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莉•莱恩两位前任情人背对二月的寒冷，站在火葬场的小教堂外等候。”英国著名作家伊安•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 ）的获奖小说《阿姆斯特丹》以如此直截了当的起首讲述一个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故事。
这位已告缺席的女主人公莫莉•莱恩是伦敦社交圈里的闻人，她不仅为人放诞风流，而且还聪明敏锐，长于戏谑，是一位典型的英语中所说的“wit”。与出版大王乔治•莱恩结婚后，她依然故我， 不受礼俗拘束。她的房间一片凌乱，交友也一片凌乱，但她在凌乱中建立起一种秩序。婚前婚后的情人聚集在一起的话为数可观，她像母权社会的女族长一样把他们管教得规矩服帖，不敢放肆。报刊美食栏专栏作家、摄影师、锐意革新的园艺家莫莉•莱恩在四十六岁的年纪上做起侧手翻来还是笔直一条线，但她竟然去世了。既然车毂已不复存在，车辐必然乱作一团。以莫莉为中心的轮子看来不能在生活之路上继续转动了。
莫莉死得可怜，死得蹊跷。不久前她从一家饭店出来，抬手叫出租车时手臂上似有刺痛。这刺痛感迟迟不去，迅速离她而去的是她幽默的谈吐和锐利的词锋。两周后莫莉连常用词汇也不大记得住了。她是重感性的人，抽象的“议会”和“化学”忘了倒也算了，无法忍受的是叫不出日常用品的名字。于是她大怒，积聚起残存的体力和智力作一番无谓的抗议，这反而加速了她身体器官的衰退，已无体面可言的莫莉成了朋友和熟人的谈资乃至笑柄。赖活不如好死，她的死有点拖泥带水，不过总是一种解脱，而且使平常受人轻视的丈夫有了一种罕见的尊严。
火葬场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社交场所。为什么乔治•莱恩不在伦敦市中心的圣马丁教堂或圣詹姆斯教堂为莫莉举行与她的地位相称的追悼仪式？说来也简单，这位撒切尔时代的新贵不愿意看到莫莉的情人在他致辞时交头接耳、说长论短的场景。
先来看看“背对二月的寒冷”的那两位情人：作曲家克莱夫•林雷和《仲裁报》主编弗农•哈里戴。小说作者麦克尤恩本人在一九六八年时曾与一批嬉皮士到阿富汗体验生活，小说里这两位人物在年龄与经历上与作者大致相仿。一九六八年的学潮把林雷和莫莉卷在一起。不管是免费串连旅游还是性解放，只要有了“闹革命”的名目，它们就在年轻人中间大受欢迎。在那个短暂的非常时期林雷与莫莉算是有了一个乱糟糟的充分“解放”的家。虽说聚得容易散得快，十年后他们又走到一起，三十岁的林雷已有音乐家之名，但在性方面没有长进，莫莉教他如何动中有静，如何引发“定时炸弹”。那年林雷向她求婚，遭到拒绝，至今一直独身，现在林雷正受政府委托在为千禧年创作一部交响曲，进展缓慢。回首往事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他问身边的哈里戴：“她教你什么了吗？”哈里戴明知问的是床笫之事，但故意装蒜，答非所问。林雷感到太丢面子，暗中决定不再向他吐露秘密。两人毕竟还有共同的话题，比如说，一九七八年冬莫莉和她的在任情人王室法律顾问布拉迪邀请他们和其他一些朋友到苏格兰租了一所宅子过圣诞节，莫莉和布拉迪登上一张斯诺克球台做亚当与夏娃的造型，一只斯诺克红球用作禁果，击杆托架就是那诱人堕落的蛇。
哈里戴直到一九七四年才与莫莉结识，那时他是路透社驻巴黎记者，莫莉正在为《时尚》杂志工作，两人同居一阵就分了手。数年后哈里戴作为已婚之人又向莫莉求欢，莫莉慷慨接纳。莫莉婚后，哈里戴和林雷仍是她家常客。不过莫莉死前正式占据她情人位置的是现外交大臣朱利安•加莫尼。
仿佛是要逃避冷场的尴尬，两位前任情人就莫莉的死交换起看法来：“就这样走了真可怕，我说的是就这样死去，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像动物一样。还来不及安排后事，也没道个别，太可怜，太狼狈了。”这仅是他俩对话的一部分，作者对这些空洞的套话不予置评。看来他们不仅是在互相敷衍，对莫莉也不像真有怀念之情。
