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这地方的例，对于一个有子女的男子，倘非有行辈可排的亲戚，则常在其人的子或女的名字下加一个“爸”字，以相称护。这本是“XX的爸”的简称。但这“爸”字的声音，在此得念作Pan。他的女儿的名字是桂英，所以人们叫他“桂英pan”。
所谓这地方，是我的妻的娘家所在的W县。W县是浙东一个富庶的小县，橘和米这两种物产，给它造成繁荣的市面，但是它的一条西街，却十分冷落惨澹。这街的左右两旁，都是些破旧的房子，可知这一带并无有钱的人家。倘不是逢三逢九的日子，街上的行人，比彷徨觅食的野狗只多了一两倍。每逢三九，则大不同了，西门外八十里内的乡人，都到城中来赶市集。自早晨五六点钟起，人和担子便潮水似的涌进西门，流过西街，一直冲到尾闾的大街。在九点至十二点钟之间，若非气力大能够挤的人，就不必想到街路上去走，在那里简直寻不出容得一个人的空隙。到了十二点钟左右，乡人们的担子多半空了，褡裢里已装着和预算差不多的银角和铜元，家近的和节俭的就买了所要买的东西先回去。还有一大批，则分头找着惯熟的小酒店，化十几个铜元喝一两碗酒，享乐一下子。
我的岳母家设在西门头的一爿小酒店，便是做这班主顾在这些日子内的生意的。一到这些日子，那唯一的店员，我的岳母的长孙阿仁，就有应接不暇之势，于是我的岳母也要亲自出马，舀酒烫酒，忙个不了。有的时候，甚至我的妻和妻的姊姊，也得下楼帮一会忙。
岳母将家宅分给儿媳们住，自己和两个女儿住在酒店的楼上。当我和她的最幼的女儿结婚之后，我也曾在这楼上经过一个多月。住在这上面是很寂寞的，岳母听不懂我的口音，根本不能交谈，除了妻和妻的姊姊以外，没有第三个谈话的对手。楼下管店的阿仁，市日是太忙，闲日没有生意，老是在柜台上仰躺着看连环图画。他即使空着，同我也没有什么可谈。街上，当冷清的时候，没有可看的事物，在店门口站不到五分钟，就会厌倦。热闹的日子又太闹，尤其是十多个乡下人醉后高兴像要扰事的状态，使我恐惧。
我因此不大下楼。每到同妻她们也无话可说无事可为的时候，我就上床睡觉，暂时把寂寞丢在帐子外面。
这样的一直过了半个月之后，我才如获至宝一般的发现了桂英爸。
“知道”桂英爸是较早的事情，桂英和妻的两个姊姊是同学，和妻也很要好，彼此还是邻居。桂英的家和酒店只隔了两个别的人家。桂英嫁了一个南京人，住在上海。家中只賸了年老的父亲和母亲。她那母亲和我的岳母是朋友，我的岳母之所以肯把最幼的爱女嫁给我这“外路人”，还是受了桂英妈的劝告而决定的，因此，桂英妈常对我们以恩人自居，叫我们休要把她忘了。在这一点上，我固然感激她，但我对于她，其实还是憎恶的感情居多。她的样子很丑，稀疏的头发，蓬着不梳，一只眼是瞎的，但那一只孤独的亮眼，却蓄着很多的凶光，似乎把那一只瞎眼所应有的凶光也并在一起了。她的脸色黄中带青，却配上一张血盆似的大嘴，嘴里只賸了一个上门牙。她露着这一个尖刀似的门牙，专门骂街以及挑拨是非，半条西街的人都对她存着戒心。她不常笑，但当她笑的时候，嘴张得愈开，门牙露得愈出，样子也就愈可怕。她的左手是麻木了的，老是叫右手抬着。脚也有点毛病，走路一拐一瘸地。她身上穿的老是脏得发臭的一套黑衣，令人作呕。这一切，把她构成一个鬼物的样子。只有我的岳母同她相当要好，听信她的几句话，此外则谁也对她没有好感。
不但旁人，连亲生女儿的桂英，对她的感情也很坏，桂英是能干的女人，她在外面做事，每月总寄十多块钱到娘家，但她的心是很痛苦的。有一回，我们同她在上海遇见，谈到家中的状况时，她泫然地说：
