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30年代的欧洲，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相对应的是各种激烈碰撞的思潮。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使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文化界普遍对政治经济现状极为不满。面对风雨飘摇中的旧制度，有的人把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当作罪恶的渊薮，以为只有基督教才能把这“黑暗的时代”①引向光明；有的人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出现于意大利但有深厚欧洲文化背景的法西斯主义当作可以疗救一切的信条；更多的知识分子预感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他们相信，小修小补或费边式的改良已经无济无事，西方社会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希特勒在1933年1月以所谓“合法的革命”上台后对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包括制造国会纵火案）反而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共产主义的思想一时在上述最后一类人中传播。
英国30年代的文学始终与政治密切相关。青年作家朱利安•贝尔②在1933年12月致《新政治家》杂志的一封信中写道，在1929年至1930年间，剑桥大学的学生对政治不闻不问，他们平时谈论的主要话题是诗歌。而“到了1933年年底，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代政治差不多成了讨论的唯一话题。在比较有才华的本科生中大部分人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说几乎是共产主义者。对文学的兴趣仍然存在，不过性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在奥登先生的牛津派影响下，那兴趣演变为与共产主义的联盟。大概可以不无理由地说，当今英国的共产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文学现象，是‘战后第二代’企图逃出‘荒原’的努力。”③确实，在当时这些学生和文学青年的眼中，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等大师的作品在现实生活图景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无关痛痒；劳伦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扭曲固然入木三分，然而他对强力的崇拜和对意识的否定却容易使人联想到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征。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向大家提出了表明政治立场的要求。文学不应该是一束个人的、杂色的感受，它应该堂而皇之地干预生活。苏格兰诗人休•麦克迪尔米德的《一颂列宁》(1931)开了30年代政治诗的先河。早在20年代末就形成的以奥登为代表的年轻诗人影响更大，他们带有左翼思想的新诗风大有统领文坛之势。贝尔的信中描述的那种转变绝对不局限于学生之间。曾主编《当代文学记事》(1925-1927)、对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做出重大贡献的里克沃德(Edgell Rickword)就是在30年代初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并于1934年至1938年担任《左派评论》编辑。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到他，不仅因为他在30年代与青年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有一段相同的心灵历程，还因为正是他在1949年整理了考德威尔的一些遗稿以《再论垂死的文化》为题出版。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是克里托斯弗•圣约翰•斯普里格的笔名，1907年10月20日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在伦敦附近一所主教学校接受了初等教育后就到父亲供职的《约克郡观察家》报社当记者。1925年，他到伦敦一家航空书籍出版公司任职。从此，他在航空和工程方面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考德威尔的主要兴趣还是在文学方面。他在伦敦图书馆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一面积极从事创作。在1933年至1937年之间，他先后出版了七部侦探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并创作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从这些作品来看，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尚未体现出“与共产主义的联盟”。1934年年底标志了考德威尔短暂的一生中的分水岭：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立即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吸引。此后，他又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批评。他以惊人的速度写了许多论文，它们显示了他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的意向。1935年11月，他完成了他的主要论著《幻象与现实》。在写给一位曾说他作品“火候不足”的朋友的信上，考德威尔承认，他的弱点是缺少一种能使他自己身上各种需要协调一致的完整的世界观，而《幻象与现实》是形成这世界观的过程中的一块里程碑。④一个月以后，考德威尔在伦敦东部的工人居住区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不是孤立现象，“奥登那一代”中的著名诗人塞西尔•戴—刘易斯也在1935年年底加入共产党。这些文学青年的选择正好标志着贝尔所说的摆脱“荒原”阴影的“文学现象”开始和具体的社会生活相结合。
