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庄福龄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倡导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以创新为核心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为重心的总体马克思主义观，以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必须结合本国实际为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整体性为普遍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观，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他所倡导、理解和阐释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他自身具有并在实践中严格遵循的马克思主义观。
关键词：庄福龄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今年是庄福龄先生（1929.1-2016.11)诞辰95周年，本文为纪念先生诞辰而作。庄福龄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他的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等。
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大家，具有广博、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影响是全面的和深刻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先生学术思想的标志性内容。
一、以坚持与创新的统一为“核心”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2002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脉络与理论创新》一文中，庄福龄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经验，提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概念，指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意义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关键”。他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与时俱进，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有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个经验也同时规定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涵。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主张从实践当中发展理论，他们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反对教条主义放在一起，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反对教条主义，要反对教条主义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两件事是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先生所说的反对教条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两件事”的内在联系，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既要坚持又要创新看作“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实质、核心和灵魂”。
先生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坚持与创新的统一中理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在发展与运用的统一中理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21世纪初，先生曾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专访。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一问题时，先生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既有令人鼓舞的伟大胜利，也有令人忧虑、痛心的挫折”的事实，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坚定信念，并提出了“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项创造性的事业”的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质。而具有独特意义的是，他把“发展和运用”的统一这个通常被看作“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纳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范畴，超越了仅仅从“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观的传统观点。
先生从坚持与创新的统一、发展与运用的统一出发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解，是对他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挥。“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撰写的“导言”中提出的。在“导言”中，先生首先谈到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指出这个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形成、建设和发展”。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理解的特别之处，在于把“建设”看作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或者表现。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理解，无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是狭义上把“发展”理解为继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形成”之后的过程，都没有“建设”的理念，不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史的具体的特殊的形式。即使有这个理念，它也被淹没在了“发展”中。我理解，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史的“建设”过程的意义，目的在于强调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殊意义。就表现人在实践过程或理论发展过程中能动性的发挥来说，“建设”概念同“发展”概念相比，虽然二者的内涵是一致的，但是显然前者比后者其程度更深刻，其意义更具体、更鲜明，“建设”具有实现发展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建设”同“创新”具有同一意义，都表现了一种主体的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更可贵的是，先生并没有停留于对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表达，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理论实践”的“科学的武器”。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曾参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筹建，这是中央直接指示成立的全国唯一一家专门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单位。先生还参与了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筹建，并连续六届担任学会会长（前三届为会长之一）。作为副主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他参与领导了国家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的编写。他是当时国内外最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的独立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三位主编之一。这两部大型著作出版后都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他还倡导、谋划并参与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先生积极领导和参与的上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单位、学术团体的成立和重大主题系列著作的编写，既具有建设性，又具有首创性，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果实践和展现了“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为重心的总体马克思主义观
庄福龄先生曾经谈到社会主义建设主体之间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差异问题，谈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革命领袖的马克思主义观与社会主义命运的直接关系。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面前每位主体都将遇到如下三个问题：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三个方面其实可以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来概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观的总问题。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提问，可以有以下直接回答：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学说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开放的理论；等等。这些回答无疑都是正确的。它们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一般的认识，是关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表达。但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要求这种回答不能停留于抽象的和简单的定义式的回答上，而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组成部分、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多方面特征与作用等，做根本的、全面的和具体的回答。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实际内容、完整意义不限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它还包括“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虽然一般说来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为前提，对马克思主义有怎样的认识，就有怎样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和态度。但是，把马克思主义观仅仅理解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则是不全面的。“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意义。例如，所谓“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这个看起来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实也是甚至更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是方法”同时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的“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固然应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为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史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以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为前提这一事实提供证明。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理论上的争议不仅发生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也发生在甚至更多发生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行为上，并且争论又往往由“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引起。这大概正是我们在阅读了先生的著作后得到以下深刻印象的原因，即先生很少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中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观的认识，而更多是通过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来表达他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的认识。