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十多年来，围绕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出现了“挺转”与“反转”两个分庭抗议的话语阵营。“挺转”与“反转”之间的争论体现了人们对科技理性之双重后果的矛盾心理，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既担心错过了科技理性的高速列车和巨大的技术红利而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抛弃，又害怕现代科技理性固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将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基本安全。转基因争论中的现代性焦虑包括三个具体的面相，即发展机遇与风险意识、技术红利与公共责任、科技至上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相互纠结，其本质是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鸿沟同中国发展情境相遇而产生的一种复杂心态。
关键词：转基因争论；现代性焦虑；“挺转”；“反转”
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成功培植。当时有人惊叹，人类开始有了一双创造新生物的“上帝之手”。在分子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推动下，转基因技术日新月异并快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正式投放美国市场。截止2011年，全球已有29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应用。以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为代表的转基因作物，其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2550万亩，发展到2011年的约20亿亩，15年间增长了约79倍，美国是最大的种植国，种植面积达9.7亿亩；中国的种植面积也达到5550万亩。[①]与此同时，围绕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的反对声音随之出现。2009年5月，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推出的报告指出，转基因食品对病人可能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号召医生不要让他们的病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②]更有反对者认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能会通过“基因漂移”产生无法根除的“超级杂草”，乃至引起整个生态链的嬗变。[③]
自中国农业部给两种转基因作物颁发了安全证书后，围绕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拥护者声称转基因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可以破解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反对者则担心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在商业化过程中导致可怕的后果。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农业部表态，颁发安全证书不等于商用，农业部从未批准转基因粮食种子的商业化。然而，大量的媒体调查表明，转基因作物的非法种植已经成为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近几年来，发生于湖南的“黄金大米”、海南的“非法转基因作物种植”、湖北等地“非法转基因稻米流入市场”等系列事件将转基因的安全话题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热度。特别是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和公众人物的参与，使转基因的安全问题发酵成一个重要的话语事件，并掀起多轮大范围的舆论风暴。从“黄金大米”事件到“61名院士吁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愈加针锋相对。围绕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及其后果，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公共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网络民众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形成了“挺转”（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反转”（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两个话语阵营分庭抗议的格局，其中既有理性的科学讨论，也有情绪化的意见表达和广泛的网络吐槽。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是一个技术问题，它需要借助长期的科学实验进行检验和评估。可以肯定的是，围绕转基因技术及其后果的这场争论注定不会彻底平息，也很难形成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因此，社会科学对转基因争论的回应必须超越技术事实，站在社会心态学的角度来理解“挺转”与“反转”之间的话语角力。从基本的事实层面上看，转基因技术作为一种现代科技理性的具体形式，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同时也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因此，围绕转基因的争论实际上体现的是人们对于现代科技理性双重后果的一种复杂心态，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毫无疑问，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科技理性的高速列车带着人类奔向近乎癫狂的现代文明，但科技理性的非预期后果却常常使人心有余悸。后果不明是科技理性所驱动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人往往是在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才能真切地认识和体验“现代性的恶果”。因此，现代性需要并真实地存在着一种自我维持机制和自我监控机制，即反思现代性或现代性的反思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基因争论所表达的现代性焦虑，表现为两种相互纠结的心态，一是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或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来说，唯恐错过了科技理性的高速列车和巨大的技术红利而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抛弃，以及由此产生的失落感和危机意识；二是现代性的反思性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忧患意识，即对现代科技理性失去控制的节奏和非预期后果所表现出来的不安和恐慌，担心一旦被现代科技理性的洪流所裹挟，其固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将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基本安全。在这里，“挺转”与“反转”所构成的悖谬，体现的就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心态，实际上呈现的是现代性的内在张力与特定的发展情境相互遭遇所产生的结构性紧张和不安全感。
