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界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多年来主要形成了两个研究路径：“转型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前沿。这一视角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促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以及其政治影响。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及其政治意义，并和其他几个东亚社会加以比较。
【关键词】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公民价值观儒家社会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政治学界便兴起了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这与当时的世界政治局势紧密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也非常关注那些采用一党制或者其他各类专制政体的国家如何步入民主，如何巩固民主成果。当李普塞特（Lipset，1959，1960）、摩尔（Moore，1966）等学者的经典著作面世时，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东欧等地的政治格局表明民主并不是当时世界的“主旋律”。从70年代末开始，被亨廷顿（Huntington，1991）等学者称之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独裁极权政体相继给民主制度让路；甚至连非洲和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民主化现象。在此之后，西方学界对于民主化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更加开阔的阶段，在“现代化理论”与“和约”转型理论之外不断扩展对影响民主化的各种因素的研究。
在这一背景下，关于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形成一系列很有影响力的发现。最重要的一点，不少研究指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带来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从政治文化领域探讨比较民主化是研究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可以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独特视角。
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几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并和几个东亚社会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公民加以比较。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对西方学术界的比较民主化研究作一梳理，强调公民在民主化中的中心作用。第二部分回顾有关“自我表达价值观”、后物质主义等民主价值观念的文献，提出研究问题。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近年来中国公民的“自我表达观”中若干维度的变化情况。第四部分为结论与讨论。
一、民主如何出现
西方学术界研究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国如何出现、巩固、运行的领域，一般称作比较民主研究（comparativedemocracy）或实证的民主理论（empiricaltheoriesofdemocracy）。而其中专门关注民主的发生，即专制的政府如何转型为民主政府的领域，称为比较民主化（comparativedemocratization）。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比较民主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如何造成民主化，学界依然所知甚少。半个多世纪以前，李普塞特（Lipset，1959）发表的《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文提出了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观点——经济现代化是支撑民主的必要条件，并开启了民主化研究的现代化理论。他将欧洲和西方英语国家与拉丁美洲的民主与专制国家进行定量比较分析后发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有可能建立持久的民主。此外，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对于巩固民主意义重大。
除了理论意义之外，其方法论意义也是开创性的，“一个社会学的和行为主义的角度”和实证的方法被后来者广泛采用。杰克曼（Jackman，1973）通过设计民主测量方法，对6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程度数据库，并使用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支持了民主的“经济门槛”说。关于发展的时机对于民主化的影响，波伦（Bollen，1979）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民主化的早晚对于民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程度依然是显著影响民主程度的因素。
定量研究方法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可以通过输入不同区域和时代的经验资料去不断检验某一个理论框架，使得学术对话向纵深发展。随着社会研究方法的扩展，大量跨国的数据库不断涌现，比如在测量民主程度方面的“自由之家”指数（FreedomHouse）、麦迪逊（Maddison，1995）等建构的从19世纪早期开始的经济数据、英格尔哈特（Inglehart）组织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各种洲际价值调查等跨国文化调查。数据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有关民主化的历史性跨国比较和比较文化研究得以实现，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伯克哈特和刘易斯贝克（BurkartandLewis-Beck，1994）等则首次利用“自由之家”数据库来测试“李普赛特命题”，结论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巴罗（Barro，1999）对于民主的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国家大小、殖民遗产和宗教对民主化与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经济和教育水平显著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这也支持了李普塞特的研究结论。