先生指出：“我们为什么要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心的思想就是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千万不要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而用的态度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的，那就糟糕了。”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要继续推进和深化，就要把重点放在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吃透国情、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上，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转化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先生看来，坚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的“导言”中，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三个“科学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上研究的方法；立足于现实，根据现实的情况研究的方法。在《简明马克思主义史》2004年版的“导言”中，他把这三个方法扩展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观武装自己”的“四个原则”：第一，要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态度，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要以不断学习、永不满足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三，要用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第四，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是先生关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的总体性特征；第二，在两个问题中，“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具有优先和重心的地位。
应该说明的是，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为先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和实际经验的，也是解决马克思主义观问题的内在的合理方式。这种逻辑和经验、这种合理方式，根本说来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批判性。一方面，“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总是每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实践要求而必须正确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虽然总是有其认识论前提，但是由于它往往同每位回答者的价值立场相联系，甚至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从而不仅在理论上把这一问题的意义凸显出来，而且实际上对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生影响。所以，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往往成为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先决条件。只要想一想“两个马克思”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对列宁主义的认识与评价、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等，为什么几乎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一致的理论立场，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是更鲜明的和更迫切的马克思主义观问题，既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
三、马克思主义学科群建设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原则
2004年党中央作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战略部署。作为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的首席专家，庄福龄先生坚决支持这一部署，并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意义》一文中着重谈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群的建设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群的建设有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既系统地综合地加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又历史地具体地研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基本原理，分析这些原理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从而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第二个任务，是“既要深入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基础理论学科，又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分析和科学预见出发，结合新世纪的发展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整体中作出新兴学科的分化与建设工作，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传统学科与建设新兴学科的统一中不断深化，焕发出更加强劲的生机和活力”；第三个任务，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联系中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分析其重大理论成果及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特别要从学术、理论上着重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学术研究，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他认为，提出这三个任务的根据分别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以下三个原则：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本国实际的原则。
1．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原则
先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特别强调和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他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作为一门科学，自有它明确的对象和比较稳定的内容，有它经过实践检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有它合乎逻辑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对于这一切，都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去研究，而不可作孤立的静止研究。”他的这段论述虽然没有出现“史论结合”和“论从史出”的词语，但一句“都要从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去研究”，就点明了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史论关系内涵。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史看作一门科学。他说：“从这一科学近两个世纪的客观发展进程看，它是一门有确凿内容、不可随意篡改的历史科学；从这一科学在历史发展上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看，它又是一门有鲜明的革命内容和严密的逻辑体系的理论科学。”马克思主义史的历史科学与理论科学相统一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本质上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基本原则。
2.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结合原则
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结合原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群建设的原则，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普遍遵循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无论是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它的具体理论、观点；无论是总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还是它的具体理论、观点形成与发展过程，都贯穿着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关系。把这一关系理解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基本原则，正是以这样一个事实和经验为根据的。
在前面提到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2004年版“导言”中，先生曾经谈到“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怎样用科学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观来武装自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谈了四条意见，而第一条意见就是“要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态度，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长文《十月革命前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几个问题》中，他谈到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史，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提出的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深刻见解，例如关于“对于任何一个理论，都要结合历史来研究它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思想。“结合历史来研究”就是结合历史的实践来研究。历史内容的本质在于历史的实践。“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没有实践，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历史。所以，他得出结论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定要和各个时期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光记住几个抽象的结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一书中，他谈到列宁主义哲学的时代特点，指出它“是对直接提上日程的无产阶级革命从哲学上作出说明和分析，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的迫切问题从理论上做出回答，是对无产阶级从事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列宁在哲学上分别作出的“说明和分析”“回答”和“总结”的对象虽然有三种不同的提法（“直接提上日程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无产阶级从事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实际上都是无产阶级的实践。先生指出，列宁还把这种面向实践的时代观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认为“列宁首先是在社会实践中用实践方法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转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形成”。从他对列宁哲学的特点和发展经验的阐释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实践的历史观产生“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方法。
历史和现实，就人们的活动和认识来说，它们既是该活动（实践）和认识的对象，也是该对象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人们总是在现实条件下发生对作为对象的历史或者现实的实践和认识，人们也总是在对现实的形成和发展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历史的和当前的客观条件中展开目的在于改变现实的认识和实践。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条件虽然可以分别成为独立考察的对象，但是要对现实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和实现成功的实践，就必须把历史的和当前的两种客观条件结合起来考察。对现实对象的认识是如此，对历史对象的认识也是如此。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是如此，对理论对象的认识也是如此。先生曾经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离不开历史的变化与现实的情况”，这个关于理论发展问题的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判断，转化为一种“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它就是历史主义方法和现实主义方法的结合。