1936年1月，西班牙社会党、共和派、共产党和总工会组成反君主制、反天主教的人民阵线，并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成立联合政府。这年春天，考德威尔专程到巴黎了解人民阵线执政后的西班牙政局。同年7月，西班牙的保皇党、天主教徒和法西斯长枪党在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支持下成立最高军事管理委员会，任命佛朗哥为首领，西班牙内战随之爆发。当年12月，考德威尔驾驶了他所在党支部用募集到的资金为西斑牙共和国政府购买的救护车到达西班牙，并立即加入了由各国反法西斯主义的左翼人士在苏联帮助下志愿组成的国际纵队。1937年2月12日，考德威尔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几个月后，他的《幻象与现实》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发展史上，1937年是重要的一年。除了《幻象与现实》以外，在这一年问世的还有艾立克•维斯特的《危机和批评》、拉尔夫•福克斯的《小说和人民》以及戴—刘易斯编辑的论文集《被束缚的心灵：社会主义和文化革命》。
我们认为，他与英国以前的文学批评家的主要不同之点大概就是他处处要戳穿他所说的“资产阶级神话”，即关于超然独立的自由人的神话。依照这一神话，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竟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他可以不断参与社会过程而丝毫不受其影响。考德威尔对所谓超越时空的自由人的批判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马克思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相象力的虚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⑤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一卷揭示了鲁滨逊在孤岛上的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且看他怎样从破船上抢救出帐薄等杂物，像一个地道的英国人那样认真地记起帐来。考德威尔在论述英国近代诗歌史和小说发展时正是借助于马克思的论断来历史地看待个人这个现象。根据他的分析，雄赳赳地登上历史舞台并显示出惊人力量的个人实际上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特殊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君王的绝对意志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不言自喻，对非历史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批判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一致。
大家都熟悉马克思下述这段文字：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产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⑥
在《幻象与现实》中，考德威尔把近代英国诗歌史置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并分析经济活动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如何影响到诗歌的艺术特点或形式。他要表明诗歌创作并非孤立的个人的活动，它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然而要正确处理文学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大的难度。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生产是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可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反过来又能帮助人们克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从根本上改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如果“意识形态的形式”归根结蒂依赖物质关系的话，它们同时对经济还有积极的反作用，不然，历史唯物主义就变成了机械决定论，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哲学家的任务——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也成为一句空话了。考德威尔在肯定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生活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同时还认识到人的主体不是随物质状况任意摆布的可怜虫。他在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或称为经济唯物主义）之间摸索出一条航道，而他的罗盘则是主客体辩证统一论。这一尝试是否成功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大有讨论余地的。
