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地理与文化”、“经济和贸易”、“政治同安全”、“法律及社会”四个不同层面，透视了东亚共同体概念的复杂多样性。文章认为东亚各国某些共同文明基因折射了奠立东亚共同体的最初基石，政治同安全层面则代表东亚地区最难解的一面，而法律及社会层面提示着深层次的合作目标。作者强调，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与建言，不能只有单一层面指向，而应当统筹考虑、多方协作；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美国最著名的东亚问题学者之一斯卡拉皮诺(Robert A.Scalapino)曾说，东亚地区像一块绚丽多彩又令人迷惑的马赛克；“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这一地区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种族的代表性的特点、文化类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纷繁杂陈，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人类所见识过的全部类型”。①依笔者看，通过探讨“东亚共同体”概念，人们可以对这个复杂板块的构造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下面，我分几个层次探讨“东亚共同体”概念，就教于各位方家。
第一层次：地理与文化的东亚
地理的东亚比较容易辨识，充其量有小东亚（主要是东北亚，包括日本、中国、蒙古、朝鲜半岛和俄国远东地区）与大东亚（东北亚加上东南亚，后者涵盖今日东盟列国所在地）之别。无论如何，地理学意义上的东亚不包括南亚（印度等国）、西亚（如阿拉伯世界），也不能算入南太平洋诸国（如澳大利亚），更遑论北美（美国、加拿大）、西欧列国。
文化东亚与地理东亚的区位不谋而合，可以说，前者强化了后者的特殊定位。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文化东亚涵盖的基本上是“蒙古人种（系）”所繁衍和活动的范围，也即当今词汇学意义上的“黄种人”所主要居住的国家集群，覆盖了亚洲东部区域直至整个太平洋西海岸线一带，代表着人类最古老、富有特性的文明形态之一。所谓“儒家文化”、“日本文化”或“高丽文化”等说法，不过是不同时期文化东亚在地区内部不同部分的不同表达而已。不论这一区域内各国有哪些差异，东亚人民在肤色长相、语言文字、饮食习性、建筑风格、性情偏好等方面的类似性是不难发现的。
地理与文化的东亚是定义“东亚共同体”范畴的原始基石：不论这个基石上建立的大厦最终是什么样式，我们不应忘记它的最初根基。撇开后面将要分析的复杂变异和不得不纳入的其他因素不谈，在理想状态下，“东亚共同体”有它独特的历史基因和文化认同，有它生生不息、长久进化赖以依存的风土人情，有它为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繁荣昌盛做出自身贡献的现实优势与强大潜力。正如人们说“西欧”概念时不会把巴西或墨西哥等美洲国家放进去一样，我们在讨论“东亚”／“共同体”的复合范畴时，首先应当看到和指认地理及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概念。这既是构造多层次东亚共同体的第一步，也是文明学意义上防备任何沙文主义傲慢态度之所需。
重要的是，地理东亚和文化东亚的观察角度，也为有关国家和人民建设东亚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知识和哲学思维。例如，中国古代大哲学家孔子教导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当代中国最有声望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③在日本、韩国以及东亚其他地方，类似的精辟思想与哲理还有很多，它们中有的需要深入发掘和更新改造（如“中和”、“中庸之道”），有的是东亚地区家喻户晓的常识（如“和而不同”），有的正在变成全球性共有知识的一部分（如上面提到的孔子教诲）。无论如何，它们共同构成了近些年人们常说的“东亚价值观”或“亚洲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处理新时代复杂的人际关系、社团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宝贵思想源泉。笔者想强调的一点是，在承认和学习现代西方文明或其他文明的各种优点长处、看到东亚地区存在的各种缺失与问题时，我们不能忘却自己的祖宗，不能丢掉传统文化的根，未来的发达世界与进步人类必须、也肯定将吸纳来自地理东亚和文化东亚的独特贡献。
地理东亚和文化东亚的视角，直接帮助各国政治家和政府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努力。例如，当日本前首相鸠山先生向本国国民和邻国同行阐述“友爱”理念时，无论战略家们如何批评这一理念的可行性，也不管叙述者本人如何把它与法国大革命时的“博爱”思想联系起来，熟悉东方文明及其话语的人会立即联想到这一地区古代先哲关于“仁爱”的重要教诲，以及积淀在东亚悠久历史里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它折射出东亚地理和文化层面一种无法抗拒又潜移默化的心理接受力，是任何重大政治和外交方略在这一区域取得成功之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
第二层次：经济、贸易的东亚
从经济层面尤其是贸易角度观察，东亚仿佛是当今全球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也是“东亚共同体”概念的主要依托层面：这个地区的民众一向以勤劳著称，特别善于学习（包括模仿其他国家的产品与技术）；区域内部各国之间在经贸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有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的国家劳动力优势巨大，有的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占有先机）；比较成本、开放贸易和相互依赖等理论学说，看上去能够在这里找到最好的应验。从更广泛意义上讲，这一地区拥有重视工艺教育和技术应用的传统，培育了市场化和贸易过程的良好基因。