然而林雷总以为在莫莉的情人中数他资格最老，对死者的命运也最为关切。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怎么做才算待她好？他要是乔治，就不会听任莫莉在别人的怜悯下作无望的挣扎。如何了结她生命一次次出现在他的脑际：“从一只褐色小方塑料瓶往手心里倒出三十粒安眠药片。杵和臼，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三匙黄中夹白的药浆。她服用时看着他，仿佛心里明白……她睡时他搂着她，整整一夜。”林雷的想象读来几乎像纪实的叙述。这几行虚实相生的文字点出了小说的题旨。
莫莉是谜一般的洛莉塔，林雷根本不是她第一个情人。前来吊唁的还有一位美国垮掉派诗人哈特•普尔曼，他的《狂怒》一诗曾由林雷谱为爵士乐。原来早在一九六五年莫莉就去纽约的伊斯特村参加普尔曼组织的“第十二夜”晚会，蔑弃礼法的垮掉派诗人在晚会上忙些什么无人不知，普尔曼还有意刺激才丧妻的乔治：“真是个好姑娘，你说呢，乔治，呃？”林雷在旁听了恍然大悟，这家伙占有莫莉比自己早整整三年！他掐指一算，那年六月莫莉十六破瓜，亦即英国法律规定的少女在两性关系上的承诺年龄，那事如发生在六月之前，普尔曼就犯有强奸少女罪！林雷醋意大发，凑近普尔曼耳朵说：“你才没有操过她呢，你这撒谎的小爬虫，她哪里会肯跟你干？”
林雷口出污言秽语毫不含糊，也许这就是他所向往的男子气概的理想象征了。他恶气未出，又受到新的羞辱。在火葬场上他见到外交大臣加莫尼，寒暄几句后说到加莫尼即将访问种族隔离尚未取消的南非一事，话不投机。只见加莫尼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林雷外套的翻领，把他拉到身旁，压低声音说：“我上次见到莫莉时她告诉我你是性无能，一直就是性无能。”加莫尼兜了林雷的老底后又喝令他滚开（fuck off），然后提高嗓门通知助手：“林雷先生已接受了晚宴邀请。”助手心领神会，匆匆把林雷带开。加莫尼神采飞扬，向围住他的人们说：“克莱夫•林雷，一位伟大的人。发表不同意见但不伤和气，这是文明生活的本质，不是吗？”这位外交大臣居然掌握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表演特技——变脸。
“文明生活的本质”远不止表面上的和而不同，它渐渐展露出丰富的内涵。林雷笑普尔曼，反被加莫尼所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小说《阿姆斯特丹》情节发展的特点。加莫尼借莫莉之嘴笑林雷阳萎，这可以说是对林雷自尊心的致命一击，那么加莫尼自己就是一条威猛汉子吗？加莫尼也有他的隐讳之事，此刻只有乔治•莱恩知道。莫莉遗体才火化，莱恩就把哈里戴叫到家中，以对来源绝对保密为条件交给他三张莫莉的摄影杰作，照片上堂堂外交大臣加莫尼穿了女性亵衣作出媚态，原来他有异性装扮癖（transvestism）。莱恩拥有《仲裁报》百分之一又二分之一的股票，该报报名有在民主社会实行舆论监督、主持社会公道之意，登载这些揭丑的照片再自然不过了。作为生意人，他也明白那些照片的商业价值，他提醒哈里戴说：“你现在需要的是轰动故事，是一点就着的东西，是使你的竞争对手不得不跟在后面追赶的东西。”
哈里戴看到照片大吃一惊，随后一阵狂喜升腾而起。加莫尼是强调所谓“家庭价值”的保守派，他的政治观点更使自由派和中左人士厌恶。莱恩提供的炮弹使他品尝到权力的甜头，请想一想，他已把自信、傲慢的加莫尼的政治生涯握在自己手中！莫莉已死，打翻自己昔日的情敌也别有一番乐趣。最大的好处已被莱恩道破：《仲裁报》将扩大市场占有量，走出发行量的低谷，作为主编，他的地位将更为巩固。
