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种解释学考察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思潮之一。其实，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不同的存在形态。从历史形态上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关于审美、文学、艺术的论述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而从现实形态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社会运动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美学是这种世界观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又是后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根据某种知识框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重建。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可以算是这种理解和重建的一部分，当然是比较重要和最有影响的部分；同样，其他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包括第二国际理论家、前苏联、东欧、中国以及西方美学家等）所做的工作也是这种理解和重建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具体的社会背景和知识框架不同，还由于作为理解对象的马克思文本出版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的理解与重建尝试。这里不妨先谈一下马克思文本作为理解和解释对象的出版问题。以哲学文本为例，马克思三部最重要的哲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其中前两部也是马克思与美学有关的重要著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发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根据马克思生前发表且流传甚广的政治学著作《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恩格斯两部通俗性的论战性著作《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不仅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重建受到很大的局限，也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重建受到很大的局限。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早理解和重建是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如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开始的。但是限于上述情况及本人原因，他们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在历史领域的运用，进而据此出发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如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认为，只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才能建立科学的美学理论，断定艺术与经济有着因果关系，艺术起源于劳动[1]309～311。这种理解显然有悖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表达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性的思想。这种理解模式在前苏联进一步发展为弗里契等人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三、四十年代之后，随着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陆续出版，前苏联学者里夫希茨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书，他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论马克思艺术观的发展》（中文版名为《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但很长一段时间，苏联学界对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想，特别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中的美学思想并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由于斯大林主义在前苏联逐渐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美学被教条化、教科书化。这一时期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著作，如齐斯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卡冈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等，变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名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核心的美学体系的注解，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考反而成了次要的东西了。西方则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发表为契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吸取了早期马克思论著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并把它与西方形形色色的相关思潮相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批判。
上述情况表明，理解对象、理解目标的不同会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的解读和重建努力。一些学者如普列汉诺夫等囿于受局限的文本对象，未能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全貌，只是根据马克思其他非美学类的著作来推演马克思主义美学，自然会发生理解上的偏差。而前苏联不少学者则以本国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为理解目标，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重建陷入了封闭。里夫希茨从马克思本人原著出发，对马克思的美学言论进行搜集和整理，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史上做出了贡献。但他过于局限于马克思的文本视野，未能做到以当代视野与马克思本人的视野进行融合，在某些方面不自觉地陷入了理解误区，比如他根据马克思文学阅读主要接受的是西方古典作家的情况判定马克思是坚定不移的“古典作家”[2]23，进而指责马克思之后的现代主义艺术。殊不知马克思生前现代主义艺术刚刚萌芽，他没有来得及进行观察和体认是正常的，不能由此断定马克思一定就反对现代主义艺术，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只是古典艺术的推崇者。
乔治•卢卡契在肯定里夫希茨工作的成就时也指出：“如果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加以搜集和系统排列就可以产生一部美学，或者至少是构成美学的一个完整骨骼，只要加入连贯的说明性文字就能产生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美学，那就完全是无稽之谈了。……因此我们处于一种似乎矛盾的境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只有通过独立的研究并按照这种方法沿着这一途径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即正确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美学。”[3]5 卢卡契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所谓“不存在”指的是马克思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美学著作，所谓“存在”是指马克思在他的大量哲学、政论和经济学著作中论及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留下了不少谈论美和艺术的片段的文字和论述，涉及一些文艺和美学问题，虽然“它们并不等于一套文学理论甚或探究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但是这些言论并未由此而显得互不连贯。它们是由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的，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4]288。的确，马克思的这些文字具有思考上的连贯性，可以构成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和重建的起点，但是对其的搜集和整理并不构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正如卢卡契所指出的，如何理解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仍然需要一定的路径和方法。