把“挺转”与“反转”之间的话语事件理解为一种总体上的现代性焦虑之后，摆在社会科学面前的问题也就不再是“挺转”与“反转”在技术层面的谁是谁非，而是厘清转基因争论这种总体性焦虑的不同面相及其具体表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转基因争论的社会含义及其复杂的社会心态。
一、发展机遇与风险意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是硬道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两句带有“邓氏风格”的表述，迅速挣脱了思想上的束缚，成为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支配性话语。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宣言，建构了一种以现代科技为核心驱动力的发展话语，并借助国家的政治推进渗透到各个层次的行政决断中，也体现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任何一种现代科技，只要有利于发展（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便具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总能得到急于摆脱落后状况的发展主体的青睐。在此情况下，现代科技所支撑的工业化成为上述发展话语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得到充分的落实。然而，人们尚未来得及慢慢享受工业化发展的福祉，却发现人们急切期待的发展竟然反过来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安全，与生命息息相关的空气、水、土壤和食物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其应有的品质。面对巨大的风险来袭，人们对发展的态度变得暧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转基因技术一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即陷入发展与风险的双重拷问，从而构成转基因争论中现代性焦虑的第一个面相。
（一）转基因技术与发展的主动权
在“谁来养活中国”的发展命题中，包括农药化肥以及激素在内的农业化工、新型的种植技术和选种育种等相关农业科技，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使命，即科学技术是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的唯一钥匙。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耕地面积持续挤压的情况下，现代农业科技的意义显得尤为突出。正因为如此，当农药化肥、新型种植技术和杂交育种等农业科技依次显示出对于农业增产的巨大促进作用之后，随之登场的转基因技术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寄予厚望。在转基因争论中，“挺转”一方将转基因技术视为一种更为尖端的农业科技，转基因技术代表着农业科技的制高点，能够释放出更大的技术红利。因此，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事关农业发展的主导权，一旦错失机遇，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
转基因技术之所以被支持者上升到“科技制高点”和“发展主导权”的高度，源自于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来自于转基因技术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即通过提取目的基因或合成特定序列的DNA片段进行基因重组，进而完成人工选育。转基因技术可以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特性，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等方面向人类所需的目标转变” [④]。转基因技术对作物的品种改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基础性的改良，即通过特定基因重组实现农作物增产和改善作物的营养价值。有数据表明，在刚开始种植转基因棉花的2000年，我国棉花平均亩产只有约1.02吨，而在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超过70%的2012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1.44吨[⑤]。改善营养价值包括改良作物的蛋白质、淀粉、油脂、铁、维生素和甜味的含量或品质。比如所谓的“黄金大米”，就是在稻米中转入玉米的对应基因，使得大米中β-胡萝卜素的含量大幅上升，每千克胡萝卜素含量最多达37毫克。[⑥]二是适应性的改良，即改良作物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降低种植成本，包括提高作物的抗病虫性、抗药性、抗倒伏性、抗旱性等适应环境的能力，以便减少杀虫剂、除草剂以及劳力的投入等种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第二个判断是基于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与转基因的技术潜能做出的。转基因技术业已取得成功的基础性改良和适应性改良以及未经证实的其他方面的技术潜能，直指当下中国农业的发展要害。或者说，转基因技术所能做出的改变恰恰是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增产、改善营养品质、抗病虫害、抵御自然灾害、降低生产成本等等，每一个方面的技术红利对于中国农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增产和抗病虫害这两项的技术红利，对于缓解粮食生产下滑与需求增加的矛盾，降低对粮食进口的依赖性，降低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农药的使用量进而减少农药污染等方面，几乎充当了改善中国农业困境的“救命稻草”。因此，“挺转”方从中国农业的困境和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价值出发，对转基因技术完全采取一种“拥抱姿态”。
我认为农业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中国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应当大力发展，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他们说：……非洲已经错过了第一次绿色革命，不能再错过一次全球性的农业技术革命了。……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转基因食品会比常规育种有更多的风险。刚好相反，更大的风险是世界上60亿人口中还有8亿人仍在温饱线上挣扎。基因工程作为一项能缓解发展中国家贫穷和饥饿的技术，富裕的国家是没有理由阻止或放慢这项技术前进脚步的。[⑦]