但是要将这些照片曝光，他还得排除来自报馆内的障碍。与此同时他还想当然地以为林雷会分享他的喜悦，不料林雷让他碰了一鼻子灰。（也许林雷还在为哈里戴那天故意不回答他问题而生气。）《阿姆斯特丹》本是一部轻松（尽管有点黑色）的社会讽刺小说，作者在处理照片事件时突出反映的是汹涌而来的自私本能如何披上理性的、公正的外衣，于是作品就多了一层道德伦理的维度。林雷在火葬场上活脱脱是个可怜巴交的角色，但就如何处置照片而言他倒显得明白事理。他坚持，莫莉拍下这些照片纯粹是她的私事，将它们公布无异于对莫莉的背叛。再说哈里戴一直为被查禁的戏剧和电影说话，一直维护不影响他人自由的所谓消极自由（包括白痴自残的自由），为什么加莫尼暗中有异性装扮癖他就要杀无赦？在林雷面前哈里戴闭口不谈他的妒忌和有关报纸发行量的考虑，他尽力证明自己准备登载这些照片是出于公心。他说加莫尼在十一月的大选中将代表他的政党竞选首相，如果获胜，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囚徒、无家可归者和骚乱会越来越多，“要他去签署限制全球变暖的条约，他宁可去讨好商界的朋友，他要使我们脱离欧洲。经济灾难！”林雷对这些理由和公开宣布的政治信仰不屑一听，哈里戴为自己的动机被识破而恼怒。不过在他与同事的讨论中，他似乎成功地使人相信这将是为民除害的义举。
与此平行的是一段林雷的经历。就在照片准备见报的时候，林雷苦于乐思枯竭，决定为完成千禧年交响曲北上著名的湖区寻求灵感。早春时节游客寥寥无几，他在山上偶然见到一位女性徒步旅行者被一位男子拦阻，双方发生争吵。此时林雷躲在一块山岩背后，手持笔记本记下啼鸟给他的宝贵音乐提示。他为眼前的争执所吸引，但劝说自己不要干预他人私事；交总谱的日期已两次推迟，现在还不如沉浸在音乐世界。争吵变得更为激烈，那男的把对方的背包扔到山中小湖，粗暴拉拽她，用意不明。林雷再也不想在暗中窥探了，一个公民此刻应尽的职责使他惧怕，他只盼尽早离开现场回到伦敦的茫茫人海之中。在旅馆结账后他焦躁不安，叙事者故意说这是创作激情所致：
因为创作的激动使他在旅馆逼仄的酒吧里一边踱来踱去，一边等候出租车……是激动使他几次走出屋子到小路边张望车子是否已经驶来，他渴望离开山谷。车一到他急忙赶出去，把背包扔在后座，他想尽早坐火车南下，远离湖区……他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激动罢了，不是羞耻感。
最后五个字交待了潜意识中推诿、卸责的本能。
哈里戴在照片见报前一天又打电话给已从湖区归来的林雷，希望对方回心转意予以支持，但这次又十分扫兴，不然他的幸福感会像中秋的月亮那样圆满。善于捕捉机会的哈里戴很快寻得心理平衡：林雷告诉他几天前在湖区灵感袭来的经过和那一段不愉快的插曲，消息灵通的大报主编立即明白那男人就是警方追捕已久、刚刚缉拿归案的湖区强奸犯。两人说着说着，哈里戴的嗓门越来越大，林雷岂能以完成交响曲为由对此不加过问？他应尽快向警方报告他亲眼所见，不然他就是那天强奸未遂案的同谋犯（案犯是过了一两天后再次作案时被捕的）：“那太不像话了。快去警察局，克莱夫。这是你的道德责任。”善于文饰的哈里戴此番攻势猛烈，他搬出“人民”（the people）来施加压力。林雷也反唇相讥：“弗农，难道人民有发行量那样重要吗？”这是一句修辞上的反诘，但妙的是提问者以为明确无误的答案其实是错误的，反诘中暗含自拆台脚的反诘。谁能指责哈里戴心目中没有“人民”？发行量要上去，只有走群众路线。“人民”恰恰是哈里戴们竭尽全力讨好的对象。可惜能够载舟覆舟的“人民”深不可测，他们一会儿作出开明宽容的姿态，一会儿又会喷发出往昔迫害女巫的清教热情。哈里戴一时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所迷惑，立即请警察传林雷作证。
