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将围绕着“一带一路”的主题谈谈我的看法和认识。

如何来认识“一带一路”的本质性特征呢？我用了两个关键词：一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经济地理革命”；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到重塑沿线国家经济地理，进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二是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开启了一个“共赢主义时代”。

从“一带一路”的背景来看，为什么是由中国领导人所倡议？又为什么被沿线国家所接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正在走进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又成为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成为世界及各国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命运共同者。中国带头倡导共赢主义，势必会极大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增长、投资增长，使世界各国受益。从长远视角和基本趋势看，的确发生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地理革命。

从战略设想到拉开序幕

“一带一路”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中国战略”。确切地讲，一是中国的大战略，中国大战略就是为了实现中国两个“百年目标”而最有效的发挥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这是对全体13.7亿人民、7.7亿从业人员、7200万市场主体的总动员。

二是中国的全球战略，西方人总问我们：你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底你们有什么样的全球战略？服务于什么的目的？与美国有什么不同？美国将“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由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意在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所涵盖的内容与贸易自由化的水平都远高于正在谈判中的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是依照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贸易规则新标准。TPP与TTIP一旦形成，现行多边贸易体制有可能会被边缘化。况且，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排除在TPP与TTIP的谈判之外。“一带一路”战略与二战之后由美国所主导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又有根本区别，后者的本意是为了通过援助使欧洲经济恢复，并使之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和工具，同时也可使美国更方便地控制和占领欧洲市场，体现的还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建设宗旨就是“互利共赢”，将中国的发展融入全球的发展进程中和结果中，因为中国的发展会有极大的外溢性，会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进而带动全球的发展。是一种基于“共赢主义”思想的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

三是中共中央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升级版，从和平发展到共赢发展，从中国的空间布局到全世界空间的大布局。这不仅主动适应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而且前瞻性地积极推动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地位、领导地位，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首次。

那么，“一带一路”建设设想由何而来？怎样才从“中国设想”到沿线国家不同凡响，合作落地？又是怎样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到拉开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大幕？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及影响：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倡议：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倡议：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他还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由此形成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我称之为中国的“世界倡议”。

为此，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深化研究“一带”战略，于同年12月1日提交了《打造中国向西开放战略大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意义与路径》的《国情报告》（2013年专刊第22期）。我们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集政治经济、内政外交与时空跨越为一体的历史超越版；在战略内容上，它是集向西开放与西部开发为一体的政策综合版；在战略形成上，它是历经几代领导集体谋划国家安全战略和经济战略的当代升级版。我们还提出了“五通”的建议：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2013年11月，“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抓紧制定“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作为国内专家，我参加了国家发改委等组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课题专家意见征集会，提交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的咨询报告。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作主旨发言时再次提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他还特别提出要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同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首次提出我们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

那么，什么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声音、中国元素？中国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什么公共产品？中国又如何提供区域性、全球性公共产品？

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讲演之后，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愿景与行动》既是中国第一个对外投资行动规划，又是第一个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规划，不仅对重振亚洲、非洲、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积极的短期的正能量，还会对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乃至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将产生积极的长期作用和深远影响。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领导人前后密集的访问了20多个国家和两大地区组织（东盟、欧盟等），直接与沿线主要国家领导人进行双边与多边会晤，阐释“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主动了解并与各国发展战略合作对接，亲自考察中方与海外的重点合作项目，直接使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务实地签订了各项合作协定。每个合作协定都是具有投资含金量、价值含金量，成果丰厚，对双方又都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就是倡导共赢主义，其宗旨就是共同构建、互联互通。

从全面对外开放到倡导共赢主义

中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什么会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它与通常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有什么不同呢？有哪些重要的特点呢？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是全面开放的新型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它向所有国家开放，无论是沿线国家，还是域外国家，均可通过参与共建，为本国和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不同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对内是开放性的、平等的，但是对外是排他性的、不平等的，而“一带一路”则对所有参与方都是开放性、平等性，因而就有包容性。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是互利共赢的，也就是说它的所有参与方都是基于非零和博弈规划，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均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无论国家或地区大小，无论人口多寡，无论穷国富国，无论不同文化，中国都愿与其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至少有三种方式：一是是双赢模式；二是多赢模式；三是共赢模式。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互联互通，尤其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诚如中国有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中国都愿意帮助沿线国家改善和修建各类基础设施，使亚欧非大陆之间真正能够互联互通，以此促进货物贸易增长、服务贸易增长、直接投资增长，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

