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历史遵循着“科技改变传播，传播改变生活，生活改变文化、政治”这样一条逻辑进程。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网络文化，具有平等性、开放性、后现代性和理性等特征，这些有助于促进成熟的“政治人格”、政治参与者个性发展和有效的国家认同。这些有利于当今中国政治有序健康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网络文化也面临着非理性因素、工具理性化、“风险网络社会”等的侵蚀，这些对主流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网络文化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关键词：平等性；开放性；后现代性；政治发展；马克思主义
网络技术的发展既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也同样在改变人们的思维以及社会结构。正如哈罗德·伊尼斯所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在以网络为核心的社会生活中，人的创造性生产与信息网络息息相关，由此产生了影响人的生活和发展的新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化。与此同时，政治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政治领域发生的正向的政治变迁，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系统由不完善、不稳定向趋于完善和稳定变化的过程。当前，网络文化的兴起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何为网络文化
不论是像科学主义那样将技术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圭臬与根源，还是如尼采一样将其看做洪水猛兽，时刻警惕“人为物役”的危险，我们如今都必须承认的事实是：网络已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它不再是现实社会的虚拟附属或延伸，而是新型的实体化社会；而由此产生的网络文化正在有力地形塑着我们的社会与个体。大致说来，网络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络文化的模式：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网络文化是技术与文化的融合，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这主要表现在，网络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模式与样态。其通过主体、客体、中介及其价值四大元素建构起其自身的逻辑和运作模式，由此把人、自然、社会和历史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网络系统。其次，网络文化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网络文化继承了现代理性精神并以虚拟的方式将其拓展，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理性形式——网络理性。网络理性彰显了网络主体性、网络自由、网络民主等主要网络理念，是网络文化的灵魂。
（二）网络文化的内容：众多网络文化现象的有机融合
网络文化是建立在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现代人类文化，主要包括网络技术基础文化、网络制度文化、网络行为文化、网络心理文化、网络内容文化。网络技术基础文化是一种物化的知识文化，它以满足网民获取网络文化内容为动机，根本上是现代人类同自然关系的直接反应，是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网络制度文化是人们规范网络行为的一种文化，是网络媒体健康发展与发挥其功能的保证，包括有关网络传媒活动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规范；网络行为文化是人们在网络文化中长久积淀而成的习惯，具有鲜明的个人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网络心理文化就是网络传媒心理文化，即在网络活动中人们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感情的总称；网络内容文化是由网络功能文化、网络资源文化、网络产品文化、网络受众文化、网络生产者文化等构成的网络集群文化。网络文化的这五大要素是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网络技术基础文化是网络文化产业的基础或前提，网络文化的其他要素受网络技术基础文化的制约。
（三）网络文化的本质：人类新的网络化生存方式与社会发展图式
网络文化极大地改变和形塑了人类的生活模式、工作方法、交流途径、思维范式、娱乐方式等。例如，网络文化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由一维向多维、由平面向立体、由线性向非线性、由收敛型向发散型转变，革新了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及信息观、时空观、等级观和社会实体，由此创造了新的认知模式。换言之，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人类新的生存方式。与此同时，网络之间的信息和意义互动，以及网络对社会实践的反作用，导致了社会结构和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更新与变迁，构成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脉络，成为人类社会新的发展图式。
由上我们对网络文化主要内涵的辨析与理解，我们可以如下定义网络文化的概念：网络文化是人类通过信息网络方式作用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活动而产生的新兴文化形态，它是网络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人类一种新的网络化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图式。
二、网络文化对我国政治发展的积极意义
社会需要是推动技术发展的动力。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这封信中讲道：“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既然技术的产生与提升都是现实要求的结果，那么科技及其物化形态必然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发挥其时代作用与价值。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网络文化，更是如此。
（一）网络文化催生成熟稳定的“政治人格”
