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的学术道路和他的人生道路都是不平坦的。作为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开端，在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时代为他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首创者之一，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就敏锐地选择了一种虽然刚刚创立但却有着广阔学术前景的学科。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来说，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生逢其时，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角度观察，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从出现到发展，本来是一门最有前途的学科，对于像中国这样在现代化道路上开始起步的国家来说，社会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吴景超那一代社会学家，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以自己的才智和艰苦努力，为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时代的突然转换，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有学术前景的一门学科却被人为地禁止了。中国现代的社会学研究者，相对说来，是同时代各种学科当中训练最好的一批学者，第一是他们当年都很年轻，都是科班出身；第二是他们在接触社会学研究时，这门学科的历史还不长。他们在国外读书时，较多接触到的差不多都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或者影响较大的西方学者，如派克、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等，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者都有和他们学习和合作研究的经历。在中国现代学者当中，在融合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西方学术训练方面，以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的学术工作较为突出，把西学术较多用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也是社会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较早注意到一门西方学科的本土化问题，也以社会学最有代表性，二十年代中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上，做过很多探索。吴景超的学术道路也开始于这一时期，他是以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学者。
一、早年经历与学术生涯
吴景超是安徽歙县人，字北海。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幼年在家乡受初级教育。1914年入南京金陵中学就读。第二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夏天赴美国，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1931年秋，任清华大学教授。1932年任教务长。1935年底离开清华，随翁文灏等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1937年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任经济部秘书。1945年任战时物质管理局主任秘书。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7年重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1952年调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最早设立社会学系的大学之一，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吴景超1928年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原理及都市社会学课程，著有《都市社会学》一书。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批社会学者从国外学成归国。他们认为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和处理中国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他们鼓吹在中国的大学里设置社会学系，多开社会学课程；组织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成立社会学会。吴景超就是当时的倡导者之一。他曾会同孙本文、吴泽霖、潘光旦、杨开道、言心哲、李剑华、柯象峰、许仕廉、陈达、吴文藻等学者先后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社”和“中国社会学会”，并出版专业性的社会学杂志。1931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第一届理事只有九人（孙本文、许仕廉、吴景超、吴泽霖、陈达、陶孟和、潘光旦、游嘉德、钱振亚）孙本文为理事长，许仕廉为副理事长，吴景超为书记。当时中国社会学社每年开大会一次，分别在南京、上海或北平举行。第五届年会时吴景超为理事长。吴景超在第一届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是《对于研究人类遗传的批评》1吴景超早年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他关于都市社会学的研究，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唐人街的。在这方面，吴景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吴景超所写的《都市社会学》一书，曾受到孙本文这样的评价：“我国关于此方面著作，经吴景超氏的都市社会学为最早。此书系拙编社会学丛书之一，于民国十八年八月由世界书局出版。全书四章八十四页，虽篇幅不长，而内容极简明扼要。”孙本文认为，吴景超的这本书有两个特长。第一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他开宗名义，就说明都市区域的概念，以及都市与附庸沟通的现象。使学者了解都市的存在与发展，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本身与其附庸区域交相作用的结果。又其讨论都市内部的生活，时时注意环境与行为的关系。第二、注意研究方法。他以为研究都市，不是空谈，而必须从实际研究下手。所以他举出地图记载，与发展史的调查，为研究都市必不可少的工具。欲使学者了解都市问题的解决，与理想的都市的实现，须从切实研究下手。孙本文说：“此可以知道吴氏此书的内容要点。吴氏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Robert E·Park）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这书多少含有芝加哥学派的意味。”2
吴景超早年的学术生活和胡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吴景超的一生当中，胡适是最早发现吴景超的学术才能并在后来给他以很多帮助的人。吴景超三十年代离开清华随翁文灏到行政院任职，就有胡适的原因在其中。1955年，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吴景超给《光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在自我批判时，他说到了自己和胡适的关系。他说：“我在清华读书的时代，就认得胡适。当时蔡元培、梁启超等人，都很捧胡适，我们也就深信他是‘学者’，因此就很留心阅读他的著作。我在解放前思想体系中的改良主义以及亲美崇美等思想，在青年时期，就因受胡适的影响而种下了根。一九三三年，我参加了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集团。这个集团，每两星期开会一次，在聚餐之后，就纵谈中外大事。我记得经常在会中发言的，只有胡适、丁文江及蒋廷黻等人。其余的人，发言的机会很少，只是坐在那儿静听他们的‘高谈阔论’。本来我们这些人的立场当时都是反动的，然而这种反动立场在与别种影响相接触的时候，有时不免发生动摇，犹豫。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去请教胡适。经过他的解释，我们的反动立场也就巩固起来了。现在回顾那些年月，由于独立评论社的集体影响，特别由于领导人胡适的影响，我的反动思想体系，便由萌芽而发展以至形成。
“应当承认，在那些年代，我是很崇拜胡适的。我提出疑问，他给我答案。这些答案也就逐渐成为我的答案了。我不但对于思想问题去请教他，对于行动问题也去请教他。在一九三五年底，有几个独立评论社的社员到了蒋反动政府去做官了，打电报到清华要我去参加工作。从教书改行去做官，这对我当时是一个很费思索的问题。我踌躇莫决，只好又去请教胡适。他毫不迟疑地劝我到南京去。由于我自己的不坚定，但也由于他的怂恿，我开始了十年多与蒋反动政权同流合污的生活。这是我的生命史中最可痛心的事。一九四八年当蒋反动政府的金元券问题闹得天怒人怨的时候，胡适还在蒋匪面前保荐我同其他两位搞经济的人到南京去商量善后问题。我已有十余年的惨痛经验，幸而未再失足。”3
吴景超一生的思想和学术，受胡适的影响最大。吴景超比胡适小十岁，胡适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年轻一辈人当中，最为看重的一个是陈之迈，一个是吴景超。胡适在《独立评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就非常欣赏陈之迈和吴景超的言论。1935年2月27日，胡适就有这样的评价：“一大堆旧报里，最使感觉兴趣的是一班朋友在三四十天里发表的讨论‘民主与独裁’的许多文章。------- 这讨论了一年多的老题目，这回经过了这几位学者的分析，——尤其是吴景超、陈之迈两先生的清楚明锐的分析——已可算是得着了一点新的意义了。吴景超先生把这个问题分成三方面：（一）中国现在行的是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二）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三）怎样可以做到我们愿望的政制？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他的结论是：在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而在这一党独裁的政治中，少数的领袖占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在价值问题上，‘中国的知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国民党在理论上，也是赞成民主政治的’。在技术问题上，他以为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未完备，但‘大部分是可以教育的方式完成的’。”4 1935年5月17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过这样的话：“《独立》三周年纪念号出版。晚上有聚餐会。陈之迈与熙苦在座。之迈今年才二十八岁，他的文笔思想都不坏，是今日学政治的人之中的一个天才。