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王天松先生编撰的《褚辅成慧僧先生年谱长编》，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与天松先生初次相识的情景：2004年，我从北京大学调入九三学社中央后不久，与我几乎同龄的天松先生送我1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并简要介绍了他对褚辅成先生研究的近况，使我对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之一褚辅成先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刻的理解。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印象较深的主要有褚辅成先生挺身救援韩国金九先生、与黄炎培先生等访问延安、"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的名言以及逝世前10日口授的遗嘱："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天松先生当时还告诉我，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搜集一切有关褚辅成先生的资料，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做充分准备。交谈中，天松先生表现出浓厚的历史研究兴趣和深厚的历史研究底蕴，使我这个当时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和工作了20多年的"科班出身者"非常兴奋并肃然起敬，感到遇到了学术知己，契合了我的历史研究情结，也打开了我专业上的话匣子，一时大有相遇恨晚之撼。就这样，天松先生与我一见如故，后来的联系自然比较密切。尤其是九三学社中央正式启动"社史工程"后，褚辅成先生被列为"九三人物系列丛书"的首批传主，天松先生作为任务承担者，而我作为"丛书"的具体服务者，我当然免不了经常麻烦和请教天松先生，因此我们俩的联系更加密切。

认真拜读《年谱长编》后，我确实产生了不少感想和联想，也得到了许多启示和体悟。若要全部写出，恐怕会像梁启超先生为蒋方震先生《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一写数万言，序文变为专著《清代学术概论》；或像唐德刚先生为胡适先生《胡适口述自传》作序，"一写就阴错阳差，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序文变为专著《胡适杂忆》。这样则有违天松先生分派给我写序任务的初衷，根本无法印在《年谱长编》书前作序。所以限于特定场合与序文篇幅，仅提出三点感悟与大家共勉：

1、日积月累，有志事成。天松先生为褚辅成先生撰写《年谱》的想法产生于1991年《褚辅成专辑》出版后，但因褚辅成先生一生未记日记，未出文集，也未写回忆录，所有史料都散见于各种书籍、报刊和档案中，所以收集起来难度很大。正如天松先生所说："这多半也是因为褚辅成的个性所致，因为褚先生不像其他名人，在生前已经出版了个人文集、日记、回忆录等著作，他生前什么文集都没有出版过，所以全要靠后人再把他公开发表的东西汇拢来。"天松先生近20年来利用一切机会坚持不懈地收集褚辅成先生的史料，先后去过上海、重庆、南京、北京、天津、重庆和浙江档案馆、图书馆、浙江丽水市党史办等查阅资料，分别购买了有关褚辅成先生史料的书籍、杂志300余册，详细查阅了上海《申报》，武汉、重庆《新华日报》，部分上海、湖南《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新闻报》、《时报》等，还自费复印了大量有关褚辅成先生的史料，也登门采访过曾与褚辅成先生合作共事的骆耕漠先生等。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08年4月，我正在贵州为拍摄社史专题片进行实地采访，天松先生通过电话和短信两种方式，托我在一个地方历史博物馆里查找一张褚辅成先生的珍贵照片。天松先生提供给我的出处之具体与详细，使我真正体会到天松先生"大海捞针"的不懈努力和出色能力。经过近20年的日积月累，天松先生收集的史料日趋丰富，为编撰《年谱长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天松先生在编撰过程中又很好地注意了慎选史料、注重原始文献的引用、爬梳出主要史料合理运用和"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后汉书·耿弇传》载："有志者事竟成也。"天松先生正是依靠多年不曾改变的恒志，并付诸多年执着不懈的努力，在通向"事成"的崎岖山路上不畏劳苦，不怕困难，不断跋涉，不懈攀登，终于编撰出了值得称道的《年谱长编》。