除了验证“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之外，学者们更加关注其中另外一个难题：为什么富国之中民主国家的比例比穷国中要高？亚当·普沃斯基及其合作者（PrzeworskiandLimongi，1997；Przeworski，Alvarez，CheibubandLimongi，2000）的研究意义重大。他们使用了135个国家40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从专制政权到民主政权的转型的几率未见得也会提高；但对于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经济发展越好，民主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普沃斯基的研究驳斥了经济发展引发民主的“内生性解释”，转而建立了民主的“外生性解释”，即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化，但是一旦民主化，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存活，并由此慢慢累积越来越多的富有民主国家。但是，普沃斯基等的研究仅局限在1950年之后至1990年之前的案例，这一方面低估了经济发展对于民主化进程的内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未将前苏联地区的许多新的民主国家考虑在内。显然，他们得出与多数推理相反的结论，很可能和他们所拥有的数据、所设计的模型有关。
博伊克斯和斯托克斯（BoixandStokes，2003）通过对普沃斯基等研究数据进行了扩充和处理，调整了样本选择及模型规范，选取合并得出一个1850年～1990年的6500个国家—年的面板数据，分别评估了政权向民主转变的可能性以及民主巩固的可能性，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的确导致了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的可能性。事实也是如此，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的国家，除了石油出口国外，已经多数实现民主化了。而石油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之后还能维持政治上的专制体制，问题不在于收入水平，而在于资产的流动性和分配的不平等（BoixandStokes，2003；Ross，2001）。对于前苏联地区的民主化实践来看，尽管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的人均收入和民主化是有联系的，但经济改革似乎才是民主化最密切的因素（Fish，1998；KopsteinandReilly，1999）。
经济发展和民主持久性的论断基本成为理论研究和政治现实中的共识，但是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具体联系以及经济发展为何能巩固民主这一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大量的争论。其最大缺陷在于缺乏对于身处民主转型中的个体的研究。
总体来看，比较民主化研究的一些路径关注社会条件，比如现代化与分配均等；另外一些路径则强调集体行动的作用，包括精英的合约与大众的动员。但是条件和行动通常描述了一些矛盾的解释，实际上对于民主化的全面阐述需要强调条件与行动的互动。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对于经济成长和现代化对民主化有“内生”作用的解释，还是政治精英是否作出倾向于民主政治的选择，都是要以公民参与作为中心的，或者说公民才是解释民主化的微观基础。无论是对于民主化的社会结构的强调（Moore，1966；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还是对于财产与收入均等化之于民主化的推动作用（BoixandStokes，2003；Vanhanen，1997），公民对民主的要求在长期视野中是最根本的因素，而公民的民主诉求则集中反应在公民文化和价值观的变迁之中（Wang，2005；InglehartandWelzel，2005）。
二、价值变迁与政治民主化
解读公众价值观与民主制度的关系通常存在两种思路：文化主义的和制度主义的。阿尔蒙德和维巴（AlmondandVerba，1963）是文化主义路径的代表。他们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等5个不同国家的公民进行了访谈，试图找到民主在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发展得更充分的原因。其研究为日后涌现的关于民族“文化”及其与政治制度关系的大量文献奠定了基础。巴里（Barry，1970）对文化主义的研究思路提出了重要挑战——这些文化倾向是民主的前提还是后果？而制度主义者则怀疑是后者。施米特和卡尔（SchmitterandKarl，1991）认为民主制度可以在没有民主的价值倾向支持的情况下成功建立。即使合法的公民对话可以为某种更为公民化的民主社会价值观提供基础，而这些价值观不过是制度的副产品（比如战后的日本与德国）。关于价值观与民主制度关系的正确认识很可能介于这两种思路之间：在文化与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对那些有民主传统和经历的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是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存在着最适于民主发展的“文化土壤”，而是其公民是否能够并且愿意支持与帮助最终建立一个民主社会（Maher，1997）。
其实，民主的自由价值观的效用反映了人们是如何衡量这种自由（WelzelandInglehart，2008）；而人们的这种效用（utility）则主要与人们掌握的资源紧密联系——掌握越多的资源就需要更多的自由来利用它（Rostow，1961）。因此，对于民主的自由的追求更多是依靠这种自由的效用而非这种自由的经验。这种自由的效用使得身处威权政体的民众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民主政体的内在的诉求，也可以使得促进民主化的行动可以与不断浮现的民主的自由观产生共鸣。威尔哲尔和英格尔哈特称之为“通向民主的权力感路径”（见图1）：不断增长的行动资源使得人们在物质上有能力获取更多自由；逐渐累积的开放的价值观信仰体系则催发人们在精神上有意愿追求更多的自由；民主的生活在合法性上允许人们践行自由。
