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随之发生了裂变，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核心化；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减弱，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极大地降低，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被打破，出现了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倾斜现象。笔者将之比喻为：眼泪往下流现象。代际倾斜使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冲击，很多老年人因此面临晚年生活的困境；代际倾斜还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化不利，它不利于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年轻一代。家庭代际关系倾斜是由于制度变迁、人口增长与老化、家庭变迁以及价值取向的变迁等原因造成的。构建一个老少和谐、代际融合、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风尚是现代和谐社会的迫切需求。
关键词：家庭；代际关系；倾斜；社会化；养老
之所以用“眼泪往下流”来比喻家庭中代际关系倾斜现象，是笔者对此社会现象的困惑及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后的一个结论。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分化和解体，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因此减弱。现代社会中契约化的人际关系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血缘纽带维系的家庭关系，使代际关系中原有的双向平衡的抚养和赡养关系被打破。代际关系的重心迅速下移，并严重向下倾斜。传统社会的家庭中心是老年人，而现代家庭的代际重心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孩子。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亲代对子代有极大的付出；反之，子代对亲代的赡养、照料和慰藉却是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部分不敬、不尊、不养；或者有养无敬、有养无爱的情况。代际关系的倾斜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严重的冲击，由此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代际关系的倾斜还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化不利，它不利于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年轻一代。那么，现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一改几千年的道德伦理规范，从“尚齿”、“尊老”、“养亲”、“无违”的伦理传统中走出来，改变了“父慈子孝”、“尊老爱幼”的传统代际关系模式；选择了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漠视对父母等老一辈的关心和照顾的“重幼轻老”的价值取向？为什么会形成现代家庭代际关系重心向下倾斜的社会现象？换言之，眼泪为什么会往下流？现代人为什么只重枝叶不重根？即是问：亲子间的关系重心为什么向下倾斜？家庭问题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领域，但思考和研究的角度各有不同，本文着重讨论的是现代家庭代际关系倾斜的原因，及这一社会现象对家庭养老功能和年轻一代社会化的影响。
一、国内相关研究的简单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代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广义的角度说，是就宏观社会而言，指社会层面上因地缘、业缘和其他关系产生的不同代际之间的交往关系。从狭义的角度说，是就单个家庭内部而言，指家庭中因血缘和姻缘而产生的关系，即亲代与子代的关系。“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等诸方面。代际关系通常是指代与代之间通过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诸多中间媒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呈现出不同态势的胶着状态。实质上，代际关系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体现，是相互的保障关系。”[1]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是亲代抚养子代成长，待子代成年之后，反过来赡养年老体弱已丧失劳动力的亲代，这是一种基于公平原则的双向交流、双向平衡的“哺育”与“反哺”的关系；责任与义务对等的代际交换关系。“传统的代际交换是一个内容广范和持续时间长久的过程，它至少包括物质的、情感的、仪式的、声望的、象征的等多方面内容。”“这种代际交换中的公平逻辑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家庭、宗族及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2]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变迁导致了家庭变迁。因此，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等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学界非常关注的领域，其中对代际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不少重要成果。查询近年来国内的相关文献，主要有这样的三种研究方向：一是从人口老龄化角度分析代际关系变化对养老的影响。如：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家庭伦理道德建设[3]；21世纪老龄社会应该从多视觉设计家庭支持政策[4]；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代际关系出现下移等新走向[5]等等；二是从养老支持力角度分析代际关系的变化对养老的影响。