为什么要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应该遵循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原则呢？对此先生并没有直接回答。但是答案则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就是“两个结合”的统一性，即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包含着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实践是二者统一的基础。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可能曾经是历史的存在，在发展中而成为现实的存在；无论历史与现实都是不同时间内产生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只不过一个是人的历史实践的结果，一个是人的现实实践的结果；一个是实践结果的历史存在，一个是实践结果的现实存在。
3．结合本国实际原则
关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群建设的第三个任务的根据，先生的明确表达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本国实际的原则”。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提法。两个提法没有任何区别，表明关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这一原则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
21世纪初，先生在一篇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文章中，曾谈到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经历的艰难探索。这个探索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东西方各种救国救民的思潮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个层次，即“更深的层次”，“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逐步认识到真正管用的、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之途的，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或视马克思为‘先哲’的神秘主义”。在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问题的文章中，关于“中国的变革能够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能够不断跃上新台阶”的经验，他认为在于“不仅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还在于有了适合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先生尤其关心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强调当代中国建设与发展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意义，强调与时俱进的创新，认为“研究哲学基础理论，既要坚持基本原理，坚持从世界观、历史观和客观规律的高度看问题，又要坚持同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和新情况新问题”。在接受“如何建设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专访中，他提出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思路，主张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应当用教科书式的体系来要求它”，因为它的特点“更多的是政治哲学，而不是一种纯书斋的哲学”。而对于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发展当代中国哲学，他主张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又“应当具有时代风貌，应能和世界各种哲学进行对话和较量”。在21世纪不仅建设当代中国哲学要有宽广的世界视野，而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要有世界视野，“必须紧密结合世界历史这一时代的最大特征来思考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说：“不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或者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从最广阔、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都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一大背景、大氛围，深入认识和研究当代的这一背景和氛围，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置于这种环境和条件之中，是新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忽视的前提和出发点。”先生始终把世界视野、“世界历史尺度”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在要求，在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法贯彻到底。
四、整体性马克思主义观的普遍原则
整体性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性特征，可以运用于对一切事物的认识，也可以运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认识。在运用中不仅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而且应该以整体性的原则对待马克思主义。
阅读庄福龄先生的著述，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强烈印象，即他极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他把整体性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他说，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整体性，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学科的存在方式”和人们对待它的方式，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品质和要求相悖的情况。
先生批评马克思主义作为三个独立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存在现状和人们对待它们的方式。现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是同历史和现实中众多学派并列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则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研究”。“这种状况，既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也难以覆盖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主观上想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在各个学科之中，而现有的位置实际上很难突出其指导性。”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从自己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到，以往那种对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分门别类的、相互隔绝的研究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当代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需要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组成部分诚然有助于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但却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整体，正如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的研究，更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与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如此等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独立的学科、完整的学科来设置，才能在它的统领下进一步加强有关马克思主义学科群的建设。”在这里，他对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表达了明确的肯定意见。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先生着重强调整体性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史的经验阐释了这一原则的内涵和意义。他强调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学科之间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特征。他特别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在他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都表现为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初的有效的传播往往成为这个国家和地区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他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一书，坚持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发展史二者关系上的整体性观点，把二者看作一个过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总是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行，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又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传播具有发展的意义，发展又具有传播的意义。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而言，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后所认识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出发点”。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实际“达到的水平”，人们“认识和接受的状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出发点”。这种认识颠覆了传播仅仅是发展的起点的传统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中发展，又在发展中传播的观点。先生不仅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之中，而且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纳入到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
先生还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运用于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思考，主张这种思考要同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的三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关系联系起来。这三个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
先生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观点作为他主编和参与主编的“三大发展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严格遵守的编写原则。在先生的学术自述中，他曾经谈到编写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的意义，在于它适应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提出的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又必然提出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研究其相互关系的要求，也必然提出拓宽研究思路、树立学科融合的要求，于是继八卷本之后另一项重大工程，编写一部综合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又被提上了日程。”
五、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史观
曲折性和前进性都是客观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状况。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是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客观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来说，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不是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就是只看到它的前进性，而不能把二者统一起来。二者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实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特征、规律乃至命运的认识问题，总体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问题。