因此，在解读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民众人均收入增长是如何导向和巩固民主政治这一命题时，政治文化与制度变迁同样重要，东亚民众持续倾向民主的后现代价值观念变迁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链接（见图2），即观念的变化是联系客观条件发展与集体行动的“中介”。
图2的逻辑链条表明：经济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使得人们生活富裕，使得公民不再担忧生存，转而要求政治、社会权利；社会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在现代的经济、金融、服务、管理、法律、新闻、娱乐等行业中工作的公民，很快形成竞争、合作、协调、批判性等等现代民主观念；全体公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促成公民脱离传统的、服从的政治观念，转而要求参与、公民权、透明、负责、有限政府等。这种价值观的转变通常意味着公民会变成“锐利的公民”（criticalcitizens）（Norris，1999）。他们的民主诉求较高，比较愿意主动要求民主权利、参加抗议活动（如请愿、示威等）（DaltonandvanSickle，2005；FlanaganandLee，2000；Welzel，InglehartandKlingemann，2003）。如果社会中的“锐利公民”达到一定的数量，将有利于非民主政体的民主转型和现有民主政体的巩固和质量提高（Welzel，InglehartandDeutsch，2005）。
三、价值观念与民主政治
英格尔哈特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研究，依赖于大量的问卷调查资料，努力探讨了公民价值观念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联系。根据西欧十多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确立了“后物质主义”的概念（Inglehart，1990）。随后，他直接参与主持的“欧洲晴雨表”与“欧洲价值观调查”逐渐扩展为“世界价值观调查”，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覆盖了全球将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后来扩大到覆盖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他的“后物质主义”框架逐渐扩展为政治的“后现代化”框架（即传统—理性／法律与生存—幸福两个维度的价值分析框架）（Inglehart，1997），到现代化与后现代化（Inglehart，1997，1999）、“自我表达价值观”框架（self-expressionvalues）（InglehartandBaker，2000），再到解放价值取向和人类发展理论（emancipativevalues）（Welzel，InglehartandKlingamman，2003；InglehartandWelzel，2005）。这一系列由实证分析驱动的理论发展的中心，是强调人类政治发展中的三个过程：社会经济发展、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政治体制和制度的演变。这三个过程虽然有一定的先后次序，但又必须是互相影响的。总的来讲，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公民价值观念向着需要民主和权利的方向变化，而公民中需要民主与权利的观念逐渐增强后，就相应地要求政治制度发生调整，形成一定的民主体制。反过来，良好的政治体制也会对公民的观念产生塑造作用，并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与速度等等。
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对公民价值观念的影响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几类价值观的出现和加强。第一，对经济和物质的需求降到相对次要的位置，而对权利与自由的要求凸显。这就是英格尔哈特最早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在物质资源日益富裕的情况下，公民对政治和个人权利的需求就加强。第二，公民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和政治行动。在物质财富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公民的政治表达、参与的愿望和能力都将提高。第三，公民信任、宽容等价值观念得到提升。这三类观念都对民主政治的产生和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有关键性作用。公民对政治和个人权利的要求增加，就对政治体制产生新的要求，需要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公民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就会推动政治体制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发生变化。这种行动包括小范围的单个或少数公民对政府过程的影响，也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比如游戏、示威、请愿等等。在很多情况下，公民的政治行动是政府发生变化的最直接原因。而公民的信任、宽容、温和（moderation）等公民美德（civicvirtues），则是民主政治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只有公民具有这样的“公德”，才不会出现政治的极端化和大规模的政治、社会暴力，民主政治才会相对比较稳定、有序地运行。
基于这样的理论背景，本文将观察和分析以下几个问题：中国大陆的公民在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上的强度如何？在这些价值维度上，中国大陆的公民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在这些价值维度上，中国大陆的公民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民相比有何特点？我们通过2000年和2007年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就上述三个价值的变化进行分析并与其他东亚社会进行比较。
四、数据分析及发现
（一）中国大陆自我表达价值观
“世界价值观调查”分别于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5年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调查，本文选取2000年与2007年①中国大陆的数据，总共3015个样本（2000年为1000个、2007年为2015个），比较后物质主义者比例、公民行动以及社会包容三个维度以观察中国公民的价值变迁。
1.后物质主义者在总样本中的比例