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6]；不同性别角色在承担老年人家庭照顾责任时所体现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及承担的不同任务[7]；传统家庭养老所面临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挑战及其对策研究[8]；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分析[9]；选择跨地区进行比较的方法，研究社会变迁中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10]等等；三是对代际关系变迁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如：对社会转型期代际关系面临的代际供养倒挂、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等现象及代际关系变迁原因的分析及对策[1]；传统孝文化与代际网络结构的传承、变革与新的互动关系[11]；提出影响现代家庭代际关系公平交换逻辑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行政力量和国家意识形态[2]；在城市化加速及体制转轨背景下，中国老年人口的异质性与城乡代际关系的差异[12]；从伦理的角度分析“责任伦理”在城市居民家庭养老中的作用[13]；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动的方向和数量[14]；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关系的分析[15]；分析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如何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16]；代际关系紧张与大家庭分家有密切关系[17]；提出“文化反哺”现象已经成为与传统文化传承模式对应的新型文化传承模式[18]；对不同文化地区代际关系的比较研究，如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19].还有对代际冲突（“代沟”“代差”）等方面的研究等等。这些成果拓展了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内涵，构建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基础，有些并被相关政策部门采纳。
但是，这些研究均未对代际倾斜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进行专门探讨。为此，本文提出了“眼泪往下流？”的代际倾斜现象及其原因分析，以及如何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如何使年轻一代健康成长？等问题。并提出理论假设：⑴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家庭的变迁影响了现代家庭的代际关系。⑵时代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利益格局改变和权利的再分配，对现代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之一就是代际关系重心下移。⑶人的自私本性表现在代际关系上便是通过关注下一代实现自我价值的延伸，“利他”的实质是“利我”。
二、代际关系倾斜的现象
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方式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是一种“反馈模式”：父母抚养子女，子女成年后赡养年老的父母。是一种双向交流、均衡互惠的代际交换模式。但是，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给家庭代际关系带来巨大冲击波：父辈的权力和权威日益减弱，子辈的（经济等）实力和独立性越来越强；家庭利益分化，亲子之间出现新的矛盾；一方面子女由于社会竞争的压力，工作事务繁忙，无暇或无能力或不愿尽心意照顾父母；另一方面父辈又过度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将有限的精力、时间和关爱都给予了子女。出现了“养老不足，爱子有余”的代际重心下移的现象，社会学者称之为“代际倾斜”。
1、家庭变迁中的代际关系
伴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也随之发生了裂变：
（1）传统家庭结构分化。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
核心家庭关注的重心往往是下一代，老年人因不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而失去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又由于劳动力流动领域范围增大，一些子女成为外地移民或外国移民，老年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独居户比例上升。而现代社会中多数子女在工作后自立，选择与父母分居，难以像过去一样在父母身边尽孝心和尽照料的义务，代际关系日见疏远，代际之间矛盾加剧。
（2）家庭功能衰落或外移。由于现代社会中大规模专门化的正式组织的兴起及大家庭的解体，家庭部分功能已经被正式组织所取代，家庭功能明显地减弱或外移。例如，家庭的生产功能被工厂等经济组织所取代；与生活消费联系在一起的衣、食、住、行等家务劳动被生产组织和服务机构所取代；儿童社会化等功能被学校、大众媒体等所替代；甚至于部分养老等功能也被养老院、社区服务性行业等逐步取代。“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养老方式从单纯地依赖血缘网转向依赖社会网。”[11]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教育、医疗保健、社区服务的发展，也使人们极大地减少了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代际之间的血缘纽带变得不紧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3）社会化的方式和内容发生改变。人的社会化原来主要由家庭执行，现在变为由家庭、教育机构、工作单位、大众传媒及同龄群体等方面来共同完成。社会化的环境不断扩大，教育机构和工作单位的专门化，使同龄群体以及业缘群体在人的社会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并且这种社会化所包含的领域扩大，它扩展到学习、工作、闲暇活动和人际关系等各个社会领域，这使得年轻一代对上一代的依赖性大为减少。同时，社会化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知识和生活技能成为社会化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化主题和社会化任务变化非常迅速，使年轻一代的社会化更多地依靠社会而不是家庭来完成。
（4）代际之间权力发生转移。传统社会中老年人是一家之主，具有绝对权力和权威。
他们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财产的拥有者，因此具有管理权、教育权、分配权等权力和权威。
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老一代失去了知识更新的能力和经济优势，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因而失落了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第一，现代化的进程使年轻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超过老一代，因而在文化方面年轻一代有文化水平高的明显优势。第二，现代化过程中，年轻一代在经济上能很快地独立，收入甚至于超过老一代，因而在经济上老年人失去了传统的支柱地位。第三，现代文明是属于“年轻的文明”，年轻一代能很快地掌握现代化的信息、生产、生活技能，现代生活中出现的“文化反哺”现象。家庭话语权已经从老一辈转移到年轻一代，传统社会中长幼辈份有严格的伦理等级，父母对子女来说总是有理的一方，晚辈绝无资格评论或指责长辈；而现代社会生活中，子辈不听取长辈的意见，不尊重长辈甚至于指责长辈的事时有发生，甚至因此成为他们不赡养老人的理由。