《阿姆斯特丹》中的男性人物个个言语亵慢，行为猥劣。相比之下，加莫尼的夫人胸科大夫罗丝像一位天使。照片见报那天一早她就赶到医院为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非洲裔九岁女孩坎蒂做复杂的心脏手术，她对自己丈夫的爆炸性丑闻还一无所知。几小时后手术成功，加莫尼的异装癖已成为街谈巷议，很多惟恐天下不乱的记者聚集在医院，要罗丝就此作一番评论。罗丝遭此不幸仍镇静自若。面对无数照相机和电视台的摄像机她从容不迫地谈到他们早年的经历。她和加莫尼结婚时加莫尼还在大学攻读法律，婚后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很艰难。罗丝本想当一位钢琴演奏家，后来在丈夫的理解与支持下改读医科。至于加莫尼的异性装扮癖在他们之间根本不是秘密，这虽然出人意料但并非不能接受。当有人问及莫莉•莱恩时她说莫莉是她家的常客，夫妇俩对她十分怀念。罗丝说话落落大方，诚恳坦率，她在媒体面前把外交手腕发挥得恰到好处。她指出，《仲裁报》发表这些照片有其政治目的，但是它不会成功，因为爱的力量远远胜过仇恨。说到末了，她还不忘对《仲裁报》主编作出仲裁：“哈里戴先生，你的心态像一个讹诈者，你的道德水准就像一只跳蚤。”眼看《仲裁报》就要开庆功会了，电视现场转播的这位医生的出色表演却为她丈夫的政党打了干净利落的翻身仗。最终在英明的大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面前出丑的不是加莫尼，而是嗜血成性的跳蚤哈里戴！《仲裁报》吃了败仗，董事会决定把哈里戴一脚踢开。下次选用轰动故事可不能再引火烧身了。
哈里戴拿到一笔六位数的补偿金，他知道自己在媒体上受此重创后已不可能在报界有所发展。听说林雷的交响曲好歹写了出来，首排即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还是与老友讲和吧，他主动打电话给林雷表示歉意，而林雷也爽快得很，前嫌既已冰释，为什么不邀请哈里戴出席阿姆斯特丹首排仪式？莫莉两位前任情人心有灵犀，但各有打算。在千禧年交响曲首排后举行的招待会上，老友重逢，他们不约而同地为对方敬上一杯香槟酒。平庸的音乐其实不值得庆贺，莫莉两位前任情人的终曲倒是演得壮怀激烈。香槟落肚后各自回到旅馆的房间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一幕发生了：他们很快手脚就不灵便了，眼前所见，虚假真实难以辨别。两人的心病此刻在幻觉中化为栩栩如生的形象。永远充满生命活力的莫莉来到他们的床前，她简直就是复仇女神。林雷看到莫莉与他最恨的人、年轻的音乐评论家拉纳克勾勾搭搭；在哈里戴面前，一直觊觎《仲裁报》主编职位的法兰克•迪本与莫莉在毫无顾忌地调情。林雷和哈里戴的恐惧与恼怒瞬息而过，他们中毒身亡。
莫莉•莱恩这两位前任情人同时在酒中设毒。出席招待会之前，他们确实想到一起去了。
赶到阿姆斯特丹去收尸的是加莫尼和乔治•莱恩。加莫尼仗夫人之力逃过媒体的嘲弄和谴责，但他的政党为保全大局仍劝他辞去外交大臣之职。派他去收尸可以说明该党和加莫尼本人对哈里戴如何宽宏大量。此刻最得意的是乔治•莱恩，他夫人生前三位最有影响力的情人一位已丢掉官职，另两位也随她而去了。这游戏还没完，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对了，他决定去哈里戴家，他与哈里戴夫人相识已有数年，深知她的为人，“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原来很野。”哈里戴尸骨未寒，请她外出吃饭方便吗？——没关系。乔治•莱恩要请哈里戴尝尝他自己尝腻了的羞辱的滋味。现在可以列出莫莉追悼仪式参加者名单了，地点选定在圣马丁教堂。一个悬念迭起的故事终于结束。
