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体系与其说是刻画和规范中外关系，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帮助内部政治秩序的认同和建构。这一点，它与朝贡体系是一对联体。

最近在讨论中国世界秩序观问题中，有两个以古复今的概念很流行，一个是天下体系，认为天下体系是中国人组织世界秩序的重要历史和政治遗产，另外一个是朝贡体系，认为当前东亚体系的构建有向类似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演变的可能。

我认为这两个概念都不太可取。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避免从西方中心主义滑向中国中心主义；现在讲文化自觉、文化主体意识，也绝不是唯古和中国中心主义。

先说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成为流行的东亚体系的叙事模式，与费正清半个世纪前编过一本书《中国人的世界秩序》有关。当代日本有个很有名的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其对朝贡贸易的经济史研究，也助推了学界对朝贡体系的想像和向往。那种万邦来朝的场景确实能够满足人们一些虚荣心。其实，朝贡体系不是中国独有，其原理体现在古代主要地域文明中，在古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其处理内外关系也可以看到“朝贡”的影子。对中国人来说，借助“朝贡”叙事，利用外部顺从来服这一记忆资源，达到王朝政治秩序合法性建构的目的。但是对大部分外人（朝鲜可能是个例外）来说，朝贡是个有实无名的称谓，他们并不注重名，而注重与中国贸易的实惠，这点体现在古代西域的互市（国家设立的定期市场，以互通有无）和南海的口岸制度中。

在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往来中，我们更应少提朝贡体系。周边国家虽不如中国面积大，但也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对以小事大的朝贡体系很反感、很敏感，毕竟，它违背现代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平等和独立的精神。随着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它们也忌讳朝贡叙事模式。

再说天下体系。古代几大文明中心，都有朴素的天下意识，非中国独有，大家都有将自己看作世界中心的意识，这是古人地理观的局限所致。古代中国的中心观首次遇到外界冲击，是佛教的传入。佛教徒们绘制的地图把印度作为世界中心，使中国人开始朦胧地认识到天外有天。一千多年后，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没有被摆在中心，这对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不啻晴天霹雳。但是，绝大部分士大夫还是拒绝接受这种认识，在史书描述中，仍然以优越和中心的心态自居。所以，天下体系作为一种地理秩序，随着地理知识的增长和普及而逐步解体，这也是人类文明从古代到近代均经历的一个地理换位过程。

天下体系作为政治秩序，在强盛的王朝时期，确实成为兼济天下的礼法之章。但是，看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史家们不能仅仅从中国自身来看，应该通过中外互证和比对的方式来看，不了解外国，就难了解中国。周边强大的民族并不完全认同天下体系。例如汉时匈奴，就以自己为“引弓之国”、汉为“冠带之室”自居，像在宋朝，强邻环伺，北方游牧民族非常凶悍，中原与游牧民族签订的类似澶渊之盟这样的岁币求和平的条约不少，哪顾得上天下体系。至于历史上中国几个分裂的黑暗时期，更谈不上天下体系的存在了。

天下体系与其说是刻画和规范中外关系，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帮助内部政治秩序的认同和建构。这一点，它与朝贡体系是一对联体。我们现在看西方国家对非西方世界的一些歧视性描述，其实，古代中国对周边的描述，也充满诸多歧视性的语言，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来正统自己。到近代以来，西人挟思想和武力来到中国，不仅不认你这个天下体系，不向中国人磕头，还强迫中国签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而且，伴随着中国周边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天下体系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也瓦解了。蒋廷黻在对比古代和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时，说古代我们不给别人平等，近代别人不给我们平等，这个评述是很中肯的。现在提国际文明的新秩序，文明新秩序很重要的一个内涵是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欣赏，所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才是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大方向。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走出天下体系，步入国际体系，力争在世界民族之林有自己重要位置，世界秩序观慢慢完成了从天下体系到国际体系的转化。天下体系与国际体系作为秩序组织形式，有部分相通之处，但两者在秩序的组织原则上，主要还是冲突的。天下体系将国内的君臣关系推及到中外关系中，国际体系强调平等的主权国家形式上的对等来往；天下体系强调以中国为中心来组织地区秩序，国际体系越来越强调组织原则的民主化和代表性；天下体系过于强调德威的作用，国际体系主要是以法治为原则来运转；天下体系以文明优越与落后来定义关系远近，国际体系下讲究多样性文明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

这不是说现在的国际体系就是完美的，现在的国际体系在许多方面离理想的秩序还有很大距离，有国际霸权，有国际专制，需要进行改革和改进，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与世界需要共同思考的大问题所在。

原文来源：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