正是在以上两个技术判断的基础上，转基因技术被“挺转”方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和政治、经济、社会含义以及文化上的象征意义。简言之。转基因技术成为一种发展的隐喻，并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遭遇特别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困境实现了捆绑。在他们看来，转基因技术不仅能对症下药，而且是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最后机会。否则，我们就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总之，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发展是硬道理”所建构的发展语境中，基于尖端科技的光环，转基因技术被“挺转”方施加了一种发展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
（二）后果不明与风险意识的觉醒
“目前的基因工程技术手段还未能达到确切地了解和控制插入基因的位置、表达状态和全部影响，因而不能够从科学原理上证明转基因食品完全无害或确定有害。”[⑧]也就是说，转基因技术在创造分子生物学奇迹的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悬念。由科技理性所驱动的现代性总是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也包含着产生另一个问题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转基因技术留给人们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以风险换取技术红利，要么放弃技术红利以确保安全。由于无法用科学手段排除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科学也能成为反对者的武器。正如“反转”方的一句名言，“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因此，在转基因争论中，“科学”并不能充当“挺转”与“反转”之间的界限和标准。实际上，“科学至上的观念很容易使普通消费者对陌生事物产生要么盲信要么恐慌的两极性反
应”[⑨]。
作为一种尖端科技，普通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但是2003年SARS危机所引起的恐慌，近年来对雾霾和水污染等环境健康风险的直接感知和日常体验，媒体的风险提示特别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环境事件的传播和发酵，极大地启发了普通民众的风险意识和对高风险社会的认知。上述变化扩大了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社会基础，即在由少数风险意识比较强烈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反转”行动主体中，加入了NGO组织、社会公众人物、“公知”以及具有一定风险认知的普通消费者等。于是，一个足以在舆论上与“挺转”方相抗衡的“反转”阵营出现在中国社会。“反转”方认为，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涉及到三个方面，即生命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国家安全[⑩]。生命安全是指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并可能有很长时间的潜伏期，同时也无法判断对人身体的影响；生态安全来自于转基因技术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即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可能会造成基因污染，引发生态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则涉及核心专利技术垄断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有可能受制于人。2009年8月农业部发放的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激起了“反转”方的强烈反应，首先是国内16位知名学者发布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紧接着50名海外学者发布了《我们关于转基因水稻、玉米商业化种植问题的意见书》，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对转基因技术的担忧。在两份意见书所表达的一系列态度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转基因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技术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人的自我保护本能中，“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个体总是最大限度地谋求确定性以遏制焦虑”[11]。因此，当科学手段无法排除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时，不应当贸然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一旦转基因技术的“潜在风险”成为现实，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上世纪60年代，印度以及东南亚和南美地区的一些国家引进美国的高产种子、农药、化肥以及机械化灌溉技术进行的“绿色革命”，尽管短期内实现了粮食增产，但30年后却付出了惨重的生态代价：土地板结，河流污染，地下水水位下降，农作物物种日趋单一，农田周边的生物多样性退化，传统农作物与本地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昆虫、鸟、蚯蚓以及微生物等）遭到致命的破坏。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在增长，产量却在下降[12]。即便是自称中间派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认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的。“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这样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来冒险。”[13]
二、利益驱动与公共责任
假定“挺转”方所宣称的技术潜能得以确认，那么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毫无疑问蕴含着惊人的技术红利，而且能够惠及转基因技术应用中每一方面的行动主体。具体而言，可能分享转基因技术红利的行动主体主要包括五类，一是代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行业整体利益和公共责任的政府主体（包括政府及其行业管理部门）；二是从事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以及拥有技术专利的技术主体（包括转基因的科研人员、实验室以及专利法人）；三是推广转基因技术的经营主体（比如经营转基因技术的种子公司、加工销售转基因产品的粮商等）；四是把转基因技术应用于自身生产性实践的生产主体（比如粮农、棉农等）；五是受益于转基因技术的消费主体。如果不存在技术上的风险，所有的行动主体将会共同分享转基因的技术红利；一旦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来临，责任和风险的分配则不尽相同。政府主体将会承担公共责任并为决策失误买单；风险的代价则主要由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承担；而技术主体和经营主体全身而退的可能性较大。这种不匹配的利益与责任关系决定了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上，存在着不同动机和态度，从而构成转基因争论中现代性焦虑的第二个面相。