“世界价值观调查”常年观察各国人口中物质主义者和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该调查用几个关于“国家目标”的问题，来考察被访者心目中究竟是物质主义目标重要还是后物质主义目标更重要。在2000年的调查是v120～v124题，2005年至2007年的问卷为v71～v74题。后物质主义者的定义采用该两组问题的第二组（即2000年的v121、v122两题和2005年至2007年的v72、v73两题）。在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如果答卷者两个选项都选择了后物质主义目标（即2与4），则该个体被定义为后物质主义者（PM）；如果该答卷者两个选项都选择了物质主义目标（即1与3），则该个体被归类为物质主义者（M）；其余为混合型（Mixed）。由表1可知，中国倾向于物质主义目标的居多。
在两次调查之间，物质主义者比例呈现小幅下降，后物质主义则正好相反，二者的比例差额稍微缩减；但对于两次调查进行均值②比较来看，中国的物质主义者—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变化并不显著（见表2）。
如果对于样本进行年龄分组（以1949年前、1950年～1959年、1960年～1969年、1970年～1979年、1980年以后出生者各为一代人），则可以更加具体地观察中国物质主义者—后物质主义者的变化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在两次调查中，随着出生年份的增加，物质主义者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后物质主义者则相反，二者的比例差额（PM-M）也因此随之逐渐缩小。
具体来看，如果观察同一次调查中各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见图3），2000年调查中70年代出生的人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最高，2007年调查中比例最高则为80年代出生的人。如果观察同一代人在两次调查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见图4），变化幅度最大的则为80年代出生的群体，其后物质主义比例上升最多。这两类群体（尤其是“80后”）大多数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物质条件不断丰富，因此他们给予那些非物质需求（即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更高的“优先权”，同时这种转变带有渐进性。
此外，我们预计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因受教育程度（EL）不同也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将样本的受教育程度分为三类：小学及以下（低）、中学（中专）（中）、大学（大专）及以上（高）。但是样本里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与总体存在偏差，因此，我们分别按照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的三类受教育程度比例，在剔除两项变量的缺失值后再对样本数据进行加权处理（见表4）。
值得关注的是后物质主义者在总样本的比重在各个教育程度人口中的分布权重（PM/EL），这可以观察后物质主义者在各教育程度人口中的差异。我们预计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后物质主义者的比重也会随之增加；而物质主义者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在两次调查中均得到了体现（见图5、图6）。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后物质主义者比例相对较多，物质主义者比例则相对减少。这也说明：高等教育的普及这一人类发展维度确实使更多的人关注物质之外的目标追求，比如言论自由与政治参与。
2.公民行动
各次“世界价值观调查”都问到被访者是否曾经或将来有可能参加请愿（petition）。2000年的问卷为v134，2005年至2007年问卷中为v96，将选择“曾经做过”或“将来有可能做”的人归为愿意参加公民行动的人（即公民行动者），但是2000年调查中中国大陆数据为空缺。
在中国2007年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参加过”请愿的比例为5.9％，“将来有可能做”的比例为45.2％（则公民行动者比例为51.1％），剩下的48.9％则是“永远不会参加”者。“参加过”的比例低主要受制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按照年龄分组来看（见图7），公民行动者比例在各代人中呈现出逐渐上升趋势，更加年轻的人中公民行动者比例更大。同样受制于政治现实，实际参与过的比例在各代人中差距不大，这种上升主要是由于“将来有可能做”的人比例在各代人中的增加，这说明更加年轻的人当中，“潜在”的公民行动者比例更高。只要条件许可，实际参与者的比例会大大增加。
我们预计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在不同受教育程度（EL）也存在差异。为解决样本里的受教育程度与总体可能存在偏差的问题，同样按照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的三类受教育程度比例，在剔除“公民行动”与“教育程度”两项变量的缺失值后再对样本数据进行加权处理（见表5）。
通过构建公民行动者在总样本的比重分别在各个教育程度人口中的分布权重（C/EL），可以观察公民行动者在各教育程度人口中的差异。由图8可知，公民行动者在各教育程度中的分布权重与受教育程度是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公民行动者的分布比例则越高。这也说明随着现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民众参与公民权利的政治实践的愿望在加强。
3.社会宽容
“世界价值观调查”有一组考察公民的社会宽容的问题。我们选择公民对同性恋的态度。在2000年为v208，2005年至2007年卷为v202。答卷者给出1～10之间的一个分数，给10分表示绝对宽容，给1分表示极不宽容。由表6可知，在两次调查之间，中国公民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均为非常不宽容的态度，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但对比两次调查进行均值可以看出，中国公民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呈现显著变化，倾向于更加宽容。
（二）中国大陆与其他东亚社会的比较
儒家文化影响范围内的东亚社会，为我们比较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差异提供了良好的场景。除了中国大陆外，“世界价值观调查”还分别在越南、新加坡（2005年至2007年调查未参与）、韩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2000年调查未参与）等东亚社会进行。因此，本文还将比较在两次调查之间，中国大陆与上述几个东亚社会在自我表达价值观的三个维度上的差异。