“我是很为难的，这些钱，不寄去也不好，寄去也不好。我的钱本是想寄给爸爸用的，爸爸一向待我好，他又太辛苦，太可怜。年纪六十多了，还在卖烧饼，卖山粉腐，而且自从我的哥哥去世，他哀伤得几乎发疯，颓唐得了不得。现在他所望的只有我了，我一定要安慰他。我每月寄十多块钱去，本来他可以不做买卖的了。然而我那娘，实在太狠，我寄去的钱，都是她一个人藏着，一文也不给爸爸用，仍旧逼着爸爸做买卖。她很知道享福，每天非鱼肉不能下饭，但是她不让爸爸同享，留给他的只有骨头和汤。这种情形说来真惨！有时候，我气不过，想不寄钱了，我记得母亲从前怎样虐待我，我失了业连在家里吃口饭都不许，把我逼到外面来。幸而我的运气还好，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居然在高中读毕业，嫁了丈夫，现在自己也有个职业，这都是我自己赤手空拳挣出来的，父母对我有何恩惠。只因为爸爸太可怜，我才想对他尽点责任，谁知结果爸爸仍没有受到我的好处，反被狠心的母亲占了便宜，那么我的钱岂不是化得太冤枉了，还要寄它则甚？然而，我仔细一想，要是我不寄钱去，母亲待爸爸一定会得更恶，那么爸爸愈将吃苦了。总是为了爸爸，所以我依旧按月把钱去垫我母亲的欲壑。”
当我住在岳母家里的时候，我还不曾知道这些情形。那时候，我只知道桂英妈是个老厌物，而她和她的丈夫却是很苦的。桂英爸在城门洞下卖山粉腐，站在酒店门口就可以望见他，是一个秃顶而矮胖的老头子。他到酒店里来打酒的时候，我也见过几回。他看见我，总是微笑地点一点头，不说话，接了酒，默默地付了钱就走。我是每天下午都要吃一些点心的，而街上虽然冷清，但也常有卖面和卖山粉腐的经过，有一回，我正在酒店门口等，忽然桂英爸送来了一大碗山粉腐请我吃。山粉腐是我本来所喜欢的，但是对于他所卖的，我却不敢领教。因为我看到他的山粉腐，就要联想到桂英妈的样子以及他们那低小阴黑的房子的样子，这样一联想，就连看着那碗山粉腐也要作呕了。
那一回幸而是阿仁替我效劳，吃完了那一大碗。但从此以后，我就专买面吃，而不买别人的山粉腐了。要是我买别人的山粉腐，桂英爸一定是仍会看见的，这是太难乎为情了。
听妻她们说起，桂英爸曾有一个儿子，当革命的时代做过县党部的常务委员，后来被枪毙了。从此以后，桂英爸的神经就有点异样。有时候默不作声，做完生意就呆坐在自己家里的屋角流泪，有时候爆发起来，则胡言乱语，手舞足蹈，在街上大闹。
我所知道的桂英爸的情形，就只有这些。但在起初的半个月内，我没有见他“爆发”过一次，大概那时候正是沉默期了。
就是我所谓“发现”的那一天，四点多钟的时候，我正睡在床上，忽然被一种大声所惊醒。仔细一听，这声音是属于桂英爸的，似乎是在演说。我慌忙起来，妻她们已经到楼下去了。我也走到楼下的店堂内，妻对我说：“在爆发了。”于是我留心看。店门前也围着一大群看的人，多半是邻家的女人和小孩子。对面杂货店的老板，也放下小说在望着。
桂英爸赤着上身站在柜台前面。在柜台上摆着一大碗酒，还有四五粒花生米，都是属于他的，但他没有功夫吃。
“……杀！杀！该杀！这老婆子！”他扬着右手说。
他把濯濯的秃头微俯向前，左右摇荡，两条浓眉，向上弓起,两只大眼向上睁起，两撇胡子向上翘起——总而言之，他面上的一切，连筋肉都竭力向上挣扎，但是那个秃顶和多皱纹的额却竭力压迫它们，这使得桂英爸的表情，似乎大怒而其实是在忍耐。
“不杀掉有什么用，这疯瘫的东西！一点也不会动，烧饭，洗衣，都是我的事，还要卖山粉腐。她倒享福，坐着吃，还要挑剔我。今天到了三点多钟，就把山粉腐卖完了，我很高兴。这老东西却骂了起来，她说今天生意这样好，早上为什么不多做些，不然还可以多赚几个钱，她骂我偷懒。其实，早上做多少，完全是她自己出的主意，她说昨天卖不完，生意不好，今天不如少做些，我就少做了，我听了她的话，她反来埋怨我，这个没良心的老东西！我要把她杀死，养着她有什么用？我一个人自赚自吃，要到那里就去那里，多快活！我还有本领，还有气力，你们看我吃酒。”