（一）“挺转”与技术分红
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犹如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但是，由于责任和风险的分配格局同利益分享格局并不匹配，上述五大行动主体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动力和动机存在明显差异。承担公共责任的政府主体，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态度比较暧昧和谨慎。一方面担心错失转基因技术应用带来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心存疑虑。因此，目前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的推动主要表现在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投入上，而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推动主要限定于棉花和大豆，对转基因主粮的控制相对严格。作为生产主体的粮农以及处于技术应用链条末端的消费者，从承担风险代价的角度而言，显然不具有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主观动机，但是有可能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通过其种植活动（比如非法的种子销售）和消费活动（比如转基因食品的标示不明），在客观上促进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相对来说，转基因的技术主体和经营主体，作为技术红利的主要受益人，同时又存在从风险中全身而退的可能性，因此成为转基因技术应用最坚定的推动者。
据统计，截止2011年，全球商业转基因玉米、大豆以及棉花出售的价值约为1600亿美元或更高。[14]即便是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相对迟缓的中国，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也比较可观。从1996年至2006年，中国已从种植转基因棉花中获益58亿美元，其中仅2006年的收益就达8.17亿美元。[15]如此可观的经济效应凸显出转基因种子的市场价值和重要性。国际农业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报告称， 2009年，转基因种子市场的全球价值已达到105亿美元。其中，53亿来自转基因玉米，约39亿来自转基因大豆，11亿来自转基因棉花，占比最小的转基因油菜价值也达到了3亿美元。[16]毫无疑问，转基因种子的市场价值来源于它作为一种尖端科技的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意味着转基因种子的经营主体获得了一种市场垄断的条件，进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新加坡岱字棉中国私人有限公司即是一个显著例子：
1996年新加坡岱字棉中国私人有限公司与河北省种业集团公司合资在石家庄成立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总投资840万美元，生产和销售抗虫棉种子。1998年，新加坡岱字棉中国私人有限公司又与安徽省种子总公司投资420万美元成立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和销售抗虫棉种子。冀岱、安岱两个棉种公司，一度占领了国内95%的抗虫棉市场，现在仍维持在65%左右。河北和安徽，一南一北，拿下中国主棉区棉花种子市场的布局。[17]
正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以种子公司或生物公司为代表的经营主体，成为支持转基因技术应用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种子公司不仅通过其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生产经营活动直接把转基因技术推向生产主体和消费者，而且通过成立或支持基金会、非赢利性组织、公益性行动计划和科研项目等方式促进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从而间接推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
转基因种子的市场价值并不被经营主体所独享。通常情况下，转基因种子的技术红利主要是由以种子公司为代表的经营主体和从事转基因研究的技术主体所共享，两者存在着利益捆绑。因此，转基因的技术主体成为经营主体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坚定支持者。比如，“61名院士联名上书呼吁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一事件被认为是技术主体与经营主体利益关联的重要表现。同时，除了凭借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法人权益进行技术分红之外，科研经费也构成技术主体“挺转”的重要激励。仅2008年通过的“转基因生物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计划投入的金额就高达200亿元。[18]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在目前的科研管理体制下，研究经费对从业者的激励显然已经超出了纯粹科学研究的范畴。
（二）“反转”与责任意识
风险社会中的责任意识来源于两个层面的行动主体，一是国家层面的责任主体，即政府及其行业管理部门。二是社会层面的责任主体，主要是独立于国家之外民间力量，社会主体的公共责任是由个体层面自发的现代公民意识所汇集而成的一种集体情感或集体意识。在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中，尽管政府是最后的责任主体，但政府也是最大的发展主体，因此，政府既不能以规避风险的目的，武断地阻止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免错失发展机遇，也不能简单地借“发展是硬道理”之名，放任转基因技术的商业推广，以免失去对技术风险的控制。也就是说，技术风险和发展责任的双重约束使政府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问题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公开和明确反对转基因技术应用（即“反转”）的声音和实际行动往往来自民间。比如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互联网等所聚集起来的民意和舆论群体、以签名倡议和学术研讨为基本形式的“反转”行动群体等等。从总体上看，从事“反转”的行动主体及其“反转”行动主要从两个方面产生影响：
