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城市文化职能论——都市人类学研究(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5 次 更新时间:2015-07-07 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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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城市在文化整合、文化的持续和传递、观念的变迁等文化职能。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文化。作为一种传统,都市人类学家对城市的文化角色尤感兴趣。本文将深入讨论文化职能的三个主题:文化整合、文化持续与传递、观念的变迁。

一、城市文化整合的一个特定层次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什么城市总是趋向既是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还是其他活动的中心,如在意识形态方面包括神圣的与世俗的方面与国家和其他地区相联系。由于城市既是认同的象征,又是崇拜和仪式活动的场所,因而汇集了社会各方面不同的人群,城市具有文化整合的机制。城市的文化角色既能通过传递(正规教育和交流)保存文化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变迁的源泉。

对城市文化角色的分析应从更大地理范围来考察。当讨论神圣和世俗的文化角色分类时,必须意识到城市是嵌入在更大区域和国家体系中这一绝对的基本点。

都市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将城市视为一种文化作为学科研究的主题。雷德菲尔德和辛格在早期著作中发展了这一主题并称之为“城市的文化角色”。莫尔(Moore)、斯图尔德提出不同的研究角度, 而把城市视为社会文化整合的一个特定层次。

(一)神圣的宗教活动 城市在前工业时代常常是正式的神圣知识和仪式的中心,古代城市的中心都分布着大量的礼仪建筑。在欧洲的天主教城市中,以及玛雅、中国的古代城市都建立了大规模的仪式建筑和艺术符号,这些是整个社会中的神圣意义的物质体现。在许多社会中,城市是现世(世俗的)和他世(神圣和超灵的)相聚和沟通之处。在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为了象征性地达到上天,就用当时有限的建筑技术将教堂营建得尽可能的高。

无论是在东南亚佛教国家中的城市,还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中的城市,都成为神圣的宗教中心。如拉萨就是藏民们的神圣中心,三大寺庙和布达拉宫更成为城市的象征。印度城市也是社会秩序象征性的代表,表现在城市空间的安排和社会结构上,印度城市的设计充满了宗教神圣的气氛。每个城市都有一梵文的神,并将种性神注入神的核心,这样的城市扮演着一种宇宙的角色,并由宇宙观转为神圣化的城市。甚至,据印度教的观点,河流是最神圣的地方,因而城市均座落在河旁。

仪式和崇拜活动、教堂和庙宇集中了这种功能,并实际整合和稳定了整个城市和地区的人口。这类仪式常常运用一系列的方法,如大量的人进行游行,拿着神的代表者和表演音乐、舞蹈通过城市中心。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样的仪式是高度组织化的,人们来自不同的邻里、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族群,担当着不同的角色,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城市周围乡村的人也常常参与仪式,有时既是观众又是参与者。

不仅只有大的事件周围地区才参与城市的宗教活动,而且平常也有人的服务。例如印度教举行各种仪式的地点位于城市,一个家庭成员去世可以在那里举行葬礼。当宗教与法律相冲突时,那些专业神职人员将进行协调。

具有宗教功能的都市中心,与那些具有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城市一样是作用于整个系统而不限于当地。在印度北部阿拉哈巴达城有一个特别的宗教节日称Kumbh Mela,每12年才举行一次。这节日持续3 个月,在此期间有300万—400万人进入城市行礼。 有人估计总数不会少于3千万人,来自全印度。在当代,随着国际性宗教的发展(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出现了类似麦加、罗马和耶路撒冷一类的圣城。每到重大宗教节日,前来朝圣的人成千上万。

(二)世俗的活动 城市常常成为某一地区认同的象征,许多地方的名字与城市的堍字是相同的。现代城市中新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世俗的性质,但与神圣的宗教性活动具有同样的整合功能。这些世俗的活动其来源大致有:一是从宗教节日转变而来,如傣族的泼水节,本来是佛教的节日(一种仪式),现在成为吸引游客、全民参与的节日。圣诞节也有世俗化的趋向,从基督教的节日变为全民的节日。二是文化传统的节日,如中国的春节、中秋节等。三是纪念历史事件的节日,如端午节、三八国际妇女节等。四是纪念国家独立或民族独立的节日,如国庆节、独立节等。五是地方特产和风物的节日,象牡丹花节、风筝节等。不仅节日本身是整合的,而且计划和筹备的组织也是整合的。象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舞蹈群,音乐群,来自各阶层和族群的人汇集在一起“狂欢”,而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整合的体现。

节庆活动的整合功能、公共意识及群众的参与,是由一群组织者来操作的。通过组织活动吸引人们到城市和促进人们的相互认同。广州市的“花市”,通过花的陈列和买卖,既造成了节日的气氛,也促进了对广州的认同(一个名字是“花城”)。

体育活动是能吸引周围群众进入城市的一种世俗活动之一。古代罗马竞技场的角斗士表演,古代墨西哥城大球场的体育竞赛吸引了更多的民众。现代城市中,体育场馆多,各种体育活动连绵不断。在美国橄榄球、棒球、篮球、冰球以及其他可以吸引大量观众的运动都是城市活动的重要内容。而球队也就成为当地城市和地区所认同的对象。

