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都市化，是近十余年来中国农村发展过程提出的一个课题。这一课题提出后，无论是实际工作者还是学术界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我们所作的课题“结南都市比较”〔1〕是从乡村的角度来立论的， 所以笔者对乡村都市化这一问题作了很多思考。本文结合珠江三角洲都市化的实例，来讨论有关方面的问题。
一、与乡村都市化相关的两个问题
乡村都市化提出以后，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这里，我们仅指出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
（一）乡村都市化是中国特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系中提出的命题
首先，笔者以为乡村都市化的命题是中国所特有的。因为本来都市化都要涉及到城乡关系问题，又何谓乡村都市化呢？这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态相关。
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一个特色就是“差序格局”。每一个人或团体在这一格局中有一定的位置，而这一位置的获得主要是固有的、继承的而非竞争的。中国的城市正是这一格局的集中体现，纵观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城市的政治功能一直得以强化，而忽视其他的功能，各级城市成为中央集权政治控制网络中的据点，城市的政治地位的高低决定了其自身的规模。鸦片战争以后，由各殖民帝国在通商口岸发展起一批城市，打破了原有的格局。但很快这些城市又纳入中央集权的政治网络之中。所以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象欧洲的城市那样有相对的自治权，而是与国家政治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2〕。因此， 城市的发展完全取决国家的政治导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没有改变传统，而是把城市更为紧密地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城市等级制。其特征就是行政机构的分级设置与集中体制下非均衡的注入式投资相结合。所在城市的行政级别愈高，该城市得到的投资就愈多，其经济与社会规模的发展也就愈快。现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是直辖市、 省会、或国务院计划单列城市。而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乡村的地位最低。许多县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实力都高于座落于本地的市，可是在行政上却要隶属于一个市，县自然成为市的输血库。
除了这种城市优于乡村的差序格局之外，已建立起一整套城乡分割的政策，这些政策成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壁垒。这些政策不但未能消灭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反而扩大了城乡差别，延缓了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也成了中国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城市经济发展方向的误导使得城市虽有优先的政策，却优先发展不起来。首先是过份强调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而抑压第三产业。错误地认为第三产业没有创造真正的财富不是真正的生产，甚至认为服务业、商业是“资产阶级的”而砍掉。这样造成城市的交通、能源、通讯、以及水、气供应的落后；金融业、商业等服务业的痿缩，使得城市成了不流通的死水。仅就解决就业方面来讲，重工业的有机构成高，投资成本大，而就业率低，加上城市服务业的压缩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尽管城市居民节衣省食领取最低限度的工资，让国家能够积累更多的资金投资工业。可是工业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长，还赶不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这样，城市本身的劳动人口都难以吸收，更不要说吸收乡村剩余劳动力了。
乡村呢？长期以来认为“农村是广阔天地”是可以容纳各类人口的源泉，不会有失业的问题。所以，每当城市受到人口就业等压力时就把城市人口往乡村迁移。加上人口政策的失误，农村本身的人口增长很快，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全国人平均是1.4亩， 而沿海地区人平均不到一亩。在集体化时代，由于非生产性的劳动很多（搞农田基本建设，搞政治运动），加上不讲效率，所以尽管人多地少，还是一年忙到头。农民自身没有经营权，种什么不种什么都不能自主。而其他经济作物都加以限制。
1979年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后，农民的温饱问题很快得以解决。但随着生产效益的提高隐蔽性失业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有多大呢？据有关调查平均剩余率为40%，按目前5.5 亿社会总劳动力剩余量为2.2亿。据世界银行调查预计，1980—2000 年中国劳动力每年将增加一千万，国内调查估计，约为1200—1300万人，其中农村占总剩余量的70%。如此之多的劳动力如果仅从农村寻求就业机会是难以得到满足的〔3〕。在面临着农用地减少， 农业就业岗位减少和人口增加的双重压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向集镇相对集中，居民聚居以节约土地就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必然形成乡村都市化的推力。一方面这种推力大大超过了大中城市有限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乡村中存在着都市化的拉力〔4〕。这就是乡村工业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活跃，需要市场、信息、交通。一句话需要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在拉力和推力的作用下，“乡村都市化”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乡村都市化概念与都市化的概念