在实践中，东亚各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拥有值得赞叹的记录：先是二战后日本率先复苏，迅速壮大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20世纪80至90年代，韩国、香港、台湾等“小龙”、“小虎”，以及一定程度上包括东南亚整个次区域，发展为当时世界上取得最神速进步的新兴工业群；最近一二十年，拥有全球近1/5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闪亮登场，把一个先是近似“东亚病夫”、后来有一段很像“世界革命斗士”的东方大国，推向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大浪潮的领头羊位置。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10多年间，东亚地区投资和贸易自由化长足进展，迅速变成继西欧、北美之后全球经济的第三大“支柱板块”（或者说“希望板块”）。
推算“东亚共同体”实现的可能性，毫无疑问，任何人最先想到的，当是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性组织在经济上尤其是贸易及投资领域的集团化。虽然缺乏（譬如说）西欧联盟或者说欧共体那样具有坚实法律基础和制度框架的一体化形态，但在过去一二十年间，东亚地区关于“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互补与联合”、“十加三”、APEC等等议题和探讨不绝于耳，相关的各种试验和组合始终在摸索中推进。④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驱动下，世界各地区内部的经济联合与互补努力都有加强趋势，东亚地区亦不例外，其成就甚至不输于任何别的地区。比如，中国、日本、韩国在建立货币信托及金融危险防范体系方面，中国与东盟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建立经济合作机制方面，东盟与印度等国在建立跨东盟／印度洋合作安排方面，韩国与美国在建立自贸区方面，日本与新加坡等国在建立自贸区方面，均有显著的进展。我个人猜想，当富有个性和雄心的鸠山首相提出“东亚共同体”倡议时，他当然是首先着眼于东亚地区业已兴盛的各种经贸合作进程，并由此出发，期待把较小范围的、次区域的努力，整合成更大范围乃至覆盖整个地区的、类似欧盟的东亚协调与协作机制。
然而，现实中，不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它的邻国，对日本领导人之“东亚共同体”倡议持批评和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究其原因，主要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是这个倡议没有点明（或有意含糊了）领导权的归属，比如讲是日本还是中国或是东盟甚至韩国扮演东亚一体化的引擎（主角）；二是它没有讨论美国及澳大利亚等传统西方国家加入预期中的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特别容易引起美国人的疑惑及美国盟友的担心；三是它没有考虑本地区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和军事力量对峙，带有过分理想主义的色彩或纯粹公关策略的印记。这里面，后两个因素涉及跨地区国际关系和全球战略问题，前一个因素则关系到中国与日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矛盾。鉴于无论三个原因中的哪一个都有太多争论，这里就不占用篇幅赘述。我的关键论点是：不管存在什么困难与曲折，经贸的东亚共同体肯定会不断推进，而且较其它层面（文化层面、安全层面或社会层面等）快捷、便利；坚持这一判断，政治家和外交部门在策略方针上就有议题先后的恰当取舍和投入轻重的合理把握。
第三层次：安全与政治的东亚
与经济贸易层次形成鲜明反差，从安全及政治角度透视，东亚似乎是全球范围最不可能形成区域共同体的地方，其难度不仅远大于西欧和北美，甚至超过非洲、阿拉伯和拉美等区域或次区域。不夸张地说，东亚可能是当今世界冷战遗产最沉重也最杂多的地区，突出表现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敌对状态、台海两边的不战不和架势以及美国／日本安保条约对朝鲜和（尤其是）中国为“假想敌”的防范态势。东亚地区还是全球军备竞赛的一个集中场所，按规模讲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八支军队有五支在这一区域，按质量讲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有相当多被部署在这一区域，按速度讲世界上军费开支增长最快的国家（包括台湾这样的特殊政治实体）也在这一区域。这些对峙局面各有不同的历史成因，其危险程度和麻烦程度同样有别，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威胁或削弱了东亚地区集体安全或者说共同安全的可行性与可靠性。⑤
东亚军事安全的对峙局面背后，有着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不信任感。比如说，在日本和韩国民众心中，共产党执政和“先军政治”的朝鲜甚为可怕和难以理解，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给他们不放心、不安全感；反过来，中国百姓同样对日本军队在二战侵华时留下的野蛮记录铭心刻骨、难以释怀，对于韩国也很难有像对朝鲜那样的“血盟”潜意识。即使政府和外交部门出台一些有利于地区合作与理解的措施，东亚各国的媒体仍常有这样那样的质疑和批评，把这些措施视为不得已的策略手段和外交姿态。