在现代社会中体育的功能是多样的,首先是政治的功能,许多国家都把体育视为提高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认同的一种手段。为了争夺奥运会主办权,许多国家都争得死去活来,以显示其国力。其次是经济的功能,体育已成为现代产业的一部分,从场馆的建立、体育运动队的组成、训练、比赛、广告、以及体育用品,到运动员的身价都成为商品化的一部分。

运动对城市除了经济和政治的作用外,对运动员认同所产生的自豪感是不可低估的。某个运动员赢得某些重要的比赛的冠军,可能会在这一城市和地区产生一连串的效应,政治、经济的组织都会介入。球队的用品、运动衫、帽子和其他物品都会成为象征品。这项运动也会成为当地的主要运动,谈话的主题对整个城市的活动都有影响。一场胜利可以引起整个城市的狂欢、游行,甚至一场大的骚乱。如1985年5月19 日在北京中国队对香港队的一场足球世界杯外围赛,因为中国队输球,引起了球迷的骚乱。

那些主要的运动员,表演者,体育馆事实上是某一个城市促进整个区域认同都市中心的一种手段。体育场馆的建设,会刺激都市街道的扩展,市容的改观。体育馆也常常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政治家则经常用这种整合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利用体育来进行选举,进行都市重建,或者是改善国际关系等等。其他的休闲活动和娱乐活动也是城市和更大区域整合的机制。都市往往是休闲和娱乐的中心,因为各种专门化的娱乐设施的建立,如永久性的影剧院,可以提供戏剧、舞蹈、音乐会、杂技等演出的场所和工作人员。

进入后工业时代,一些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城市增多。如美国的迈阿密、亚特兰大、拉斯维加、内华达等城市,几乎整个经济都依赖消遣娱乐业。这类城市依托现代的交通能够运输足够的人来玩,这也依赖于后工业时代有较多休假和假期才会有定期的访客。象英格兰的一些城市,考文垂、伯明翰、曼彻斯特这些工业城市,每年工人有两星期的休假,假期是按不同地区分阶段来定的,以便所有的工人不会在同一时间集中在某些地方。而一些风景娱乐城市一年中几乎完全靠这一段休假来赚钱。

在前工业社会也有少量娱乐型城市,如罗马帝国的精英们就到那些海滨城市或有浴澡设备的城市去旅行。隋唐时代的扬州,清代的承德避暑山庄也有类似的功能。在前工业社会中,休闲城市的产生是诸如地理的或社会分层的原因而形成的。

二、城市:文化持续和传递的中心

除了象征和重大事件(节庆、运动)可以整合文化之外,城市也是维持和传递文化系统和观念的中心。雷德菲尔德写的著作中与农民社会相对的文化,大传统是正统的、有文化的精英文化,这是以都市中心为主导的。大传统是由各更正规、精致、规整的和有意识的文化传承所构成的。我们可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大化”与“高雅文化”。

在前工业城市中,教堂和庙宇本身吸引了文化创造者和神圣传统的传承者(包括世界观和价值观),以都市为基础的宗教更是经典艺术创造的源泉(包括戏剧、音乐、艺术、舞蹈和文学)。教堂和庙宇的音乐常常成为所有音乐创作的标准。

在中世纪欧洲,那些小贵族将孩子送到学校(附属于大贵族式教育的学校),学习决斗的艺术、荣誉的符号和社会仪式。古代印加帝国的学校,不仅灌输同一种世界观,而且传递特定阶层的文化。通过这种训练传承文化传统。

在现代社会,城市继续具有“高雅”文化的功能。博物馆、交响乐团、艺术廊、动植物园、出版社、剧院和大学仍坐落在主要的城市中,这些设施吸引了乡村和城市的人。这样的城市仍被认为是保存、维护和传播高雅文化的中心。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大众教育和识字的普及,这使得有更多的听众和文化产品的购买者。报纸、杂志和某些书拥有大量读者。新的传播技术(电视、录相、广播、电影、计算机)发展也促使艺术向大众消费型发展。

这样宗教制度和精英阶层占统治的文化就被世俗的大众传播所取代。通常大众传播工业的核心坐落在城市。象好来坞电影电视制作中心,其作品是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某些特别的传播坐落在某一城市而影响着这一城市的性质和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印第安人,尽管是都市人口中最少的部分,可是他们的出版物销售网络仍然是以都市为核心的。

城市与大众传播多少有些不同。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电影、收音机、杂志、报纸等均是起源于都市,结果使更多的新闻报导集中在都市事件和活动上。文化主题在大众化的国家体系中变得更为都市化。把大众传播作为基本活动的传媒城市,其文化角色也就转向这一专门化的领域,他们能影响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

大众传播既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是现代社会文化传播和建设的重要执行者。在现代社会,诸如亲属关系、共同居住及社会阶层等所形成的网络,均不足以提供人们所需要的大规模文化与社会整合,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播。而在与大众传播紧密相连的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对大众传播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人们对于社会以及世界的印象大多是从传播媒介中获得的,甚至人们的行为准则、判断是非的准则、喜好什么、厌恶什么都无形中受着大众传播的左右。