他的眼光向观众扫了一周，最后注定在酒碗上面，于是用两手把碗捧起，头俯得更低，以口就碗，闭了眼，喝酒。跟着酒的减少，他的头和碗渐渐地上升，最后，他的面部和碗底都朝天了，这样地把一大碗酒一口气喝光，他才开了眼，喘一口气，右手拿了空碗向观众一扬：
“完了，哈哈哈！”笑了出来，一面用左手的手背揩胡子。
胡子上沾着几点亮晶晶的酒珠，有一大点，则从下巴流经过头颈，胸脯，一直流到肚脐孔。他的裤子系得很低，肥胖的肚子，是露出着的。
“阿仁，再来一碗，……哈哈！老子从前当兵的时候，真会喝酒，一口气十大碗，满不在乎，伙伴们都称赞，癞头三能呀！不欺人的，会喝酒的才有本领。那年在杭州打戏院，一路拳——脚，谁见了都怕。现在癞头三老了，酒也只能喝两大碗了，但是也还有两大碗酒的本事，你们看……着！”
他大喝一声，尽力在柜台上打了一拳。看的人都吃了一吓，接着却笑了起来。
“谁经得起这一拳？我那老婆子，要是吃了这一拳，还不陷到地下去么？但是我不打，不打。我要用刀杀她，用刀，嚓！……”
“老不死，好回家去了，醺饱了酒，又发起疯来，成什么样子！”
这是桂英妈一拐一瘸地经过酒店门口，隔着人丛说了几句。她的孤独的眼和孤独的门牙，显得比平日更可怕，她手中提着洋油壶，是去买洋油的，所以说了几句就走过去了。
桂英爸望着她的后影，并不激昂地说：
“我要杀你，你这老婆子，走路也不成个样子，这么一拐一瘸地。”
说着，他模仿那一拐一瘸的样子，看的人大笑了。
“哼，要不是看小玉的面上，我早已把她杀了。”桂英爸接着说：“小玉活着的时候，常常对我说：爸爸，看妈病得太可怜，你要原谅她，多让她些，不要同她闹。我依着小玉的话，所以老是让她。……小玉……小玉……。”
突然，他颓唐起来，垂了眼，慢慢地拿起第二碗酒，只呷子一小口，随即放下，两手托在柜台上，有一分多钟不抬头，似乎要睡去的样子。
看的人并不因此走散。
桂英爸慢慢地抬起头来，又呷一口酒，忽然把湿润的眼光钉住我。
“哦，徐先生吗？请了请了！哈哈！老三好福气，你看徐先生多么温文，老实。”
我的妻排行第三，所以桂英爸叫她老三。
“啊，我的小玉真可怜呀！”他忽又转到小玉去了。“徐先生，小玉就是乐建英，就是桂英的哥哥，他是像你这般温文的一个孩子，他是一个革命党，革命党是好人，是好人呀！”
他把“是好人”这三个字说得很用力,似乎非使人相信不可。
“不过，说革命党是好人，我先前是不相信的，自从小玉做了革命党之后，我方才相信了。徐先生，你看我这个老头儿，我曾当过多年的兵，什么地方都去过，杭州，苏州，湖南，湖北，福建，广东，你们绍兴我也到过。各地的闲话我都听得懂，说得来，你们绍兴人骂人的话我也骂得来：‘那－妈－石－比－农－各－逃－生－子’。——不是这样的么，杭州叫什么东西都有个儿字，头儿，脑儿，盆儿，碗儿，划子儿，到旗下耍子儿。——不是这样的么？这些话，徐先生是懂的，他们未见世面乡下人，都不会懂的。他们只知道说‘格姆’‘格样’，外边人不叫‘格姆’，是叫‘什么’的。徐先生，对不对？”
他说“他们”的时候，手指着店外的观众。我以为他要专讲语言学了，但是并不然。
“我在杭州的时候，”他说：“正闹着革命党那时候，我只知道革命党就是乱党，乱党就是长毛，长毛是该杀的。我们常常看杀革命党，很高兴。有一回，我跟一班弟兄，也捉住一个革命党，过了几天就把他杀了。不料宣统三年，革命党倒得了天下。我在那年因为生大病，就退伍出来，回到家里，后来便卖烧饼卖山粉腐过日。在我的心里，革命党虽然得了天下，总是草头王，一朝真命天子复了位，他们总要杀光的。谁知过了十五年，真命天子还没有出，第一批革命党还没有消灭，第二批又出来了。我的小玉，瞒着我入了党”。
说到这里，也叹了一口气，拿起酒又呷了一口。