在《幻象与现实》的前言中，考德威尔开宗明义地指出，把主体和客体断然拆开使之对立是哲学上的一大谬误。考德威尔认为，科学和艺术的主要差别就在于前者客观地看待主客体之间的积极关系，而后者主观地处理这种关系。他在探讨诗歌的起源问题时说，诗歌起始于人类与自然的斗争，是劳动的结晶。它能通过表现集体的感情把原始部落的成员凝聚在一起，为生存和明天而奋斗，因而它作为社会的人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具有高度能动性、富有生气的角色。诗歌既不是绝对理念经由人类意识发出的光芒，也不是独立于人的所谓客观世界的再现，它是一个充满了幻象、高于当今世界的世界。幻象源于现实但又能改造现实，正是诗的幻象才能促使未来世界的到来。在阶级社会中，新兴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在诗歌上也反映出它在社会现实中主动积极的态度。但是随着这阶级的成熟、衰老，它慢慢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驾驭社会现实，于是，诗歌创作逐渐沦为避世者的乐园。考德威尔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法国兴起的超现实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立场的最后表现：它回到了现实主义，但这种现实主义仅仅是资产阶级分子个人的无意识的世界，与外界的社会现实毫不相干。在小说领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积极的现实主义渐次演变为僵化的自然主义，资产阶级的幻象——例如劳伦斯的空洞的、没有社会意义的个人主义（参看本文集中《D•H•劳伦斯》一文）——最终成了逃避主义者的美梦，它与现实完全脱节。可以说，考德威尔的艺术观的核心就是这幻象／现实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铺展对这关系的讨论、分析，他尤其强调的，是艺术的积极社会功能。依他看来，正是艺术使人们有机会充分认识自己的潜能与自由，进而实现自己的最高价值。这样，虽然艺术主观地反映主体和客体之间富有生气的关系，但它的实践本身成为社会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考德威尔在《幻象与现实》的最后写道，“艺术是人实现他自己的条件之一，同时也是人的现实之一。”显而易见，理想的艺术应该就是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形象体现。
本文集中很多论述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回味、思考。例如，考德威尔在《幻象与现实》第六章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一阶段，无产阶级只能接触到千篇一律、荒诞无稽的廉价文学作品（“热情的爱人、豪侠的牛仔和惊人的侦探”），他们的自然感情和本能渐渐趋于麻痹、贫乏。这些平庸但在市场上却行情见俏的艺术无非起了使大众适应枯燥乏味的机械生活的作用。这观点一方面反映了英国知识界在30年代初展开的关于大众文明（相对于少数人的文化）的讨论，一方面又使我们对当前国内的“文化消费”多几分警惕。又如，在《传奇与现实主义》这部丝毫不比《幻象与现实》逊色的著作里，考德威尔分析了那种一味追求纯粹客观、试图不加入观察者价值观念的叙述法。他精辟地论述道，小说家本涅特照龚古尔的方式“超然物外，不露声色，忙着把自己的‘印象’记录下来。但是事实上，谁要是一旦成为完全的超然派，那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印象了，因为敏锐的洞察力有赖于动情的关切。”考德威尔对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的批评也出于类似的理由。他相信，写作是一门选择性极强的艺术，不能在写作过程中排除作者的组织和干预。有的人以为作者在分析、暗示小说人物有思想过程时他已经淡化或消隐到客观真实中去了，其实这描写人物内心思想的过程恰恰是作者本人的“经验的结果”。《尤利西斯》想取消作者的声音以使书中的人物具有更强的客观性，结果却与愿望相违。
考德威尔强调作家组织和筛选材料的必要性，否认超然物外的观察者的存在，并不是要把人的内心当作创作的主要或唯一来源，正如肯定主观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坚持在人的心智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他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客观有一个被人建构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它置于社会和经济关系的背景上历史地理解。从这一点来看，考德威尔与现在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家、批评家有相通之处。近二三十年来，常见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论述文学阐释和历史研究中的不确定性时援引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考德威尔早在《幻象与现实》中两次引用海森堡于1927年发现的这条原理来说明，人通过改变现实来认识现实，一切关于现实的知识都无可避免地含有人对现实的某种改变。他在《幻象与现实》中费了很多笔墨讨论心理学（不可否认的是有的章节过于芜杂，甚至相当荒唐，例如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心理类型），目的大概是要利用这新兴的学科说明，人的感知不是消极被动的，人在知觉过程中认识的现实已经带了人的整理和理解的印记。文学艺术所反映的往往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于是分析这现实或客观的生成过程成了研究者的新课题。考德威尔在《传奇与现实主义》里论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创作时注意到詹姆斯作为小说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他认为，对于詹姆斯而言，客观世界已经不能够理所当然地接受，相反，它本身成了考察的对象。“究竟要通过谁的眼睛来观察‘情势’呢？在詹姆斯看来，那异己的晚斯资产阶级文化的规范并不是什么固有的、自然的东西，而是被人们接受的、人为的东西。这种态度排除了一个从外部观察世界的‘正规’的观察者。”由于强调视角和视角变化，詹姆斯“排除了牛顿物理学和早期资产阶级小说……中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观察者。”由此可以断言，考德威尔实际上比当今一些叙述学理论家早几十年就指出全知全能的叙述是源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虚构。