有关乡村都市化的讨论，首先是概念问题，而概念的不同，乡村都市化的内容和道路的选择也就不同。费孝通先生说过：“我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的另一面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也可以说城市扩散到乡村去。这可能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走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里去发展工业的路子，而是让农民把工业引进乡村来脱贫致富。这是在一定具体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选择。这个选择也就决定了农民必须和已有的城市相结合，而产生了我国当前新型的城乡关系。”〔5 〕费老的中心观点就是“工业下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就地转移，而转移的地点就是小城镇。
有的人仅从字面上来理解，说中国的农村都市化，就是将现有的广大农村社区变成城市。然后根据这种误解来批判一通，说这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在现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6〕。
有的学者把世界城市化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牺牲农业发展和使农村经济萎缩相并行的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城市化过程。“而农村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城市化的深化和总体城市化的完成，在这个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作为主导的不是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而是城市和工业的先进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城市关系向农村渗透，这包括大城市过度集中的工业、人口向农村扩散，推动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乡村城市化，形成城乡一体和城乡融合的大中小及市镇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分两阶段走，而中国则是两阶段并作一步走。“不是在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之后再实现农村城市化，而应该选择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有计划地积极发展小城镇逐步使其发挥城市功能。”〔7〕
与上一种意见不同，有人认为“农村城市化就是农村工业向城市聚集，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农民移民城市，原有城市不断扩大和在农村社区建设新的城市的动态发展过程。”该观点亦反对把乡镇企业——小城镇模式作为中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最佳目标模式的理论，并认为这种理论导致“农村病”的产生〔8〕。
笔者认为上述对乡村都市化的看法是不够全面的，之所以会这样其根本的原因是对于都市化概念的片面理解。在我国有关都市化的概念受地理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影响比较大。地理学家强调农村向都市化转化过程的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经济学家强调从农业向非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学家则强调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程度。比较有影响的定义是：城市化是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比例增长的过程，更确切地讲，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在城市集中的过程〔9〕。 《失衡的中国》一书中的作者是这样界定的：“城市化通常是指，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带集中，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集中。这种集中过程表现为在城镇数目的增加，也表现为城镇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充”。〔10〕
正如上所述，大多把都市化视为是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带集中，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集中。这种集中过程既表现为城镇数目的增加，也表现为城镇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充。
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乡村都市化的道路就以人口集聚作为中心了。只不过有的主张发展小城镇，人口向镇集中；有的主张发展县城，把县城建设为城市规模；也有的主张发展大中城市。总认为乡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是必由之路。实际上这一思想既影响着城市规划者亦影响着城市决策者。目前都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与这种思路不无关系。
