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青年列宁就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在革命和学术舞台上的。这是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起点上的不同。这也就是说，即使有一个青年列宁时期，那他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逻辑框架之内的事情。虽然如此，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特别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青年列宁的思想却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不断学习和深化过程。其中，从1894年至1905年的十多年间，列宁的思想认识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为对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观察维度的转换，随着这种视角的变化，列宁的哲学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更重要的事实是，青年列宁主要哲学观念的变化此时还主要依存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相对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列宁研究，这算是在摆脱传统解释构架之后的重要“发现”。

一、青年列宁与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

我注意到，早在青年时代，列宁就已经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接受，多是与俄国现实斗争相关联的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说。纯学术理论意义上的研究，并不是青年列宁所关注的东西，他主要关心的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命运。马斯诺夫曾经专门谈及这一点。他在回忆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青年列宁思想特征时，称其“更感兴趣的是关于俄国命运的迫切问题，而不是纯理论问题”[1]170。所以，在列宁早期的阅读笔记和批注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大量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献成为他密切关注的内容[2]。比如，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研究准备中，列宁对《资本论》的阅读，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经济学和社会发展问题，而对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思考[2]5-26。依我的看法，这是此时青年列宁理论构境中的一种特殊的思考倚重。应该说，在这些的研究中，列宁的理解基本上是准确和深入的，特别是对将这些科学方法和原则运用于俄国的社会实践时，他显示出了极大的敏感性和历史具体性。

然而即便如此，这也并不代表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和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上，就一定是绝对正确和透彻的。如处于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之中的前苏联学界对早期列宁思想的评价。从我们这里的研究视点出发，也就是说，如果客观地从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理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由于，在哲学理论上，早期的列宁更多的是依靠了他的思想导师——普列汉诺夫以及第二国际理论家。柯尔施曾经指认过这一学术联系[3]80。所以，早期列宁哲学思想的理论构境，更多的是一种他性语境。特别是在他的前期理论探索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对哲学理论的过多投入和系统研究。并且，我们还可以从文本中看到，青年列宁的哲学思想特点是多变和不稳定的。特别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认识上，起初，青年列宁的理解明显存在一定的理论偏差。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早期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

1894年，年仅24岁的青年列宁在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哲学的论文《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将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唯物辩证法说成是“对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4]153，它是一种从客观现实出发的方法。如果这是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基础和理论起点的话，应该说是正确的。在他看来，唯物辩证法是“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这种辩证法的实质“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自然历史过程”[4]135，137，159。显然，这个理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内涵相去甚远。固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是同体的，但这二者显然不是一个东西。特别是此时的青年列宁，不准确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认定为是“把社会运动看做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4]136。这些并不完全准确的观点，在斯大林时期的哲学原理体系的制作中，竟然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经典表述①。列宁为什么要这样说？

认真阅读同期列宁写下的其他文本，我发现，此时的青年列宁主要是在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进行斗争。显然，这是一个由现实斗争中提出的重要理论要求产生的特定理论构境。那么，什么是列宁眼中的民粹主义呢？依他自己后来的定义：“我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观点体系，它包含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这是说，民粹主义者试图阻止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生和发展。第二，“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在民粹主义那里，俄国的农民村社被看做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第三，“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一句话，民粹主义就是不对社会现象作“唯物主义的解释”[5]404-405。其实质是“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否认工厂工人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否认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6]25。青年列宁的政治头脑是极其清楚的，看问题，总是很快抓住事情的要害。

我们可以注意到，青年列宁在与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其理论意向主要是从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客体向度出发的，正是针对民粹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列宁他才会较多地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过程”。这也就是说，不管民粹主义如何反对，资本主义总是要在俄国客观地生长起来的。依列宁后来更加准确的概括，他认为“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7]38。

在更深入的社会认识方面，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和司徒卢威大谈所谓历史是由“具有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创造的主观主义观点，青年列宁则更多地说明这种个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的客观的“社会事实”。这是典型的涂尔干式的社会学术语。此时，直接影响俄国学术界的重要思想背景之一就是德法的社会学理论。对司徒卢威作用较大的是齐美尔[8]373-374。这种特定的理论情境，也使得列宁此时常常也是在社会学的语境中讨论问题。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后来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学术界竟然宣布社会学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列宁似乎是想指认，“这些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表现为行动，已经造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并不一定能够直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客观的社会事实的本质。这个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在此时的青年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从两个方面来把握：第一方面，其核心概念是“社会经济形态”。这也就是说，