我近来特别注意他，想把他拉进《独立》社来，将来他和景超廷黻三人在一块，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编辑部了。”5胡适后来确实把他们都拉进了《独立评论》杂志社，陈之迈和吴景超不仅成了《独立评论》的主要作者，还成了它的编者。吴景超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适之先生：六号快信收到。之迈编完176号，即起程赴青。----于是独立的编辑又到我的头上来了。”6胡适对他们的期望一是想让他们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成就，再就是希望他们从政，让他们在政府中发挥学者的作用。胡适的这一想法，在近年的胡适研究当中，也是受到许多大陆学者的批评的。但我们从台湾后来的经济起飞和它的民主化进程当中，可以看到胡适当年的设想是有深远意义的。1948年10月下旬，胡适对于金元券失策表示非常的关切，曾向翁文灏、蒋介石推荐过吴景超、蒋硕杰和刘大中。蒋硕杰回忆说：“原来那晚席间，胡先生就直接向总统陈述经济问题对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荐吴景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大中和我。”“胡先生要吴景超先生和我们同去南京，想是因为我们两人都还年轻，阅历不多，去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中，恐怕会晕头转向不知何所适从。所以要一位年事较长、有政治经验的人做向导，吴先生在抗战时期在翁先生下面做经济部参事多年，现在又和我们同是《新路》的编辑委员，应该是最合适的人了。那知吴先生虽然跟翁先生多年，却对翁先生非常不满，当天晚上他就和大中说翁先生这人他无法服侍，此时去南京一定毫无用处。他很容易就说服了大中。第二天一早，大中就打电话来说他们两人已决定不去南京，如果我愿意去的话，就一人去好了。我和胡先生商量以后，也只好决定不去。”7蒋硕杰的回忆大体是可信的，钱昌照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过“吴景超在经济部任参事，与翁相处不好，常挨骂。”虽然胡适的这次推荐没有能成为事实，但从中可以看出胡适对年轻一辈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研究者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性。在胡适推荐的这三个人当中，刘大中和蒋硕杰后来都到了台湾，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中，都发挥出了相当大的作用。而留下来的吴景超，不但没有发挥出他作为一个一流学者的作用，而且他在学术上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了。
吴景超在美国留学时和胡适多有往来，他是把胡适作为他在学术的老师来看待的。《胡适的日记》中常见这样的记载：“读吴景超《中国工业问题的检讨》，好得很。”“今天张晓峰（其昀）从华府回来，他来看我，说：‘他和中吴景超闲谈，他主张要把中央研究院脱离政治，恢复学术独立；他们主张要我回去做院长。”“写了几千字的长信给吴景超兄。他新任战时生产局秘书长，就要回国了。”
吴景超也给胡适写过许多信，他在和胡适的通信中就说过，他很留意中国工业中的许多问题。他说“我现在的工作集中在读书与访友，希望一年以后可解决若干问题。（如外资利用、资源控制、工厂位置等实际的问题。”8三十年代，吴景超在思想上和胡适有许多共同之点，特别是在对国共问题上的解决上，吴景超和胡适的想法大体是相同的。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昨晚对中国学生会演讲，有人问我国共问题如何解决，大家均以外患消除后，内战再行发生为虑。我说，国共问题，应在中日问题解决之前解决。大约在德国解决以后，国内应有一种运动，使国共问题明朗化。共党应取消军队，取消边区政府，中央则与以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如共党不肯接受此项条件，则将来向日本反攻时，一方面赶走日本军队，一方面即肃清红军。如将山西日军赶走时，同时即肃清共产党的游击队。（共军现在都在占领区内）如此则日本问题解决之日，亦即共党军队肃清之时，亦即全国团结努力建设之时。此种意见不知高明以为如何？”9吴景超给胡适的另一信中说：原来他曾想把前述对国共问题的看法在美国的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但又感到“今细思之，自以谨慎为是。惟此种大题目，每一个爱国的人，难免不时时的想到他。以前我常想到共产党可以发展成为一合法的反对党。后来听到你的议论，觉得这一着对于民治在中国的推进，并无多大贡献。所以如何处置这一党派，实是一大难题。”10吴景超早年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是认同胡适的。但从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吴景超与胡适出现了分岐。他后来没有和胡适走相同的道路，可能也与对胡适的看法有关。吴景超在当年的社会学学者当中，是比较独特的，他有多年从政的经历，而在他的从政经历中，他所受到的影响，可能较多来自于翁文灏和当年资源委员会的情况。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需要对当年资源委员成员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给予注意。资源委员会那些成员后来多数成了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杂志的参预者。因为这些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的重要性，不体现在政治思想上，而体现在经济思想上。资源委员的主要成员是以留英的学生为主的，他们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重大影响的拉斯基的学生。他们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计划经济都有好感。在当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做为一个团体集中留下来的，就是资源委员会。他的主要成员的政治选择，也许与他们对计划经济和对苏联经济的好感有关，这可能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从教育背景上说，吴景超和资料委员会的许多人是不同的，但他们长年在一起共事，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1954年3月，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曾有一个长篇发言，是专谈自由主义的，他对当时《自由中国》介绍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赞同。同时，胡适对自己早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进行了忏悔。他特别提到了他的一个身为公务员的朋友给他的一封长信。胡适是认同他这个朋友的观点的。胡适引述他这个朋友的话说；“中国士代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11吴景超的学生，社会学家李树青曾过说：“在清华的任教期间，吴先生感到中国是一个人庶众多、生产落后的国家，在开发的途径上，不易采用英美的资本主义方式，无论如何，他认为苏联的历史经验，虽无足法式，却是值得借镜的。”12吴景超在行政院从政的时候，看到过国民党腐败的实际情况，所以他对国民党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最后决定留下来，也与他的经历有关。李树青说，1935年底吴景超“离开清华教职，随同翁文灏、蒋廷黻诸人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希望把专门学识，贡献国家，增强团结力量，从事抗战。这次辍学从政，当时胡适之先生曾坚嘱要以‘宝师自处’‘遇事敢言’，做到‘教育领袖’的程度。所谓‘出山要比在山清’。”13“吴先生则经常为部长撰述应酬文字，准备讲稿，过忙时则由笔者捉刀。为着指导舆论，这时吴先生还以公余之暇，主编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周刊《新经济》。”李树青说，在重庆时“吴先生派我撑管由中外各方送来的机秘经济情报。并嘱将外文部分译成中文，加以编整，每月出版一册《经济汇报》，关交各政府机关参考。在当时英文情报中，常暴露重庆达官贵人的贪污不法行为，特别涉及英美两国为维护中国法币价值的巨额借款，如何监守自盗，在香港挖取外汇，从中谋利。当我接获很多此类情报，而请示如何处理时，吴先生说：‘据实编篡发表’。”14 吴景超虽然曾是政府中人，但对于政府的问题，他批评起来，则毫不客气。《世纪评论》创刊号就发表过吴景超的文章《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第三期还发表了他的《苛政猛于虎也》，吴景超根据他完成的对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税政调查的结果，据实批评了政府的做法。
吴景超早年的学术工作，重点集中在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思考上，由此他也特别注意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他在美国时曾多次和胡适谈到过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佃农等问题，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以前在北平时，我曾写过好几篇文章在独立发表，提倡耕者有其田。近来思之，此并未抓到痒处。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在农场太小（平均廿二亩，约英亩三亩半）在此处种小农场上，无论自耕或佃耕，对于生活程度均无法有显著的改良。解决农民问题，应从别处着手。”15在给胡适的另一信中，吴景超为胡适详细解释了中国的佃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以上所举的例，可以说明中国的社会中，颇有保护佃农利益的办法，惜手边没有土地法，不知现在法律，对于永佃权是如何处置了。”16吴景超早年的学术工作，思考的都是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问题，正是因为他学术研究的这个特点，胡适非常看重他。1936年1月26日，胡适在给翁文灏、蒋廷黻和吴景超的信中曾说：“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17 三十年代中期，曾出现过短暂的“好人政府”，据何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翁文灏出长行政院长时，“还有两三位秘书或参事遴选自大学教授中，这主要是在翁文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期间来的。一位是吴景超，是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另一位叫张锐，是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市政的专家，当时是南开大学教授。”18
1936年5月17日晚，胡适又通过翁文灏转给吴景超一信：19
景超兄：
你匆匆走了，我不知道走水走陆，故不曾写信去送行。你们临行，我想发电报去送行，又因为同行人太多，怕有人看了介意，所以索性不打电报了。
你究竟何时回来？回来作何计划？我们从前谈的到北大教书事，有没有值你考虑的吗？你若能来，请你写航空信给我，或打电报（“Chinafound ”， Peiping，Hushih）[中基会，北平，胡适]给我。
《独立》已出五期，已寄交伦敦大使馆转寄了。
你们若能抽空写点文字寄来，最欢迎。
第231、232、233期转载了你的“工业化”一文，其窘可想！你们不哀怜我们守老营的人吗？
子缨、受颐都未回国。余剩的“新班子”都没有“老班子”的文笔光芒，奈何！
祝你们都好