笔者认为， 这种认为人口向城镇集中即为城市化的概念是片面的。其一，不能适应中国的实际，其次，与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再次，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都市化已有这方面的教训。
首先，谈谈中国的实际情况。
（1）就中国的实际而言， 不存在着人口向城镇自然集中的社会环境。换言之，现代化的今天，中国虽存在着人口向城市移动或集中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却受到社会制度与政策的控制与限制，而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状况。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户籍、土地、福利制度的制约。所以，尽管城市的就业机会相应增多，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但原有的大中小城市都严格的限制人口的增长，吸纳不了多少乡村人口。近年来，开始实行暂住证、务工证等措施，使进入城市的劳工队伍更加有组织化。可这些证件和措施，无非是规定了他们都是匆匆的过客，而不是城市中的永久居民。这些政策也无法在短期内发生根本的改变。正因为有这些具体的国情，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注定走多样化的途径，然而，把城市化定义为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是无法理解和解释这种多样化的现象以及本质的，同时也无法去概括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也无法去指导中国城市化的实践。
（2）都市化的过程涉及城市与乡村，然而强调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往往忽略了乡村。中国1949年以来实行的优先发展城市的“二步异化”模式，实际已证明并不成功。都市化应该是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相互协调。所以说在中国虽然存在着人口向城市转移与集中的现象，但这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城市化还有另一半，即它还应包括乡村的城市化。但是，从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定义中，只能推导出人口向城市集中导致原有城市扩大的结果，而无法推导出乡村的城市化。上述这样的定义最致命的地方就在于，它只看到都市化的一个部分，人为地把都市与乡村对立起来。在这种思路指导下的政策，难免不走到城乡分离的老路上去。
（3）除了上述制度的限制，客观条件也不允许， 也不可能将现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镇。正是在此前提下，有些学者提出了发展小城镇的思路，试图以此把农业剩余人口集中于小城镇。当然，小城镇的建立，不失为一种城市化的途径，也有可能因此带动其周边的乡村逐渐城市化。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并非唯一途径，而且，就目前中国的情况看，小城镇所能容纳的农业剩余劳力还是很有限的，无法完全消化掉农村的剩余劳力。例如，江苏省的小城镇是比较发达的，根据有的同志分析，江苏省有1000万剩余劳力，但到1990 年为止， 也只转移了300万，还有60%的农业剩余劳力无法安排〔11〕。 这一事实说明小城镇还有很大的潜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小城镇的容量有一定的限度。不仅如此，小城镇中的人口也不固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由于市场疲软，1990年小城镇的乡镇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就比上年减少约一千万人。由此看来，小城镇不仅容量有限，而且集中或消化农村剩余劳力的作用也是有限和不稳固的。
再从西方当代都市化的发展趋势来看。
许多都市学家把城市分为三类，即前工业城市、工业城市、和后工业城市。工业城市是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人口运动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这种人口的集聚非常迅速，大部分西方国家很快就成为所谓都市化的国家。随着交通、通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后工业城市时期的人口运动与前一时期是反向的，即人口从都市中心向四郊扩散。许多大城市，如纽约、费城、伦敦等人口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效区和小城镇。
然而，第三世界国家的都市化却面临着许多困难。那就是人口毫无限制的从农村集聚到都市，使得都市激剧的膨胀。迅速的都市化给这些国家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失业、贫困、犯罪、环境污染与这些城市相联。这些国家往往城乡差别特别大，因而乡村的推力很大，把乡村人口推向城市。象墨西哥、加尔各答等大都市，在城市的边缘分布有大量的贫民窟。从第三世界城市发展的过程看，片面的发展市场，人口过快、过分集中是值得吸取的教训。
由此可见，把都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是片面地理解都市化的现象，而且也没有把握住都市化这一现象的本质，在实践上无法用来指导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无法用此来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对乡村都市化必须有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
二、乡村都市化——新的视野