（5）家庭角色的变化。传统社会的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权威的角色。不论他们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生产和生活中的权威，都受到社会和家庭成员的敬重。而现代社会中亲子两代的角色差异，不仅仅是抚养与被抚养的角色差异，还有知识结构的差异，资源财富的差异，权力声望的差异等，必然在角色功能上产生较大变化。当晚辈的知识、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长辈时，家庭的角色敬重也就发生转移了。特别是，“在我国传统的主干家庭中，独生子女是少数，多子女则是普遍情况；而在其子女的家庭中，独生子女的情况则是多数现象。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的核心。现代社会，子女独立后一般都与父母分开居住。老年人的父母角色弱化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也就淡化了。老年人作为社会一个弱势群体产生孤独寂寞感。”[1]父母角色的权力与威望也因此失去。
2、传统人生观、孝道观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的尽孝观念在淡化。中国传统文化对“孝”的解释是“子承老也”，通过“子承老”实现家族生命的延续。个体把自我生命的过程融入历史长河之中，尽孝实际上就是对家族生命价值的认可，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所在。而现代人对本体生命价值的认识是注重现在的自我价值实现，现在的自我生活是否得到满足。
何况，现代“年轻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尽孝是属于社会意义上的概念。目前社会资源已经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作为纳税人，向社会尽了义务，是否还要在家庭中尽义务？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年人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甚至导致下岗，并影响其子女的教育成长。”[1]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影响到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意愿。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家庭观念在淡化。
现代人除了主观原因外，先赋的家庭因素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家庭背景对个人成功决不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多地取决于他的努力和进取心，家庭观念因此日趋淡薄，人们对养老的责任感更加不予以重视。尽管现实生活中家庭代际关系仍然是传统的亲子两代的角色身份，但是子代对亲代的赡养更多地是由于父母的角色身份而尽的义务，而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出于“尚齿”、“尊老”的尽孝观和以家族生命为本的伦理价值观。现在的代际关系是向有所疏离的平等互惠的契约化方向发展。
3、生活方式的代际倾斜
现代化生活使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现代人推崇科学和理性，以实际效益作为评价事物和行为的标准，珍惜时间的价值；这与传统的生活方式所推崇的“圣化”的行为标准和规则，注重礼节，受严格约束的行为方式大不一样。加之现代生活的多元化、大生产的快节奏等都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缓慢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不同。对于对这种高效、快速的新生活，年轻一代无疑地更愿意也有能力去接受；而老年人受思想观念、知识结构、身体承受力等因素影响，必然对现代化的知识、技能和生活方式采取回避、抵制等态度，因此造成代际之间的差距和矛盾。由此还出了现代际之间的“文化反哺”的现象。
4、代际互动出现错位：代际关系重心下移
现代家庭代际互动中出现尊老不足，爱子有余的普遍现象。一方面是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有的子女还要求老人担负起照管孙子和承担家务活的责任；有的“子女由于（失业、下岗等原因）经济状况不好，家庭中出现经济供养倒挂现象，由离退休父母向子女或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下岗职工从社会保险的缴费人成为基本生活费的领取人，社会赡养资源也由此减少。”[1]另一方面，子女对自己的下一代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和财力，甚至出现“过度关注”的情况，这就是本文提出的“眼泪往下流”的代际重心往下倾斜的现象。这种“重幼轻老”的价值取向，往往会引发亲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代际关系的紧张。
但是，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还有另一种自愿向下一代倾斜的现象。例如杨善华等学者在对“责任伦理对城市居民家庭养老”的课题研究中所分析的那样：对大多数老年人而言，他们并不是一定要靠他人的帮助走完自己的一生；更多的“老年人到了需要帮助的时候，出于尽量减轻子代负担的责任感，他们会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减少需求等途径，尽量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生存需求，达到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的目的。”[13]就是说，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除了均衡互惠的公平交换逻辑的原则外，还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和伦理因素的影响。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在人的生命价值观中，“家族的绵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永远不可解脱的情结。正是这样的情结使得他们永远不忘自己对子孙的责任。”正是这“责任伦理”使得老年人总是要求自己做不计回报的付出，也使老年人自觉选择了对自己高标准要求和对子女的宽容态度。“他们总是为子女着想，对于子女在‘孝’的方面未能尽到的责任给出自我满意的解释，所以他们决不会挑剔自己的子女；而子女只要在这方面做了一点一滴的事情，他们就会非常感激非常满意。”[13]这是一种“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眼泪自愿往下流”的代际关系倾斜。现代人之所以会做出“只重枝叶不重根”，“重幼轻老”的价值选择，其生命价值实现的文化情结和责任伦理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三、影响代际关系倾斜的因素