第四，“一带一路”建设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跨区域合作。它贯穿亚欧非三个大陆，一头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世界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的中东、北非、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

第五，“一带一路”建设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这包括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又分成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等不同类型国家，而“马歇尔计划”只有十几个国家，不足3亿人口，只实行了4年时间就中断了。中国作为上中等收入国家，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4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1000亿美元）、金砖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既可以帮助那些低收入、下中等收入国家，开发未来的特大市场，又可以与高收入国家合作，开发现实的特大市场。 “一带一路”建设将逐步结合政府开发援助、开发性金融以及市场配置这几方面的相互作用，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公共产品，带动沿线各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以中国的发展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

从历史发展视角看，中国从改革开放短短的30多年，就从世界第29位贸易体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充分反映了中国从半开放到全面开放，从浅度融入到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是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从全面对外开放再到“一带一路”建设，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所倡导的“共赢主义”。互利共赢是不同于零和博弈，而是可重复、可持续、可信赖的非零和合作。这是基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文化的基因和历史的铁则。

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到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一带一路”建设本质就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极其深刻的、相互关联的重塑经济地理革命。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首次提出了21世纪重大的发展思路，这是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新贸易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它提出了经济地理的三个特征：密度、距离和分割。密度指每单位土地的经济总量；距离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分割指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商品、资本、人员和知识流动的限制因素。报告的结论是：这些经济地理变迁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功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应当对其予以促进和鼓励。

对中国而言，所谓有效地发动和促进经济地理革命，就在于促进规模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集聚，如城市化、开发区等，不断提高经济密度，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大大缩短物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物流成本，实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市场规模和市场主体（实有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规模，增强专业化程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指周边国家和地区）、全球一体化；大幅度地消减绝对贫困人口，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等。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不仅是一场经济革命，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地理革命。这里我特别使用了“革命”一词，其含义是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突出表现为：一是交通革命，特别是高速公路革命、高速铁路革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世界最长，到2014年里程分别达到11.2万公里（超过了美国9.2万公里）和1.6万公里（在建规模达1万公里）；二是能源革命，特别是建成了覆盖国土面积最大、供电人口最多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家电网；三是互联网革命，成为世界最大互联网用户国，2014年底，达到6.49亿户，约占世界30亿用户的21.6%；中国还是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2014年底为5.57亿户，约占世界24亿用户的32.2%，成为世界互联网普及化、缩小数字鸿沟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四是城镇化革命，城镇人口达到7.5亿人，比2个美国总人口还要多，比一个欧盟总人口（5亿人）还要多得多。

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在过去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所发生的，先是出现极大的不平衡，后是迅速地扩散、应用，进而开始趋同，大大促进中国区域一体化，导致地区发展差距从2004年之后开始持续缩小，全国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从2004年的75.1%，到2014年降至43.5%（见图,图为演讲者计算），下降了31.6个百分点；也促进了中国城乡一体化，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9年开始不断缩小，从2009年的3.33倍，下降至2014年的2.92倍。

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来看，先是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后是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大大地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发展战略，这就为“十三五”规划形成“4+3”新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2.0版本，使东中西一体化、南北一体化、国内国际一体化的格局更加突出，在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同时，也向外全面拓展，推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优先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们不大懂什么新经济地理理论或者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但是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地方干部，甚至连我们的普通老百姓都晓得“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并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它既是一个简单真理，因为基础设施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先行部门和基础，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真理，只有创新机制才能加快基础设施现代化。

中国政府《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中国愿意帮助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这是由双方供求所决定的，的确是一个典型的“共赢主义”范例。

首先，不少发达国家正面临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沿线的许多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老化，已经落伍“高速铁路”时代。我访问过澳大利亚，所谓“特快列车”名不副实，远不及京沪高速铁路的300公里以上时速的“和谐”号。难怪《澳大利亚金融评论》（2015年6月30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的高速列车应该将澳大利亚的特快列车扫入历史》。目前，中国高铁不仅拥有世界最长、运行速度最快的高铁网，而且具有极其先进的高铁设备和高质量线路工程。中国的《高速铁路设计规范的国家标准》，还将适用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引进中国高铁的国家，这就为中国大型装备制造“走出去”做了技术储备，也提供了国际标准。李克强总理访欧时表示，为支持欧洲交通和能源网络等建设，中方有能力也有意愿积极参与这一投资计划。