“徐先生，我的小玉是聪明的，他知道我最恨革命党，所以他瞒着我，瞒着我。有一个时候，我只见他十分忙碌，同许多人进进出出有时简直通夜不归家。那时他日里在一个学校里教书，每月的薪水，他依旧一文不少的拿回家里来，不像是在外面嫖赌的样子，所以我不去管他，只有我那老婆子，却常要骂他，他一味不作声。他是一向很孝顺的。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小玉回家来，十分高兴地对我说：爸爸国民革命军已打到上海了，县里的党部已经公开成立了，我当选为正式的常务委员了。我只听懂了革命的两个字，我问道，革命党怎么样了？被真命天子打败了么？你怎么样了。后来小玉仔仔细细对我讲，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从前的革命党是打到皇帝的，现在的革命党是帮助穷人的。现在这班帮助穷人的革命党已经得了天下了，而且我的小玉已经做了革命党的头脑了。
一起初，我还不免有点疑惑，忧虑，但是到了那天晚上，我就快活得不要命了。那天晚上，许多小玉的朋友都到我家来。我的家是那么的小，那么的脏，像个猪栏，但是那班朋友都不管，许多人挤着和小玉商量事情，我听他们说，县知事已经逃走了，现在举那一个做新知事好。于是有的人主张举柯举人，有的主张举庄四爷，但是我的小玉说，他们都是老绅士，不革命的，他主张叫县中校长陈士毅做新知事，大家都赞成了。我这才佩服煞我的小玉，他居然可以封知事了，那么他不免比知事更大了么？
“小玉一天天的阔起来，连从前的大绅士庄四爷和韦大人也光降到我们的猪栏里来了。他们见了我，居然拱拱手，称我老太爷。对于小玉，当然更客气了。小玉对我说，他们是土豪劣绅，平常最会欺压平民，现在党部里要办他们，所以向小玉求情。小玉要他们捐出一大笔钱给平粜局，但是他们不肯。到了最后，他们带着家眷逃走了。
“在这时候，小玉每天向我们讲些道理。这孩子平常是不大说话的，现在却一开口就说不完。桂英是本来多话的，现在跟着阿哥，更是说不清了。我不能完全懂得他们的话。只相信人和人应该平等，不该有贫富之分，这是真的。但是我的老婆子不相信这些话。她说穷富是命里注定的，命里穷的总要穷，命里富的总会富。她说小玉现在比知事还大，这也是命里生成的。她要小玉替她做绸缎的衣服，买大房子。小玉没有答应，她就发怒了。她骂小玉兄妹没有良心，现在得意了，连家里也不管。那么做大官有什么用！谁曾见做官的人的家里是这个样子的，倒霉不倒霉！小玉说，他并没有做官，他是帮助穷人的革命党，岂可自己拿了穷人的钱去享福？但老婆子总是不相信。她说，你骗谁？你不是常务委员么？你不是膏药局长么？这不是做官么？你不做官，为什么知事要你封！帮穷人，帮穷人，穷人都是贱骨头，帮他们做什么？你不是自己呆，便是有意骗我。
“我一面以为老婆子不懂事，但一面也以为小玉有点呆。那时候，党部里的别的委员，多半把自己的家里装得比从前漂亮，自己穿的衣服也一天天的好起来。他们明明捞了许多的钱。只有小玉却不会捞。不过我并不怪他，因为，小玉一向是个好孩子，我相信他的行为总是对的。而且，那时候，我们家里其实已比先前有钱，小玉兼了教育局长——老婆子不懂得，说做膏药局长，哈哈。桂英也做了女校的校长，他们的薪水比先前加了许多了。我家总算交了好运了。
“好运来得太快，所以去得也极快。我的小玉做不到三个月的常务委员，局面又变了。省里换了一批人，县里的人也完全换过，常务委员落在庄老五那光棍身上，我的小玉没有份了。再过几时，教育局长也没得做了，因为知事也换了人。从此以后，一班旧绅士又出头，也算是革命党，和小玉一班人作起对来。小玉的朋友们，有许多逃到上海去了。但是小玉没有逃，他有一次到西乡去，许多时候没有回家，我不知送他去干什么，我等在城门口，每逢西乡人进城，我就问小玉的消息。有的人告诉我：你们小玉先生真是好人，他看得起我们穷人，他说要帮助我们，反对财主，要求减租。过了半个月，有一天忽然有七八百西乡人进城，围住庄老五的县党部，要党部继续办平粜局，惩办土豪劣绅。他们又到大财主庄四爷的家里，逼着庄四爷承认减租。足足闹了大半天，他们才出城。在城门口看到我的时候，他们都对我点点头。有的告诉我，这件事是小玉叫他们做的。