考德威尔极其重视语言的功用。虽然他的诗歌观明显地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⑦他还是意识到首先应该用社会的语言来形成、传递个人的经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一些诗人欲在象牙塔里以所谓的“文字革命”带动最深层的意识上的革命，不过这样的实践往往无视文字的社会性，于是貌似激进的姿态沦为取悦于自己的游戏。考德威尔对这类当时颇时髦的实验不抱什么同情，他明白语言既是文化遗产的载体，又是文学遗产本身，营造个人的语言体系只是自大狂的可笑表现。
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也反映了考德威尔对待传统的态度：传统应该批判地继承，不能像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某些诗人那样把它彻底清算。这也是考德威尔理论的合理的一面。他在比较理性联想和自由联想时重点谈到了维护“某些共通的形式和传统”的必要。他从弗洛伊德、劳格和麦克迪等心理学家的理论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为超现实主义所推崇的自由联想实质上并不自由。“在理性联想中，形象受社会的现实经验、即对必然的意识所控制。在自由联想中，形象却受无意识的本能的铁掌所控制——因而它也就并不比蚂蚁的‘思维’更自由。人之所以自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自己和社会的对立，而是由于通过社会而意识到自己，而这种联系本身的性质具有某些共通的形式和传统，这些就是他的自由的标记。可是超现实主义者……认为自由在于反抗那些过去自由一直赖以实现的形式。社会活动这一自由工具……便同……绝对非社会的活动处于对立”（《幻象与现实》，第六章）。考德威尔既然尊重“某些共通的形式和传统”，必然会承认任何合理的批判与创新应该建立在某种文化的继承和延续的基础上。这是考德威尔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极端激进派的不同之处。
在《幻象与现实》原著后面附有一份参考书目，共列入英、法、德文书籍五百多种，涉及人类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数学、文学批评和哲学等学科。看来，考德威尔曾有意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骨架建设一套能包容、综合近代科学和艺术领域上各种新发展的庞大理论。这一尝试雄心勃勃，但是在不少方面无疑很欠成熟。就考德威尔涉猎的领域之广而言，在他之后的欧美马克思主义者恐怕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是在细致具体地分析文学作品方面，考德威尔要比他的一些后人粗糙不少。他在表述上有时比较机械、粗泛，因此有的论断显得比较草率。他信心十足地把人类的进步等同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完全没有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破坏可能构成对人类的最大威胁；他出于构造理论体系的热情喜欢使用两分法（如科学／艺术、诗歌／散文），立论常常显得简单；他有时把作品同作者所属阶级和该阶级的人生观直接挂钩，令人联想到恩格斯对“青年派”保•恩斯特的批评。考德威尔的著作中值得商榷之处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其实，不能过于苛刻地责备考德威尔，且不说他的批评论著大都是他在短暂的生命中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未经定稿的急就章，而且他的论述中所存在的欠缺和矛盾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尚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问题。我们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要掌握这些原理并且正确应用却谈何容易。恩格斯在著名的致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日至22日）中指出，经济的高涨最终带来了哲学和文学的普遍繁荣；历史过程中决定性的因素到底是经济。然而他接着说，要是因此称经济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荒诞无稽了，因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也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恩格斯在提到推动历史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和“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后坦率地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着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应有的重视。”⑧在本文集的某些部分，考德威尔企图以经济史为背景刻板地确定英国近代诗歌史中的对应时期，似有牺牲现实以成全公式之嫌，他是不是“过分看重经济方面”了呢？但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又表明他与为恩格斯所批评的“青年们”相当不同。无论如何，考德威尔应当在本世纪欧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地位，这是不容置疑的。在英国著名作家、文论家戴维•洛奇于70年代编辑的《二十世纪文学批评》读本里，共收欧美五十位批评家、理论家的作品，考德威尔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诗人》（即《幻象与现实》第5章）入选。这从侧面说明，考德威尔的著作确有译介的必要。