美国学者帕特南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大利各地区制度变迁的考察和研究发现，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强烈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严重地压制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使自由、民主思想很难在中国社会内成长起来。而网络沟通的平等性，参与过程中的可匿名性，使网络政治的参与者可以自由、自主、平等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如近年兴起的网络问政。网络政治的开放性，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限制，强化了公民的民主意识，使网络政治参与者可以切实享受现代政治生活的民主性。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使中国公民可以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这一新型方式来推进政治社会化过程，他们可以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学习参与政治生活所必备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和政治技能，形成成熟稳定的“政治人格”，从而起到传承政治文化、教育社会成员、巩固政治统治的效果，也会逐步降低有效政治参与的难度，有助于促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
美国政治学家派伊认为，政治发展是公民的政治组织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提高的过程。在缺乏广泛参与下的民主，普通百姓只能“独自打保龄球”，游离在民主生活之外；相比之下，有了大众普遍参与的“强势民主”，才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本。因此，如郑永年先生所讲，互联网是推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的一个有效技术途径：一方面，互联网在“软化”政府传统专制行为方面卓有成效；另一方面，有了互联网，社会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一味地顺从政府的权力，从而为个人“政治人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二）网络文化推动了人的个性发展
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的作者卡斯特看来，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有效互动，重新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场景，“在这一新社会形式中，人们以一种多元化、去中心、平面化的方式生存与互动。”[2]具体说来就是，网络社会互动所体现的文化是一种后现代的生存状态，即凸显出了平面化、无中心、碎片化、审美化、想像性、不确定性等特点。总的说来，网络文化是一种“去中心”的双向交流的平等文化。这一事实说明了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世界,这导致了“惟一必然之神”的消失和“价值的多神化”不可避免。而网络的发展正好为容忍差异、尊重个性这一时代要求提供了现实的技术基础。正如E·舒尔曼所说的：“技术在现代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人们愈发广泛地承认，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文化的未来将被技术控制和决定。”[3]
人类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政治发展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形成的过程。不同民族禀赋着各具差异的文化传统，但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不同民族也会构建起某些相似甚至共同的特征。如公民具有参与政治的热情与积极性，有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的观念，以及尊重和容忍不同意见的意识。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讲道：“在并非主要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个性应当维持自己的权利，这是可取的。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的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4]这里讲到的个性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当然也包括了政治发展的维度。
（三）网络文化有力地促进了国家认同
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的现代化，就是非现代化社会建设现代化已确立的合理的政治模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强有力的国家认同，即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所属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理念、政治模式、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家认同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但是，现代国家的国家认同，历来是一个难题。这主要是由于国家是人为的政治结构，但这一人为结构又是建立在民族这一自然共同体的基础上的。于是，国家认同的目标必须同时解决两个问题才能实现：既要考虑本民族的自然特性，又要服从国家的政治原则。而这两者往往并不一致。
但是，网络文化的发展为国家认同提供了现实基础与契机，因为网络文化必定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制约。正如斯塔迪梅尔所言：“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收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5]网络技术与网络文化都无法割断其与现实社会的精神文化联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网络技术的器物层面上，而且也深入到网络文化的精神层面强有力地影响着人们。更进一步，现实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浸入网络文化，而且通过依靠网络技术的“电子眼”，对网络文化实行“全景式”和“全程式”的监控。当然，网络文化也正是随着社会价值意识的层层浸入，在现实社会对网络文化的规范与指引之下，不断从非理性趣向理性，从依附性走向独立自由，从而不断强化着人们的国家认同。
三、网络文化对政治发展的消解及其应对之道
马克思明确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网络文化对当今中国政治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现实之中其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消解和阻碍作用。对此，我们必须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道。
（一）通过网民自律与法治祛除网络文化的非理性因素
如上所述，网络文化的确给人们释放个性、展现自我提供了巨大的“公共领域”。但是网络文化中的非理性倾向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理性是民主的基础与保障。如果网络民意为非理性力量所蛊惑，那么它非但不能起到形成理性民意的效果，反而会助长社会的偏激、盲动和任性，甚至受少数人利用而成为实施“多数人的暴政”的工具。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的忧虑在网络时代一语成谶：网络暴民、各色愤青纷至沓来，并在假消息、流言等的鼓动下走向情绪化、暴力化，美化暴力、讴歌偏执成为许多论坛的主流。网络为狂躁的“乌合之众”提供了一个可以极端宣泄情绪并且可以免于责任的平台。勒庞没有预料到网络社会的出现，但网络时代“乌合之众”的表现完全在勒庞的忧虑之中。2014年，11月14日上午，《辽宁日报》头版公告并整版刊发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批评了某些高校教师“呲必中国”的现象。其实，不仅仅是在课堂上，网上“呲必中国”的非理性现象也极为常见。这些不良言论与情绪很容易在网上滚雪球式地引起围观甚至“啧啧称赞”。