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取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取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种关系(按马克思的术语是“生产关系”)的体系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则是这个基础的外表[9]372。

我注意到，列宁此处对社会的观察是直接从生产方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着手的，而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开始的。后来的毛泽东显然依循了列宁的思路。固然，他没有看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可是，这一重要的观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已经发表的恩格斯的众多文本中都有十分详尽的表述。同时，我们能发现，将上层建筑视作经济基础的外表，显然是不准确的。

在第二方面，列宁指出：

“活的个人”在每个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概括起来，并为各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以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集团的活动，一句话，为各个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9]373。

列宁觉得，通过这样的界划，民粹主义的“主观主义”就被“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就没有科学”。

我觉得，将马克思主义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可是，列宁在这里的概括总体上却是不准确的。

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1845年他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这种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客观生存层级是不以个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的，同时，社会生活决定人的全部观念。这都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最一般和基础性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肯定人类社会运动始终或永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青年列宁所指认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过程，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情况。特别是马克思在后来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进一步揭示的，工业性生成之后所出现的商品一市场经济中呈现的社会经济形态里，才会有人不能支配自己创造的社会历史，而反倒为经济力量所奴役的异常情形，他将此形容为是与自然界盲目运动相类似的不正常社会现象。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可以参见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关于似自然性的讨论[10]。我以为，此时青年列宁还无法深入地理解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所以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后来的前苏东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将青年列宁此处并不准确的理解畸变成哲学原理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观点，这就是“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了。我注意到，这种不准确的理论定位是从阿多拉茨基的评论开始的，他因为不能区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所以直接将列宁误认的马克思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理论说明指认为“社会过程”的一般规律性[11]429。苏联《哲学史》第五卷的作者不但不能辨识这一文本中存在的理解层面问题，反倒将列宁的解释说成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逻辑误导。

我发现，此时青年列宁的哲学思想较多地受到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影响，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背景下考茨基的所谓社会机体观的作用。所以我们会时常看到青年列宁这样一些表述，比如，经济规律不同于物理和化学规律，但是“经济生活是与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也就是“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4]136。我们如果读一下考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论》，就不难看出列宁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与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联系在一起的。这显然是一种他性的支撑性语境。其实，人类社会存在及其历史运动规律与一般的生物有机体存在和运动规律相比，异质性是更加重要的方面。所以，将社会存在及其运动简单类比于一般生命体的存在与运动，显然是不科学的。当然，我不以为这样承认青年列宁在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是在贬低他，而恰恰是客观地看到青年列宁思想成长的真正基础。

也是在这里，一旦马克思的辩证法被狭义地理解为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特殊的社会机体”，其运动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之后，我们看到青年列宁竭力反对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联系起来的做法，特别是在辩证法的观念中谈论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反驳俄国民粹主义分子米海洛夫斯基非难马克思“把自己的社会理论建筑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时，青年列宁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了反驳杜林所作的一些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肯定性说法，简单地归为“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此生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或者叫“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而已”。这又是一种由于特定的驳论性的论战旨趣建构起来的特殊理论语境。于是，三段式、三分法也被描述为“胡说”，“使庸人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4]137。正是在这里，列宁为了反驳米海洛夫斯基，似乎仅仅是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作为黑格尔的公式，并把它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截然分开，以此为根据，然后再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黑格尔的三段式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混同起来的错误。我注意到，他从来不从正面去肯定三段式，更不要说去科学地说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历史关系。然而，不能责备青年列宁的地方，是因为那时他根本不可能知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存在，以及其中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真实内容和复杂变化过程。所以，此时列宁对马克思哲学历史语境的了解，必定是一种离思想史真实逻辑进程较远的理论表象，所以，他也当然无法了解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黑格尔的内在关联。也因此，列宁此时的观点中就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

