资料，以作个案研究时比较之用，以提高个案分析中结论的可信度和普适度。
至于选择浙北某乡作为重点调查点，这出于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要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全过程，该乡村较为典型；其二，是该乡村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从土改直到现在的历史档案资料，并让我们随时调用；其三，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该地区的乡情原已比较熟悉。在乡村作长期深入的访谈调查，没有熟悉的亲友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光凭一纸介绍信和上级政府的批示，并不能使调查者与乡民间建立起亲切的信任感，而获得信任是完成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先决条件。
原先的计划是用一年时间完成从调查到写作的任务，然而实际上却花了近四年的时间。从1988年10月中旬我们带着粗拟的调查提纲深入调查点，直到1992年9月上旬写完书稿的最后“一节”，即放在书前的序言，其间，用于实际调查一年半多，用于整理资料半年，写作占去近两年时间。时间如此延长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知识准备的严重不足。我们虽经过多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掌握了一些基本原理，但要深入调查，作出科学的结论，我们还是深感知识和手段的不足。其一是实证研究的理论准备不足，其二是对乡村社会各方面知识的准备不足。我们原来是学历史和哲学的，为了进行这次实证研究，我们收集并阅读了已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各种名著，我们自己已译过这方面的书，我们还收集、阅读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者所写的有关中国乡村调查的专著，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调查提纲。但是，深入的实地调查越来越暴露出根据前人理论所拟定的调查提纲并不能适合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所要描述分析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某乡村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这里就有两个特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入是乡村变化的一个主因。虽然实际变化过程受着乡村传统的制约，但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入使乡村的生产组织形式、规模及行政区划几经变化，因此作为有意义的文化人类学调查最小的社会生活单元也在发生变化。二是一般文化人类学只进行同时性的观察研究，历史情况只作为一个描述背景而发生作用，而我们所进行的是历时性研究。说实在的，我们在调查之前并不能脱离西方人类学所提出的一般调查和分析框架。因为我们无力“白手起家”，对某一研究对象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几代人长期积累的事物，而对中国社会的实证研究的传统经数十年中断之后，方才重新起步。因此，我们只能从西方人类学家的各种分析框架中粗略拟定一个调查提纲，然后指导我们的研究，根据调查研究中发现的新问题，再修改原先的调查提纲和分析框架，这样多次循环往复，方才达到我们目前的水平。至于乡村社会生活知识的不足，既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又在我们的预料之外。我们中有都生在乡村，又都插过队，自以为熟悉农村，熟悉乡民，但恰恰是这种“过份熟悉”严重地妨碍着我们的理论透视，因为过分熟悉生活现象就视为当然，理性就不会对习惯了的东西进行追问。另一方面，解剖一只“五脏俱全”的麻雀，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从家庭到教育，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等等知识都要具备，对那些我们所陌生的知识领域，虽然我们努力地学习，但总难免是外行谈内行的事，用语不准确的现象在所难免。
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这是一部由数千人联合完成的书，在此，我们向热情支持我们的调查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的浙北地区的一些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及有关政府部门，向那些接受过我们访谈并提供无数宝贵资料的乡亲们、干部们由衷地表示感谢。研究者往往是无知者，而那些在直接创造生活的人们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在乡村各部门长期工作的干部，他们往往是所任工作的专家。在书斋中讨论生活的知识分子常常把书中的内容当作生活的真实。其实真正值得关注、学习和研究的却是书外正在展开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乡村，千百万农民进入积极创造、日新月异的生活，更是这样。社会科学的唯一任务无非是把变化中的真实社会生活“译成”文字和理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生活创造中的人们一点指导，就是说提高创造生活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可惜的是我们的社会科学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最应感谢的是华东化工学院的院长陈敏恒先生，感谢他从院外招聘一批研究人员组成文化研究所，使我们得以有自由研究的学术环境，感谢他在我们困难时候所提供的支持。没有他在组织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乡村从事如此费时耗资的实证研究。
近几年来，星象卜筮、气功预测之书大行畅销，而投入大量精力和物力的严肃学术著作却渐入萧条，幸赖上海市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基金的自主，才使本书得以出版。此外，盐官乡人民政府、海宁门锁厂、盐官皮革制品厂等单位也曾提供经济资助，在此谨对他们致以谢意。本书绝大部分文字由沈锦萍负责打印，在此一并感谢。
1992年9月4日于华东化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