为什么小说取题“阿姆斯特丹”？作者麦克尤恩在书中是作过交待的。在《仲裁报》编辑部讨论确定用稿时，特写部编辑莱蒂丝•奥哈拉提到请人写过一篇调查报告，详述荷兰个别医生如何滥用安乐死法律的丑闻。哈里戴借交响曲首排之机去阿姆斯特丹是想请当地医生为他准备实施安乐死的药物，林雷显然也是知情人，他到了阿姆斯特丹首先想到的是去见一位“好医生”。两位好友同时想到毒害对方是有充足理由的。莫莉的死使他们恐慌，他们已有约在先，如果他们两人中哪个得了莫莉那样的大病，自己不能作出决定或采取行动，那么另一方有责任帮助病人结束他的生命。假如那时英国在法律上还不允许安乐死，那就去其他地方，坐飞机去也行。安乐死在荷兰已合法化，阿姆斯特丹自然就是首选之地了。林雷和哈里戴这次都可以为自己设毒作出合里的辩解：对方如此昧于常识与公道，一定是神经出了差错。既然荷兰这一法律常被人滥用，读者还会就莫莉之死提出疑问。事实的真相闪烁不定，适度的含混反而增加了小说的魅力。
麦克尤恩的笔法极其洗炼，读他的文字就像欣赏没有一点赘肉的健美运动员的肌体。作者极少描写人物的外表，他用简单的对话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征。正因为作者惜墨如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能放过任何细节。就此而言《阿姆斯特丹》读来简直像侦探小说。在罗丝上电视发表演说前，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她手里有点东西，她不会去读它，她很自信，说话不需提示。”罗丝从手术间走出来就被记者包围，她自己不可能有时间准备发言提纲。看来她手中有一张执政党为她拟好的纸条，那里有她回应媒体的最佳方略。罗丝充其量只是把那些要点浏览一过，她处惊不乱的本领和出色的颖悟力是令任何惯于跟媒体打交道的政客叹服的。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推知，在几个关键处（加莫尼的异装癖和他与莫莉的关系）罗丝是在撒谎，但她撒谎撒得巧妙，仍在“人民”面前得分得点。在媒体发展到如此地步的今天，在媒体上作讨好人的表演已成为某些国家政治运作的首要目标。罗丝掩饰自己真实感情几乎天衣无缝，大得民心的“天使”其实是大奸之人。加莫尼倒下后，她可以像某位第一夫人一样站出来竞选议员，竞选首相。在罗丝的电视反击中，那位黑人女孩坎蒂帮了她的忙。如果那天上午接受手术的是英国本土白人女孩，效果就要差一些。笔者相信，麦克尤恩在这一细节上隐隐有讽刺之意。现在媒体喜欢让观众读者感觉良好，小坎蒂满足了某种微妙的“人道主义”心理需要。有趣的是小说两位男主人公对媒体的功用看得很透。哈里戴身为大报主编深知民心可用，但是他对“人民”的评价极低，他说乔治•莱恩的“出版帝国”之所以成功全赖对“智力低下者”的高效剥削。林雷在去湖区的路上看到成片的二战后建造的住房，颇有感慨：“它们的功能只是为电视天线和有线频道接收碟提供支撑而已，工厂则大批量生产电视上广而告之的无用废物，公路建起来可以让排成长队的货车把这些用品送到用户家中。”也许说过了头，不过“文明生活的本质”确由媒体来确立、定型。
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反讽，《仲裁报》的报名不就是反讽吗？应接受仲裁的是以市场为指导的媒体，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是这张报纸自身。哈里戴把他手下那位国际版副编辑迪本称作“伺机而动的凯歇斯”。凯歇斯是莎剧《裘力斯•凯撒》中一位人物，他因个人野心受挫，心怀恚恨，用一套反暴君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语言鼓动高尚的勃鲁托斯站出来结成叛党。他的真实动机只是发泄不满，对此他倒是不自欺。（他说：“凯撒对我很不好；可是他很喜欢勃鲁托斯；倘然现在我是勃鲁托斯，他是凯歇斯，他就打不动我的心。”第二幕，第一场）然而在处理加莫尼照片这事上，恰恰是哈里戴本人在扮演凯歇斯的角色，他一再用忧国忧民的语言来说明揭发加莫尼的必要，对自己真实动机避而不谈。我们甚至可以说，凯歇斯那一套我们已司空见惯。