第一，由于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学说本身还没有一个深入的研究，所以只是一般的批判黑格尔三段式的唯心主义实质。这一点列宁在后来逐渐地认识到了，并迅速改变了这种态度。在这里的理论讨论中，列宁都是过多地否定了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关系，也没有达到一个完整的理解，所以他只是停留在用一般的区别性来确定二者关系的水平上。这给列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的过程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三段式，但也承认了其思想的合理成分并不断从客观运动中揭示出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这一点，列宁显然是忽视了。但是，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整个论战，因为列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总体原则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努力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后来阿尔都塞也注意到了24岁的青年列宁的这一理论态度。他将列宁写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论及辩证法的“三段论”的十二页讨论，称之为列宁的“反黑格尔的明确宣言”[12]135。阿尔都塞也知道，在1894年之前，列宁并没有阅读过黑格尔的论著。据阿尔都塞的看法，列宁是通过仔细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就已经理解黑格尔了”，或者倒过来说，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并不需要通过直接阅读他的著作，因为，当他真正的读懂马克思之后，他也就深刻地弄懂了黑格尔哲学。从这一点出发，阿尔都塞甚至由此模仿列宁的口气说：“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12]137这真是信口开河。

20世纪30年代，阿多拉茨基最早提出，列宁在写作《什么是“人民之友”？》时，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13]428。后来到了50年代，吉谢辽夫也认为，列宁在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时，“在理论上已经完全成熟”了[14]1。同期，由白俄罗斯学者共同编写的一部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评价[15]20。我觉得，这种断言说得太满了。如果作一话语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断言，因为将青年列宁的第一个涉及到哲学的政论性文本指认为“完全成熟”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列宁此后的思想和观念均会是同质正确和伟大的②。这是我曾经揭露过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凡是说”。读者已经可以感觉到，我在这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没有像传统解释框架那样简单认定青年列宁在这一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哲学观点的正确性，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逻辑为参照，细微地去分析这一复杂思想斗争中青年列宁哲学思考的可能性的理论情境。这与那种将列宁的每一句话都视为真理的解读方式，已经处于根本异质的方法论语境之中了。

二、青年列宁与他的哲学老师普列汉诺夫

可是，阿尔都塞没有注意到的文本事实是，青年列宁对于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否定之否定的态度，甚至包括对黑格尔的态度，不久就有了改变。我已经指出过，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文本的态度常常是细中有粗的，对列宁文本的研究上，情况就更糟糕一些。我自己认为，这是由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以下简称《一元论历史观》)的发表所引起的。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断，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青年列宁这一时期里发生过独立的哲学研究，并且，青年列宁的思想转变，与普列汉诺夫新发表的思想十分接近。不过，这只是一种主观推断。

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当时受到恩格斯赞扬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恩格斯在世时，曾对维拉•查苏利奇说，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自1889年普列汉诺夫到伦敦拜会过恩格斯之后，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现留存下来的书信有普列汉诺夫致恩格斯的书信十四封，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复信五封。他所写下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16]267列宁自己也说过，当时他“几乎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著作，对《一元论历史观》有很深刻的印象”。显然，对于青年列宁来说，普列汉诺夫是他们一代人的思想导师。1900年，当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开始出现日益严重的分歧后，列宁写道：“我们被敬爱所遗惑，实际上成了奴隶，做奴隶固然是一件坏事情，而当他本人(指普列汉诺夫——本文作者注)使我们看到并且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更加懊丧百倍……”[17]304可见，在此之前青年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十分信服的。就是在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堕落，列宁不得不与他彻底分手后，列宁在总的哲学观点上还是与普列汉诺夫基本一致的，这样一个状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

