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应试教育就如同不断恶化的空气质量：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大家都习惯了，仿佛这已经不是一个毛病，而是一个特色。想上名校，就得有为了考试而学习的觉悟。

可是河北衡水中学还是有本事把应试教育的问题玩得更大了。据报道[1]，衡水中学是这么准备高考的：洗脑式的激情教育、高压式的管理和控制、反人性的成功学。学生们打饭跑操都带个小本子记单词，禁止任何娱乐活动，连课外书都不能看，“一名高一女生因为感冒嗓子疼，在自习课上喝了一口水，班主任便通知其远在邢台市的母亲来校，女生则含泪站在保安室写作业……”

如果高考是一场不得不打，而人人又都不想打的战争，在这个各方一再呼吁裁军停火的时刻，衡水中学正在加剧军备竞赛。

衡水中学这么做对吗？过分的应试教育会不会损害中国人原本就不强大的创造力？那些更有创造力的学生会不会被衡水中学的野蛮打法抢了机会？

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一个问题：高中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直观的答案当然是高中是用来传授高中知识的地方 — 但这个答案是错的。

蓝翔技校才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普通高中所学的大部分知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无用处，绝大多数人高考之后一辈子也不会再用到椭圆参数方程和甲烷的分子式。高中知识甚至无用到对本专业都没用的程度，一个职业作家面对高考语文试卷几乎不可能取得高分，他甚至可能连作文分都高不了。

我们当然也会在高中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但高考试题早就远远超出了“有用”的范畴。想要学会解答高考试题，必须经过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这些训练并非以“对真实世界有用”为目的，而是以考试为目的。所以高中知识不是全民健身，而是竞技体育 — 就如同举重运动员的训练不是为了学习怎么往楼上扛冰箱一样。

高中的最根本目的并不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而是把人分类。从高中毕业出来，一部分学生将进入著名大学，他们日后会有很大的机会获得一份高薪而体面的工作。一部分学生只能进入普通大学，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上不了大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社会挑选，但高中这一次可能是最重要的。高中，是个把人分类的机器。

命题者设计那些刁钻古怪的高考题，并不是因为这些题目有实际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够难！当然解题也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意志品质，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有足够难的题目才能更好地把人和人区分开来。

也许有人立即会说这是一个邪恶的制度！为什么非得把人分类？人的技能难道不是连续变化的吗？艺术和社交这些高考不考的项目不是也很重要吗？有很多没上过名校的人不是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吗？是。但是你得先了解一下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

为什么会有人失业

最理想的市场中不会有人失业。如果劳动力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你只要愿意拿比别人低的工资，就可以得到任何工作的机会。但是在现实中，只有非常低端的工作才是这样。

比如说农民工。最近我看网上一篇业内人士写的关于建筑业农民工的文章[2]，说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跟农民工素质低也有关系：毫无纪律性，想挣钱了就来干几天，对工作不满意或者赶上农忙了说走就走，包工头不得不再重新找一帮工人，工程进度和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其实这个“素质问题”绝非中国农民工所特有，一百年以前，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面临同样的局面。

当时福特推出的新车型彻底改变了汽车的制造方式，工厂不再依赖拥有高技能的熟练工人，任何人来了都可以迅速上手，这使得亨利·福特根本不担心招不到人。跟现在中国工地的包工头一样，他的烦恼在于工人的士气太差。活儿太累，工作时间太长，工资也不高。工人们常常干不了几个月，甚至干不了几天就不来了，等实在没钱花了再回来，流动性非常大，而且来了也不好好干。

于是在1914年，福特推出了一个新政策。他把福特公司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 — 这相当于市场平均工资的两倍多，而且把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到8小时。

这份工资足够工人稳定地养家糊口了。工人们不但第一次对工厂有了一份感激之情，而且开始珍视自己的工作。他们主动努力工作，生怕被解雇，队伍实现了空前稳定。所以中国包工头应该学学福特公司，不过这不是本文重点。

关键在于，这份远高于市场供求水平的工资使得人们挤破头地想要成为福特的工人，甚至为此引发了一场骚乱。这可能是史上第一次，有人想干个体力活都干不成！[3]

福特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标准来选拔工人，比如其要求你家里必须干净体面。这些标准跟工人能不能干好活关系并不大，它们的作用在于淘汰人！一个有幸进入福特公司的人和一个没被选中的人之间很可能根本没区别，唯一问题仅仅在于名额有限。

福特公司这一招，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意义。哪怕是“谁来了都能干”的工作，企业也不希望“让谁都来干”，而希望员工都有一定的忠诚度和凝聚力，并愿意为此支付一个更高的工资。至于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就更是如此。中国过去曾经允许任何略懂医术的人作为“赤脚医生”行医，而现在没有正规医学院学位根本不允许你给人看病。用一个高准入标准和高工资来保证医生工作的稳定性和士气，才是正确做法。

这就需要用一些门槛把一部分人挡在外面。这些门槛应该给人公正的感觉，好像得到位置的人真的是靠能力得到的一样。实际上往往有能力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门槛的作用就是明明他有能力，我们还是因为名额有限而找个借口淘汰他。这就是为什么据说有的作家评个职称也要考英语。