1、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在“家天下”的政治制度背景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整个社会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其原因：一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经济活动范围狭窄，人们的生产、生活大都局限于某一区域。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机制，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物质、知识、技能等资源主要是从父辈手中获得，代际间的传承活动是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关键，这使得亲子两代之间的冲突因此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由于生活空间的地域限制，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社会关系因此相对简单。人际关系中对血缘和地缘的认同非常强烈，人际之间的信任与认同更多地是源于一种先天性的亲密关系，这使社会成员的交往容易形成“熟人社会”，代际关系因此密切和谐。三是家庭承担了人在社会生存发展中的各种功能，家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非常重视代际关系的和谐，这就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平衡巩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现代社会制度使以血缘、地缘为联系纽带的封闭社会结构变成了以契约为联系纽带的开放的社会结构。现代化建设及随之而来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给传统家庭代际关系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第一，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子代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不必完全依靠父辈和家庭的传承和支持，而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取得成功；独立谋生的核心家庭增加，父辈控制子辈的经济手段大大减弱，代际关系松散疏远。第二，“政治程序对资源的代际转移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是年长一代控制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分配规则的制定，那么整个社会制度的设计就会倾向于老年人；年轻一代在这种强制性的代际资源转移时处于不利状态。当年轻一代普遍意识到这种弱势地位时，就会产生宏观层面上的代际关系紧张。”[12]第三，孝道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维系的代际关系的力量在减弱。由此出现代际重心下移，代际关系弱化，代际矛盾冲突加剧等与传统双向平衡的代际关系不同的变化。但是必须看到，在有几千年家族传统文化的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也不可能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立即瓦解，代际关系只是相对弱化，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紧密联系，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永远不会消失。
2、人口变动影响代际关系
影响代际关系变化的因素中，人口增长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一，中国人口在近代以来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这使我国人口的基数很大。第二，同稳定的人口增长相比，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增长幅度突然迅速下降，造成新生代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下降，使得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年轻劳动力人口少于老年消费人口，生产者少于消费者，为此，社会经济实力就不足以支付社会化养老所需，这就势必增加家庭中子女养老的负担。第三，我国在200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由于社会的文明进步，老年人口平均寿命延长，需要赡养的时间必然延长。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增长失控的后果一样，都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养老危机，给子代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第四，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经济不发达阶段，未富先老的国情，使我们难以实现社会化养老的目的，也只能给家庭养老带来更重的负担。以上人口因素都会增加家庭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影响正常代际关系的维持。
3、家庭的分化与解体
家庭的裂变首先是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冲击。家庭规模的缩小和核心家庭的增多，由此而来的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空巢期和解体期（鳏寡期）时间增长，老年户增加，这无疑增加了子代对亲代的赡养时间、经济负担和照料的困难，使子代对老年人产生负担过重的埋怨。分离了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淡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使老人在空巢或独居中不但失去传统大家庭的中心地位，并且因成为子女的负担而处于家庭的边缘地位。代际感情在减退，甚至于有的产生激烈矛盾冲突。
其次是家庭功能弱化或外移，大家庭的解体和分化，使传统家庭承担的诸多功能产生转移。如上文所叙，家庭传统的生产、生活功能弱化，尤其是家庭经济赡养、照料功能趋向社会化，养老方式从单纯依赖血缘网向依赖社会网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代际间的亲密的关系，并使之产生冲突。
第三是家庭利益的分化。传统家庭中父辈权力和权威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家庭财产的控制。“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最基本的财产形式，是农业社会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子辈只有通过继承父辈的土地所有权，才能生存和发展。与子辈财产继承权相对应的是子辈对父辈的赡养和把父辈的事业发扬光大。父辈对子辈的权力实际上是以财产继承权作为交换的。虽然对子女的长期抚养也是使子辈负有不可推卸的赡养责任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财产继承的制度基础，这种抚育就不能保证种族和家族的延续和繁荣。”[12]这时，奉养和服从父母的孝道，光宗耀祖的家族使命，就被赋予了最高的道德意义和社会价值观念。然而，现代家庭中由于父辈经济权力的降低，家庭地位和道德威望都在日益减弱甚至于丧失；子辈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获得不再主要依靠从家庭和父辈的手中继承，子辈生存的独立性增强。其利益分配也越来越向他的下一代倾斜，老年人在家庭中享受不到他们期望得到的利益和亲情照顾。家庭代际关系受到利益分配中矛盾加剧的影响，越来越趋向疏远和不和谐。
