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是对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总称。十年“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横行，文艺被当成政治的附庸和婢女，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推到了极端。新时期的开始，意味着对此前十年“文革”时期的一次告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和其他各界一样进行了反思和重建，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终于迎来了文学理论发展的最好时期。

从20世纪初到本世纪初，文学理论发展的最好时期有两个。一个是20世纪初30年，以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前后文艺思想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为重点，文论处于现代化的草创时期；一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的30年，文学理论在新的形势下又进行了“当代转型”。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学术话语开始专业化、学术化，并且都注重从古代和西方两个方向上实现文论的现代转化和中国转化。从现在这个基点看来，新时期以来的文论30年虽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成绩却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说实现了文学理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转型。这个“当代转型”可以概括为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的三个“转变”，即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这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论当代转型的总体把握。

下面笔者尝试勾勒这30年文论发展的轨迹。从总体上把握，可以把这30年文论的发展轨迹粗略概括为：从审美论，到语言论，再到文化论。

首先是审美论。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以至9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的主流是审美论。虽然就人文学界和人文学科的总体状况而言，美学中的人性论、主体论思想一度流行，并且声势浩大，但从内在学理而言，文论学科中的审美论则获得更为稳健和长足的发展。审美论作为80年代文论建设的主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长期以来文论思想过于政治化、机械化的反拨和调整。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对苏联文论体系的教条化接受，更由于历史传统的惯性和政治化的思维定式，文学理论长期中心化、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和运动的工具，成为政治政策的附庸。80年代初中期，全国掀起了美学热，以审美的观点来解说文学，成为流行的趋势。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思想也给大家以启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悟”理论也成为一种思考的资源。前苏联美学论争中的审美学派的研究思路是我们的借鉴。“形象思维”问题和“共同美”的讨论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学的审美论、审美属性论、审美特征开始出现。

以审美论为核心的种种观点其实是对长期以来的哲学认识论的文学本质论的反拨和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观点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这是从哲学认识论出发的文学本质论：文学是一种认识，形象性就是文学的本质特征。人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建设，强调文学作为一种无法替代的意识形态，它应该首先在对象和内容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人们也认识到，只有综合哲学认识论、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的方法，从创作的客体与主体、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角度入手，对文学的特征进行把握，才能发现文学的本质。

由此终于形成了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观点。“文学艺术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的反映”的说法，确认了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应有的独立品格与自身规律。文学的“审美”论消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公式，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正是由于克服了文学本质的政治“从属论”和“工具论”，文学的审美本性得到了澄清，文学理论经过很长的发展过程，才获得了自己的学科意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反映论是新时期以来文论发展的最大成果之一。

其次是语言论。应该看到，文学是一种广延性极强的事物。继20世纪70年代末“共同美”问题、“形象思维”问题和“人性论”问题以及80年代初中期文学的审美本质等理论观念的反思后，80年代中后期，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深入到文学的许多具体层面。其中比较重要的讨论有：1984年开始的“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讨论、1984年开始的文学新“方法论”问题的讨论、1985年开始的“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1986年前后开始的文体和文学语言的讨论。可以看到，讨论的问题正在一步步深入。同时，80年代以来的文论界也发现，把文学规定为“审美”还是太狭隘，不能揭示文学全部版图的种种景观。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要求由基本的理论观念问题（针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公式）转入到文学作品的形象的层面（针对艺术形象单调干瘪的格局），再转到文学创作的主体问题（针对过分强调客观生活对创作的作用），最终深入到作为真正的文学根本或曰实体论或曰本体论的文体和文学语言问题（针对文学语言只是形式的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正式步入市场经济轨道，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而社会问题也进一步呈现出来。在文学创作方面，文学形式的探索方兴未艾。作为理论对变化了的现实的回应，文艺学形成进一步开放的态势，文艺学研究的资源进一步得到开发，如当时学者们所说，中国当代文论建设面对四种资源：马克思主义文论资源、中国古代文论资源、西方古代和当代文论资源、中国五四以来文论新传统所形成的资源；文艺学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开放，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文艺人类学、文艺符号学、文艺解释学、文艺文体学、文艺叙事学、文艺语言学、比较文论、文艺文化学等各种视角的研究都有人在尝试，也都获得了不少成果；文学观念进一步多样化，每一种视角的背后几乎都存在一种文学观念。