学历就是最好的门槛。

竞争游戏

我们来玩一个叫做“婚姻超市”的经济学思想实验[4]。假设房间里有20个男生和20个女生。他们要做一个两两配对的游戏，只要配对成功 — 不管有没有真爱 — 就可以领取100元奖金走人。我们可以想象奖金大概会被平分，男女各得50元。

现在假设参加游戏的男生少了一个，20个女生必须争夺19个男生。女生们为了拿着奖金离开，会怎么做呢？她们应该贿赂男生。只要你愿意跟我配对，我宁可多分给你一点奖金。

这游戏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只要有一个女生给男生加价，其他女生就不得不跟着加价。如果所有女生都不想被最后剩下一分奖金都拿不到，她们就会竞相加价。在极端情况下，女生们最后同意自己拿1分钱就行 — 这样每个男生都可以得到99.99元！可惜就是这样，最终还是有一个女生什么都得不到。

这些女生完全可以坚持拿50元不动摇，可是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被剩下，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付出更大的代价。

考大学就是这样的游戏。名校是一种稀缺资源。只要想进入名校的学生比招生名额多，高考竞争就一定激烈。如果所有高中生都不用功备考，大学也要招这么多人；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自己考不上而用功，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投入大量无谓的精力，大学还是只招这么多人。

高考竞争本来已经很激烈了，现在衡水中学的学生用了一个更激烈的方法来玩这个游戏。他们把游戏难度推到了极致，他们是第一个给男生出价99.99元的女生。

所以人们当然要问，你们这么玩会不会把游戏玩坏了？你搞考试军备竞赛，会不会绑架全国高中生只为考试而学习，乃至于影响中国的创新大业？

不会。

国家是因为教育而富强的吗？

韩国的高考竞争，比中国更激烈。首尔、高丽和延世大学是韩国三所最好的大学，其录取不看别的，只看考试分数，体育文艺家庭背景都没用。韩国所有大公司高管都来自这三个大学，CEO之间常常是校友关系。上与不上这三个大学，未来工资水平有天壤之别。

韩国高中生的学习时间并不比衡水少。他们要在学校呆一整天，晚上还要去上私立的补习班。这些补习班是专门传授考试技术的地方，比白天的公立学校重要得多，据说一个最著名的补习老师一年能赚400万美元。衡水中学对学生实行量化管理，而韩国的学校对老师也实行量化管理，用一系列指标评价老师提升学生成绩的能力，最好的老师像明星一样被抢来抢去。

为了高考，韩国人甚至正在慎重考虑是否应该实行男女分校。韩国人研究发现学生的高考成绩主要取决于其上自习时间的长短，为此他们认为男女同校是个不利因素[5]，因为数据显示男女同校的学生自习时间比单纯的男子高中或女子高中学生少一小时。相比之下衡水中学虽然禁止学生谈恋爱，毕竟还是男女同校。

自习时间越来越长对孩子成长也可能不利，韩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搞了个停火协议 — 晚上11点之后禁止补习班上课，并且让群众有奖举报哪个补习班到点了没有放学。居然有人靠举报补习班一年挣了25万美元[6]。

可是韩国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似乎都没被高考的军备竞赛所影响，它是亚洲科技创新最强的国家之一，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中国。不但如此，这么强大的考试文化之下，韩国居然培养出了比中国更多的优秀足球运动员，他们甚至在电影电视剧和音乐方面也比中国强。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常识上认为教育强才能国强，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但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实际上如果你查看历史记录，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其实是在这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以后才起来的。台湾省1960年的识字率比菲律宾低，人均收入只有菲律宾的一半，如果教育决定经济增长，那么那时候的菲律宾应该别台湾更有增长潜力。然而事实却是现在台湾省人均收入是菲律宾的十倍。类似地，韩国在同一时期的识字率比阿根廷低很多，人均收入只有其五分之一，而现在韩国人均收入是阿根廷三倍[7]。

事实上中国大力加大教育投入也是近年经济高速增长了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过去经济增长之前很穷的时候，教育更穷 — 但是“穷教育”并没有耽误经济增长。

所以也许不是教育水平决定经济增长。也许是经济增长了以后，社会上有了更多高薪职位，人们为了能得到这些职位才对教育产生更大需求[8]。没有一个好的教育系统培养众多高素质人才，当然搞不了创新；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创新的工作机会，那么它也不需要创新人才。人才和工作机会其实是共同增长的，而历史数据似乎显示，工作机会必须先走一步来带动教育发展。

人才并不神秘。在市场作用下如果一个高科技公司需要某一方面的人才，它就一定能找到这方面的人才。韩国完成了产业升级，它给年轻人提供了大量高水平工作，年轻人自然就会为得到这些工作而努力。他们可以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学到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东西，甚至可能大学也教不出什么有用知识，他们更多地是在工作实践中学习 — 前提是他们首先得能进入一个好大学。至于学生在高中这几年是否花了太多时间准备考试，可能对国家经济真没什么大影响。