4、代际互动的变迁与代际冲突
代际互动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交换、文化交换、感情交换。
（1）经济交换的变化。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家庭的主要功能是生产功能，“代际经济互动基本在家庭内部完成，形成一定意义上的养儿防老。”代际经济互动是直接交换形式。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加充裕的物质财富；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使社会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的经济条件成为可能。代际经济互动也从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交换转变为社会成员间的经济交换。传统的代际交换平衡状态受到冲击，代际经济互动表现形式呈现了多样性。
（2）文化交换。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活动简单，自给自足性强，人际间初级关系占主导地位。人们的传统观念浓厚，社会文化及社会心理形成后，变迁的速度慢，文化发展处于惰性状态。“人们总是按照传统的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生活习俗来交往。
崇尚服从的理念和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代际间的文化交流也保持了相对的同一性和稳定性。
而现代社会中，文化处于开放状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都在不断碰撞、交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呈现了多样化。代际文化互动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年轻一代的文化观念、文化活动都呈现出与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变化，表现出标新立异的趋向。
尤其是在社会变迁的时期，“一种功利主义文化正在城乡兴起，部分人对道德和传统价值的漠视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在一些人眼中，个人成就评价的主要尺度只有财富与权力，这样一种价值观对城乡社会和家庭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20]也必然会影响到家庭中代际之间对对方产生新的评价和态度，因而影响代际关系。
（3）感情交换。传统家庭成员间因血缘和姻缘形成亲密关系，及“以慈爱和孝敬为亲子之间互相给予和获得的重要内容”的代际感情交换，使家庭成员间形成了以老年人为核心的亲密关系，代际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家庭成了人们感情寄托的所在。而现代人心理变迁的显著特点是，不再像传统时期的人那样具有强烈的恋旧、恋家心理；而是变得开放，追求成功，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以至于追求新奇和爱好冒险。他们处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在通讯方式日益便捷的时候，与家人的联系则越来越少，代际关系变得日益冷漠和疏远。代际间的感情交换常常被繁忙的工作、学习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所耽误。人际关系的日趋淡薄不能不影响到代际间的感情沟通。
（4）代际冲突
现代社会由于代际互动的变迁，代际之间必然出现以前不曾有过的矛盾和冲突。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用“代沟”的概念来形容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她认为，整个世界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年人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长辈们，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这条沟壑是人类自己挖的，人类发明的新技术把20世纪中期以前成长起来的人与此后成长起来的人分开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之后，家庭代际关系也发生了剧烈变迁，两代人在文化、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于政治态度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差距；两代人的家庭地位、家庭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利益分配由此起了冲突；代际关系出现隔阂、疏离和矛盾的局面。代际冲突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严重困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楷模和先例可援的世界。代际冲突给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困难，他们的需求因不能被年轻一代接受而得到满足。例如在养老纠纷中，“冲突双方所强调和倚重的交换内容各不相同。父母一方注重物质交换的生命方面抑或可称为先赋性方面，主要强调生育之恩、抚养之惠；子、媳则更强调物质交换的财物方面或称获致性方面，具体而言就是你给了我什么（房产、钱、物、劳力）和对我好不好。老人的潜在逻辑是哺育和反哺育的传统逻辑不可变更，后代人的逻辑更看重除了生养之外的交换资源，他们更愿意做出有条件的回报。”[2]
5、价值观念的变迁
“孝”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本原。“孝”一方面是“善事父母”的伦理意识，体现着亲亲、尊尊、长长、贵老等伦理精神；另一方面，它还具有祖先崇拜、追求永恒的宗法观念，并因此强化着中国人的家族、宗族意识。从人生价值层面上看，它满足了人生终极意义的实现与世系继嗣的需求；体现了中国人珍惜自我并保证家族生命繁荣昌盛的哲学意识。孝道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传统社会里发挥着无以替代的感召力。在传统代际交换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子女则有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子女的义务，子女则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义务；父母有传承祭祀的义务，子女则有继承祭祀的义务。
所有这些，从基本生存需求到复杂社会交往，父辈和子辈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双向均衡交换关系。