三、城市:观念变迁的发动者

城市也是推动变迁的一个文化角色。如何理解这种角色是60年代以来研究城市的目标。

雷德菲尔德和辛格认为城市是变迁的中心,这种变迁易感受到城市中直生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异质性被作为区分前、后工业城市的标准,所有后工业城市均是有异质性特征。

直生性城市是天生的科层制度职能的中心。其人口在文化源中具有相当的同质性。这种都市中心的文化角色就是维持和延续大传统的再整合,即是将小传统的一些因素通过城市的相互作用与农民和大传统整合。雷德菲尔德认为这种城市是保守的,其变迁是城市和农村交互作用的结果。他指出大传统在一定时间内变异的各方面之间有连续性,城市就是维持和保障这种连续性,如古代北京就是一例。

所有直生性城市是属于前工业时代的,异质性城市则包括一种前工业城市类型和两种后工业类型。在所有的个案中,异质性城市受到来自不同文化源居民的影响。因而其影响超过了国家的政治界线,也超过了对农村的直接影响。这类城市的主要职能是商品交换和提供标准化的价值服务。当一个地方不同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并置时,城市就成为新理念的发源地。

工业时代的异质性城市有两种类型:新的行政城市和金融城市。新的行政城市如华盛顿、堪培拉等,这些城市是为国家统治而建立起来的集中化科层制活动中心。这些城市吸引各类人,包括外国人。在欧美殖民时期建立的一些城市也可归为此类。金融城市纽约、香港、孟买就是其例。这些城市建立起金融商业活动的国际网络,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

分成直生性和异质性城市并不全面。因为一个城市是一个系统中的一部分。城市的建立不仅依赖于小传统的乡村腹地,同时也依赖于国家中的其他地区。即使是异质性的城市也可能产生直生性的特征。在不同的时代,两种形式的中心可能会转变,并不是唯一的方向。

在前工业和早期工业城市中,理念的交流依赖于空间的距离和直接的联系,这样城市成为传播、接受和创造理念的中心。然而,无线电、电视和其他电子设备是不同的信息流。一个住在偏远山区的人可迅速和直接地接受新的思想模式,也可把他自己的发明贡献出来。因此,在现代社会,城市的影响作为整个社会的根源是很难隔离的。主要原因是通讯技术的改变,空间和距离在意识形态的交流中变得并不重要。因此城市作为一种地理中心的意义己不大。

尽管产生信息革命,但城市仍然维持着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如高雅文化制度,一大群知识分子,传媒设施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都是变迁的因素。与过去不同的是,都市中心的任何发明扩展到整个系统变得非常迅速。同时都市中心的辐射范围在扩大,整个城市带和地区都可能受到某一城市中心的辐射。如香港对整个珠江三角洲,乃至中国沿海地区均有很大的影响。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管理方式、语言中的新词、新的歌都可迅速地传播到内地。在沿海城市中学生中所作的偶像崇拜调查表明,排列在前的偶像都是香港明星。

城市的关联体,换句话说就是其辐射圈,即对本地的、区域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影响。城市与周围乡村交往也与系统中其它城市处于竞争的地位。

大多城市都具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功能以及次级的功能(例如制造业可以分成更细的部门)。每一种功能和次级功能都有不同的关联。如一个公司的总部设在都市中心,其属下的装配总厂可能设在郊县,而各种零件的生产可能分布在更远的农村,甚至国外。

城市的成长过程中,其关联体是经常转变的。从经济圈来看,技术变迁导致城市的沉浮和经济活动的重新定位。中东陆地商贸路上的主要城市明显地受连接欧亚的水路的影响。哥伦比亚的河港城市明显地受航空运输业兴起的影响。这两个例子表明,城市的关联体有一个大的范围从当地到邻近地区。国际市场经济的兴起的结果之一就是对农村腹地很少政治控制以致城市变得脆弱。

从政治关系看,城市和国家的关系会因为立法、法令或战争的冲击导致变迁。城市的经济格局和地位也因此发生变化。如深圳,本来是一个边陲小镇,人口不足3万人。国家决定在此建立经济特区,不到15 年就发展成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 其行政级别也从科级升为国务院的计划单列城市(副省级),其经济的辐射范围也不可同日而语。

四、结论

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的地理单位。城市是关联体,与本地区、本国家的农村、城市以及国际进行交往。在都市关联体的等级系统中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小的单位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地区。某些城市最基本的职能是服务周围的地区。城市的人口大多来自中界地区,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功能扩展到这一地带。更扩大一些的关联体包括许多座城市构成的城市带和周围的乡村。城市与城市构成相关的网络,在一个宏观的地区分布着不同等级城市,这种网络覆盖面很大。第三个层次是国家本身,对城市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最大的关联体是超国家的。城市既受本身的影响亦受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城市的辐射不是静态的,常常某些圈会扩展到其他的地域。城市既影响其关联体,也有其反辐射。这种关系是能动的和反馈的。我们通过审视职能与外在关联体的能动关系,就能分清城市之间的差异和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收稿日期:17/01/97


原文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南宁)1997年第03期 第2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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