适之 廿六，五，十七夜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吴景超的感情，《独立评论》时期，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据说，临解放前，蒋介石曾让人捎信给景超先生，希望他能随国民党撤到南方，后来胡适还派人送来两张飞机票，动员他一路同行。但吴景超不但丝毫没有动摇，而且劝胡适也留下来，可惜胡适没有听从他的意见。20吴景超是一个有过从政经历的学者，1949年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他本来想以自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深入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和思考，但时代却没有再给他机会。从学者的学术生活观察，吴景超的主要学术成就完成在1949年以前，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收获。
二、《独立评论》时期的学术
吴景超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三十年代，大体是他参预《独立评论》那一段时间，也包括他给《新月》和其它杂志写的少量文章。在这一时期，他思考了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也还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吴景超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所以他的文章在学理上都有非常扎实的基础，决不信口开河。在《孙末楠的治学方法》一文中，吴景超就说过：“凡是学科学的人，不问他学的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应当注意的。我们都知道说一句话得有证据，但是能遵守这条规律的人，实不多见。”吴景超在学术上的特点是，他凡论述某一问题，视野都很开阔，他总是要把眼光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观察，他引述的理论和数据都是当时最新的，他涉猎之广泛，学术格局之宏阔，在同时代的学者当中，是不多见的。
吴景超独特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理解和分析，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的理解、对于中国农村土地、租佃及人口问题的判断与解释，现在看来是较为准确和深刻的。1935年，吴景超写过一篇《阶级论》。21在这篇文章中，吴景超认为：“我们所谓公平的社会，是不消灭阶级制度，也可以达到的。这种看法，在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眼光里，一定以为是错误的。他们的目标是废除阶级制度，照他们的见解，理想社会里，是没有阶级的。”吴景超这里主要批判的是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通过对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英美德法等国的经济和工业状况的统计分析，认为“在平日，无产阶级的生活，已经够痛苦了，在不景气的时期里，痛苦一定要加深，这种时期，便是产生革命的时期。这种说法，从历史的观点看去，显然是不对的。”吴景超认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所标榜的理想社会，只有实现的可能，而无实现的必然。”他对于资本主义的评价是：“就是资本主义，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也时时在那儿修正，矫正一切大家公认的缺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失业，灾难，国际冲突，分配不均等等毛病，资本主义者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也早在那儿想办法。有的毛病，已经矫正过来了，有的还在矫正的过程中。假如新资本主义真能做到‘改过归善’这一点，那么社会主义者对于现状的攻击，将失所作凭借，而社会主义者的政策，也难吸引大众的同情了。”吴景超说：“我们当然知道，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者，也把理想的社会，分做两期实现，第一期内，工人的报酬，是看他的成绩，第二期内，工人的报酬，是看他的需要。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便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留在将来实现的。但是如果我们细察人类无穷的欲望，同时再顾到地球上有限的物质，就知道‘各取所需’真是一乌托邦的理想，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社会上有组织的生活，以及人类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阶级社会的最后堡垒，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炮，也是毁灭不了的。”从吴景超在他文章中所引述的文献看，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著作都下过很大的功夫，非常熟悉。在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像吴景超、吴恩裕等学者，他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了解，从学术的角度观察，是非常深入的。
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但我们过去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上，却有许多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比如对于中国农村中的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的认定，吴景超当时的认识体现在《关于佃户的负担答客问》一文中，他认为，对于地主的土地“没收的方法，有许多人是赞成的，但我觉得中国的所谓地主，与东欧的大地主，性质并不相同。中国的地主，有一大部分，其所有的土地并不很多，平日虽靠收租度日，但并没有多少盈余。而且地主之中，也还有不少的孤儿寡妇。假如一旦把他们的土地都没收了，这些地主，便要成为社会上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用‘收买’代替‘没收’，便是要给这些地主一些时间，使他们另谋出路，使他们知道不劳而食的日子，不久便要过完了，应当早点作些别的打算。这不是剧烈的革命，而是和缓的改革，可以避免许多痛苦。”
吴景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不是来自于教条，而是他自己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统计研究得出的判断。他曾在《论地主的负担》一文中和吴世昌争论，吴世昌认为，“近十年来的地主，实已经成为替地方政府掌司赋税的经纪人，而且常常是要赔本的经纪人。”吴景超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田赋应当减轻，我也同意，不过我们如作这种提倡，乃是为自耕农着想的。至于地主（孤儿寡妇除外）假如政府有什么方法，把他们那些不劳而获的收入，尽量吸收到国库中去，不留一个钱给他们，我们也不说半句批评的话。”为这个问题，吴景超还写了《再论地主的负担》，与他的朋友汪民桢和吴世昌进行争论。由于吴景超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于国际学术做过深入研究基础上的，所以他的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但同时也获得了很高的学术意义。
对于中国农村的阶级和土地问题，在《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一文中，吴景超认为：“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第一要充分利用国内的富源，第二要改良生产的技术，第三要实行公平的分配；第四要节制人口的数量。前两点已为多数人所认识，后两点也是同样的重要，但还没有得到社会人士深刻的注意，所以我们愿意大家多来讨论一下。”
吴景超是中国社会学家中，较早提醒人们要注意发展和节制人口之间关系问题的。他在二十年代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在相当的程度上引起了当时政府的注意，在四十年代，他和社会学家戴世光等学者，对于节制人口问题，本来已有相当成熟的研究与对策，《新路》1卷5期上曾专门讨论过《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主讲是戴世光。他那时就提出；“减少人口的原则如能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节制生育。”参预讨论的清华教授有陈达、赵守禺、吴泽霖、刘大中、吴景超。可惜这些学者的建议1949年以后的政府早已听不进去，五十年代重提这些学术问题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右派命运。
吴景超写过《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吴景超认为：“原因是我们国内有一个大阻碍。这个阻碍，并非时人所说的‘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而是我们自己的人口数量。”吴景超说：“我们生活的最大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庞大的人口数量。在这种观点之下，节制生育运动，是中国今日最有意义的一种运动。”
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吴景超认为：“我们看到现在两种新的势力，使中国的人口膨胀，超过以前的速度，如不立行节制政策，将来一定要产生较现在严重的局面。”“我们认为节制生育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中国目前应当采取的人口政策。实践这种政策的方法，最好是使各地的卫生机关，以供给节育知识，为其主要事业之一。凡身体衰弱的，有遗传病的，生育太密的，经济负担太重的人，向各卫一机关，各医院，各医生，请求节育知识时，各卫生机关等应当充分供给。我们把这个责任放在医生及办卫和事业的技术人员身上是再好不过的。这是我们建议的第一步。如舆论已经成熟，我们愿意作第二步的建议，就是由政府在各地设立妇婴保健所，义务的供给上述各种人民以节育的药品及物件，如现在政府供给义务教育一样。这是各种救国事业之中一种最重要的事业，是建造新中国的各种办法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希望海内人士同情于这种主张的加以鼓吹及宣传，使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合理舆论早日实现。”
吴景超曾说过：“中国十八省的人口过剩，已为不可掩蔽的事实。欧洲的国家，在同样环境之下的，可以把过剩人口，移植到新大陆去。从中国人方面看来，那条路乃是一条死路。但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我们现在至少还有三条活路可走：一是殖边，二是移民到热带的岛国里去，三是发展实业，疏导乡村中的农民，到城市中去。”22、这是吴景超1928年12月12日在金陵大学时说的。吴景超认为，扩大中国农场的第一个办法是开垦荒地，第二个办法就是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吸收农场上的过剩人口。他说“以上这两点，假如都做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比现在要提高许多。虽然比美国还比不上，但是比现在的情形，总要高得多了。不过在实现以上两点的时期中，农民需实行生育制裁，否则人口从四万万，加至六万万，以上所期望的，将来终成泡影。可是生育制裁这个题目，又是复杂的，我们只好等到将来再讨论了。”23