但是，必须认识到，以孝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其实质是通过对家族生命的认可来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孝”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由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的。小农经济是孝文化的物质基础。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的代际交换中，老年人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社会阅历，老年人掌握的物质财富和权力都是子女人生的最大需求和立足社会的支柱。而现代社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家庭功能分解，部分生产、教育、赡养和生活照料功能逐步形成社会化；老年人的家庭地位边缘化，权威性资源逐渐丧失，社会资源从老一辈转移到年轻一代手中，哺育和反哺这一交换环节于是发生断裂，代际关系出现严重向下倾斜的现象。从价值取向上来分析，这正是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所致。因为现代人基本上无法从上一代手中继承到财富、权力、地位和威望，他们人生目标的实现要靠自己或下一代来完成。尤其是当前一代老年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期，根本没有可能为子孙积累财富；而当追求小康和富裕成为可能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垂垂老矣，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家业、财产、荣誉可以传递给下一代，或者说在代际交换中他们无所付出以换回报。”[2]这当然是无奈的现实。这一代老人的子女也因此将家族生命繁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们的下一代人身上。视下一代为自我生命的延续、为实现自我理想、自我追求的希望所在。这就是现代人只重枝叶不重根，眼泪总是往下流的原因。而且，在社会生物学的理论中：“自私，是生命的本性之一。”“个体行为中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原因，是基因的共同利益的需要，说到底，还是基因的自私性所造成的。这就是近亲之间广泛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原因，即所谓的亲缘选择理论。”[21]就是说，代际关系中的“利他”——爱子有余，实质上仍然是“利己”；而不利他——养老不足，则更进一步说明了代际倾斜是人性中自私自利本性导致的价值选择的结果。
四、代际关系倾斜对亲子两代人的影响
1、对养老的影响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仍不发达。中国在刚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面对“未富先老”的国情，养老问题将十分严峻。现代人“尊老不足、爱子有余”的价值选择造成代际关系重心的下移，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冲击，许多老年人面临着晚年生活的困境。
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家庭结构逐渐形成倒金字塔的形状。在21世纪初进入老年型社会之后，将构成421——4个老人，2个成年人夫妇，1个或2个未成年人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据专家预测，到了2050年，将形成821——8个老人，2个成年人夫妇，1个或2个未成年人的四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子女的养老负担必然十分沉重，当子女自身利益自顾不暇或受到影响时，他们大多会选择将有限的经济能力、时间、精力等资源向自己的子女倾斜，而减少对父母辈的赡养和关心。甚至有的子女自身经济状况就不好（如提前下岗或失业），他们还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父母为他们照料孩子和操持家务活。
这样一来不但没能“养儿防老”，反而增加老年人的经济和家务负担。家庭养老方式势必不能承受这种家庭结构小型化带来的重负。
敬老、养老观念的淡漠使子女经济上不愿赡养、生活上不愿照料、更不愿从精神上慰籍老年人。养老问题存在巨大危机，处理不好还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对下一代的过度关爱容易使子女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也使他们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家庭责任感，只愿享受权利而不愿履行义务；享受生活多，承受困难能力必然小；关心自己多，关心父母和关心社会必然少。代际之间冲突加大，代沟的形成等现象的出现，也必然也影响到对老年人的赡养。
还有一种让老年人晚年生活不安宁的是情况是：被歧视。现代化过程中最普遍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助长一种年轻的文明，在这种文明里，老年人不再是被崇敬的对象，年长也不能成为受尊敬的理由，社会向现代化转变时，年轻一代对老年人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已不再看重，此时社会分配原则强调的是年龄优势，形成“最佳年龄、最佳贡献、最佳报酬”的利益格局。老年人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他们老了，另一方面他们被歧视。中国的老年人本来是最容易满足、最能吃苦耐劳的，尽管他们对下一代很宽容，但是他们也需要社会和年轻一代给予足够的尊重，把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和他们应该享受的那部分成果返还给他们。
在代际互动中经济上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是对老年人来说，还有一项最重要的需求，那就是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而这恰恰是现代年轻人容易忽略的。
2、代际关系倾斜对下一代的影响
（1）社会化不足
青少年时期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人在这个时期生理上已经日趋成熟，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有很大提高，兴趣广泛、好奇心强、因而学习知识能力强，但是由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给他们的选择带来困难。青少年此时自我意识加强，人生观、世界观也初步形成，但仍然处于不稳定阶段。与生理成熟程度不同的是他们的心理上则不够成熟。此时的青少年一方面力图脱离家庭及他人的监护，独立自主地进入社会生活领域，但同时又因经验不足而产生危机感。他们既不愿向父母和老师述说自己的想法，又因缺乏经验和主见而犹豫不决、焦虑不安，由此行动上出现混乱。社会学将青少年的这一生命时期称之为“心理上的断乳期”，这个时期的心理变化对人的一生影响是很大。
我国目前的青少年一代（独生子女占有很大比例），生活在社会迅速变迁的环境之中，他们因此没有稳定的显著的价值道德标准为参照；知识更新日新月异，新思想、新现象、新问题不断出现，许多东西还来不及稳定就又发生变化，他们面对异彩纷呈的世界应接不暇。