普列汉诺夫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可是，这些文本充其量只表现出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可悲的是，普列汉诺夫很少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具体地正确使用它。并且，就是在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中，还经常带有两个较大的缺陷，一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色彩，这主要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二是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或者说，仅仅是持有消极的抽象的观念辩证法。这不仅仅表现在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中，更反映在他的政治活动里。我们这里是想指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了普列汉诺夫学术理论思想的严重影响，虽然他一直很坚定地反对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错误，但对于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的理论缺陷，只是在后来才加以认识的。比如在1908年以后的一些批判马赫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论著中，列宁已经开始不断发现普列汉诺夫在哲学观点上的“含糊之处”，但这时还并没有从实质上认清其错误的根源。虽然列宁已经自觉地将自己的哲学观念与普列汉诺夫区别开来，但这种差别并非是异质性的。真正的转变是在1914年以后，也就是列宁写下“伯尔尼笔记”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后半时段发生的，即列宁的思想出现了革命性认识飞跃中才更深刻体会到普列汉诺夫错误的思想根源。即便如此，列宁后来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全部哲学著作”都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研究和学习他的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先来看对此时青年列宁哲学思想发生直接影响的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一书。这本书，也是普列汉诺夫为了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等俄国民粹主义而专门发表的重要学术论著③。这本书的出版，正好与列宁同期写下的一批批判民粹主义的文章形成鲜明对照。这是老师与学生在相同思想斗争的努力，并且，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同样在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攻击，但是他却没有像青年列宁那样一般的否定“三段式”，而是首先从黑格尔那里就揭示这个“三段式”表象背后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质。值得我们的关注是，与青年列宁对黑格尔的抽象否定不同，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予了客观的历史性评价。在普列汉诺夫看来，18世纪旧唯物主义无法面对的“具体现象的复杂和多样的链索”，是由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来“掌握”和完成的“伟大任务”[18]60。与青年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仅仅描述为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自然历史过程”)不同，普列汉诺夫从元哲学的层面上将辩证法定义为在现象的联系和发展中观察世界的方法。他准确地注意到：“黑格尔以自己的辩证法哲学与这一切形而上学对立，辩证法对一切现象是从它们的发展和从它们的相互联系方面来加以考察的，而不是把它们看成现成的和彼此之间为深渊隔着的。”[18]附录二267显然，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的这个把握视角是正确的。显然，普列汉诺夫这里的观点，更接近撰写《反杜林论》时的恩格斯。

进一步，普列汉诺夫十分准确地从作为事物本质结构的矛盾(对立面的转化的必然性)入手，并将矛盾作为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内驱力，从量的变化捕捉到作为发展根本性环节的质变(革命性否定)，最终再提示矛盾在历史性视角中的长程展开，即否定之否定规律。因为，所谓“三段式”不过是肯定—否定(新的肯定)—否定之否定(新的否定)的外部特征。因此，普列汉诺夫写道，米海洛夫斯基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外在的“三段式”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在黑格尔十八卷全集中，在任何一卷那‘三段式’一次也没有起过论据的作用”[18]66。普列汉诺夫指认道，否定之否定并不是黑格尔的“基本问题”，而是从“任何现象转化为自己对立物这一命题”产生出来的[18]66-67。矛盾，是否定之否定的根据。他深入地分析道：“任何现象，发展到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反过来，同样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18]66这样，普列汉诺夫没有仅仅着眼于出于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由黑格尔制造出来的大量外在“三段式”之上，而是成功地揭示了否定之否定(三段式)的内在结构和本质，这一点论说是十分深刻和有力的。显然，普列汉诺夫这里的分析所显现出来的学术理论功力，远在此时在同一战线中的青年列宁之上。

也是在这本书中，普列汉诺夫有针对性地反驳了米海洛夫斯基对恩格斯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举的一些例证的非难。特别是那个燕麦生长的“三段式”。普列汉诺夫从米海洛夫斯基“已经是不要再相信燕麦是照黑格尔式生长的时候了”的结论出发，详尽批驳了他对恩格斯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正确阐述的恶意攻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历史地而且也更深入地说明了恩格斯关于辩证思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从古代的对立统一思想，到近代与形而上学观念对立的辩证思维，从莱布尼茨到德国古典哲学，他特别区别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差别所在，充分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前提。最后他风趣地说，“燕麦仍然将”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方式“生长”。显然，普列汉诺夫这一重要的论断，给青年列宁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促使后者在相近观点上发生了悄然的改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谈论辩证法是以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逻辑为前提的，因此辩证法是属于元哲学的逻辑层面，他不能理解马克思恰恰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代性生产中导引出历史辩证法的合法性的。而青年列宁倒是正确地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观察中引出他的辩证法，可是却将某种特定的历史发展规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误认为是辩证方法本身。普列汉诺夫同样不知道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存在，以及马克思会有更加复杂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学说。因此，我们也不能在这一点上责备于他。