一是针对政府施加压力，即通过强调公共安全和凸显转基因的技术风险，促使“左右为难”的政府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上更加谨慎行事，提高政府主体的责任意识，从而对转基因的技术主体特别是经营主体给予更严格的约束和控制。比如，近年来，“反转”阵营借助媒体舆论所营造的强大压力，迫使中国农业部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中国尚未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生产。“反转”方对政府施压的目的是，通过作为公共权威的政府部门的公开表态向公众和消费者传递明确的信息，即政府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上是谨慎的，以免技术主体和经营主体的误导。
二是抵制市场，主要针对转基因的技术主体和经营主体发力，通过“揭露”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中某些不为人知的社会事实，将“挺转”阵营的技术主体和经营主体置于一种舆论压力和道德质疑的氛围中，从而激发大众和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自觉抵制。具体的“反转”行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揭露转基因技术应用价值的“神话”，认为转基因技术“增产和抗虫基因”的神话存在欺骗性，比如到目前为止还未找到真正的增产基因[19]；再比如，抗虫基因也存在着欺骗[20]。中国Bt抗虫棉的种植实践表明，病虫害和杀虫剂的减少仅仅发生在最初几年，随即逐渐恢复到原有水平。[21]第二，揭露“挺转”阵营中技术主体和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及其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利益图谋，认为“挺转”阵营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其所宣扬的应用价值及国家粮食安全，而是在于借助转基因技术的推广，谋取私利和暴利。“反转”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挺转”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技术专家和经营者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欺骗大众和消费者的可能性。第三，通过搜集和公布部分“被宣称”能证明转基因食品“有毒”或“基因污染”的“案例”，重申转基因技术的安全与风险问题，比如发生于墨西哥的“星联玉米事件”[22]、美国田纳西州的“超级杂草”等等。
毫无疑问，“反转”阵营针对政府和市场（转基因的经营主体及附着于经营主体的技术主体）的双重行动分别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含义：针对政府施压，标志着一种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和集体情感的复苏，目的是避免政府倒向市场或被市场牵制；抵制市场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主体的自我保护运动，目的是避免转基因技术无节制的市场扩张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但是，在上述行动中，只有抵制市场才是“反转”行动的终极目标，对政府施压仅仅是“反转”行动的一种策略。因此，“反转”阵营的产生和“反转”行动的持续推进，表明在转基因技术的市场扩张过程中，已然形成一种布洛维所说的“能动社会”[23]。能动社会作为对市场侵蚀社会在结构上和行动上的回应，它充当着社会主体自发地节制市场、防止市场机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一道屏障，并构成现代性的社会基础。
三、科技至上与人文关怀
“挺转”与“反转”两个阵营在知识构成上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分，即“挺转”的行动主体主要由从事转基因科技的专业人员和认同科技理念的非专业人员构成；“反转”阵营则主要由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和具有人文情怀的相关人士构成。正是这种知识构成上的差异，决定了“挺转”与“反转”之间的争议焦点，即“挺转”方攻击“反转”方不懂技术，“反转”方指责“挺转”方缺乏人文关怀。这就是转基因争论中现代性焦虑的第三个面相，即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到底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
（一）以“技术”为中心的现代理性
在“挺转”阵营中存在着一个基本共识，即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归根结底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因此，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后果首先应该根据技术上的标准进行判断，而不能脱离技术原则进行有罪推定。简单地说，转基因到底好不好，需要靠技术来说话。实际上，“挺转”共识的潜台词是，有关转基因技术的对话是一个技术范畴的事情，只有从技术层面做出判断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任何非技术层面的质疑都不符合科学理性的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成为“挺转”阵营的一种自我维持机制：作为一面旗帜，它被赋予了能够引领现代社会（及其局部）前进的使命和可能性，并充当着源源不断的技术红利的隐喻，从而获得某种极具蛊惑性的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武器，随时可以用来攻击它的反对者。
正因为如此，“挺转”阵营在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进行论证、解释和回应 “反转”阵营质疑的时候，采用的基本策略是把讨论的话题拉入技术和科学的轨道上展开，以发挥专业技术方面的优势；而在具体的辩论过程中则采用技术标准进行评判，从而以“科学”的名义给“反转”阵营贴上“不懂技术”、“技术误解”和“需要科普”的标签。比如支持转基因的陈章良教授在谈及转基因争论时说：……有时候讨论起来很难。还有太多的人根本不知道基因是什么？细胞是什么？什么是转基因？因为没有共同基础，有时也就无从争论。现在的科普做得还非常不够。[24]
当“挺转”阵营以科学的名义将来自“反转”阵营的质疑降低到“不懂技术”和“需要科普”水平的时候，意味着反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声音被视为一种非科学的质疑，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对话的层次上。比如另一位支持转基因的学者柯炳生教授在评价“反转”阵营崔永元的纪录片时，认为其“观点（从科学的角度）站不住脚”[25]。因此，“挺转”与“反转”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科学”与“非科学”、“内行”与“外行”之间毫无意义的对话。
在技术与科学的论证逻辑中，“挺转”阵营自然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和辩论依据。在他们看来，我国转基因作物的审批十分严格，安全性评价过程分为“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生物安全证书发放，整个过程耗费的时间比较长，一般需要8年”[26]。因此，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是经得起质疑的。而且，转基因技术在本质上属于改良性质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并不违背自然规律，而是扬长避短，并最终服务于人类需求。以水稻为例，“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育种技术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27]。