1.后物质主义者
在后物质主义比例上的比较，本文选取后物质主义者比例（PM）以及后物质主义者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之差（PM-M）来测量，并按照年龄分组观察。在2000年波次的调查中，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与越南；在2005年至2007年波次调查中，则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与越南。
在PM占总的样本比例上，从图9可知，东亚社会在1979年之前出生的群体呈现出越年轻则后物质主义者比例越高，而当时“80后”正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一致。由图10可知，东亚社会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不同的是“80后”正逐渐成为各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最大群体。台湾地区、中国大陆、越南先后经历经济的腾飞，日、韩虽然经济增长受限但却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东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日益丰富；此外，全球化浪潮与互联网的普及也使得“80后”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具国际视野和更加开放，更加注重于精神目标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假设一个社会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与该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越南却在两次调查中表现出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反的高PM比例，第三波次调查的台湾则正好相反。③
在PM-M比例上，东亚社会总体上呈现出在各代人中不断缩小的趋势，即随着社会的日益现代化，更加年轻的一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差额逐渐减小（见图11、图12）。此外，PM-M比例大小也基本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的PM-M比例相对较小。不过也同样存在台湾与越南这两个反常的案例。越南在两次调查中均表现出与其经济社会与人类发展不对称的低PM-M比例，而台湾则正好相反。
2.公民行动
公民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公民行动维度深受政治制度的影响。在2005年至2007年的调查中，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民主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在公民行动者比例上较高（均高于75％）；受制于政治制度的限制，中国大陆和越南在参与过请愿的比例上均很低（5％左右），而中国大陆在“潜在”参与者的比例上则明显高于越南（分别为45.2％和19.8％）。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其公民行动者比例（30.9％）低于中国大陆（51.5％），这样的结果可能与是样本选择有关系（农村或城市样本过多）。
3.社会宽容
两次调查之间，中国大陆、韩国、新加坡与越南在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上均表现出更大的宽容（见图14）。此外，我们还考察在不同社会中，人类发展水平④与社会宽容度之间的关系，即人类发展水平是否会对社会宽容度产生影响。在两次调查中，东亚社会的社会宽容度与人类发展水平均呈现出较强的线性正相关（见图15、图16）。
在人类发展水平中，日本、韩国、台湾与新加坡均属于中高发展水平，并对应呈现出更高程度的社会宽容；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大背景，中国大陆、越南则相反。这说明随着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加、平均教育年限与层次的提高，公民的社会宽容度会增加。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检验了经济社会现代化对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念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中国大陆和东亚的几个儒家社会，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表现在公民逐步享受较富裕的物质条件和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等方面）带来了公民一系列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包括开始强调所谓的“后物质主义”观念，更愿意参加政治行动，对少数群体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观念具有更高的宽容等。这一系列观念变化在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中被称为“后现代”政治观念或“自我表达价值观”。一般的实证研究已经基本确立，这样一种政治价值观的兴起，在极大的程度上会促进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逐步向民主政治的方向转移。我们用东亚数据也验证了本地区的政治发展经验：经济现代化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改变公民的价值观念产生的。公民对自由民主的根本需求源于在政治制度参与中得以被认可的非经济追求。在政府主导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逐渐多元化和现代化，公民对民主的诉求就会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和经济的结构逐渐多元化，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比例大幅增加，而社会教育水平、信息流通的程度等也大大提高，公民社会逐渐成长、充满活力等等，为民主化准备了各种充分的和必要的条件。“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示，这样的民主化之路同样适用于地处东亚的中国。