曲折性与前进性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史上较早出现的问题。在19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的争论，是这一关系问题的具体表现。这个争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而发生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并在欧洲开始传播开来的时候，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在他们的言论中就已经制造出这种论调。但是，又不能不承认，正是由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产生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是否可能发生“危机”和当下是否存在“危机”，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不面对的迫切的理论和政治问题。
1898年春末至夏初，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以《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为题作过几次演讲。演讲针对的就是伯恩施坦和康·施密特的修正主义言论。但是，普列汉诺夫反对把他们对现代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修正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认为它即使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其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构成实际“危险”，因为它“是很容易根绝的”。190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当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都发表了纪念文章。考茨基的文章题目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不同于普列汉诺夫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是，他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发生过和现实存在着“危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848年反革命之后，“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870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第三次危机”出现在他写这篇纪念文章时的1903年之前的几年。其实，他所理解的“危机”同别人所理解的不完全一样。在他看来，“危机”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低潮”，并且认为它是暂时的。他说：“继各次高潮时期之后，也曾经历过各次危机时期，而在克服危机之后，它总是赢得了新的基地。”1903年3月，罗莎·卢森堡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和《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一文中，卢森堡谈到“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时使用的是“停滞”一词，而没有使用“危机”。她说，虽然我们有不多几种可以视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进步的独立著作，有了一些普及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著作，“不过从根本上看，我们在理论方面仍然停留在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给我们留下的水平上”。而从她同时发表的《卡尔·马克思》一文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状况的认识来看，她或者认为“停滞”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停滞”不等于“危机”；或者认为包括“停滞”在内的德国资产阶级教授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已经被克服。1913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列宁在《真理报》和《启蒙》杂志分别发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两篇文章。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列宁把1848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然后考察了“马克思学说在每个时期的命运”。在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但到了这一时期的末尾，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影响下，诞生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个时期（从巴黎公社到1905年俄国革命），“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在第三个时期（从俄国革命到1913年），“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欧洲也跟着亚洲按照欧洲的方式行动起来。最后，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列宁指出：“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这三大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这一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历史经验和规律作出的未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和趋势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客观的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证明了列宁的这个判断的科学性。但是，尽管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话语从未消失。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他在更大范围内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深刻见解彰显了他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先生重点讨论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他承认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出现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次曲折，它造成一定程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的思想混乱，对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冲击。但是，他又不把此看作绝对的坏事，认为它也锻炼了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1917年至1956年看作马克思主义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时期，认为40年中虽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不能说它在前进中没有曲折、偏差和失误，但是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获得的连续胜利，一次又一次地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证明。从1956年始，马克思主义经历了20世纪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几次重大的政治动荡，“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是“马克思主义艰难探索、曲折前进的时期”。但是，从中他也看到“一连串的挫折和曲折锻炼了马克思主义，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在《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导言”中，他谈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的三个突出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高潮，也有低潮，有直线，也有曲折，有前进，也有后退，历史呈现出曲折发展的状态，但真理终究是不可战胜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终究是不可战胜的”。在这里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的经验和规律表达得十分明确和完整。
针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先生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敌对阶级、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争。论争的由来、经过和结局，论争各方的论点和论著，论争的方法、意义和经验教训都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对象。
庄福龄先生始终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中看到它的光明前景，看到它的现实性和强大生命力。他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困难和曲折中仍然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一问题给予的简短答案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一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用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状况说明这一事实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在革命风暴的源泉转移，暂时处于革命低潮的地区和国家，那里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熄灭，各种社会矛盾仍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去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国情和民族特点，去传播、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他强调：“中国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生命力的，正在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打不倒的，它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赞成和接受。”
在谈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先生谈到马克思主义已经经历的挑战和将要面对的挑战。他认为，历史的经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财富和资源，新时代的挑战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尽管21世纪我们将继续面对20世纪积累下的挑战且一定会遇到新的可能更大的挑战，但是马克思主义前进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庄福龄先生关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认识。阅读先生的蕴含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著作，回顾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人生，我获得的一个基本启示是：上述先生关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认识，何尝不是先生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先生自身没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所有的、秉持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他所理解的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本身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先生所理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先生自身秉持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同一的，先生所秉持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先生在马克思主义事业中的实践是同一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梁树发（1949-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 100872）。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9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