在《我们没有歧路》中，吴景超认为：“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我们只有一条路是活路，虽然这条路上的困难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再在歧路上徘徊了。”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吴景超的主张是要走和平的道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能较为顺利，他是反对革命和暴力的。在《中国的政制问题》一文中，吴景超的判断是，中国的知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国民党在理论上，也是赞成民主政治，不过觉得实行民主政治还没有到时候就是了。所以我们所希望的民主政治，前途是没有阻碍的，用不着像法国那样革命方可达到的。他说：“在最近的将来，中国还摆脱不了一党专政的局面，但因现在专政的党以及国内的知识阶级，在价值上是赞成民主政治的，所以中国将来也许可以和平的走上民主政治的路。不过民主政治的条件，在今日的中国，是并没有具备的，所以将来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能够成功，便要看最近的十几年或几十年内，我们对于预备的工作，是否做得完满而定了。”吴景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做过深入研究的，他只把那些理论做为一种学术来看待，他在《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一文中就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说：“就是‘经济基础’与其余的‘上层建筑’，也无不可分离的关系。空喊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是无用的，假如（一）同样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内，与不同的制度及思想并存；（二）假如文化中别的部分，有变动的情形，而在变动之先，找不到生产方式，有什么样变动；（三）假如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下，我们找到相同的制度及思想。这三个‘假如’，并不是臆测，每一个都可找到许多事实来证明他。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在《独立评论》时期，吴景超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他提出了类似于后来我们常说的“李约琴难题”，并给予了回答。
《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发表于《独立评论》162号，这期杂志是1935年8月4日出版的。
在这篇文章中，吴景超引述倭克朋在《社会变迁》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发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据于文化基础，那么中国发明的成绩，所以不如别人，乃是因为文化基础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是很显然了。我们现在正在吸收别国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得园满，那么我们自然也能够发明许多东西，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所以中国过去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非生物的问题。”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为什么缺乏发明的文化基础？这个问题如换一个问法，便是中国为什么缺乏自然科学？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愿意提出几个假设来，以供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参考。中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其用心的对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在这种工作上面，我们的祖宗，也曾表示了许多难能而并不可贵的本领。譬如背诵十三经，首尾不遗一字，有许多儒者便做到了。我还遇到过能背汉书的人。但还没有听人说过，西方有什么学者，能背诵柏拉图的共和国，或卢梭的民约论。这种耐心，这种毅力，假如改变了途径，用在自然科学上面，不见得就没有成就罢。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下过功夫的民族，对于自然科学，自然没有成绩可说。但没有下过功夫，并非不能下功夫，这一点我们是要认识清楚的。
“第二，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由于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个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我们偏在东亚，而世界是的文明国家，大多数都在西方。我们与他们，因为过去交通不便的缘故，接触是很少的，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文明，我们不能借来做我们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基础，在十九世纪以前，虽然已经含了不少外来的成份，但大体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建筑起来的。欧洲各国，因彼此距离很近，一国的发明，不久便成为各国共同的所有品，所以他们文化基础，可以说是各国共同建筑起来的。研究瑞典文化的人曾估计过，瑞典文化中，外来的成份，比自己创造的成份为多。这是西方各国占便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吃亏的地方。假如在中世纪时代，欧洲与中国，交通便有今日的方便，那么他们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便可一点一点的传入中国，成为我们的文化基础。也许中国便有一部分人，受了这种文化的影响，便加入工作，加入自然科学的研究。真能如是，我们今日一定有很光荣的发明可以自豪了。”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吴景超提出的问题和他的表述，实际上就是科学史研究当中常说到的李约瑟难题。
吴景超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5年。而李约瑟难题的由来，据李约瑟自己回忆是在1938年。他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这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24根据吴景超文章发表在前的事实，我们至少可以说，李约琴在提出他的问题时，很可能受到了吴景超这篇文章的启发，李约琴那时是有条件看到像《独立评论》这样常见的中文杂志的。
吴景超当时是为《独立评论》写作最多的一个学者，以下是吴景超在《独立评论》杂志所发文章的目录和期号：25
《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40号
《讨论“中国农民何以这样多”》45号
《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54号、56号、58号
《中国县志的改造》60号
《知识分子下乡难》62号
《农政局——一条知识分子下乡之路》64号
《论恢复流刑》66号
《美国移民律的将来及其对中国移民的影响》69号
《裁兵问题的研究》72号
《世界上的四种国家》75号
《民族学材料的利用及误用》78号
《革命与建国》84号
《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87号
《变动中的家庭》92号
《剿匪区中的劳工政策》100号
《社会学观点的运用》111号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115号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18号
《孙末楠的治学方法》120号
《我们没有歧路》125号
《中国的政制问题》134号
《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36号
《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139号
《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147号
《都市研究与市政》148号
《怎样划定一个都市的内地》151号
《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155号
《自由的方法》160号
《自信心的根据》161号
《耕者何时有其田？》165号
《关于佃户的负担答客问》168号
《阎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174号
《论地主的负担》175号
《再论地主的负担》180号
《土地法与土地政策》191号
《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197号
《地方建设的一线暑光》201号
《人事的讨论》223号
《中国的人口问题》225号：
《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231号、232号、233号
三、《新路》时期的学术
四十年代末期，是吴景超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他又重回清华社会学系执教。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参预了代表四十年代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和学术顾向的《新路》杂志的工作。我把这一时期前后，吴景超在《新经济》《世纪评论》《观察》及他为《大公报》等所写的文章，都归入《新路》时期的学术生涯。
四十年代末，较能集中反映当时大学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认识的言论，以《新路》最有代表性。这本杂志和它所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基本是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从学术的角度观察，当时这些教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一种学术来评价，可能他们当年的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参考作用。
吴景超在四十年代末虽然已离开国民政府，但因为他有多年从政的经历，在政府中他有许多朋友，钱昌照就是一个。《新路》能在那样的时代里很快出版，就与钱昌照有关。
钱昌照晚年回忆说：“有一次我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住了两天，一天在吴景超家，一天在刘大中家。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想办一个杂志，批评时政，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批评。杂志的名字，就叫《新路》，是我提的。我们还决定在北平找所较大的房子，买些参考书籍，在北平的朋友可以在那里讨论问题；从南方来的朋友可以住在那里。后来我们看中了一所房子，就在东直门大街。26