我们知道，善政到善治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善治是治理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它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互动，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蕴含着传统善政与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这其中就包括法治。因此，对网络文化中的非理性方面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可以在两种途径上同时着手：一是通过对广大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舆情引导，来强化他们的理性意识与观念，形成网络群体的自律；二是建立政府基于法律基础之上的网络监管，如实行实名制、层级信用制等。
（二）通过重塑价值理性弱化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人为了生存与竞争，必然追求效率与实绩，但由此而膨胀的工具(形式)理性会导致价值(实质)上非理性的生活方式，把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当作终极目标来追逐，这便是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正如笔者所讲，网络文化的产生是现代理性精神借助技术力量实现的，所以，作为价值理性的网络理性必然受到虚拟技术的制约，在现代社会的异化语境中沦落为工具理性：手段成为目的，各种网络附属物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网络主宰了人的一切，网络文化带着鲜明的工具理性色彩。但是，人类离不开功利，也离不开理性；理性的必然是功利的，而功利的则追求理性的。尽管理性极其可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而导致人们通向“奴役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推动的，它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政治发展是政治的民主化过程；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获得和运用权力的能力的增长。政治参与者个性的形成对政治发展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是人们形成“政治人格”基础保障。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寻求某种张力以期达到平衡。否则，一个缺乏价值理性维度的社会，必然会蜕变成为舍斯托夫在《旷野呼告》中所批评的情况，即对必然性和理性原则的崇拜和对人间苦难、不幸、眼泪与绝望的漠视。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必须弘扬以人为本的网络文化，培养和发展网民的自由意志、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考和批判等方面的能力，以此赋予每个个人在网络时代的“绝对价值”。
（三）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来强化国家认同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上世纪末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正如刘小枫所说的：“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为疑虑笼罩，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可能之阴影中, 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这才是风险社会概念的新意。”的确，互联网以及网络文化的发展为西方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西方社会思潮提供了聒噪一时的平台与机会，而这些在当今中国政治发展、避免形成“普力夺”社会、强化国家认同等方面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考验。
因此，在重视个人自由和个性、充分发展“参与式治理”的当今社会，我们必须确立“多”中之“一”,寻求一种能把整个社会“粘合”在一起的公共性纽带，来维持现代社会的统一性与稳定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7]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国家，作为中华民族和广大工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国家认同，为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凝聚更多的共识和内聚力。
由上述我们可知，网络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现代化的新型力量，推进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转型与跃升，使人们传统的关于政治参与路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认知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那么，对我们具体个人而言，如何做一个网络时代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促进者与推动者呢？阿尔文·托夫勒写在《再造新文明》中的那一段话也许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容许犯错，不妄下断言，尊重多样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其有所节制，这就是我们展开二十一世纪新旅程时，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8]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8.
[2] 黄少华.数字化与人文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2003:53.
[3] 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3.
[4] 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60-61.
[5] 转引自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4.
[6] 黄枬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
[7] 转引自吕静.马克思主义经典解读[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43.
[8] 转引自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285.
【作者简介】叶先进（1984—）男，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让新（1956—）男，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