今天，随着都市化内容的变化，都市化的概念亦发生了变化。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一书就把都市化定义为：“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其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是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12〕人类学家认为：“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这种过程。”〔13〕即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相接触融合后，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即既含有乡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 这种现象即为“乡村都市化”（ Rurbanization）。随着乡村都市化而来的是城乡差别的缩小， 农村的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的变化与城市逐渐接近、趋向同一。我们认为都市化，如果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如果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都市化；如果从过程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么几个阶段。
现在，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检讨西方都市化的理论。如地理学家麦基（T.G.McGee）认为西方都市化的理论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化实际，提出了与乡村都市化类似的理论。他观察到在过去30年里，亚洲许多国家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尤其是大都市中心之间及其边沿地区更为明显。如农业生产活动的日益多样化和商品化，外资输入的增长，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特别是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改善。这些变化使得城市和乡村的联系更为紧密，城市和乡村的传统差别逐渐模糊。在地域组织和空间结构上出现了一类有特色的地域类型，即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并且进一步融合为特征。这样的地域既非城市，亦非农村，同时又表现出城乡两个方面的特点。麦基将这种地域称之为“Desakota”，这是印尼语，其中“desa”意为乡村，“kota”意为城市，笔者将其译为“城乡融合区”。
这种城乡融合区，由这么几种类型区组成：①一个或多个增长的城市中心；②一个以通勤方式与城市保持一定距离的不断扩展的城乡结合带；③一个沿着交通干线形成的走廊地带，以农业和非农业活动混合的扩展地区。按照麦基的说法，在亚洲有三种类型的城乡融合区。第一种类型是：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政府，可以颁布有效的土地和农业保护政策。在这些国家里，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而农业用地保持不变，如日本东京——大版地区，和韩国汉城——釜山地区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例子。第二种类型是：多见于人口稿密的大都市周围地区，表现为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称。其特征是，工业化迅速增长，农业人口比例下降，以及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的粮食种植减少。与此同时，家庭收入增加，运输能力增强，基础设施改善。这类例子有台北——高雄走廊、泰国曼谷——中心平原地区、印度的加尔各答地区、印尼的雅加达地区和中国的四个主要沿海地区。第三种类型产生在经济增长缓慢，而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这种类型有这么几个特征：持续而高速的人口增长、劳动力过剩、收入下降、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生产力水平低下。中国四川盆地（成都——重庆地区）就是一例，那里在过去40年里总人口增长了一番，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量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劳动力结构转化太慢。类似这样的地区还有印尼的日惹（Jogjakarta）地区，南印度的喀拉拉邦，和孟加拉国。在这些地区，可能同时兼有以上两种类型的部分特征，形成一种高度的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融合区形成的条件和过程有如下几点： 第一，亚洲城乡融合区的特征是人口密度高，种植业以小农经营为主，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占优势。一方面大范围内人口密度高，另一方面水稻的种植对劳动力的需求却随季节而变动。这样，在农闲时就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去寻找非农业的就业岗位。亚洲城市的发展几乎都与原有的人口聚居地在地理上是统一的，城市居民和乡村村民有着各种各样的亲缘关系，这就必然引起农业和非农业活动的高度混杂，和城市与乡村的密切联系。这与欧美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亚洲的城乡融合区是由原城市中心的工业再分配，或分散布局以及农村地区本身的非农业的增长逐步形成的，而西方大都会带是市中心居民不断外迁为主因。在日本、台湾、韩国和中国等一些地区，引导产业离心化的政策和出口加工区的建立为大城市周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国家和地区还通过提高农产品产量，实行价格保护，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发展乡村工业等措施来增加农村的收入。因此在城乡融合区内，过去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变为非农业活动占主导。这些区域的乡村和集镇居民的生活基础不再是农业，而有了其他形式的收入来源，包括商业、运输业、工业和其他的非农业活动。家庭内成员的职业开始分化，有的作工，有的务农，有的经商等。这样，整个区域内部经济联系与区域内城市间经济联系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第三，亚洲的城乡融合区的土地利用形式是由农业、家庭手工业、工业区、效区以及其他类型用地高度混合组成的。这样的混合式土地利用有正反两面的效果。尤其是农业产品，如果它是工业原料，那么就是一个现成的市场；消极方面则是工业的废物会污染和破坏农用地。相比美国，大都会中间地带散布的是一些居住地，这些地带空气清新，环境舒适，因此成为中产阶级居住的首选之地。