筹办《新路》周刊的同时，他们又商定筹设一个机构叫“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其性质类似英国的费边社。1948年2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简称“社经会”）在北平正式成立，会员50多人，绝大部分是文化人，只个别的人是资本家。成立会上选出理事11人：王崇植、吴景超、周炳琳、孙越崎、陶孟和、楼邦彦、刘大中、潘光旦、钱昌照、钱端升和萧乾。监事三人：邵力子、吴蕴初和童冠贤。社经会的唯一活动是出版《新路》周刊。社经会和办刊物的经费是钱昌照筹的，资委会出了些钱，宋子文也出了些钱，但宋并不知道办刊物的事。《新路》的班子是：周炳琳总负责，经济编辑是刘大中，政治编辑是钱端升和楼邦彦，文艺编辑是萧乾。刊物专辟一栏，赞成和反对马列宁主义的文章同时发表。《新路》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开始出版，它一面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一面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因此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功击。香港方面的保守和进步舆论都对它不满。而蒋介石则横施压力，先是严重警告，12月30日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又勒令其停刊。
钱昌照曾说“1949年我来到北平，周恩来对我提起这件事。他说：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办这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适宜。”27
《胡适的日记》1948年1月24日记载：“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要吴半思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28
钱昌照这样回忆：“我在辞职后出国前的一个阶段里，在北平创办了一份走中间路线的刊物《新路》，由周炳琳、吴景超等执笔。因社论中多次抨击蒋介石独裁误国，一度被社会局勒令停刊，复刊后的社论指责蒋介石更为严厉。后该刊终于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停刊。办了这个刊物，进步人士乃至共产党人指责它阻挠革命，而国民党方面认为是反‘革命’言论。蒋介石得知是我办的，更是怒不可遏。他对陈布雷说：‘钱昌照是叛徒！’陈布雷找了我秘谈，劝我早点出国。”29
萧乾回忆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特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载再回沪。于，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到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有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30
《新路》周刊主要由吴景超负责，他在四十年代末对中国社会问题主要分析和批评，都集中在这本杂志上。《新路》每期设一个专题讨论，由一个人主讲，然后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参加者以当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为主。吴景超是一个主要参加者。《新路》时期，吴景超最关心的是中国今后发展所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应该避免什么问题。为此他贡献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所有的才华。
吴景超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世界眼光，他对于利用外资、让外国人在中国设厂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的这些认识，远比我们今天要深刻。吴景超在《论外人在华设厂》一文中认为：“我们的见解，与此不同。我们以为在不平等条约没有取消的时候，外人在华设厂，是一件利弊互见的事，而在不平等条约取消之后，外人在华设厂，便是利多害少。我们决不可把外人在华设厂一事，与其它外人在中国享受的不平等特权，等量齐观。”吴景超说：“可是还有人说，外人在华设厂，同类的民族工业，将因竞争而失败，我们为保护民族工业起见，所以反对外人在华设厂。这是一和似是而非之论。我们应当认清，现在国家民族所需要的，是赶快的工业化，赶快的把新式生产事业，在中国境内树立起来。至于在中国境内所树立的工厂，是中国籍，抑是外籍，乃是不大重要的问题。”31
吴景超在《缩短贫富的距离》中认为，缩短贫富的主在办法是制定最低工资发展社会福利，用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办法。在《储蓄、消费与全民就业》中，吴景超认为：“这种改革，其目的在改变目前生产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的比例。在英美等国家中，生产品工业的比重，应当降低；消费品工业的比重，应当提高。消费品工业的生产，自然是为满足人民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品工业的生产，只要能维持一切生产事业的效率，使其不要降低，就算满意了。这个目标，是可以较少于今日的储蓄量去达到的。超乎这个数目的储蓄，便失去其功能，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所以分配的改革，可以使英美的社会，更为公平，更能提高大众的生活程度，更易达到全民就业。”32
在《新路》创刊号上，吴景超曾写过一篇论文《论耕者有其田之后》。在这篇文章中，吴景超把他当年和胡适谈过的对中国土地制度的许多看法加以深化。吴景超先介绍了他自己过去的一个看法，他认为：“一、耕者如何能有其田。二、只变动生产关系，而不变动生产力，不能算是根本的改革。三、如何变动农业中的生产力。四、农业机械化的步骤。五、土地国有与农业机械化。六、农业机械化之后的收获如何分配。”33吴景超还根据卜凯和张心一及当时中央调查所的统计，认为：“中国佃户的百分数，都不算是很高。”他认同的结论是：“概括的说，在农民中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吴景超的文章是做为《新路》周刊专题讨论的一篇主要发言刊出的，参预讨论的有清华大学教授徐毓 、戴世光、陈振汉、韩德彰。他们基本上赞同吴景超，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土地制度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认识的。吴景超说：“一个阶级假如他在生产过程中，有其贡献，那么消灭他是不公平的。同时，我们还有看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否合理。地主阶级，虽然已失其功能，但他们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社会对于他们地位的形成，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我们不可以为其人是地主，便要驱逐他，或者杀掉他。我们应当给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从一个不生产者，变为一个生产者。这就是我们提议以七年的时间，来消灭这个阶级的理由。”34
《新路》讨论过《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主讲是吴景超。参预讨论的清华教授有丁忱、谷春帆、汪馥荪、刘大中、蒋硕杰。吴景超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提出了对于人才的重视。他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对于人才的培植，是必须的，因此而增加的投资，也是必须的。生产工具是我们有形的资本，而经验技术则是我们无形的资本，但是这种无形的资本，也须花去有形的金钱，才可以产生出来。”35刘大中认为：“任何一个国有或私有企业，不得在任何一和企业内，享有绝对的独占权。”36对于刘大中的这个观点，吴景超又进一步做了说明。他认为：“为提防在朝党控制全国的饭碗起见，我们只要制定一条法律，就是政府不得干涉各企业的用人权。即使所有的企业，都由国营，我们也不必仿效苏联，那种大权独揽的办法。我们可以规定，每一个生产单位，由一个董事会之类的机关来控制，生产单位中人员的取舍，最后的决定权为董事会而非政府。这样在某生产单位工作的人，如感到不满意，他可设法转到另一单位去，不但政府不能干涉他，就是他所服务机关的董事会，也不能干涉他。总之，用人权的分散而不集中，我认为不但是经济民主的生要条件，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做到了，那么某项企业，即使由国家单独经营，对于人民就业的选择，并无防碍。”刘大中当时就认为认为，“钢铁和银行，也可以留出一小部分让私人经营。”
四十年代末，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今后的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那时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公正有好感，但对于苏联的社会制度，他们却敏锐地保持了自己清醒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他们虽然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社会公正有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但他们对于苏联缺少个人自由的现实也做了保留。
吴景超在《论经济自由》一文中就说过：“经济自由的享受，美国人民大于苏联。这种情形，与财产的私有或公有的关系很少，而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却很大。我很相信，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根本上是不冲突的。假如社会主义放弃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便可恢复，正如资本主义或任何主义，一旦采用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必然丧失。汉姆教授（G·Halm）曾说过：‘一方面照着计划生产，一方面不许消费自由，是不可能的。计划与自由选择，不可能并存。’在战争的时候可以牺牲经济自由。但在太平的时候，就不应当了。”37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吴景超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很高的理想，经济自由也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成绩。如何兼而有之，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大陆及英美的社会主义者所常辩论推敲的一个问题。”35在经济自由和计划经济之间，吴景超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他期望经济自由和计划经济同时兼得，但他把经济自由看得比计划经济要重。吴景超在《苏联的生活程度》一文中说：“以苏联资源的丰富。及其分配制度的比较公平，所以苏联人民的生活程度，应该有光明的前途。过去所表示的成绩。所以没有如一般人所预料的那样高，所以没有如苏联人民所希望的那样富裕。”主要是因为一、强迫储蓄来积累资本。二、全力备战与作战。所以投资重工业，而没有扩大消费品。吴景超说：“战争及备战，是苏联人民生活程度的最大敌人。以后苏联人民如想提高生活程度，使社会主义真能对于人民的享受有所贡献，则苏联的政府及人民，必须努力与他国合作，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吴景超说：“现在推行社会主义的苏联，是采取计划经济的，但我们不能由此推论，将来所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必须采取计划经济。”38