其次，从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普列汉诺夫也在谈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普列汉诺夫这本书的主要论题。可是，他谈论历史唯物主义时，却从来不谈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然而，正是在这个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普列汉诺夫的致命问题，即基始层面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普列汉诺夫在说明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之前有一句话是正确的：“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应该记住，直接先行于马克思而出现的哲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已经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18]106。这是十分重要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辨识出马克思在理论上的真正贡献。这正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的一个努力方向。普列汉诺夫准确地发现，法国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公民生活’、‘财产关系’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根基”，黑格尔在自己的唯心主义法哲学中也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是站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承认了“市民社会”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求之于它的经济”，并且进一步提出了“特定的社会的经济是依赖什么来决定的”。普列汉诺夫替马克思所作的回答很有意思：

马克思的伟大的科学功绩就在于，他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问题，他把人的天性看做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地改变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机体，从他的周围的外间自然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间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18]106。

说马克思认为人的天性是在历史运动中永远改变着的结果，这话大约是不错的。可是，普列汉诺夫的诠释之要害在于那个“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普列汉诺夫承认物质生产在社会存在中的根本性地位，与青年列宁的阐述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形态出发点不同，普列汉诺夫更准确地抓住了生产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结构”恰恰是由“它们的生产力的状态决定的”[18]163,178,183。这一点，是青年列宁当时没有注意到的。在1902年批判司徒卢威的论文中，普列汉诺夫也明确标注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19]184,220。然而，在对生产力的理解上，由于某种实体要素论的影响④，物质生产的关键因素被普列汉诺夫指认为物性的劳动工具。在1902年批判司徒卢威的论文中，普列汉诺夫也标注了这一观点，在那里他还用武器性质决定军事结构来加以说明[20]172。更要命是，在他反驳一些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时，为了维护劳动工具的客观基始性，他不惜将自然地理环境引入为决定劳动工具—生产力的基始性条件。在他看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类生存总是处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后者对前者而言，一是为劳动工具的改进提供“必需的材料”；二是“以改进了的工具为加工的前提条件的对象”；三是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天然的交通”对生产的关键性作用[18]111。所以，普列汉诺夫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做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应该看做是经常变动的量”[18]112-113。这两个不同的量的定位是有明显意向性的，经常变动的量导致不变量的改变。所以，地理环境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我以为，普列汉诺夫的这种机械决定论的观点，也是最终导致他在现实革命问题上选择错误立场的深层原因。

固然，普列汉诺夫正确地看到，一个社会的法律和政治国家的上层建筑“取决于生产的方式及由这个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关系”[18]132；甚至还在批评旧唯物主义“使人完全服从盲目的物质”的错误时，正确指认了马克思那种在历史发展中由社会实践构成的历史主体性[18]176-177，可是，最后普列汉诺夫却将地理环境确定为社会存在的最终基础。他认为，“生产力发展本身是为环绕着人的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

社会人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是为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的，因为，整个社会联合的制度是取决于这些力量发展的程度。这样，归根到底，这个制度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它给予人们以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18]195。

这样，虽然他也强调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直接的变成间接的”，而现在，“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人”[18]195。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对地理环境在本体论逻辑中的一往情深⑤。这就是错得可爱的普列汉诺夫。对于他的这一方面错误，以往的研究已经有过较多的批评。其中，还要包括在普列汉诺夫头脑中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相关的严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情结⑥。恕不赘述。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这一重要的理论错误，似乎列宁始终没有自觉意识到。倒是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21]。

最后，往往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方面是，普列汉诺夫还细心地发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批判性原则，即对经济必然性的超越。这可能是他异质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一个地方。我发现，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正确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批判维度，他深刻地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了人的“奴隶状态的新形态：经济的必然性”。

而且他对自然的统治愈增长，他的生产力愈发展，这种新奴隶状况便愈巩固：跟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就更加复杂起来；这一个过程的进展就完全了他们的控制；生产者成了自己本身生产物的奴隶(例如：生产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18]196。