穷人和富人：谁更应该上名校？

我并不是说教育不重要，教育对个人非常重要。众所周知有名校学历可以大幅提高一个人毕业后，甚至是一生的收入水平。但这里仍然有个因果关系问题。一个能考上名校的学生必定是非常聪明的，那么他未来的这个高收入，到底是因为他聪明而获得的呢，还是因为他上过名校而获得的？

也许一个聪明学生因为种种偶然原因 — 也许临场没发挥好，也许他更喜欢家乡的大学 — 能去名校而没有去，他未来还能获得同样水平的收入吗？

两个美国经济学家，Stacy Dale 和 Alan Krueger，考察了将近两万个高效毕业生在毕业十年到二十年的收入情况[9]。首先很明显名校毕业生收入更高：一个1976年进入常青藤名校的学生在1995年时的平均年收入是9万2千美元，而对比之下如果他当初上的是个普通大学，收入将只有7万美元。

但这个研究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它考察了那些有本事上名校但是最终去了普通大学的人。在一项统计中，519个学生同时被名校和普通大学录取，结果他们后来的收入是一样的 — 不管他们当初选择了名校还是普通大学！更进一步，只要这个学生有很好的SAT（相当于美国高考，但可以考多次）成绩，哪怕他因为什么原因被名校拒绝了，他最终的收入还是跟去了名校的学生一样好。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研究，对聪明学生来说，上不上名校并不重要。你走这条路能成功，走别的路也能成功。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足够复杂，而市场足够有效，以至于一次没被选中也无所谓。所以如果你有足够能力，没去成复旦去了中南大学并不耽误你将来的收入。

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学生的家庭因素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这个有点出乎意料的结论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好使。这个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上名校对他影响巨大，可以说第一步走错以后想出头就很难了。所以如果你来自低收入家庭，不管中南大学校长多会吹，能去复旦就千万别去中南。

那么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到底差在哪了呢？可能是社交能力，可能是找工作时来自家庭的直接帮助，也可能是综合素质，比如说想象力。有条件的家庭根本不会让孩子一门心思考试，他们会想办法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这样的孩子将来显然会有更多机会。

但想象力是个很奢侈的追求。2014年一项最新研究[10]发现，以基尼系数为标准，收入分配越平均的国家，其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越强调“想象力”，教育手法越宽松；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家长越强调“努力拼搏”，教育风格也更独裁。而中国是后者之最极端例子。

如果你的竞争压力不大，甚至上哪个大学找个什么工作将来收入都差不多，你一定有闲情逸致搞想象力。如果面临考不上名校未来收入就必然不行的局面，你最好还是先考上再想象。

在这个基尼系数高达0.47的时代，衡水中学学生们想象力非常有限。而对富裕家庭来说，既然上不上名校与收入无关，就完全不必担心来自衡水中学的竞争。他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孩子送到国外读大学，完全不耽误想象力。

美国大学录取学生并不只看SAT成绩。各种文体才艺、在高中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当过志愿者做好事，都是重要考虑因素。这些标准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利。你要才艺，我可以聘请最好的花样滑冰老师；你要名人推荐信，我认识你们校董；你要领导力和社会公益，我甚至可以出钱把孩子就送到边远国家当志愿者刷经验值。

衡水中学的大多数同学恐怕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羡慕那些出国上大学的孩子吗？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不埋怨这个社会。报道说在学校洗脑式的教育中他们的精神面貌非常积极向上。他们高喊着“拼直到赢，拼直到成”之类的励志口号，充满正能量。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拼搏，就有资格 — 而且也有可能 — 对中国的好东西分一杯羹。

而大人们应该做的就是向他们保证：你想的是对的！— 这难道不就是中国梦吗？

[1] 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专题，《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作者李斌。http://zqb.cyol.com/html/2014-10/23/nw.D110000zgqnb_20141023_1-03.htm

[2] 这篇文章叫《关于农民工讨薪那点事儿》，作者@裸枪，http://www.weibo.com/p/1001603800923997626634

[3] 蒂姆·哈佛德在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Strikes Back 一书中提到此事时开玩笑说，“亨利·福特发明了失业”。

[4] 这个实验来自蒂姆·哈佛德 The Logic of Life 一书。

[5] 环球时报：韩国媒体称男女同校就读影响学生高考成绩，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3-28/4683441.shtml

[6] 此事来自 Amanda Ripley, 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 一书。

[7] 这些数据来自 Nicholas Taleb， Antifragile 一书第14章。

[8] 经济学家 Alison Wolf 在其 Does Education Matter?: Myths About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9] 这项研究的介绍见于 http://www.nytimes.com/2000/04/27/business/economic-scene-children-smart-enough-get-into-elite-schools-may-not-need-bother.html 和 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1/02/21/revisiting-the-value-of-elite-colleges/

[10] Matthias Doepke, Fabrizio Zilibotti, 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 11 October 2014, VOX CEPR’s Policy Portal. http://www.voxeu.org/article/economics-pare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