传统水稻育种选种方法是一种基因改良方法，转基因水稻同样是一种基因改良方法，同样以培育优良种子实现作物的优质化为目的，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从技术和科学的话语标准来看，“反转”阵营所有对转基因安全和风险方面的质疑都缺乏技术上的证明，仅仅是一种猜测和技术的想象，这种非理性的想象显然不足以作为一项科学技术应用价值的评判标准。
（二）以“人”为中心的科技伦理
在转基因争论中，“挺转”阵营仰仗技术话语和专业论证的优势，“反转”阵营则从“挺转”的论证前提入手，寻求对方的要害。如同“挺转”阵营一样，“反转”阵营也存在一个价值共识，即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决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问题，它涉及伦理、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等多方面的考量，因而是一个公共性问题。仅靠科学技术难以自明，因为科技人员对风险的判断与公众对风险的判断存在着分歧。即使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内部，也存在差异，持有不同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科学家，对转基因的判断是不同的。在社会以及市场层面，民众的认知差异和经济利益的不同诉求同样会造成社会的分裂[28]。因此，“挺转”阵营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前提判断上是有问题的。
任何现代科技一旦走出实验室的控制条件，便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领域的问题。毫无疑问，转基因技术的所有应用价值都是指向“人”这一终极目的的。因此，在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后果进行评判时，应该以“人”为中心进行权衡，技术标准只能臣服于“人”的标准，而不能超越和倒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挺转”阵营偏执于技术标准，不仅是一种回避，更是一种价值关怀的缺失。而“反转”方对转基因安全的质疑，即使缺乏技术和科学意义上的论证力量，即使只是一种猜测和技术上的想象，但是这种质疑表达了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维护着公众权利免受现代科技的潜在威胁，而且不像转基因的技术主体和经营主体那样，在支持转基因的行动中夹带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反转”阵营一开始就占据着道德上的制高点和舆论优势。
在“反转”阵营看来，既然“挺转”阵营宣称转基因是一个技术范畴的问题，那就更应该以技术的方式面对“反转”质疑。只有从技术上彻底证明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完全无害”，才符合“挺转”方一再重申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相反，以“不懂技术”和“需要科普”的方式贬低对方，实际上是在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消除“反转”质疑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这恰恰违背了“挺转”阵营强调的科学精神。
从“反转”行动表达的价值目标来看，“确定的预期”和“知情权”是“反转”阵营最为关切的科技伦理。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卷入中，“确定的预期”来自于人与自然的稳定关系。任何现代科技的应用都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足以破坏两者之间的平衡和调试机制，社会生活的预期将会进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在人类的生活世界，追求“确定的预期”是一种维护本体性安全的需要，它构成社会生活的根基。一旦人的本体性安全和“确定的预期”普遍受到现代科技的威胁，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此应该慎重行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学者反复重申这样的观点：
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转基因作物是工业化农业的延续和发展，是工业化农业的更精致的形态。按照历史的逻辑，（作为一种）更高的技术要求更精致的人工系统，因此造成与生态更严重对立的可能性非常大。……转基因生物跨越的物种之间的生殖间隔，是大自然自身无法产生的。这种陌生的生物会对人体、对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完全是其设计者不能掌控、无法想象，甚至不愿想象的。[29]
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其本质是人类在不知道后果的前提下着手改变自然生命法则。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紧张，人类既有的生存状态已经脆弱不堪。在此情况下，如果贸然推广转基因技术，极有可能产生人与自然之间的“多米诺效应”的“初始能量”。
在转基因技术“完全无害”和“确实有害”都无法得到证明的情况下，只有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无干预状态下的自主选择，才能体现以“人”为中心的科技伦理。但是，媒体披露的信息表明，支持转基因的技术主体和经营主体在履行告知的义务上，普遍存在欺瞒现象，范围涉及到科学实验（比如“黄金大米”事件）、种子销售、生产种植、市场流通、产品标识等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整个链条。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有制度缺失或监管不严等客观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一种受利益驱动的主观故意。这样一来，“挺转”的技术主体和经营主体便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和舆论优势。随着“反转”行动的不断深入，人们一方面发现“挺转”行动与技术专利、研究经费以及种子公司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连，另一方面在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上又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反转”方正是借助“人”的中心地位这一道德武器使“挺转”阵营陷入了一种伦理危机，并成为舆论讨伐的对象。
四、结语