普列汉诺夫激动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第一个指出了“怎样对付经济必然性”。而这个所谓的经济必然性，正是青年列宁此时作为马克思辩证法内核的经济社会形态中的“自然历史过程”。因为一旦人“意识到经济必然性奴役他的原因”，这就给“意识战胜必然性，理性战胜盲目的规律的新的和胜利的可能”。这又不准确了！在马克思那里，战胜经济必然性的不是意识和理性，而是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其实，在哲学逻辑上，普列汉诺夫这一观点倒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理路相一致。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由此出发，真正科学地反驳后来波格丹诺夫从拜物教理论对唯物主义的恶毒攻击。而列宁却始终没有更深地意识到这一点⑦。也是在这一语境中，普列汉诺夫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而明确将其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并将这种哲学称之为“实践哲学”和“行动哲学”。要知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可是要早青年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将近三十年。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波格丹诺夫一伙接受和贩卖马赫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中恰恰是从反对拜物教观念、批评经济唯物主义开始的。这里的逻辑起点是对的，可路却走偏了，反对物神和偶像世界，自己却掉进了唯心主义的逻辑陷阱⑧。这一点，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并没有正面予以回击。

显然，普列汉诺夫在这本重要著作中的大部分哲学观点，青年列宁并不一定全部就能理解，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多多少少影响到了青年列宁。

三、主体向度：青年列宁思想的最初变化

在1895年9月列宁为纪念恩格斯去世而写下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我们最先看到了他思想中的一种微细改变。此文中，列宁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一书，并称它奠定了“革命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22]7。此文发表于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出版后的大半年之后。

一上来，我们就看到列宁非常准确地指认“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22]1。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理论前提。青年列宁不再仅仅从社会关系出发，而是着眼于更基础的物质生产力，他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到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22]6,230。说列宁的这种观点改变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得到的启发，而不是他自己的研究结果，原因之一是在他所阅读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并没有直接谈及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那里倒还是在接近客观的经济关系。并且，列宁也认识到，黑格尔学说中包含着革命的因素，这是因为黑格尔的哲学承认了“世界永恒发展规律”。在1899年写下的关于考茨基的一篇书评中，列宁则谈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性与必然性问题了[23]176。同样值得注意的改变是，青年列宁已经将自己的斗争重心从反对民粹主义转向了“唤醒俄国工人阶级自我意识” ！在这一年的年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说明”中，列宁将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24]85。这是一个从强调观察社会历史的客体向度向主体向度的转换：原来是向民粹主义者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这时而是唤起俄国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主体批判意识。用列宁后来自己的概括，叫“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25]12。实际上，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那么这正是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先导性思想逻辑。

1900年，列宁明确表示他是“拥护普列汉诺夫的”[26]45。因为，正是在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的直接支持下，青年列宁创办了《火星报》。从1900年12月到1903年10月，《火星报》一共出版了51期。1901年，列宁在回答《火星报》的读者来信中，更加明确了这种新的理论动向。针对一些人批评《火星报》“很少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过分强调参加运动的思想家对运动的方向的影响”。列宁将这种观点指认为“经济主义者”，此时，他不再是简单地提出社会经济形态和“自然历史过程”等问题，而是转而说明为了“真正地‘考虑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这种观点与先前我们看到的那个青年列宁，真不像同一个人所说的东西。列宁的思想和思考的逻辑向度变了。此时的列宁认为：

“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人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问题[27]326-327。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列宁的思考点已经逐步地转向革命党人与俄国社会发展的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他更关注的是人对社会环境的能动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在思想观念上显然出现了异质性，列宁很快开始超越自己的老师。不难看出，这种理论上的思想转变也同时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和新的斗争。分裂不可避免了。

在1901年秋天到次年初写下的《怎么办？》一文中，列宁描述了这场斗争的缘起和基本过程。他说，在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俄国自发的工人运动初始时期，不同的人们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民粹派。列宁说，那是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期。在那个时期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向人们说清楚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在俄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今天的任务就不再是强调某种经济规律和必然性，而是要将工人运动的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政治斗争水平上来。这是列宁自己对他的重要思想转变的直接说明和指认。