在《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可以分开的》一文中，吴景超说：“我个人假如有一种偏见，那就是在价值系统中，我同样的重视‘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我一向的看法，深信社会主义可以使我们经济平等，而计划经济则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只有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一同运用，我们才可以兼平等与自由而有之。计划经济限制人民的自由，并非一种猜想，而是客观的事实。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管他奉行什么主义，都难免侵犯人民的自由，因此损伤了他的福利。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必须要集中控制，必然要把生产因素的支配权，托付于少数人之手。这少数人假如是大公无私的，假如都如蓝道尔（G·Landauer）所说：‘在其决定生产品的数量之先，要先解决几十万个方程式，其结果也不见得胜过价格机构下所表现的成绩。万一少数人别有用心，滥用其权力，逞其私意来支配生产因素，则其对于人民大众所产生的祸害，真是不可胜言。人类不要轻易放弃自由，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制度，其保护人民消费自由的能力，胜过价格机构。所以我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联姻，而愿意他与价格机构百年偕老。”39
1949年前，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真正做过深入研究的就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我们过去总是批评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其实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人物如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清华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而这些社会学家在新政权治下，已经毫无用处了。
1947年，吴景超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周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与人口》。40一篇是《从四种观点论美苏两国的经济平等》41。
吴景超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和人口问题后，对于当时中国现状的判断是：“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的庞大，以及资本的缺乏，为我们将要遭遇的巨大困难。这两种困难，也许是可以克服的，但需要相当的时日，而且还需要合适的政策。只要我们开始降低生育率，开始以资历本来辅助劳工的生产，那么人民的生活程度，总可以往上升的。可是上升的速度，不能期望其太快，而且在两三代之内，想赶上英美等国家，大约是不可能的。”
在《从四种观点看美苏两国的经济平等》一文中，吴景超在文章中引述希克思（J·R·HICKS）的观点，认为在讨论平等问题时，想要铲除不平等，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他说：“收入的不平等，只是外面的表现。社会上还有更深刻，更基本的一种不平等现象，就是权力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弥漫于各种社会中，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权力的分派，是平等的。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的不平等，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出现；主人控制他的奴隶，贵族控制他的佃奴，地主控制他的佃户，资本家控制工人，组织者控制被组织的群众，官吏控制人民。从各种不平等的现象中去观察，收入的不平等还是比较坏处最少的。这种不平等，可以测量，因而也有方法控制。现代的社会，必须控制这种不平等。但是为人类的自由着想，我们不要前门拒狼，而让后门进虎。”
吴景超认为：“这个警告，是值得我们仔细思量的。在现代的社会里，为企求某一种的平等，很容易陷入另一种的不平等。我们为要求收入的比较平等，很容易引进经济权力的更不平等。”吴景超通过详细的统计和个案分析后，比较了美国和苏联两国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别。他认为：“在苏联，财产使用权的集中程度，超过美国，所以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苏联大于美国。”吴景超比较了美国和苏联的钢铁、汽车工业的情况后说：“苏联的汽车工业，与钢铁工业一样，也是归一个生产部门主管。这些生产部门，都归行政院指挥，而行政院又听命于党的中央政治局。所以苏联经济权力的集中，世界各国，没有一国能比得上。在苏联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政府，甚于在美国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于资本家。在美国，因为经济权还未十分集中，作工的人，得罪了一个资本家，还可在别的资本家手下谋一位置，甚或自立门户，小本营生。在苏联，得罪了政府，还有什么别的政府可以收容他呢？在八百余万英方里的苏联领土之内，他有何处可以成家立业呢？苏联国内政治权与经济权的集中，是苏联人民的最大不幸。”吴景超又说：“不过这种不幸，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在理想的社会主义体系之下，经济权力，即财产的控制权与使用权，依旧是可以分散的。”吴景超除了注意到收入的不平等以外，特别强调说明了机会平等的重要性，特别是教育的平等。他说：“若干社会学者，讨论经济平等一个概念时，特别注重机会平等。机会平等的核心，就是教育机会的平等。一个人假如在受教育方面，与别的人得到同样的机会，因而得到他的天资可以吸收的教育，然后根据他所受的训练，在社会中得到一个适合他的才能的位置，他对于这个社会应无怨尤。从这个观点看去，一个社会，假如在教育上，使所有的公民机会平等，这个社会也就是平等的。”
《新路》时期，吴景超的学术，从整体上评价，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是准确的，由此所提出的对策，也是有价值的。中国近二十年来在经济上所选择的道路，基本上没有超出当年吴景超的认识，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经济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作用。
四、五十年代的学术
吴景超五十年代的学术工作，与他早年的学术研究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他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是他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些看法，但这样的学术研究，也没有超出他早在二三十年代的学术思想。在时代的转换过程中，吴景超选择了他同时代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道路，留下来期待为新中国服务。吴景超曾对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清华校友说：“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42
吴景超五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转变是发生较快的，在他当年的朋友当中，像周炳琳就没有他那样迅速，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来判断，他对于新时代的顺应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1951年，吴景超参加了土地改革，对于这样的经历，他是这样认识的：“在土地改革参观回来以后，我再把解放前我所写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取出一看，使人感到非常的惭愧与不安。解放前我对于土地问题看法的基本错误有两点：第一、我采取了超阶级的观点，既要照顾农民，又要照顾地主。第二、我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观点，以为阶级利益的问题，可以用和平妥协的方法来解决，而不必用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吴景超觉得，土地改革的教育，加深了他对抗美援朝的认识。他说：“在解放以前，我对于美国是有过幻想的。我在过去数十年来，曾写过一些文章，鼓吹中国需要工业化；但我当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对于自力更生的本领，发生怀疑。我研究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看见除苏联以外，其余的国家，包括英美在内，都曾利用过外资来发展工业。我没有看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十八、十九世纪那种利用外资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没有重视苏联的经验，从苏联的经验中，得到自力更生的教训。我还幻想美帝可以用他们多余的物质，来帮助我们进行工业化。我应当指出，这些幻想，在解放之后，由于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民经逐渐消灭了，但只是在参加土地改革之后，这个幻想才得到致命的打击。”43五十年代初期，在发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前，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新政权让许多大学教授去参加了土地改革，这可以说是后来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许多大学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才与新政权妥协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时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当时参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孙毓棠、李广田、萧乾、胡世华、、贺麟、郑林庄、朱光潜、吴景超等，都写过文章来检讨自己的过去。44
1951年，翁文灏取道法国回到了中国，作为翁文灏当年的部下，吴景超在翁文灏最初回国的日子里，帮助翁文灏做过一些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告诉翁文灏如何来适应新的时代。我们从翁文灏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五十年代初，吴景超的一些情况。
1951年“五月十九日 下午吴景超来言，清华教授潘光旦等言，闻党部以余文不够具体，吴因盼多加事实，如官僚资本、特务押人、美帝行动等，期能有教育意义。------”
“六月三日 吴景超阅稿后意仍不满，谓须另作，勿重自身，应详述蒋政权之重大缺点。余告以此文用意是在解决余回国事------但余未参与勾美反共机秘。-----”