其次，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巨大的投资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亚洲地区就有6亿无电人口，他们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每年高达7000多亿美元。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世界水平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纵横交错，修建速度不断刷新纪录。

争当领头羊与主力军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将发挥主力军作用。

随着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迅速强大，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中国兵团”（100家，其中大陆92家，国企83家，央企59家），总体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居世界第三位的“日本兵团”（57家）。随着近年来，加快走出去，成为海外市场的“中国兵团”。据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共有107家中央企业在境外设立了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尤其是在推动电力、轨道交通、建材等领域装备走出去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工程承包输出国之一。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额，从2010年的1344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918亿美元，增长了42.7%。对外工程承包带动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加速了中国装备制造“走出去”。2014年，中国共有62家承包商上榜世界250强，已有一家进入前十名，五家进入前三十名（见表）。

以中国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2014年国际工程营业收入达到132亿美元，在世界排位第9位，公司设计承建了全球10大集装箱码头中的5个、世界10大斜拉桥中的5座、世界10大悬索桥中的4座和世界10大跨海大桥中的5座，均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

以中国中铁为例，现已是全球最大建筑工程承包商之一，2014年排名世界企业500强第86位，排名全球250家最大承包商第28位。仅中铁大桥局就承建了2000多座桥梁，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

以中国铁建公司为例，2014年国际工程营业收入达到了34.86亿美元，在世界排位第39位。最近，中国铁建与尼日利亚签订沿海铁路项目总金额就达到119.7亿美元，不仅刷新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单体合同额最高纪录，而且全线采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

以国家电网为例，早在2014年11月就成立了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推进电网互联互通项目前期工作。目前已经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为突破口，积极开展项目合作与洽谈，扩大产品国际知名度与国际市场占有率，推动中国电力技术装备“走出去”。

这些国有企业在全球市场展现了“中国承包”“中国工程”“中国制造”“中国品牌”。

任重而道远。中国国企特别是央企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领头羊、主力军作用呢？我的建议是：

第一，认真落实国家提出的《愿景与行动》各项要求，并以此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引领方向和基本依据。

第二，通过调查研究，精心制定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和主攻方向，选择重点领域和国家与地区，筛选重大项目，筹集资金等。还要灵活地实施因国因业因企之策。

第三，积极创新“走出去”的落地方式，灵活采取贸易、投资、园区建设、技术合作、人才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对外合作水平。

第四，创新抱团出海、联合出海、共同出海的出海方式，如上下游合作，国际产能合作，装备制造合作，国际工程承包合作，服务贸易合作等。

第五，强化风险防控，确保稳健经营和资产安全。

第六，加快培养和引进国际化人才。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国际企业，进而成长为全球企业，最大的瓶颈不是资金资本，而是国际人才资本（包括外籍人才）。既需要把国内人才送出去学习和锻炼，也需要积极吸引国际人才。以两条腿的方式来加快企业人才国际化。

第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外两大资源，创新国内国外两大技术。

将“中国技术”变为“世界技术”，“中国标准”变为“世界标准”，“中国制造”变为“世界制造”。

开启共赢主义时代

从世界性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来看，先后经历了500年前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时代；100多年前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时代，包括法西斯主义（Fascism），成为全球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二次大战之后70年来的霸权主义（Hegemonism）时代，先是苏美两霸，争夺世界势力范围，后是美国超霸、独霸，成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等根源。

与前三个时代相比，“共赢主义”时代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具有不公正性，而后者具有公正性；前者具有歧视性，而后者具有平等性；前者具有排他性，而后者具有包容性；前者具有对抗性，而后者具有非对抗性；前者具有冲突性，而后者具有和谐性；前者具有不可持续性、暂时性，而后者具有可持续性、长久性。

习近平主席主张共赢主义：“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在中国的引领下，21世纪的全球将迎来“共赢主义”时代。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置身于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成为世界及各国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世界经济发挥最大的作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投资增长的最大发动机；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发挥最大的影响，成为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最积极的力量。

胡鞍钢 1953年生，十八大代表，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等社会职务。从1985年开始从事国情研究至今已有30年时间，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