第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妇女增多，这是由于劳动力密集度高的工业对女性劳动力有较大的需求〔14〕。
从麦基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综合我们的调查研究，笔者把都市化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保守、落后、守成转为开放、先进和进取，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提高。
从珠江三角洲集镇和乡村来看，这五个方面的变化都已发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①下埠为1989年统计数据
②南基的工业产值部分是利息和租金折算的
乡村都市化并不是都市化的终结，而是都市化的起步。从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进程可以看到这么几种形式；村落的“集镇化”，集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大中城市的“国际化”。笔者以为前二者可以划分为乡村都市化的范畴。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一个地方变富以后，集镇化和市镇化的步子就开始了；村变得更象乡镇，乡镇变得更象市镇，县城和小城市变得更象大城市，大中城市变得更为国际化。
一是村落生活的集镇化，即村落的各种设施逐渐配套，不再依赖原有的镇，自身已具有镇的职能，村民生活向都市化的转化。我们调查的几个村都发生了集镇化的现象。以大宁为例：大守管理区分为三个自然村，1978年以前没有村办企业也没有商店，交通也不方便，村民购物要到太平镇。现在办了三个工业区，以村头工业区最大。村头过去是一片山地，现在已成为一片闹市，各类人总数已超过12000人。 工业区宿舍的前面形成了一条商业街，商店以服装、食品和日杂为主，另有几间发廊、照相馆。店铺的门面是管理区建好然后招租的，店主有潮州人、本地人，也有部分外省人。这些外省人以前是这里打工的，有了钱以后就来开店当老板。一到晚上更热闹，除了放电影、录相之外，还有很多人来摆地摊，形成了夜市。
大宁除了在工业区建厂房，和搞三通一平外，还兴建了自来水设施，灯光球场，文化康乐中心，和联结主干公路的水泥路。这些都是在统一规划下进行的。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福利事业的内容和实惠也就增多了。另外，个人的收入也不断增多。过去人们愿意去城市，向往城市户口，现在反过来了，已迁居城市的人又想迁回来，修高速公路征地分配了一些城市户口指标，没有人愿意要，最后要进行动员才有人要。尽管大宁人认为大宁管理区还不是城市，但人们认为这里很快就要变为城市。管理区已注意到村的服务业档次不够高，因此村民、外商或其他客户都到太平镇去消费。目前，新的工业区正在兴建，新标准的酒楼、花园也建立起来。集镇化的速度非常快。
二是集镇的“市镇化”，即过去的乡镇随着镇区人口的增长，城市基本设施的完善，娱乐和文化设施的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准日益提高。虎门可以说是乡村集镇市镇化的典型。虎门镇，隶属东莞市，总人口8.4万（不包括外来人口），镇辖25个管理区，3个居民委员会， 总面积175平方公里。笔者于1979年曾到虎门（当时称太平镇）， 那时才三两条狭窄破烂的街道，与其他乡村小镇没两样。如今已完全变了样，其街道的繁华、商店的装饰可与省城广州相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是惊人，工农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3711万增长到1990年的35205万元（按1980 年不变价）；工缴费1990年达1亿港元；人均收入130元。
虎门在发展的同时，亦注重投资环境的改善，把一个乡村集镇建设成为多功能的都市。①加快城区基础建设，使城镇的各种功能逐步完善配套。共投资1.5亿元改造旧城区，使旧城区面积从1.2平方公里扩大到4.8平方公里。城区原仅有2公里左右的4～5条小街道，现9公里的9条水泥路。修通镇与外界的通道，将广深主干道加宽到45米，建成了长 620米、宽12.5米的威远大桥，通虎门汽渡的公路。②改造虎门太平港，过去仅有停泊100吨位以下船只的泊位码头5、6个， 现在设置了大小码头30座，泊位40多个，已建好1000～3000吨集装箱码头一座。③能源、通迅等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全镇开通程控电话6000多门，形成了城乡一体的通讯网络，可直拨154个国家和地区； 太平水厂日供水能力达到14万立方米；建11万伏的虎门变电站。④加快农村道路建设，全镇农村共铺60公里的水泥村道，宽7～12米，可以承受50吨货柜车的压力， 实现全镇城乡道路水泥路化。
市镇的重要功能是综合服务功能，虎门镇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注意发展第三产业，并且形成了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多层次、多方位共同发展的模式。1990年国营财贸部门商品销售总额达3 亿多元，仍然是市场的主体。镇一级集体商业发展较快。目前全镇有九大商业总公司，属下几十家企业。不仅是虎门第三产业的支柱，也是虎门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虎门镇还有个体户3000多户，近一万人的个体商业大军。新设8个个体商场和综合农贸市场，占地面积达3.2万平方米，还有灯光夜市。此外，旅游、服务、交通设施逐渐完善，虎门镇有宾馆、酒家、商场近500家，旅店23间，床位2400多张，其中宾馆12 家。现在，虎门镇每天的流动人口超过2万人次，开往各地的客车300多班，机动车辆5700多车次，船舶300多只，还有客、贸船直通香港。