语言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为突出、也最为扎实的代表。它是对80年代审美论的深化，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在学科化、学理化方向的进一步深化。“语言论转向”是西方引进的一个词语，在文论领域内主要是指西方19世纪末期发生“语言论转向”以来盛行于20世纪的以语言问题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流派，最重要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分析美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流派。其主要特征是：以语言取代理性而成为文艺批评中心问题；放弃对文艺本质及其他本质问题的追问，注重用语言学模型去分析文艺作品；不再刻意强调理论的系统化和体系化，而侧重强调具体文本分析。这些理论被引进后，有人述评梳理西方的相关理论，重在介绍；但也有人加以改造，发展为中国化的文学文体学理论、文学语言学理论、文学叙事学理论等。西方文论的“语言论转向”转变为中国文论话语后，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没有局限语言形式本身，没有回避社会历史，没有看成是完全的所谓的“内部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笔者主编的“文体学丛书”（5册，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笔者《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在对中西文体论进行了历史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对文体作出新界定：“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该书从对中西文体的历史回溯入手，深入论述了文体系统、文体功能、文体创造等问题，在对于语体的认识以及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等上都有新的理解和推进。另外，文学叙事学研究可以说是“语言论转向”中所取得最重要的成果，主要著作有：徐岱的《小说叙事学》、罗钢的《叙事学导论》、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事论》、《先秦叙事学——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高小康的《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叙事》、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申丹的《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事学导论》、胡亚敏的《叙事学研究》等，其中那些结合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叙事的研究，特别具有意义。一批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文学形式问题的研究也都新意迭出，冲破了此前的语言工具论的研究模式。文论家和研究者们发现，只有透视文学作品的语言或话语以及文学活动的话语维度，文学理论才能得到深化，文学现象及其实质才能看得更为清晰。也正是因为语言论已经成内化的基本维度，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才日渐显得具有内在活力和深层底蕴。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中的语言论成果不容忽略。

再次是文化论。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论，其实是文学理论在新的形势中，立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学科领域内，试图对当代社会中的文学文化以及相关价值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主义的流行，文学艺术中的价值取向低俗化，文艺的真、善、美的价值受到挑战，学界提出了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涉及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人文精神重建等问题。在讨论中有争论，如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对人文精神是否“失落”等问题上，都存在不同的理解，但不能不说，这次讨论是针对当代文学所面临的精神价值的失落而提出的。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危机问题，进一步去探讨世纪之交整个人文学科的现状问题、知识分子的人文环境、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方式、终极关怀和精神追求等问题。讨论中呼唤“重建人文精神”，重新确立文学的意义、价值，重新确立人类精神生活的终极追求。这次人文精神讨论体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主动介入和深入思考，是学者们为恢复和确立文艺的地位和价值所作出的一次努力。实际上，这次人文精神的讨论的意义，主要是在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和科技主义流行的条件下，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对文学的精神价值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文艺学界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新说，以回应现实人文精神的失落。这里主要有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1995年）、笔者提出的“文化诗学”(1998)和鲁枢元、曾繁仁的“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等。

文化诗学的思路主要因应当代社会新形势并且针对目前中国某些学者所热衷的“文化研究”而提出的一种思路。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引入中国对当代文化事项进行某些解读原本是必要的。但当代中国的某些“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蜕化成为迎合当代大众文化、并与商业主义共谋的研究事业，其对象已经从大众文化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等进一步蔓延到去解读城市规划、去解读广告制作、去解读模特表演、去解读街心花园、去解读时尚杂志、去解读互联网络、去解读居室装修等，解读的文本似乎越来越离开文学文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一些学者提出的主张，其实是将使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对象完全转移。正是基于对失去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起码学科品格的担心，我们才提出“文化诗学”的构想。“文化诗学”的基本根据是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它本身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其相对的独立性也不会消失。目前出现一种说法，由于全球化和高科技媒介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依赖图像来娱乐自己，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弱，最终文学和文学批评将消失。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在高科技时代没有悲观的理由，文学和诗学也不是哪些人能够唱衰的。文学会从变动着的现实生活吸取营养，继续自己的旅程。文学理论也会从文本语言出发，追求诗情画意，继续走自己的路。“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所以回到文本，回到语言，回到审美，是“文化诗学”的重要旨趣。

概而言之，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文化诗学”拥抱现实，用文化精神回应现实，因而是不脱离现实的。从文学与艺术的关系看，“文化诗学”强调文学的诗情画意，强调艺术的品格，因而是关心艺术的。从文学理论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的关系看，“文化诗学”力主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贯通起来，既重视文本作品的语言，也重视文本的文化精神蕴含，这是一种全面的理论。“文化诗学”的构思把文学理解为文学是语言、审美和文化三个维度的结合。“文化诗学”就是要全面关注这三个维度，从文本的语言切入，揭示文本的诗情画意，挖掘出某种积极的文化精神，用以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或弥补现实文化精神的缺失或纠正现实文化的失范。“文化诗学”是兼摄审美论、语言论和文化论的一种研究思路，我们要好好发扬它。

新时期30年回首看来，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主流趋势就是从审美论，到语言论，再到文化论，体现了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依靠文论界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努力所获得的丰富成果。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它、反思它，并且在文论的审美论、语言论和文化论的三元兼摄中，进一步推动文学理论的研究，使它有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