另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事实是，东亚地区一直存在世界上最多样最复杂的主权纠纷。例如，日本与中国之间围绕东海划界和钓鱼岛归属有分歧，韩国和日本之间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的归属有分歧，中国与韩国在黄海的某些水域归属上有分歧，中国与东南亚5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在南中国海及北部湾一带存在主权纠纷，东盟国家内部也有陆地边界和海洋权益方面的诸多主权纠纷。这些主权纠纷历史上就曾引发过各种对抗甚至流血冲突，而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4年生效后15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尽管战争对抗性趋于下降）。主权纠纷的长期存在，不仅干扰着相关政府和外交部门的对外合作努力，更对各国内部原本存在的排外民族主义情绪添上更多干柴，甚至火上浇油。
东亚地区多元且变动中的政治体制，似乎为实现“东亚安全共同体”命题加上了更多难以预测的变量。且不论其他国家，就我自己的国家而言，本人十分清楚中国现有政治体系的多重性与容易让人迷惑之处，它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是外人往往很难体察的；中国当然是共产党独自执掌政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正式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集成；但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哲学近些年来也在散发日益扩大的影响，所谓“国学”的称呼反映出新一代权力精英的认可；同时，自近代以来、特别是近30年改革之后，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各种思潮和文明形态的冲击，年青一代的国民尤其如此。因此，可以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实际上远不是单一的苏联模式或革命教条，而是包含着丰富且变幻的“中”、“西”、“马”三大不同底色所组合而成的特殊框架；它们之间表面上看充满着张力与矛盾，实质上存在着其他地区很难找到的“创造性紧张”⑥。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深入了解就会发现，类似的多元政治文化和体制因素实际上或多或少同样存在。这些多元政治因素从长时段分析或许是形成东亚共同体独特而有利的基因，但从短期看一定是给原本匆忙、眼睛盯着事务案文的政府职能部门增添了难以分析、更不必说难以掌控的变量。
第四层次：社会和法律的东亚
在我看来，真正高级的区域共同体形态，一定是公民社会自主而强大的形态，政府外交仅仅是公意的表达与体现；公民个人拥有充分而畅通的信息渠道，对自身权利和义务不仅了解而且具备良好的平衡感，对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力；这种形态还应当奠基在周密完备和理性有效的法律之上，制度性的框架同时支撑着国内社会和区域性国际社会的运作。这种区域共同体不仅彻底消除了各国内部和彼此之间用战争暴力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而且大力倡导人际间的交流与信任，鼓励多样化且富有创造性的不同社会间互动。在这种形态下，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那样：每个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所有人的充分发展的前提。用这个标准衡量，社会和法律意义的东亚共同体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实现它的难度超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难度。从当代世界范围搜索，大概只有欧洲联盟有一定的近似性。
树立正确的标杆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对现实有清醒的评估。东亚地区目前尚未具备社会和法律共同体的条件，其原因除了上面分析过的之外，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即：东亚地区整体上作为全球现代化的一个后发区域，仍然受到旧时代各种封建主义或专制势力的强大制约，仍然被迫赋予国家（政府）机器过于广泛而专断的权力，仍然极大地限制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公民个体的权利。例如，单从NGO（非政府和非营利的社会组织）这一指数衡量，东亚不仅整体上落后于欧美传统发达地区，甚至落后于南亚和拉美等发展中地区。我不想说这只是中国或朝鲜的情形，它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东南亚各国、韩国及日本。⑦当倡导中的东亚共同体缺乏扎实的社会基础时，政治上的暂时结合、安全方面的妥协或经贸领域的一体化是不稳固的，即使有某些推进和成效，也可能随时逆转或中止。
东亚的某些优势与短处恰似一个硬币的两面。就前者而言，东亚各国经贸领域的进展神速，市场化潮流和消费主义热情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好前提，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国家政府的强势引导和积极管理；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都证明，强力政府也许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反过来，就后者而言，强力政府的政治文化久而久之也可能形成思维定式，使各方面对社会及公民遭受的公开和隐性压制视而不见甚至见怪不怪。并非偶然的是，与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相比，东亚地区的各国政府（不论日本中国朝鲜或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政府）善于与经济界(commercial cycle)交往并“下先手棋”，熟悉政治界(political and governmental bureaus)的规则和博弈，而不太喜欢与社会界(societal world)平等相待；在法律层面，这些政府更愿意实行人治(rule by leader)而非法治(rule of law)。东亚这种后发现代化区域的特点，决定了社会法律公正性的经常性缺失。可以认为，东亚地区有着较高水平的经贸往来和市场潜力，却只有较低水平的社会交往和法律公正。