三是县城及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即县城（包括大的建置镇）和小城市的规模扩大，城市的辐射力增强，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大都市看齐。“县改市”和小城市（县级市）升级的普遍化，正是“大都市化”的具体表现。珠江三角洲原有的县，现在全部都在申请改为市；改市以后，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又成为趋势。
四是大中城市的“国际化”，即城市的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参照国际化的标准规划。进入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大中城市不约而同的提出“建设国际化都市”的口号。尽管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国际化的条件，但反映了经济的市场化对城市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随着经济的走向世界，必然需要与国际接轨的各种服务业和适合从事国际活动的场所。在乡村都市化发展的同时，原有城市亦有比较大的发展。县级市更是乡村都市化的直接结果。在1978年，珠江三角洲区域仅有广州、佛山、江门、珠海、肇庆、惠州及香港和澳门。1979年增设深圳市，1982年将中山县和东莞县设为市（区域与县相同）。1985年实行市管县制度，清远县改为市（另辖6县）。进入90年代，县纷纷改为市， 相继有顺德、南海、台山、新会、开平、三水、番禺、花县、增城由县改为市（地域均与县相同）。宝安和斗门两县则分别划分深圳和珠海市区。这样，1987年划定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所括的21县，仅剩10县的建制，而且其中一些县亦正在申请县改市。一些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建制镇，升格为小城市指日可待。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内已有22个城市（包括港澳）、383个建制镇，镇平均间隔为10公里。这里正在形成为一个相互连接的大都会区。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过程，是乡村都市化带动整个社会的都市化。这样，乡村和都市的关系较为紧密和协调。过去一段时期乡村都市化的主题是村的集镇经，今后的趋势是乡镇的市镇化。从珠江三角洲也许可以看到中国的都市化之路。
注释：
〔1〕“华南都市化比较”是有United Board基金会资助的， 课题总负责为顾定国先生（Greg E.Guldin），笔者为中方负责人， 调查的地点有广东、福建、云南和西藏。我们曾在广州、北京举办都市人类学学习班，对都市化的有关问题进行过探讨，因此，本文中许多观点是综合大家的讨论而成，在此表示感谢。＊
〔2〕Rhodes Murphey，“The city as a Center of Change ：West Europe and China”in P.C.Wagner and M.M.Mikesell（ eds ），Readiags in Cultural Geography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P.300—41.
〔3〕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课题组：《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及发展情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1989年第7期。
〔4〕农业劳动力流动与转移课题组：《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89年第12期。
〔5〕费孝通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一书写的《后记》，该书第3 2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
〔6〕刘福垣：《关于农村城市化的几个认识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9期。
〔7〕〔10〕《江苏省——农村城市道路研究报告》，《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4—215页。
〔8〕顾益康、黄祖辉、徐加：《对乡镇企业——小城镇道路的历史评判——兼论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89年第3期。
〔9〕刘铮主编：《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P367。
〔11〕杨善民：《现代化：城乡发展的战略选择》， 《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2〕Stnley D.Brunn Jack F.Williams：Cities of the World—WorldRegional Urban Development，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3.
〔13〕Gregory E.Guldin:Urbanizing China，Contributions in Asian Studies，Number 2，Greenwood Press，1992.
〔14〕T.G.McGee，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Expanding Ahypotheis，In N.Ginsburg，B.Koppel，and T.G.McGee Eds.，The ExtendedMetropolis：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s.Honolulu：University ofHawaii Press，1991.
原文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6年第05期 第100-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