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没有实现最高统治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却成了平民挥之不去的梦魇，民族跌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

在城市，工厂大多停产、倒闭，工人失业。1962年，开始大量精简城市职工。我母亲也从工厂精简”回乡了，父亲只好从地委组织部调回老家工作。

自从回老家后，几乎每顿饭都少不了红薯、萝卜。早饭，红薯稀饭，里面只有少量的米;午饭，红薯干饭，也主要是红薯;晚饭，煮萝卜、白菜汤，加一块豆腐。

我就问同位同学，你们吃啥子?他回答道：都差不多，也是红薯、萝卜。我说，红薯、萝卜真难吃。他顿了一顿说，已经很不错了，比前几年强多了，起码不会饿死了。

这位同学，姓齐，比我大三、四岁。他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辍学了几年，直到生活好转后，老师登门请他上学，并帮助他免掉了学费，他才又重新回到学校。老师安排咱俩坐一起。

他向我讲起大饥荒那几年的事：没的吃的了，就在夜晚跑到地里，掐豌豆秧吃。豌豆秧吃光了，就吃树叶，吃糠。吃了糠，解不出大便，疼得难受，就趴在地上，大人用根小棍子，一点点往外挑。他父亲舍不得吃糠，留着给孩子们吃，不多久就饿死了。后来，糠也快吃完了。要不是政策变了，准许自由耕种，允许做点小生意，恐怕早就饿死了。

我当时生活在城市，又比他小几岁，对他说的前些年的事没的什么印象。听他这么一说，才知道不久前还发生过这么悲惨的事。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实施一段后，饿死人的现象基本止住了。然而，刚开始好转，极左特有的幼稚病、精神病、癫痫病一齐发作，又头脑发热，开始折腾，发动“四清”和“文革”运动，批判“三自包”、“四大自由”。曾经救民于水火的包产到户，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长途贩运，都被禁止了。

人们刚刚燃起的生活希望就这样又被打压下去。自然环境好一点的地方，还可勉强吃饱。条件差的，长时间吃不饱。人们一天到晚操心的大事，就是怎么能吃饱。家长为让孩子填饱肚子，做饭时就多加些水，多兑些红薯、萝卜、野菜、红薯叶、芝麻叶等替代食品。

从开始上小学到1975年，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母亲几乎每年都在为吃饱饭操心。父亲每月拿回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高价粮。

那时候，经常参加忆苦思甜会。就常常想，旧社会跟现在比到底哪个更苦?几次问奶奶，奶奶从来不正面回答。后来，从生产队社员的讲述中，了解了一些解放前的生活状况：那时候的人都很自由，没的人禁止你正常做生意。只要勤劳，种点地，再做点买卖，就可养家糊口。除非遇到大的灾荒年，正常年景都不会饿肚子。于是我相信，自己经历过的这段岁月，也许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受煎熬的时期。

八十年代初期，我回老家，邻居告诉我，现在粮食够吃了，不吃返销粮了(供应粮)，不吃红薯，只吃大米、白面。我纳闷：人，增多了;地，没有增多，还减少了，怎么突然间就生产出那么多的粮食?八四年又回老家，邻居又告诉我，现在粮食多得吃不完，家家户户卖余粮。邻居感叹道：这都是政策带来的好处，农民自由了，解放了。“不过”，邻居悄悄地说：解放得还不彻底，现在只是承包，如果农户享有土地所有权，那生产的粮食比现在还要多。

为什么实行家庭承包后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是值得深思的。

把剥夺的农民权利还给农民，种什么、怎么种由农民自己决定。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打开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恢复他们应有的自由。吃饭，这一长期困扰人们的大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现在，时不时有人跑出来质疑：民主、自由、权利，这些东西能当饭吃吗?说这话的人，有的是真糊涂，有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几十年的折腾史，就是一部钳制史：变着法儿捆住平民的手脚，比如剥夺迁徙自由，连农民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候种都受到严格限制;想尽办法夺走平民的权利，连维持生存的基本要素——土地所有权，也不放过，也被收走;甚至连平民的思想也要严加管制。

什么是农民?与奴隶或农奴相比，农民的特征是享有生产资料(土地)所有权和人身自由。集权体制下，农民既不享有土地所有权，人身自由又被限制。这还是农民吗?不，这是名副其实的井田制下的奴隶。当大祸临头时，农民束手无策，毫无抵御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剥夺农民权利和自由的恶果，是导致数以千万的人成了饿殍，也给众多的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饿肚子的惨痛记忆。这一空前劫难，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警醒，还不足以让人明白人世间最简单最朴实的道理，还不足以形成全民共识：丧失权利和自由，轻的饿肚子，重的丢性命。权利和自由，是吃饱肚子的保证，更是幸福和有尊严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