我认为，这正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政治分裂的思想实质。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列宁思想上的关键性转变对其政治立场的影响。在迅速发展的俄国革命形势下，当普列汉诺夫仍然与“合法马克思主义”坚持其客观主义路线，即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成熟性时，列宁已经转向在现有的客观条件下关注发挥无产阶级的主体能动性问题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孟什维克才攻击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唯心主义”。在这一点上，苏联《哲学史》第五卷作者将列宁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思想倾向和努力混杂在一起，他们只是看到这一阶段列宁思想主要是“从哲学上论证主观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并且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而实际上，这里已经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还有，我们能发现列宁是十分强调政治性的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的[28]262-263，85-91,432,251-252,168,339。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毛泽东。在列宁看来，是否承认阶级斗争的主导地位是衡量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标准，所以，1908年10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当考茨基和阿德勒同意“没有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英国工党进入社会党国际时，列宁表示了极大的愤慨[29]212-213。也是在这时，列宁明确指出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他甚至认为，如果“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种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30]38。这是由于，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0]29 ！列宁现在的观点已经不再是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他现在的主张是“必须将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 ！也由此，他更关心的问题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即“真正的政治意识”。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用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30]66-67。

列宁严厉地批评那种试图使工人运动停留于自发的经济斗争的“经济派”。在他看来，“‘经济派’根据一般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有很深的经济根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前提，做出了奇特的结论：必须转过身去背向政治斗争，阻止它的发展，缩小它的规模，降低它的任务”[31]22-23。而列宁则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这种转变“应当由我们来进行”[30]187　！否则，成立社会民主党干什么？他甚至批评普列汉诺夫，只承认“在俄国，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显然是不够的，列宁硬要将其改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30]219。在后来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中，直接使用了列宁修改过的“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俄国”[32]426。我还注意到，不久前列宁曾经与普列汉诺夫私下交换过意见，他认为，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醉心于‘经济’鼓动的现象”，在当时是必然产生的“合乎规律的派生现象”[33]72-73。可是，时代的进步已经向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目标。在今天来看，列宁的这些看法显然是值得讨论的。

1901—1902年初，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在他与普列汉诺夫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时常看到列宁向他的老师请教理论问题或交流观点[33]147-149，183-184,205-207。据普列汉诺夫自己说，在反对司徒卢威的问题上，1900年列宁还专门提醒他注意司徒卢威的《论自由与必然》一文[34]334。二人的关系紧张，大约是在1902年的5月。这主要是由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手稿的意见中，使用了一些过分尖刻和带侮辱性词语。列宁写信直接向普列汉诺夫宣布，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被破坏了，这是由普列汉诺夫造成的关系“中断”[33]219。固然如此，他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通信。而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政治观点开始“‘十分显著地’不一致”起来了[35]389。《火星报》虽然被确定为中央机关报，可是由于讨论党章中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火星报》本身也分裂了，列宁退出了编辑部[33]386。正面的斗争，不可避免。《火星报》从第52号开始，成了孟什维克的喉舌。后来列宁称其为“新火星派”⑨。另一个一定要提及的事情是，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阵营中，有着两位已经臣服于马赫主义哲学的人物，一位是波格丹诺夫，一位是巴扎诺夫。在这个时刻，列宁并没有直接批评他们的哲学世界观。而普列汉诺夫则死死咬住波格丹诺夫不放，我注意到，普列汉诺夫对波格丹诺夫的批判，有时候矛头却是指向列宁的。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自己与波格丹诺夫分属“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36]336，他认为波格丹诺夫是“假借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贩卖自己“唯心主义货色”。并且，普列汉诺夫有针对性地指出，“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与主张唯心论的马赫主义者成为“同志”的[36]337。当考茨基出来打圆场时，普列汉诺夫仍然不依不饶，他认为考茨基不知道俄国的情况，他忽视了马赫主义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说在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队伍中起了十足的破坏作用”[37]446。可是，此时的列宁却不这样看，他将政治立场与世界观分立开来。

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在1904年列宁写下的《进一步，退两步》的文章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上面我们提到过的普列汉诺夫那个观点的继续。列宁在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情况时，开始承认“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此前，列宁没有这种辩证法的观念，特别是矛盾的观点。列宁说。这种斗争中，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还有斗争对象不断在矛盾转换中的否定之否定。之后，列宁写道：“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法则生长着，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斗争也是按照黑格尔的法则进行的。”[38]411-412列宁的最后一段话，显然是接着以上我们曾经看到的普列汉诺夫的相近观点续说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列宁说了这样一句话，即“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之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这算是一个对黑格尔的新的历史性评价。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在理论逻辑上的依存，这一点，即使是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分道扬镳，列宁仍然在哲学理论上确信普列汉诺夫的可靠性。他的哲学观念仍然是由他性理论权威从外部来构境的。