“六月十日 上午吴景超来，阅余文后，持往与孙越崎面谈。晚孙持稿来，嘱再修正，于下星期交心源持送景超，由景超与潘光旦共为评校，再送余修正，于下星期交彼修正字句。-----”
“六月十七日 心源往清华见吴景超，请其修正《反省以往错误 向人民请罪》文稿。”
“六月十九日 吴景超已将余文修改（与潘光旦等会商），送到孙越崎处洽商。”45
翁文灏的检查是吴景超和潘光但帮助完成的，可见那时吴景超已适应了新时代的一些要求。不管是自觉还是无奈，吴景超当时的情况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李树青说：“在五十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性里，吴先生除教书外，还努力写作，期望能把一已的专门学识，帮助建设。这时他出版一本小册，命名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是一个计划周详、条理清楚，精心结构的杰作。不幸地，这与中共当轴者的轻举躁进、急功近利的倾向，发生冲突。”46
1955年吴景超写了《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这是吴景超在1949年以后所写的较有份量的一篇文章。文章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吴景超早年对梁漱溟的中国乡村建设理论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是吴景超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是耕地面积较少，农场不大。他的主要思路是让农村走工业化的道路，让农村向都市化转变。那时，吴景超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评价只是学术上的。而现在这篇文章，吴景超对梁漱溟的批判就完全是政治上的了。这样的文章在吴景超的学术生涯当中，是很大的败笔。吴景超早年的学术训练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他四九年以前的文章，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非常注意欧美现代学术研究的动向，他的学术文章很注重统计和史料的运用，他是从不说没有根据的话的。在早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也经常和他的同行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断地发生学术争论，但吴景超那时的争论文章也是非常有风度的，从来没有盛气凌人。他早年在学术文章中特别喜欢运用欧美最新的学术研究资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已成为的风格。但到了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时，吴景超的写作风格完全变化了。这是一篇完全不讲理的文章，断章取义，缺乏逻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篇文章中，吴景超还顺便对胡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梁漱溟的一些看法与“胡适的主张如出一辙”，说梁漱溟引胡适为同调。其实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梁漱溟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从思想观点来说是相差较大的，真正和胡适思想一致的倒是吴景超。但在那样的时代气氛中，吴景超早年的学术气质和风格已荡然无存了。他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写了《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一文，吴景超和他同时代许多知名大学教授一样，违心地对胡适进行了泼污式的水批判，文章可能都是在政治压力之下所写的，吴景超说：“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决不罢休。”吴景超在他批判梁漱溟的文章中，一改他早年喜引欧美学者学术观点的习惯，他批判梁漱溟，从头到尾引述了如下人物的著作：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毛泽东选集》、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参考文件》等等。当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1949年以后，那些可以和过去简单告别，完全和新时代妥协的学者，多数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倒是那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学者，妥协起来就比较难，梁漱溟和陈寅恪是比较典型的，这其中有思想的因素，可能也有年龄和人格的因素，当时年龄较轻的学者更容易和新时代达成平衡。
这一时期，吴景超的另外一篇文章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发展速度问题》，文章中全部都是引述的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经济学家古比雪夫和《联共（布）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及《人民日报》等书中的材料。47
1956年2月号《新建设》发表了吴景超的一篇文章《从深入生活中提高自己》。这是吴景超的一篇学习体会。从中可以看出反右以前吴景超的思想状态。从这篇文章说明，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改造，凭空构造的知识分子“原罪论”的观点，此时已在知识分子身上发生了作用。五十年代，极端夸大工农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作用，其基本的思路就是要打掉知识分子的尊严，特别是人格尊严，所以要特别贬低他们在思想和理论上的贡献。
吴景超在文章中说：“党对于改造知识分子，是采取了多种多样方式的，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给知识分子以各种机会与实际生活接触，从接触中使知识分子改造自己。拿我个人来说，1950年我曾参加过湖南锡矿山的劳动保护调查，1951——1952年，我曾在西安及南宁两处参观及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5年我曾花了一个月的工夫，在山西视察工厂生产及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在每一次的实际工作中，我都解决了若干思想上的问题，在感情上由逐渐与劳动群众一直到近来便有打成一片之感。这对于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1956年11月号《新建设》杂志还发表了吴景超一篇《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积累与消费》，这是纯粹的应景文章。
1956年7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势下，吴景超开始有限度地恢复他当年敢于说真话的习惯。
1956年7月号《学习》杂志在“百家争鸣笔谈”的栏目下，发表了吴景超的文章《“百家争鸣”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吴景超虽然说话非常谨慎，但他还是委婉地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表达出来。他说：“在我们的专业中，把我们对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就是‘百家争鸣’这一政策所要求于我们的。因此，我们不能再‘噤若寒蝉’，那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责任感；也不要抱‘一鸣惊人’的想法，那是庸俗的名位思想在作祟。我们争鸣的动力，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出于衷心拥护我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政策。既然如此，‘争鸣’的‘百家’，就应当欢迎批评与和我批评。在我们的社会里，批评不应当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观点出发，受批评的人也不应当把批评和个人的面子联系在一起来考虑。批评是与人为善；自我批评就是改正错误，提高认识，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了这种认识，就可以在‘争鸣’的过程中，避免无谓的人事纠纷，而使我们共同的事业，能够迅速地走向胜利。”
1957年1期《新建设》杂志在“一得之见”栏目下又发表了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这是吴景超在1957年受到批判最多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本来也是非常有节制地对1949年以后取消社会学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起因是1956年，吴景超在《真理报》上看到了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费多塞也夫的一篇介绍苏联社会学命运的文章。不久吴景超和潘光旦、严景耀、雷洁琼又和参加过当时国际社会学第三次会议的波兰科学院的奥尔格尔德·魏得志有过一次谈话。吴景超说：“这一切，使我想到中国的社会学往何处去的问题。”吴景超那时说话已经非常有分寸感，他是在先有了“资产阶级的学者，以社会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抗”的前提下，在说完“整个地说来，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其立场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以后，才说了：“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在这一门课程中，可以利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来丰富历史唯物论。”吴景超说：“旧社会学还有其它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与统计，社会调查（都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都可并入社会调查之内），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部分，都可酌量并入其它学院有关各系之内。开设这些课程，当然不能采用旧的课本，讲授时也不能采取旧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但是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吴景超的这篇文章非常客气，也非常小心，但就是这样，他还是让人抓到了把柄，成了著名的右派。当时在本期《新建设》杂志“一得之见”栏目下共发表了三篇文章，另外两篇是张岱年的《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李长之的《文章长短论》，这三个人在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
1957年3期《新建设》杂志发表吴景超《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一文。在文章中吴景超再一次得出了：“中国必须实行节育，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因而降低人口的自然加增率”。同时吴景超还对当时把主张节育认为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答辩。