2、专心一志，学有专攻。天松先生于2006年8月开始动笔编撰《年谱长编》，据天松先生说："四年中，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都放在了《年谱》的编撰上。"天松先生这种专心一志、学有专攻的精神，既是天松先生编撰《年谱长编》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恪守的重要准则。有些前贤很明白和重视专心一志、学有专攻的道理，如孔子通今博古，知识渊博，但当学生问他种田种花种菜的学问时，他如实回答："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荀子在《劝学》中说："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韩愈在《师说》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法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一位好的经济史学家不可能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同样，经济学家同时兼顾历史事实的又实属罕见。"布罗代尔当时主要是嘲讽法国主流经济学家自以为是而罔顾经济史实。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访问中山大学时，面对记者最多的回答就是"不知道"，因为"这15年来我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在宇宙间寻找反物质"。他说自己100%的时间都在实验室度过，跟他一起工作的有600多位教授。但今天有人却不明白或不重视专心一志、学有专攻的道理，他们随着职务的晋升、权力的扩大和名声的提高，往往被很多未必善意的阿谀奉承包围，人性的弱点得以最大化，自以为真理在握，能力超强，知识渊博，无所不懂，即使在自己很少学习和研究的领域中也敢充当专家或权威，到处发表"高见"，颇有"无知者无畏"之勇，而自己的工作或研究优势倒相形见绌，显得学无所长。实际上随着职务的晋升、权力的扩大和名声的提高，绝大多数人送往迎来的应酬活动会增加很多，浪费在空话套话上的听说读写时间也会增加很多，所以在许多方面，他们的能力会降低而知识也会减少。我近年来从学者转型为公务员后就有切身体会，尽管自己职务不断晋升，但在许多方面，我的能力是在降低而知识也在减少。如果有朝一日，有人说我能力超强，知识渊博，除了不太懂自己长期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外，其它什么都懂，甚至不乏"高见"，那我真会尴尬得无地自容。

3、严谨求真，实事求是。天松先生在编撰《年谱长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严谨求真，实事求是。天松先生说："要让人们了解知晓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首先要有较详实的史料，让事实说话。所以就是《专辑》出版发行后，我们对褚老的史料征集还是继续不松，哪怕是点滴新发现都不放过。"天松先生还令人信服地纠正了某些流传已久的错误："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褚辅成是反对孙中山的，但我们从文稿中可以看出，他其实是极力维护孙中山先生的。还有，褚辅成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关系都很密切，他的好多政见在当时的大环境中，都是与时代合拍的。褚辅成其实是一位不计党派利益，重国家利益的人。""当然，褚辅成先生的观点也可能不全部对，但是，正因为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一大批先驱者和先行者的许多正确的意见汇合在一起，才真正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我看来，求是确实非常重要，所以我很欣赏竺可桢先生说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但"是非"具有时空局限，常会见仁见智，有时需要请"旁观者"或留给后人评判。而且求是一定要在实事或求真的基础上，所以对学者特别是历史学者而言，搞清真假的求真往往比明辨是非的求是更为基础，一般也更为优先。千万别像金克木和杨绛两位智慧老人几乎不约而同说的那句带有某种哲理的话："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而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其中当然具有调侃意味，但也无疑是对某些所谓历史学者的极大讽刺和严厉批评。在当今社会，为了某种利益需要而造假历史的现象并不罕见，确实需要大力强调严谨求真，实事求是。同时我很怀疑，在目前这种许多人争相回避和遗忘历史的大背景下，那些为了某种利益需要而造假历史者，究竟是否知道齐太史秉笔直书和古之良史董狐的事迹？在利害、是非和真假的关系上，是否可以这样概括：是非比利害更为重要，真假比是非更为基础。

总之，《年谱长编》是一部很有学术份量的历史研究成果，也会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我谨向各位读者郑重推荐。同时，天松先生在褚辅成先生研究领域经过20年的努力耕耘，目前已堪称褚辅成先生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我十分期盼天松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尽早拿出具有更高学术水平的专著《褚辅成先生研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