人人都在追逐速度、追逐创新、追逐利益，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忙于追逐而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精神支柱。这又是一个缺少思考的变化无常的时代。青少年因此处于文化、价值、规范的不断流变之中，这对他们的社会化是个威胁！而当社会风气变得冷漠浮燥，人们对精神的追求被物质追求所取代的时候；人际之间不再宽容、不再奉献、不再感动的时候；各种不良社会情绪通过各种渠道正在影响着成长中的年轻一代。使他们中的不少人变得自私、任性、冷漠、包括对父母及亲人朋友。由于总是被别人关心照顾，亲情这一最本能、最能直接体现的情感却常常被他们漠视；不是他们有意这样，而是他们缺少感激别人的生活体验。他们不体谅父母的辛劳，把父母对自己的爱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在父母的过度关爱下，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过于自我，追求享受，害怕吃苦，娇惯任性；缺少关心、体谅、尊重他人的习惯。缺乏自信，缺乏经受挫折的承受能力，在挫折面前容易悲观、失落。
依赖性强，自立于社会的能力就弱；缺乏精神追求，就容易形成人格的缺陷。社会化的不足不但会影响年轻一代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完成人生正常的发展历程；也使他们缺乏对社会和家庭承担应有责任的信念和能力，成为只会享受权利而不愿履行义务的一代人；并使代际矛盾扩大，代际冲突加剧。
（2）对价值观的错误选择与判断不利于青少年成长
上文已经提到，父母对子女的过度关爱，实质上是父母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是父母自私的功利性的行为。他们将“光宗耀祖”的重担强压在子女的肩上，又用“成龙成凤”的理想教育子女；而无视子女自身的条件是否适合。并常常忽略对子女的精神品质等方面的培养。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不正确引导，其后果是一方面造成子女成长的压力，使之产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子女的个人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选择，使之不能客观正确地给自己定位，容易形成只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想追求，并过分地注重经济利益。
而且一旦遭遇失败，就会悲观失望，再也没有继续努力的信心和能力。这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3）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青少年是富有激情富有理想的人生阶段，这理想应该来自社会化的理想教育。但是由于他们知识不足，经验短缺，想像中的理想化的因素过多，在面对现实时，就因现实情况的不如意而失落悲观，产生严重的挫折感，甚至于对自己的一切产生怀疑，失去信心。在代际互动过程中，父母应加强对子女的理想和挫折教育，而不能一味地溺爱和怂恿，这是年轻一代应该具有的完整的人生经历的体验。
（4）代沟及“文化反哺”
代沟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严重问题。在价值观、生活态度、知识结构、行为方式等方面，两代人会产生明显的差异甚至矛盾冲突。在现代家庭的代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
我们知道，人类学家M ·米德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文化传递过程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而人类社会正在从前喻社会向后喻社会转变。在前喻社会，宝贵的是经验，老年人因而备受尊重；而在后喻社会，有价值的是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世界只属于年轻人。“两代人在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上的这种差别，使得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发生了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现象，[18]社会学者称之为“文化反哺”现象，或者说是“反向社会化”。在亲子之间发生的这种“文化反哺”现象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从价值观选择、生活态度认定、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等方面都有。“‘文化反哺’现象出现，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父母常常遇到来自子女的各种反叛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年老一代对变迁社会的顺应能力。”[18]我们要正确对待现代社会中的代沟和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代际倾斜现象目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并不是不可理解和改良的。
五、构建良好的代际关系
1、发展经济，逐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各级政府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进行正确的指导。特别是代际的经济交换必须是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进行的。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目前我国还处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阶段，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时，我们对社会养老也处于探索阶段，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事实求是，改革创新，量力而为。所以，仍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完善社会救济和“五保供养制度”，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制。
2、发挥社区服务功能，加强社区建设
要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满足不同需求层次的老年人的需要，搞好社区服务是十分必要的。可设计多层次的服务功能，既可提供上门服务，又可通过集中收养进行集中服务。
既可对经济建设条件较好的老年人提供较高档次的服务，又对一般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一般性服务，并适当降低收费。
3、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996年10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老年人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中的基本权益及保障，以及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权利，为亿万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了法律保障。今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需要，还将陆续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养老制度的建设。把老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
