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关系中对抗性的因素似乎突然加剧。美国方面对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岛工作突然发出严厉批评，并派军机带着媒体记者飞入中国岛礁的近海上空。随后，在香格里拉论坛上，中美代表团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进行了激烈争论。
政策圈和智库圈分析人士也在近期就中美关系的走向表示担忧。以美国著名中美关系学者兰普顿（David Lampton），5月初在亚特兰大一个会议上提出的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临界点”的论调为代表，不少学者纷纷表示，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入一波以“反中”和对抗为主线的调整之中。
事实上，美国政策圈中，认为中国有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野心、认为中国在东亚尤其是南中国海问题上欺凌美国盟国、破坏地区秩序的人，对美国的政策和公众舆论的影响的确不可小觑。
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建议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采取必要的惩罚中国的措施，就不奇怪了。
但也就在中美对抗升温的时候，双方内部和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各自克制、各让一步、避免冲突的声音也非常明显。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指出，中美两国都有强烈的愿望要维护国际秩序的牢固和稳定，两国应该以新的框架来实现共同使命。
兰普顿、澳洲的怀特（Hugh White）等学者，也提出中美应当发表第四份公报、美国应考虑对中国让步（accommodation）等观点。
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很多，经贸、人员往来密集，虽然有很多局部的问题需要认真管控、避免擦枪走火，但稳定短期内关系急剧恶化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尽管如美国卡特中心的刘亚伟教授所言，兰普顿的中美关系接近“临界点”说法并非“狼来了”的喊叫，但中美在南中国海、黑客等事件上的摩擦，也并不意味着中美已经进入军事冲突的倒计时。
多数论者都认可，中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虽然这个“新”的阶段究竟从哪一年开始，或以哪一个事件为标志并不好确定，但现阶段中美关系面对几个结构性的矛盾，对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这些结构性矛盾包括中国国力的增长和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美对全球合理权力结构的预期的巨大差别等。这些结构性因素造成两国关系中战略互信严重不足。
可以说，中美双方内部都不缺削减对抗、促进和平、共赢的力量，但实际政策过程往往受很多其他力量和因素左右，经常出现双边关系的危机。
在互信缺乏的情况下，双方在经贸、安全、地区局势、全球治理等各个政策领域，都必须进行非常频繁的沟通、争议、讨价还价，才可能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避免误会和冲突。而双方的政策部门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很难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够充分沟通，误会与冲突就不可避免。
要极大地减少双方在各个政策领域的战略和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这种交易成本，需要双方在更高层次上形成合作与互信的共识。双方要将合作共赢、规避冲突的时间地平线（time horizon）延长。在这种共识的大背景下，双方的政策部门和人员才能在政策过程中剔除对抗与互疑，而采取合作的态度。
中美之间应该形成坚持和平共处一百年的共同立场。在这个足够长的时间框架下，双方才有可能以合作的态度，解决双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构建均衡的双边关系，达到一种未来的“现状”。
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理解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需要时间，中国认识到自己的崛起对周边地区和全球的影响，也需要时间。
单就南中国海问题来讲，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是1949年后，构建完整和安全的中国的疆域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向外扩张、侵占邻国利益的行为。
中国在东亚和周边地区的一些积极行为，也是处于一个崛起的大国对相对于过去更大的安全空间和安全保障的寻求。中国没有称霸地区的野心，但处于安全和发展需求的考虑，中国的确需要在地区事务中有更多的影响力。
但如何把这样的立场传达给国际社会，如何在南中国海岛屿声索国、东盟（亚细安）其他国家、印度、美国、日本等利益相关方各自的立场、相互之间的联盟关系、各自和共同面对中国崛起的立场与情感等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政策场域中，找到最合理的解决路径，的确是巨大的挑战。
同时，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以国内问题为主的内向型大国。中国在世界各地的行为，主要仍然是服务于国内的各种发展。中国对真正的全球治理责任和角色还不理解，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单是在国际机构中担任职务、能在国内与国外之间起到有效沟通、起作用的专业人才，都还很缺乏。这又与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解决全球事务中应做出贡献，形成巨大的差距。
两个未来的“现状”
中国资深外交官傅莹最近指出，美国一方面对崛起的中国正在和将要削减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感到担忧与焦虑，另一方面对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未能在中国带来政治制度的变化感到失望。
这的确是影响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中，接受中美长期和平共处的重要心理障碍。就这两点来讲，中美之间应该在长期和平共处的框架下，达到两种“未来的”现状。
第一个所谓“未来的现状”，就是目前美、中双方不少学者和分析家已经指出的，在与中国长期和平共处的立场下，随着中美之间国力的相对变化，需要双方合理地划分在全球和地区秩序中的权利与责任。
如何实现中美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权利和责任的重新划分，达到时殷弘教授讲的某种“最终解决”，或美国一些学者讲的中美之间的“大交易”（grand bargain），需要双方的外交官、政治家、政策智库艰巨细致的工作，在厘清双方实力对比和战略意图后，形成共识。
第二个未来的现状，牵涉到中美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或者是想象出来的这种差异造成互信不足，需要而且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坐标上逐渐消失。
今日中美之间的人员、经贸、文化、教育方面的密集交流的规模已经无比巨大。任何一天都有1.7万人乘飞机穿梭在中美之间。在中美实现互相给予10年有效期的签证之后，这样的交流只会有增无减。
自2010年，美国的“10万强”计划力图在四年内送10万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四年后，该计划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
美国方面应该认识到，中美之间非常频繁的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合作和相互渗透，在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会带来双方在文化、制度上的巨大同质性与相互理解。换句话说，经过长时间的交往与互通，双方社会会接纳和学习很多对方社会里的制度与观念，而对双方社会间仍然存在的观念与制度差异，也会逐渐以平常心态接受。
在欧洲，比利时与荷兰、丹麦、瑞典、德、英、法等国家之间，一两百年前，甚至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依然存在文化、宗教、政治的差距，并由此抱有巨大的敌意。由于地理相近和长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互通，现在欧洲各国人民仍然坚定地认为，各国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但敌意则已经完全消失了。
中美之间由于距离较远，全面的交流与互通也开始较晚，要真正在文化和心理层面实现相互接受，也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在坚持长期和平相处的大框架下，这样一个“未来的现状”是可以实现的。
也只有在这样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上相互融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现状”下，真正和平与稳定的双边关系才会是持久的、可持续的。相较与管控双边关系中近期与中期的不稳定因素，在长期和平共处的框架下实现这样一种未来的现状，才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工作。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