此外，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首先是关于儒家传统与民主。不可否认的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宣称的西方民主与儒家文化难以相容的观念依然在东亚民众之中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但在谈论两者关系之前，需要对“政治儒教”与“儒家个人伦理”作出区分：前者使君王位居权力顶端的政治等级制度合法化，后者则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Tu，1984：90）。前者的连续性在清王朝覆灭时就已经被打断了，而后者则成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遗产。这种个人伦理主要是规范人们的工作、家庭、教育等方面，这也是中国公众看重家庭、教育孩子节俭、崇尚家长权威等观念的主要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在考试制度、重视教育以及宽容性上与民主存在明显的相容之处（Fukuyama，1995）。而从政治发展的现实来看，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了发展与民主的内在联系，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是可以相容的。我们的实证数据表明，在长时间（比如四五十年即两三代人）经历或享受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后，一个社会中原有的儒家强调等级、强调政府的权威、压抑个人自由的政治价值观会很清晰地发生消退，而强调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的责任性等现代的民主价值观会逐渐居于主流。东亚的几个较早实现了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地区如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的公民的政治观念比较清楚地支持这个论断，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价值观念变迁也已经开始。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民主化之路。需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现代或“自我表达”的价值观不会直接转化为民众对抽象的“民主”这个概念产生支持，即持有较强的“现代”或“自我表达”价值观的人们不一定比其他人更偏爱民主制度。这主要是因为，“民主”作为一个概念，在一个国家里可能会受到政府和其他团体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或其他争论的影响，对于不少公民来讲，“民主”很可能含有一些负面的内涵。“民主”可能在公民的心目中会和“混乱”、“西方”、“反华”、“低效”等概念联系在一起，造成公民对政治制度的描述缺乏明确的理解。但是，具有强烈“现代”或自我表达价值观的人们在内心的基本思维过程中，能够判断什么样的制度是比较民主的，什么样的政府过程是符合民主的理念的。这样，在真正面对选择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更加民主的一个选项。其次，这样的公民更愿意加入社团或者参与政治活动，而公民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更有力的参与，会加快政治和治理模式向更加民主、更加符合公民对权利、参与、公开、透明、责任性等方面要求的方向变化。也就是说，随着民众“现代”与“后现代”价值观的持续加强，党内精英的执政压力也会随之增加，这也将有力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向。
由于对“民主”的一些可能的缺点的担心（比如民主容易乱、容易带来经济局面被破坏等），在中国，随着“现代”价值观的盛行，我们将会发现社会充满活力、积极向上，但是其民众并不是迫切希望实现向民主制度的转化。在这方面，民主制度的形成还必须与国家建设、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发展紧密相随。国家建设的意义在于为未来的民主政治准备一个高度有效的政府，从而可以避免民主化过早、过快发生的情况下带来的低效民主的尴尬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基层推动民主实践、培养公民参加民主政治的能力和习惯，推动党内民主、培养执政精英的民主价值和习惯是实现有序、渐进民主的两个重要的制度选择。而在这样有序的、控制下的、渐进的民主化进程中，着力完成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比如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有效的财政体制、收入再分配体制、福利国家、监管国家等等，将是理想的民主化与国家建设齐头并进的办法。
此外值得探讨的是中国的演进路径。在一党制到达自由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往往有“半民主”、“增量民主”、“双轨政治体制”或“混合政体”等过渡型体制（HadeniusandTeorell，1997）。一党制体系有许多通向民主的路径：间接通过军人政体或一党主导政体转型，更多的是直接通过非一党主导的多党政府转型；也有的直接转为民主。由于从一党制直接转型为民主的几率（21％）并不高（转向一党制主导的多党制为29％、非一党制主导的多党制为35％），因此对于没有直接转化为民主制的一党制国家而言，转向非一党主导的有限多党制政府将会增加民主化的几率（HadeniusandTeorell，1997）。但无论如何，公民对于民主的持续增长的诉求都将是民主化的核心因素。可以预见的是，公民价值观念的变迁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重要链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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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在东亚地区，第5次调查是在2005年至2007年间进行的，不同国家的调查时间不同，其中，中国大陆的调查时间为2007年。
②在变量设置时，物质主义者赋值为“1，”混合者赋值为“2，”后物质主义者赋值为“3”。
③越南的情况，我们初步认为是因为两次调查中抽样造成了样本过于“城市”的局面，即越南的样本相对越南全国的人口来讲，城市样本和高教育水平的样本偏多了。台湾的情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④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人类发展的一项综合指标，由三方面指标（出生时人口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加权平均而得，并由联合国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