4、走出老年歧视
老年歧视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这种歧视在权利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中都有所表现。老年歧视首先是基本生活契约受到破坏，老年人得到赡养是其生存的基本权利。但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把老年人看成是弱者和依赖者，因而把老年人当成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如何化解责任与负担的冲突？如何看待老年人过去的贡献和今天的需求之间的必然性？这是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应该正确认识的。其次是应在经济建设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建设，使年轻人在成长中受到理性、公正、关爱等精神的熏陶和约束。学会对他人、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尊重；尤其是不能忽视、漠视甚至歧视老年人。老年人过去为社会做过贡献，他们有权享用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成果。再次，中华民族是具有敬老、养老传统美德的民族，弘扬这优秀传统，尊重老年人，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就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尊重历史，就是关注未来。
5、建立代际和谐、人人共享的社会
一方面，老年人要注意身体锻炼与保健，科学饮食，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尤其要关注自身的精神生活和心态调整，走出自身的心理阴影和心理误区。以积极健康、乐观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重新投身于社会生活，发挥多年积累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智慧，尽可能地发挥余热。第二方面，老年人也要理解年轻一代，主动加强与子女的沟通，与子女在经济方面、生活方面多做互助、互补、互利、互惠的交流。虚心地接受子女在文化方面的帮助，尽可能地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与子女积极配合、共同进步。第三方面，父辈要为年轻一代健康成长创造条件，不能将自己未实现的人生理想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对子女倾注过多的爱护，这反而对子女成长造成压力，影响子女健康人格的形成。也不能因责任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对子女作不计回报的付出；而影响自己晚年生活的质量。第四方面，年轻一代要认识到，儿童、青年、老年，这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随着生命的进程，人人都将进入老年。因此，关注父母的今天，就是关注自己的明天。而一切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应该给曾经为社会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年人，也包括自己的父母，给予他们应有的关爱和帮助。老少和谐、代际共融、人人共享的社会就是我们的目标。
（南昌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系，江西南昌330047）
[参考文献]
[1]董之鹰。社会转型期的代际关系研究[A]，中国社会学会2002年年会论文集[C].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社科院编制，2002、7.：127—139.
[2]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著精华），2002，2：91—93.
[3]陈月新。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上海两次家庭调查的思考[J].人口博览—电子杂志《人口》2003、2：50—54.
[4]董之鹰。21世纪老龄社会的家庭支持政策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5、7：7—12.
[5]王树新。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代际关系新走向（摘要）[J].人口与经济，2002，04：15—21.
[6]张友琴。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4：15—21.
[7]黄何明雄、周厚萍、龚淑媚。老年父母家庭照料中的性别研究概况[J].社会学研究，2003、1：60—70.
[8]穆光宗。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及社会对策问题[J].中州学刊，1999、27（1）：65—68.
[9]杜鹏、武超。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分析[J].人口研究，1998、22（4）：51—57.
[10]吴愈晓。我国农村养老的几个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00、1：53—57.
[11]董之鹰。孝文化与代际网络关系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10：1—7.
[12]周祝平等。城市化加速和体制转轨背景下的代际关系研究[J].中国老龄研究，2004、3：18—30.
[13]杨善华、贺常梅。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J].新华文摘，2004、10：1—12.
[14]郭志刚、陈功。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量的分析[J].人口研究，1998，22（1）：35—39.
[15]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6：131—149.
[16]徐征、齐明珠。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如何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J].人口与经济，2003、3：59—70.
[17]尚会鹏。中原地区的“分家”现象与代际关系[J].青年研究，1997、1：63—76.
[18]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社会学研究，2000、2：51—65.
[19]边馥琴、约翰·罗根。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2：85—95.
[20]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132.
[21]阳清河编译。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走向未来”丛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1—67.
来源：2005中国社会学年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