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文中国作证 在中国各地的书房里，隐居着许多耄耋之年的文化老人，他们的成就，我们“须仰视才见”，他们的生活，却是“万人如海一身藏”，但读者肯定像我们一样，渴望知道他们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是如何思索和生活，又是如何面对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的。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个《文化名宿》的栏目。我们希望通过专访的形式，走近一批当代中国还健在的八十岁上下的文化老人，以期在这种具有历史备忘的重要意义的交流中，为人文中国作证。

希望更多的文化前辈以及他们的家人、学生，能支持我们这个栏目的工作。

——《文化名宿》·题记

在燕园曾经住着四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四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四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九十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笔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八十五岁上才分到房子。这是套极普通的三居，张先生说: “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半新着，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得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 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个过程他用了至少五分钟……我一直随他身后，心下发紧，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我问；“那么你躺在病床上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的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你怕死吗？你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你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你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你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至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了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 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你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既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说的是1947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揪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揪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慌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要活不成，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

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在病中。“死亡”也许是他最忌讳的话题。可是他谈得是那样坦然，那样深刻。我想只有把生与死彻底悟透了的“得道高僧”才会有如此达观的心态。

○ 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

我问：“在死之前你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你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你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是情人，你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你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你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你这样看重男女之情，你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得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 我与杨沫，“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你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你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么感情呢？”

“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文革时杨沫单位的人来外调，希望他说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辱骂，让他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是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多了。后来这个材料杨沫看到了，还写信表示感谢。

“在你的一生中情感经历颇为复杂，据悉，你十七岁时受父母之命在家乡便娶了一位妻子，好像还在一起生活过，她一直住在你家乡，直到八十年代才去世，对于她你是否有话可说？”

“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你能谈你现在的夫人吗？”

“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坦然处之。”

○ 我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

“你有四个女儿，三代毕业于北大，你认为新北大和老北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二女儿、二女婿，四女儿、四女婿，三女儿的女儿，四女儿的女儿加我一共有七个人毕业于北大。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

“你认为一个人影响一个时代这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不过古来如此。”

“你认为教育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德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德国人的力量；英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的力量。罗素主张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让孩子念。有人就担心，说你这样让孩子信什么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

“你的一生‘多疑’、‘存疑’从来不信什么，一生无信仰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人什么都不信也很难。”

“你信什么？”

“有些不明确表示出来的其实也是信。比方活着比死好，每个人都相信。”

“你相信‘生命的价值’是吗？”

“是的。其实不信很难。不说别的，不信宣传那就很不容易。我好像记得也是罗素说的，英国人问他谁最伟大，他回答得很简单，说谁能杀我谁最伟大。是呀，不只是英国人，哪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样，相信伟大的人物都能杀人。”

“你说的不信，首先是建立在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吧！一个无知的人他无法去不信。因为一个无知的人无法对一切事物作出判断，不能判断他如何去不信。”

“是的，要达到不信了，教育也就成功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够看看西方的书。”

“你认为中国人有信仰吗？或者说有宗教信仰吗？”

“中国人过去没有宗教信仰，严格按西方的宗教的定义来衡量，中国只有巫术，没有宗教。中国人讲实惠，让得到好处我才相信，才会感激，这是巫术。这和基督教不同。基督教认为得到实惠了，幸福是上帝赐予的，没有得到实惠，不幸，是上帝在考验我，还得好好修炼。”

“你是不是认为自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拿儒家的话说我认为最重要是‘心之所安’。信什么不信什么要受内心的指引，心里认为应该信那就信，这就是心之所安。如果你明明不信，是为了某一种目的，逼着自己去信，那就不是心之所安了。这种信仰是一种假信，为了个人私利。有些人也许不是为了私利，但他也不是内心真信，只是听到了宣传，盲目地跟着走。罗素有一本书叫《怀疑论集》，年轻人都应该看看。”

“总结一生你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合适？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

“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

“你一生最满意的著作是什么？”

“最用力的是《顺生论》。”

○ 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在五四前后中国产生了一批文学大家，比方鲁迅他们。可是1949年之后却没有产生一位能望鲁迅之项背的，这是怎么回事？”

“人若是只遵命，上面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当然就产生不了大家。特别在文革时期，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这怎么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吴祖光曾当面跟我讲，曹禺一次因病住院，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两人谈得很深。曹禺认为这些年没有一点成就，是混过来的。吴祖光说，我看你这些年就是太听话了。曹禺一听从病床上跳起来，拍案大叫，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太对了。”

“所以我给现代年轻人一个忠告，这就是多念书，少信宣传。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

在采访张中行先生之前，我曾见到由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章时，季先生用了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季先生的这段话可用四个字概括之，叫“文如其人”。我曾读过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如今又有幸和张中行先生面对面交谈。我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文如其人。他平和，但平和中却有激情；他不信，但不信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他温情，却柔中见刚；他淡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犟。在采访张中行先生时，我曾临时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突然结束了我的采访。

我问：“在你一生中你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他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如果他（她）忏悔了呢？”

“忏悔应有具体表示呀！其实忏悔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忏悔。多少次运动给人家戴帽子，后来他说给人家戴帽子不应该。不应该就算了，你已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了，你说不应该又能怎么样？”

“除了这种因政治运动而整人之事，还有什么事不能原谅？”

“有些事会影响一生，让你无法原谅和宽恕。”

“什么事影响了你的一生？”

“不好说……”

“那你一生中有内疚的事吗？”

“谈不上内疚。但人一生做那么多事哪能样样都对。如果做得不对，心里自然不会坦然。”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说出你认为比较内疚的一件事？”

“我举不出来。我一生中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对不起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