有的媒体大国时时用美丽的词藻（如“人权”和“宗教自由”）讨好民众的所谓道德良心，为地缘政治的目的煽动起对别国的仇恨。媒体在现代政治中的不当作用我们经常耳闻目睹。托•斯•艾略特曾在六十多年前指出，商业金融阶级实际上是所谓民主社会的真正主宰，政府机构悉心照料的对象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标准人”即下层中产阶级，这些“标准人”的“激情受到操纵，偏见受到迁就，兴趣得到满足”。在这“操纵”、“迁就”和“满足”的过程中，由商业金融阶级把持的大众传媒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论是从人际关系还是媒体影响方面，麦克尤恩都向读者展示了“文明生活的本质”。《阿姆斯特丹》一书多处流露出对当今英国社会流行价值的辛辣讽刺，小说内容与九十年代后半期媒体上炒得不亦乐乎的政要绯闻大致契合，它之所以获得一九九八年布克奖，莱温斯基恐怕也有功劳。
当然，麦克尤恩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这是无可否认的。（注：关于麦克尤恩的小说创作可参考瞿世镜等编著《当代英国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除《阿姆斯特丹》外，他还著有《水泥庭院》、《陌生人的安慰》和《持久的爱》等长篇小说。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初恋和最后的仪式》（一九七五）获毛姆奖，可见他确实具备优秀作家的资质。他曾说：“我比较喜欢一部作品有自我完善的特性，被它本身内在的气势和光辉所支撑着，它和这个世界很相似，却又不被它所左右。我喜欢故事，我总是在寻找那被我想象为具有不可抗拒吸引力的故事和男女之间的权力游戏。此外，我又重视一种纪实的品质，并且与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相吻合……另一个使我着迷的倾向，是关于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畏惧和爱恋，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力游戏。”《阿姆斯特丹》得到种种称誉，主要原因就是麦克尤恩用精确、清晰的语言和字里行间生动的韵味给读者讲述了一个具有纪实品质的故事和男女之间的权力游戏。所谓的“后现代创作”往往无视故事的意义，甚至剥夺故事的生存权。从来不读作品的论师还误以为故事情节已经作古。但是在当今欧美小说界，讲故事的艺术还在不断发展繁荣，读者喜爱故事的本能也未见衰退。
《阿姆斯特丹》与麦克尤恩的其他作品一样，反映出作者对人性中残忍、易堕落的一面异常敏感。对人性之恶的警觉是任何一位成熟作家的必备条件，但是警觉并不等于迷恋。警觉者会想到限制、改造人性的社会因素，迷恋者则把恶当做生活中的常数。一位伟大的作家仅有对恶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让读者意识到，恶之所以为恶乃因某种来自传统的光使恶无所遁形。在英国文学史上，我们常常感到那种光或道德关怀的力量，如果它已彻底消亡，那么揭示恶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震撼力。读麦克尤恩和马丁•艾米斯这类英国当代中坚作家的作品，我们也会产生一种疑惑，他们是不是把描写变态、残忍、恶和种种“文明生活”中败絮其内的“本质”当做一种过来人的智力游戏？我们并不要求他们歌颂简单的美德，我们也完全知道，善恶的界限绝非判然分明，“真理难得清白，而且从不简单”（奥斯卡•王尔德语）。但荒淫与残杀毕竟不能构成伟大作品的经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