“有一天的半夜以后，三个西乡人抬了一乘轿子，到我门口，我起来一看，原来是小玉患了病了，他病得很重。第二天，我和老婆子商量，想请个先生来看看。但是老婆子不肯，她说，小玉做了三个月官，并没有给她多少钱，仅有的几个钱，只够给她做棺材本钱，这几个钱是不拿出来的了。谁知道小玉会不会再赚钱呢？要是现在把钱拿出来给他看病，他将来倒一味跟穷人去混，不赚钱回来，那么我的棺材不是要落空的么？我听了老婆子的话气得了不得，要同她拼命。但是小玉劝住我，他说妈得了半身的病，太可怜了，叫我让她。那几个钱，也让她藏着好了。他说他的病是不要紧的，只因在乡下辛苦了几天，有点乏力，在家静养几天就会好的。他又再三劝我，叫我无论如何不要同妈闹。
“过了几天，桂英的校长也没得做了，回到家里来住。老婆子非常不高兴，从此每天咒骂不休。她对于小玉，还有几分忌惮，不敢直接骂他，但是她把要骂小玉的话并到桂英头上去。桂英终于忍不住了，有一天她问朋友借了几块钱，流着眼泪辞别了阿哥和我，独自到上海去了。
“小玉的病毫无起色，他在病中还常常问我外面的事情，平粜局怎样了？减租的事怎样了？但是，七月初八那一天上午，警察来了，他们把小玉捉去，说我的小玉是共产党？我拼着老命要夺小玉，但又是他劝住我，他叫我不必对警察抵抗。他说他是冤枉的，审过以后，就可放回来。他最后的话，还是叫我要让他的妈。
“当天下午他们把我的小玉解到省里去了。我和小玉从此就不再见面。后来在省里的小玉的朋友写信告诉我说小玉是关在陆军监狱里，我几回想去探监，但是老婆子不肯给我盘川，她把从前小玉给她的几个钱看得更重了。
“小玉被枪毙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已经病得不知人事。等我病好之后得知这消息倒也不怎样心痛，我相信这是我从前捉过革命党的报应。只是我的酒量突然从六碗减到两碗，我的气力也衰了，面貌也老了。我的性情也变得糊里糊涂，有时候心里没有一点感想，只是莫名其妙地想哭。有时候把过去的事完全记了起来，就要逢人讲说。有时候我在大街上遇见庄四爷，我也拉住他讲我的故事，讲到他到我家来对我拱手称太老爷时，他往往面红耳赤。哈哈，他庄四爷会叫我癞头三是太老爷！”
说到这里，他停止了，把賸着的半碗酒喝干，拾了一粒花生米咀嚼了一会。
“徐先生，讲起这样的事来是伤心的，但我才忍不住要讲，不讲反而更伤心。小玉死了六年多，我把这故事讲过几百次了。我觉得并不是我自己要讲这故事，好像是小玉要我讲似的。小玉生前所说的话，我全记得，而且全相信。他叫我让他的妈，我依他。他说的关于穷人和富人的道理，我也全说得出。每逢市日，我坐在城门洞下卖山粉腐，一面对乡下人讲这些道理，他们都爱听，他们还都说我的小玉是好人。这样，我的山粉腐的生意也好了起来。”
到四五粒花生米也完结的时候，他从肚兜里掏出十二个铜板，一文铜钱，一个一个地铺在柜台上。
“阿仁，钱拿去！徐先生，再会。天晚了，我要替老婆子烧饭去了。这老婆子，该杀的，该杀的，但是我看小玉面上。”
他踉踉跄跄地走到街上。看见一只狗，他大喝一声，抓住狗的后脚，把它弄到一丈多路之外。看的人又大笑了一会，这才散去了。 （完）
1934.0615—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