二、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以马解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四种理解与重建路径的思考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和前苏联、东欧哲学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恩解马、以苏解马的倾向，即以恩格斯晚年和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模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还存在着以西解马，即以西方某种学术思潮或思想理解马克思的情况，以西解马的情况后来在前苏联、东欧及中国也有体现[5]3～167。20世纪下半叶，还出现了以马解马，即从文献学入手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我们看到，与上述现象相对应，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中，也存在着以上述几种理解路径为依归的现象，其中以恩解马的现象由来已久。第二国际的不少理论家不能全面理解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中的贡献及其局限，把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相等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偏颇。应当看到，恩格斯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参与创立者，又是马克思主义最早的解释者。但是仅就美学而言，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美学与艺术修养并非一致，而恩格斯本人也没有阅读和研究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与美学有关的文本，因而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既有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方面，又有他自己的发挥。从理论构成上说，恩格斯关于美学的论述限于文艺美学问题，不涉及对美本身的哲学层面的探讨。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前理解，其背景和基础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以及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他发表的相关见解也是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种总结。鉴于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已成过去，就其基本性质与主导倾向而言，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便属于古典美学范畴，与当代审美现象与文艺思潮较少产生对接。而马克思本人的美学观念同时涵盖了哲学美学与文艺美学两个层面，囊括了浪漫主义、感性、对象化与美的创造、审美解放与人的解放、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批判等多重内容，明显地受到康德、席勒等人的影响，并不能用现实主义来加以概括，较易与当代审美现象与文艺思潮形成对接。如今在西方，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较多地接续了西方美学传统（古希腊的或弥赛亚主义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因而还具有某种永久的当代价值，而作为典型的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产物的恩格斯的美学则是陈旧的并且被教条化了的，已经基本不再具有现实性[6]362。但在前苏联、东欧及中国学界情况却完全相反，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为现实主义美学，排斥其他的美学观念、美学派别和文艺思潮。这是典型的以恩解马的理解模式的体现，它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机与活力。
以苏解马现象的形成与蔓延同前苏联美学和文艺学教科书模式有关，也和片面解读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重建有关。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恩格斯一样，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论证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反映论。出于建立与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列宁还强调文学的党性、阶级性，所以，前苏联美学家从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开始便重视文学的阶级性和社会意识内容，形成了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反映论加上无产阶级政治观视角理解与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模式，看重“一定阶级的需要怎样反映在文学中，阶级的结合，即阶级的矛盾或者阶级的联合，就它们在某种具体的艺术个性中得到反映而言，如何反映在文学中”[7]82。推演到文学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就成为美学的基本问题，而“根本分歧就集中体现在对于艺术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解释上”[8]38～39。在此基础上，虚构出根本不存在的唯物主义美学与唯心主义美学的斗争，继而虚构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斗争，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被认为符合唯物主义，它与各种以变形的方式进行创作的现代主义相对立。在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还进一步指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炮制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缺少学科本位意识，更缺乏得自马克思本人著作的学理依据，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唯物主义认识论、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混为一谈，使之成为哲学或政治的附庸，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建设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以西解马的情况比较复杂，存在着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诸多流派。就美学领域而言，从人本主义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借助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审美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分析、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等，都贯穿着以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审美主义以及完善论的政治观对交换领域资本强权操控的指控。这是以西解马诸美学派别中影响最大的一支。近年来我国学者频频用社会批判理论诊断消费社会与市场经济，正说明了这种解读模式对中国的影响。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相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的视阈，对我们全面理解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以西解马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存在着片面倚重马克思早期文本而低估或忽视马克思晚期文本的现象，同样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重建受到局限。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学”，一些不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信仰态度的学者标榜客观、中立、超越意识形态，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尽量从文献、生平及版本考证、思想演变等来研究马克思，可以称为以马解马。以马解马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方面的代表有《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的作者柏拉威尔、写作《席勒、黑格尔与马克思：国家、社会和古希腊的美学思想》（Schiller, Hegel and Marx: state, society, and the aesthetic idea of ancient Greece, 1982）的美国学者凯恩（Philip J. Kain）等。这类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起源与流变的复原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方法论上有可取之处，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建努力。而且，他们的解读也并没有做到他们所声称的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中立，实际上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纳入某种西方文化传统中加以考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视之为以西解马的变种。