归纳起来看，东亚共同体这四个层面，并非超市里的不同货架，彼此可以毫无关联、仅仅是需要时拿取并任意使用；毋宁说，这四个层面倒像是层化的岩石，相互叠加、错综复杂，只有慧眼才能识别个中的不同纹理。它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努力，哪怕有先易后难、从经贸到安全经文化至社会的不同次序，但毕竟现实生活是动态的、立体的呈现，政治家和决策者哪怕拥有再大的能力和资源，也无法完全割裂不同层面的内在联系。
结合上面的讨论，就东亚共同体问题，我谈几点政策性的判断与建议。其一，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只能从经贸领域的合作与协商开始，逐渐伸向政治和文化各个方向的交流、理解与信任，再朝着军事互信和安全机制的深层次拓展，最终走向东亚社会和价值的全面制度化建设。这不止是实践和政策操作上的由易到难，也是理论和逻辑分析时的从低到高。这并非意味不可以有同步的展开或交叉的成果，而是强调不同阶段不同重点及突破口所在。各国政策规划部门和智库团体应当建立相应的议事日程和资源配置，使短期的日常工作与中长期的统筹规划对接起来。
其二，笔者在前面对概念的探讨中有意省略了美国的作用，但事实上这个东亚区外大国从一开始便与东亚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不可能无视和否定的重大战略存在与深厚经贸利益。对美国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所扮演角色的恰当定位，直接制约着“开放性”和“领导权”两大难题的解决方向及进程。不可讳言，眼下几乎没有可能结束东亚各国内部和国际社会关于这两个难题的争论，连传统上美国的盟友日本都没有形成决策层内部及主要政党之间对此的共识。因此，我个人的建议是，采取灵活与务实的态度，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保持各方的协商与协调，使得那个超级大国即便不是老问题的解决者，也不要成为新麻烦的制造者。美国卷入东亚地区的历史很长，因而指望它在短期完成战略收缩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是现实主义者。
其三，新的中日关系的塑造，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前途至关重要。中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独自充当东亚的巨人，那时的日本微不足道；日本自近代以来取而代之（尤其在经贸和技术领域），而中国在近代一百多年始终处于边缘位置。现在是世人第一次见证这两个大国在东亚的并存，所有人都关注它们如何共处：是彼此争斗不休（俗话说的“一山不容二虎”），还是像二战后的德法关系（所谓“新欧洲列车的双引擎”）?考虑到中日之间的百年恩怨及现实利害，两国围绕东亚共同体建设上的磨合肯定数量不少且历时漫长。东盟或韩国虽然有时能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影响，毕竟无法替代两个主要大国的强大作用。为此，我特别希望，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不管来自产、官、学或民间团体，对东亚共同体问题能够有深入、全面的对话。这种沟通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未来将会验证它的价值。
最后，中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将审时度势、量力而行，通过与邻国的磋商、协作，发挥应有作用。原则上讲，东亚共同体目标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据我分析，这些根本利益包括：为保持中国国内经济改革、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局面，创造长期和谐有利的周边环境；通过建立新的对话与合作渠道，减轻美日安保体制对中国的敌视与防范；看到中国西部及中亚一带伊斯兰区域持续“升温”的背景，努力不使东边的一些传统热点（如朝核问题、主权纠纷、台独势力等）加剧中国战略负担；在与西欧、北美等全球主要经济板块的竞争中，形成东亚各国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经济集团；东亚各国的传统文化形态之间有相似性与亲和性，这方面中国有可能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凝聚力。虽然眼下中国外交部门并未宣布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方针政策，中国媒体和学界亦众说纷纭，但有理由相信，考虑到上述所有因素，中国政府未来会逐步增加这方面的政策研讨和资源投入。
注释：
①斯卡拉皮诺著，辛耀文译：《亚洲及其前途》，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②孔子：《论语·卫灵公篇》。
③费孝通：“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见费孝通著《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353-363页。
④张蕴岭著：《东亚合作（寻求协调一致的方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6月。
⑤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分析，可参见郑先武：“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期。
⑥学者出身的韩国前外交部长韩升洲曾经指出，东亚地区存在着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紧张”：一方面是富有生气勃勃的活力与创造性，另一方面充满着各种紧张与对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论点。
⑦参见李文、赵自勇、胡澎等著：《东亚社会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0年第庆典特刊期 第84-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