本文所呈转基因争论中现代性焦虑的三种面相，即关于“发展与风险、利益与责任以及科技与人文”之间的争论，表现的是“挺转”与“反转”双方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后果、公私观念和科技伦理三个方面的重大分野，其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或者说现代性的张力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上的具体表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转基因争论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标准对相互对立的观点进行评判，“挺转”与“反转”的每一个观点似乎都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即立场、观点和论证过程的合逻辑性），但每一个观点又总是存在质疑的空间和事实上的模糊性（比如转基因的应用价值和安全性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双方争持不下，旗鼓相当，又无法调和。因此，“挺转”与“反转”之间的争论并不是一场关于确定性知识的言说，而是一种现代性焦虑所特有的纠结心态。
毫无疑问，“挺转”行动所强调的“发展机遇”、“技术红利”以及“科技至上”彰显的是一种科技理性；而“反转”阵营重申的“风险意识”、“公共责任”和“人文关怀”则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性。转基因争论作为现代性焦虑的具体表象，凸显了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鸿沟。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情境中，上述鸿沟被“挺转”与“反转”行动撕扯得更加难以弥合。这表明，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在当下中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结构性紧张和不安全感。化解结构性紧张和不安全感的思路，并不是在“挺转”与“反转”之间寻求一种确定性的答案，或者技术上和知识上的绝对标准，而是要超越“挺转”与“反转”的局限，站在
更高的立场上，既不能错失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技术红利，又不能危害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状态。
注：本文第一作者负责论文主体内容的写作和最终成稿，第二作者负责前期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承担部分文字工作。论文初稿曾提交本校社会学学科组织的双周学术交流坊进行讨论，并得益于诸位参与者的启发性见解，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张兆曙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何耀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研究生
[①]《农业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安全问答》，《科技日报》2010年3月15日。
[②] 金徽：《美国反思转基因技术》，《北京农业》2010年第22期。
[③] 田松：《推广转基因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读书》2010年第7期。
[④] 朱俊林：《转基因食品安全不确定性决策的伦理思考》，《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6期。
[⑤] 《转基因真的不能增产吗？》，《科技传播》2014年第5期。
[⑥] 张云飞：《追索“黄金大米”事件》，《中国农村科技》2013年第1期。
[⑦] 参见郭于华《透视转基因：一项社会人类学视角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⑧] 陈璇：《风险社会与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纷争》，《读书》2007年第2期。
[⑨] 郭于华：《天使还是魔鬼》，《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⑩] 彭光谦：《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环球时报》2013年8月21日。
[11] 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思想地形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12] 田松：《推广转基因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读书》2010年第7期。
[13] 李妍：《袁隆平：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用人的生命做转基因实验》，《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10期。
[14] Clive James：《2011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2年第1期。
[15] 《农民科技培训》编辑部：《我国转基因作物的发展与未来》，《农民科技培训》2010年第2期。
[16] Clive James：《2009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0年第2期。
[17] 周立：《转基因谎言、利益结构与已经展开的基因战争》，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网，2014年3月16日。
[18] 章轲：《国务院高度肯定转基因技术，百亿重大专项获批》，《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7月10日。
[19] 柴卫东：《事实胜于雄辩——“转基因”不增产》，新华网2013年8月15日。
[20] 佟屏亚：《转基因作物能增产抗虫都是骗人的》，“再论转基因与国家安全研讨会”2013年9月29日。
[21] 田松：《推广转基因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读书》2010年第7期。
[22] 陈璇：《风险社会与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纷争》，《读书》2007年第2期。
[23] Michael Burawoy,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C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1, NO. 2,2003.
[24] 转引自郭于华《透视转基因：一项社会人类学视角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5]《农大校长评崔永元反转基因纪录片：观点站不住脚》，人民网，2014年6月16日。
[26] 张启发：《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7] 张启发：《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8] 杨通进：《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困境与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9] 田松：《推广转基因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读书》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