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一股影响较大的群体性思维模式，即将身边以及社会领域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一味归结为“体制问题”的简单化思维方式。火车出事是体制问题，校车和校园安全是体制问题，社会出现一些纠纷是体制问题，医患矛盾是体制问题，富人移民潮也是因为体制问题，经济生活中出问题是因为国有企业体制问题，科技创新不行是体制问题，外交上遇见的急事难事是体制问题。以本人长期在高校工作的感受而言，高校科研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多将创新不足归结为没钱，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家投了巨额科研资金，有了钱后，科研人员又多将创新不足归结为体制不行。

这种简单地将任何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的“体制归因”思维，危害甚大。此风蔓延，小到使岗位上的个人一味推卸个人责任，养成懈怠和集体不作为的懒散作风；大到在社会上形成对制度体制的普遍不自信，盲目崇洋媚外，对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建设和坚定不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利，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矛盾论认为，事物是在矛盾的运行和问题的解决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必然会遇见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各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都会出现的问题，例如腐败问题；有的是不同社会在同样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问题，例如交通拥堵问题；有的是中国本身国情下产生的问题，例如城乡差别问题；有的问题甚至是各个社会永久面临的难题，例如社会争端问题；也有的问题即便体制改了暂时看上去被解决了，但是在新的体制下又会出现新的甚至更严重的问题；还有的问题是经过一定发展阶段就会自然减轻的问题，例如老百姓吃饭问题。因此，一些问题确实与体制有关，但是当今中国社会舆论中归结为体制问题的许多问题其实与体制无关，实际上与管理的方式方法以及个人是否各尽其职有关。这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中，科学理性地将真正属于体制造成的问题与社会发展阶段上均会出现的问题辨别开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和提供政策建议。

2011年“7·23”动车事故以后，一些媒体将其怪责为体制，此后荷兰和美国分别出现火车脱轨，但我们的媒体和别人的媒体似乎就没有将其与体制问题联系起来报道。动车事故暴露的是科学管理和个人职责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现在甚至有人将国内富人移民也归结为他（她）们对国内体制的不满，言下之意是国家不好才使富人“被迫”移民，此论实在荒谬至极。

“体制归因”思维的蔓延，对当前我国的政治建设和中国制度的完善，尤其是有弊无利。简单运用“体制归因”思维对待现实问题，是分析能力下降和智力贫乏的表现。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乃至平民百姓一旦形成“体制归因”的集体思维模式，将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的一切难题都归结为体制不行，对难题不从自身以及管理角度找原因，不敢迎难而上，而是退而简单地一步一步地模仿西制，以为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此又陷入对西制的浪漫主义幻想中，此种思维的集体性盛行必然动摇和瓦解我们对自己的制度自信。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有些难题确实与体制有关，这需要我们科学地诊断真正阻碍进步创新的体制机制在哪里，有的放矢。另外，任何制度、体制或机制的有效运转，都是和人的能动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体制或机制是静止的，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个人是活的，其职业精神和勤奋工作，往往对制度、体制、机制的高效运转起到关键作用。如果更多的人懈怠无为，空谈不为，而不是科学思维加实干精神，再好的制度体制机制都会难有所为。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教授）

原文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