还需要提及一下的是，在1903—1904年期间，列宁曾经在瑞士的日内瓦阅读了两本哲学基本理论方面的著作：弗•宇伯威格所著的《哲学史概论》(三卷，德文，1876—1880年莱比锡版)和弗•保尔森的《哲学引论》(1899年版)。可是，阅读效果显然不理想。从目前存留下来的笔记看，列宁对于前一本书明显感到不屑，一是此书出版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容陈旧；二是列宁认为此书“四分之三的篇幅是人名和书名”[39]323，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所以，列宁关于此书的笔记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对于后一本书，列宁似乎显然有些兴趣。这种兴趣集中于哲学唯物主义的问题上。因为作者本人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所以列宁是从他批判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去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40]324-326。除此之外，1904年，列宁还阅读过关于恩•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与《宇宙之谜》的相关书评[41]327。据我的判断，这是列宁自己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第一次哲学基本理论学习，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在当时的党内活动家中，自以为是的哲学家越来越多，除去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巴扎诺夫等人都是如此。而列宁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哲学修养上还并不精深，在一些重要的哲学基本观念上，他还没有清醒的辨识能力。一些研究者指出，1899年，当波格丹诺夫的第一本书《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出版时，他竟然以为是普列汉诺夫的新作，他此时无法认识到波格丹诺夫学术观点中的错误[42]51。当然，这一次哲学阅读不是系统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在猜想，是不是因为与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分裂，列宁已经开始意识到要自己独立地面对并不熟悉的哲学理论。他暗自在下工夫。但是我以为，这并没有过多地改变列宁此时的哲学立场。在哲学观念上，他仍然悄悄地在依存于自己已经在政治上开始反对的普列汉诺夫。

注释：

①这一错误的诠释性论点主要来自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他们将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反常的与自然界相似的盲目运动(“似自然性”)，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5页；第三章。

②前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写的《列宁传略》一书中，就是将1893年刚刚来到圣彼得堡的23岁的列宁称之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富有学识的、对工人阶级无限忠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并将次年写下《什么是“人民之友”？》的青年列宁指认为“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兼备了最伟大的学者、研究家以及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革命领袖的各种特征”。参见《列宁传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2页。

③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写于1892年，书名起初为“我们的意见分歧。第二部”，准备秘密发表。后来公开出版的时机成熟，便更名为《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可是，在1895年1月正式出版时，普列汉诺夫却用了笔名“别尔托夫”。我们这里使用的中译本，为博古翻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出版。

④依我的理解，传统教科书中对生产力主要做了实体性要素的理解，如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过程表述的一种误认。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只是表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水平和能力的功能性规定，而非三种实体性的东西。

⑤在普列汉诺夫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这一错误观点也有表现，比如他出版1908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一书。参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28—29页；32—33页。列宁在此书出版的当年，认真阅读过这一文本，并做有一个简短的摘录笔记。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中文第2版)，445—448页。

⑥普列汉诺夫直接将马克思与达尔文联系起来，他认为，马克思的研究起于达尔文研究的终止处，甚至他极其错误地指认“马克思主义是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应用”。这种观点也是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的错误。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196—197页注2。

⑦列宁曾经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过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他是在相对于史前社会中“野蛮人”对自己与生产的关系的“明确认识”而言，指认“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的商品”。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39页。此处的拜物教，只是被理解为一种不明晰性而已。列宁显然没有理解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深刻批判性内涵，由此，他会忽略后来波格丹诺夫哲学错误中更重要的一个逻辑层面，即从资本主义物化关系拜物教批判到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本性误识。

⑧主要是190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文集中，波格丹诺夫《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无神论》。我觉得，波格丹诺夫的论文是错得有水平的。这一点，我将在讨论列宁的“伯尔尼笔记”的思想转变时具体分析。

⑨在列宁看来，《火星报》是在1903年底第51号开始转向孟什维克主义，所以他将此前的《火星报》称之为“旧《火星报》。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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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列宁.关于恩•海克尔《生命的奇迹》和《宇宙之谜》的书评的札记[C]//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2]科尔古纽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及对它的批评[G]//列宁研究：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