遗憾的是，考德威尔生前没有见到本文集所收著作的发表。1937年春《幻象与现实》出版时他已经在西班牙阵亡。西班牙内战是30年代英国文学史上不能省略的一页。一方面，奥登的名诗《西班牙》和乔治•奥威尔的自传《向卡塔罗尼亚致敬》是英国文学中难得的佳作；另一方面，英国一些才智卓绝、前途无量的左翼青年作家（除考德威尔之外还有拉尔夫•福克斯、朱利安•贝尔和约翰•康福特等）在西班牙人民阵线与佛朗哥叛军之间的斗争中献身，用诗人斯蒂芬•斯彭德的话来说，他们的死是“30年代作家对欧洲精神生活的最大贡献。”⑨考德威尔本人不相信“文如其人”之说，但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总会想到这位以巨大的热忱和自我牺牲精神投身政治斗争的英国作家。我们在敬仰他的同时也不免意识到他与奥登、斯彭德等牛津、剑桥毕业的左翼诗人的极大差别。后者为激进思想所吸引，有时是出于一种青少年的反抗心理。他们的信仰有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产生重大影响。考德威尔没有机会进大学深造，但是他的学识和秉赋绝对不在奥登等人之下。更可贵的是他朴实无华的风格和那种愿为信仰献出一切的决心。他在《幻象与现实》的最后一章（这一章可能是加入共产党后增补的）已经预见到，奥登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反抗社会仅仅是出自对个人的、不受一切规范束缚的自由的追求，他们必然将半途而废。诗人斯彭德就是这样一位“同路人”。不过他的名诗《我不断地想着那些真正伟大的人》却道出了30年代初期包括考德威尔在内的左翼青年不无浪漫色彩的心声。的确，考德威尔以他不带任何矫饰的行为比那些“同路人”更配得上这些诗行（查良铮译）：
这些毕生为生而战斗的名字啊，
他们在自己的心里承接着火的中心。
生于太阳，他们朝太阳走了片刻，
给清澈的太空签署上他们的荣耀。
从考德威尔身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们想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现状。诚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今日西方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已经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在一些名目各异的批评流派里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它的学术结构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语言也随着理论的专门化而愈益晦涩难懂。这局面到了90年代并没有改观，也许是反映了某种必然的趋势。在这方面，考德威尔是卓然不群的。我们认为，他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其不同之处，但他恐怕也难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他不是满足于坐而论道的“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位以笔当剑而后又投笔从戎的革命家。
考德威尔在我国并不是陌生的名字。早在1958年，朱光潜先生翻译了他的《论美》一文，载于《译文》（即现在的《世界文学》）杂志该年度第5期。对当时在国内进行得颇为热烈的美学讨论有所了解的人们不难发现考德威尔的美学观——美是主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对朱先生有一定的影响。到了70年代，赵澧先生又将《幻象与现实》一书中的第3至第5章译出，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的《文学论集》（第1-2辑，1979年）。现在我们为终于有机会把考德威尔的文学评论作品较全面地介绍给我国读者而感到高兴。由于时间关系和历史的原因，本书译文出自数位译者之手，希望这不致影响到译文在文字上的统一。考德威尔才思敏捷，行文迅速。他在加入共产党以后担负了很多党内的杂务，时间上更为紧迫，不可能对草就的文字推敲加工。这样，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偶而用词不够精当，引用诗文也欠准确，这给翻译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纠正了原文中个别讹误，有的疑难问题无法解决就做注标出。译文中还有不少文意不尽通顺之处，应该是我们译者的责任。我们诚恳地希望看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文是作者为译著《传奇与现实主义》一书做的序）
注释：
①T.S.艾略特《伯朗斯会议有感》(1931)，《论文选》（伦敦，1951），第387页。
②贝尔出身于著名书香门第，父母是美学理论家、画家，姨母弗吉尼亚•吴尔夫是小说大师。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在我国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次年3月贝尔辞职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不久在德鲁前线阵亡。
③转引自萨缪尔•海因斯《奥登那三代》（伦敦，1976），第129-130页。
④见萨缪尔•海因斯为考德威尔的《传奇与现实主义》（普林斯顿，1970）一书撰写的前言。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2卷，第86-87、第82-83页。
⑦他把诗歌对立于散文，认为诗歌是非理性的，其“真理”难以翻译。这观点也和新批评派相似。参看《幻象与现实》第7章。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9页。
⑨《世界中的世界》（伦敦，1953），第174-175页。斯彭德在写这部自传时与自己曾一度倾心的左派思想已十分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