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先生说，他一生从不整人。这既是他的人生准则，也使他一生清白。我想他不整人的品格，比之他的其它品格，如“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革命家”等等，要朴实得多，崇高得多，也更有历史意义得多。

因为作为人，不管观点如何，思想怎样，首先要学会做人。不整人，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它体现一种善良，一种对人的尊重，一种非压迫强暴。至于理想，主义等等，如果不能建立在尊重人的根基之上，就很值得怀疑。人是最高正义，所以不整人高于“理想”或“主义”。

历史上整人的酷吏，大多无人性。面对被整人的痛苦，往往得意狞笑。报纸上曾有一张文强的照片，一脚踩着罪犯的头，一手打电话向上级邀功，其得意的心态跃然于照片上。可踩头，难道不是一种犯罪?那怕踩的是罪犯的头!罪犯有罪，当由法律处置，所谓“罪刑法定”，此之谓也。但罪犯仍是人，能打他，羞辱于他，踩他的头?打击犯罪正是为了张扬人性，以毁灭人性的手段去打击犯罪，则无法显示打击的终极意义。这张照片拍于他的办公室，想来是摆拍。是他有意拍之以示人。

摆拍说明什么?一，文强无人性，不知尊重人包括犯了罪的人是做人的起码要求。摆拍说明他还不知人性为何物，恬不知耻把暴行当光荣。二，社会和舆论无人性。发表照片是想震慑罪犯，但宣扬的是对人的暴力和非人性。宣传者在潜意识中把打击犯罪看作高于人性，并不理解打击犯罪的终极意义。社会则因阶级斗争的长期流毒昏昏然。三，体制无人性，文强是以残暴的面目向体制邀功。破案和抓到罪犯当然是功，但他以踩头来表功，说明体制更喜欢无人性暴力镇压的威吓，破案和抓到罪犯反而成为其次。一个以暴力而不是以法制来维系的政权，需要这样无人性的打手。

刘瑜最近有篇文章，谈到那些喜欢打人的暴徒时，她的好奇多于鄙视。比如，她在探究，把倪玉兰打成残废的人，看到倪玉兰行动困难时，心理是怎么想?其实这还是高看了暴徒和酷吏。能够奴役他人，包括打骂他人，可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你不可以打他，他可以打你，他打了你，你还无法反抗，虚荣的心理便得到满足。

王文军踩着周秀云的头发，傲然四视，他心里压根儿不会想着周秀云难受不难受，会不会死，而是在展现他的强大和与众不同。狱卒喜欢打犯人，也不完全是要执行狱规，因为打人可以显示他高你一等。如果狱卒把自己看成与犯人平等，只是执行狱规，他到那里去显示他的威风?“平庸的恶”之所以不能完全宽恕，在于执行命令的很多作恶者，没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其实包含着他个人显示自己威风的因素在其中。

文强整人往上爬，却又被王立军整，成了王立军制造“政绩”的牺牲品。当王立军又被薄熙来整时，王立军逃进美领馆请求庇护。据说美国拒绝他的庇护请求，是因为美国政府认为，王立军就是一个整人的人。他在“打黑”过程中刑讯逼供还少?作为一个以尊重人和人权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它宁愿花大力气救助陈光诚，却不愿庇护一下王立军。因为陈光诚没有整人，而王立军整人。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心惊”，我想最大的亏心事是整人。土改时打地主，那些有血债的，强横霸道的，往往下场更惨。挣了钱买个地，有了地出出租，算不上什么。但以霸道行事挣钱。难免激起众怒。那些以整人为能事的人，可能也光鲜，也威风，也荣华富贵。但他必须依靠某种权势或暴力来支撑，一旦失去这种支撑，就会变得狗屁不如。同样是贪官，同样是失势，如果一生整人大多，带来的就是一片喊杀之声，比如周永康。而那些只是贪钱，整人不多的人，即便坐牢，灵魂也更安宁。

一个位高权重的当权者，如果运用权势，大面积的整人，不仅为被整的人所不容，需用重重武力来保护自已，还为现代国际社会所不容。比如波尔布特。此人杀人无数，已无人性，但他也无时无刻不处于惊恐之中，无时无刻不在绞尽脑汗想办法保护自已。他无法融入社会，一刻离不开暴力保护，还不敢离开山头(国家)。做人做到这份上，即便荣华富贵，有何意思?反观民主国家的官员，不整人，还保护人，即便退位，何来恐惧?

现在有人说要为“四人帮”平反，我想单是因江青迫害孙维世致死，四人帮就永无翻身之日。我们常说案件要经得住历史捡验。那些侵害人权的，历史就永远不可能为他翻案。江青表面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这是一种思想，对与错说不定，也许这种思想将来证明是正确的，但她决不会因为思想正确而不是“恶”人，因为她害了人。人类再发展几百年，几千年，只要去害人，永远都是罪。

通过整人得到的荣华富贵，是失去良心的、伴随恐惧的、依靠暴力或权势支撑的。这样的荣华富贵，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