1957年4月10日，《新建设》杂志邀请在北京的部分社会学家，就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座谈。1957年7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了座谈会纪录摘要。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过言的人，后来差不多都成了右派。他们是陈达、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吴文藻、林耀华、袁方、张之毅、胡庆钧、全慰天、王康、王庆成、张绪生、沈家驹等二十余人。吴景超的发言题目是《一些可以研究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发言很简短，基本是重复他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中的观点。在这次发言中，他还特别提出了像“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过去中国也没有搞过，我看将来也可以搞搞。”的建议。
1949年以后，吴景超本来在学术研究上已消失了以往的锐气。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非常谨慎地说了几句话，但从此基本上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在随后到来的反右派运动中，吴景超成了鼓吹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代表。虽然他不得已做了《痛改前非，努力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检讨，48但他个人的命运已无法改变。
1957年9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孙定国的长文《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吴景超是其中的主要批判对象。
1957年10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关锋的《“不通”和阴谋——斥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关锋认为吴景超的文章是“章罗反动联盟的大将们，公开谈‘恢复’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的第一篇文章”。
1957年11月号的《新建设》杂志又发表邓初民的长文《从阶级观点剖析右派分子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政治阴谋》，在文章中，吴景超也是重要的批判对象之一。
1958年6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刘炯忠的文章《驳斥吴景超关于旧中国贫穷问题的荒谬观点》。这篇文章集中批判了吴景超早年的社会学观点，特别是吴景超早年关于中国社会的基本分析。五十年代对吴景超社会学观点的批判，现在看来都是不值一驳的，因为在那样的时代里，那些批判文章都是先认定了批判对象在政治上成为敌人，在学术上就更没有说话的余地的前提下写出来的，因而那些批判文章都是蛮不讲理的。
1958年9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一心《驳斥吴景超关于国家的荒谬观点》。这篇文章从国家的概念、起源、职能、类型和形式等方面，对吴景超早年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文章是以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为主的强调一切以阶级为观察社会事物的方法，文章认为吴景超早年错误的学术观点，现在看来，正是吴景超在学术上有贡献的地方。当时批判吴景超的重要文章还有许征帆的《揭露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一文。49
据说，划吴景超为“右派”的理由，包括：（一）民盟盟员；（二）鼓吹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三）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四）提倡大学教授聘任制、不受政府委派等言论。从此吴先生便不许再事教书。随着降级、减薪、思想检讨、自我批评、思想改造、集体学习等种种责罚，纷至沓来。其最富于讽刺意味的，即派遣景超先生再渡到社会主义学院去重新学习。吴先生从德文、俄文所研习到原始的马列学说，均被弃如敝屣，认为是误解，却要再从不通外文的土共去学习‘逾淮之橘’。只有在这种反常的、一片如痴如狂的情形下，才能使人充分理解到当年屈子在行吟泽畔所哀诉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沉重心情。”“这时吴先生因不准教书，仍希望能对文化科学，有所贡献，遂利用外文知识，从事翻译工作。几年间，他翻译了大量教材论文及讲稿，经他翻译出来的作品，当然都达到了极高的信、达、雅水准。一九六零年后，吴先生变成了‘摘帽右派’这个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泡制出来 的怪诞头衔。这时吴先生虽迭遭迫害，饱受冲击，仍然坚持作全面调查，想为中国的富强尽力。就是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他仍然写过《搞活区域经济》的文章，提交政协讨论。总之，由于景超先生高尚的节操，纯洁的情绪，凡是对社会国家有利之事，总是想以全神贯注，不计得失利害。”50
吴景超一生的学术道路，以他早年在清华和国民政府时期最为顺利。1949年以后，他选择留在大陆，结果使他在学术上没有再出现曾经有过的辉煌。在吴景超那一代学者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很快能与新政权达成平衡并真诚地试图放弃自己早年思想和学术精神的人，反而受到的伤害最重。像吴景超、费教通、储安平、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钱端升等等，他们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于新时代的到来充满幻想，他们在一夜之间似乎就放弃了自己整个人生的信念，最终产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李树青曾感慨地说：“这也算是树大招风，盛名之累罢。”51与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判断相比起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在多大程度上已内化为他们的人格力量，这还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去世，终年67岁。死后火化，骨灰由一位堂弟携返故乡歙县安葬，一代知名学者，在绝望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1980年10月17日才获平反，他的学术著作至今没有重新出版。
注释：
1、2、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民国37年5月），页235、156
3、《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4月），页110、111
4、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民国73年），页1344
5、6、28、《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第12册、第16册
7、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6册（台北：联经出版社，民国73年），页2052、2054
8、9、10、15、16《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8册（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页541、 542、544、546、547、549.
11、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页2374
12、13、14、46、50、51李树青：《纪念杰出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台北：《传记文学》46卷1期，页70、71、72、73、74）
17、19、《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79年），页302、361
18《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2月），92页
20、《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85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年12月），页482
21、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1卷1期，1935年，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经济言论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8年），页10、15、17
22、《新月》1卷第10号
23、《新月》3卷第3号
24、见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自然杂志》第13卷，1990年第12期。转引自张秉伦 徐飞《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及科学价值》，（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6期），页36页
25、《独立评论》影印本（长沙：岳麓出版社，1999年），本文引述该杂志的文章，只注明期号。
26、 27、29、《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8月），页101、102、89
30、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9月），页19
31、《新经济》半月刊第8卷1 期，转引自《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页18、21
32、《世纪评论》2卷3期，1947年，转引自《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28页）
33、《新路》1卷2期，页3、页9
34、35、《新路》1卷7期，页9、页8
36、37、38、39《新路》1卷15期，页6、页11、页9、页10
40、《观察》3卷3期，页12
41、《观察》5卷12期，页6
42、（《清华校友通讯》复15期60页）
43、44、《从土地改革谈到抗美》（《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6月），页74、78
45、（《从翁文灏日记看撰写坦白书的痛苦过程》，台湾《传记文学》36卷4期36页）
47、1955年7月号《新建设》7页
48、《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4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57年9月），页15
49、《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派斗争材料选辑》，（北京出版，1957年10月），页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