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模式的不同反映了各自前理解的不同。传统上，美学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对以上四类理解与重建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解读作为前理解，对理解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影响甚大。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与重建中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倾向有一定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与从认识论与反映论视角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关系密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和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而我国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更是与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派别——实践美学息息相关。不同的理解模式的差别还表现于与不同解读语境有关的解读取向，这种解读取向也构成了前理解的一部分。就解读取向而言，由于处于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语境之中，以苏解马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当做一个已完成的既定形态，人类思想包括美学到此已达至高峰甚至顶点。反之，由于处于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语境之下，以西解马主要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视为一种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批判的观念和方法论。
此外，不同解读模式的分歧还体现在如何处理理解中的复原与重建、创造之间的关系方面。以马解马强调从学术立场研究马克思，看重理解的文献学依据，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复原。前苏联的美学教科书，则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思想成了教条化理论体系的论证。这个情况提示我们，以马解马即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出发解读马克思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理解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首先要回到马克思那里，注意文本自身的意义。但是理解总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我们无法完全还原马克思。马克思文本自身的意义并不独立于理解者，而是带着前理解与先见的理解者的视界在解读中与对象形成“视界融合”，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是复原与创造的统一。
三、问题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重建思路
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虽然在解读取向、解读路径上互有不同，但在忽视马克思著作和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整体性方面却颇为一致。以恩解马从恩格斯理解马克思，自然忽视了马克思的整体存在。以苏解马与以西解马表面上判然有别，但就基本倾向而言，在把马克思早期与晚期相割裂上却惊人相似：前者认为马克思早期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是不成熟的马克思，应该重视后期；后者认为马克思后期走向经济决定论，是倒退的马克思，应该重视前期。重视文献学依据的以马解马的马克思学虽然注意到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但在方法论和解读取向上同样把马克思解读成思想庞杂、前后矛盾的思想家。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具有连续性，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同一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这些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不应该简单地划分前期、后期，并制造前后期的对立或不同思想表现形态的对立。在美学上尤其应该如此。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较多涉及审美与艺术问题的著作视为早期不成熟的著作加以剔除，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重建就无法谈起。以苏解马就陷入了这样的尴尬境地。
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重建方面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首先，理解与重建的对象应该超越传统视阈，把马克思所论及的美学问题当做一个由问题、准问题构成的“问题系”，拓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对象与领域。这里所说的问题指的是马克思所论及的狭义的美学问题，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神话、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述，《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诗歌和艺术相敌对的论述，《致斐•拉萨尔》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中关于悲剧与喜剧的论述等，这些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或经典问题。此外，在马克思著作中还存在许多不直接谈论审美和艺术但却与审美和艺术有关的所谓“准问题”，即那些虽然不属于狭义的美学问题，但可以由此生发、引申出美学问题的问题，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关于异化、人性、人道主义、感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形态、交往方式的论述，《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论述，等等，都属于与美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准问题”。这些准问题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感，而且与20世纪美学研究所发生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有很大的关联性和兼容性，甚至可以说直接推动了这个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性恰恰在于它潜藏着可被不断地拓展和引申的问题和能量。正如柏拉威尔所说，“马克思在那些根本没有公开谈论文学的著述中可能给予的暗示”，诸如“他对意识形态和神话、对‘商品拜物教’、对‘生产性消费’、对矛盾和全面、对实践和权威的看法，像辩证法本身一样，都是可以加以改述、发挥、并入一些与马克思本人思想迥然不同的体系中去”的[9]566。上述问题与准问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问题系，应当构成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与重建的整体视阈，其中不少问题可以生长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新的理论形态。以西解马非常重视马克思的美学思考与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美学思潮的对接，这是最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方面，如马歇雷、本雅明运用和发挥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生产理论，解释现代条件下的艺术生产活动，为此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如果说马克思直接讨论审美与艺术的那些问题是相对稳定的，但由于马克思论述的问题广泛地涉及社会、文化、人生诸方面，潜在的与美学有关的准问题则是变动的，因此随着美学研究疆界的变动，由问题、准问题构成的问题系也是变动的，这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象和理解域上的开放性。
其次，要达到理解的创造性，即当代视阈与马克思的视界融合，不仅需要以当代问题与马克思本人的美学问题、准问题、问题系进行对接，还需要勘察马克思考察问题的方法论及其现代转换的可能性，以及应用现代学术方法包括美学方法对马克思的美学问题进行新的透视的可能性。以恩解马和以苏解马在不同程度上把哲学方法与美学方法混为一谈，忽视了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忽视了马克思方法论的多样性、层次性和以现代学术方法对马克思的观照。以马解马过于倚重文献学方法，在方法论上显得单一化，而且文献学方法属于一般的方法，也不是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与重建需要多种方法的使用和革新。在这方面，以西解马的一些学者就做得比较成功。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如詹姆逊、戈德曼等人，从马克思把从经验中观察到的现象纳入一定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中得到启发，吸收叙事学、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探讨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或社会精神结构与小说结构的同源性关系，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相结合，试图将文学的社会人文维度与审美形式维度加以统一，这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如何与时俱进、开拓新的研究视野、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很有启迪意义。
［收稿日期］2008－01－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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