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省调研考察时提出了“四个全面”，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四个全面是一种转型理论
“四个全面”理论的提出，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2年后提出来的，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过程中。这个转型，既有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即体制转型;还有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更有国家转型，即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而后两类转型，更具有重要意义，时间跨度也更漫长。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从宽泛意义上说，从辛亥革命起就已经开始，但这中间波折过多，转型也始终断断续续。从严格意义分析，这种转型起始时间从1978年开始，即从改革开放始，目前正进入了转型过程中最激动人心、高歌猛进时代，也即转型重要的历史时期。这其中主要标志是，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健全和完善;法治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明确了法治中国建设未来发展方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初见雏形;人口城市化快速推进;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壮大，现代意义的公民意识正在逐渐形成，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等等。这个转型目前正处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实际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转型过程中出现大量问题提出来的，具有明显的转型理论色彩和特征。
“四个全面”作为一种转型理论，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和阶段性特征。四个全面”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全面建成小康”是奋斗目标，也可称为“四个全面”的中心环节。这个奋斗目标的实现时间是到2020年。因而，这一理论是基于一定阶段的奋斗目标提出来的理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时效性。
二是问题导向，基于现实生活中大量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存量问题，即前期存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增量问题。即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是着重于制度建设。转型，作为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制度建设，无疑是其中重要内容。这其中，体制建设是其重要内容。因而，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都是针对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来的，都涉及到推进体制和机制建设。例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是推进经济体制的建设;全面依法治国，重要的推进法治建设，包括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等内容。
二. 重在破解转型中的问题
作为一种转型理论，“四个全面”重在破解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这主要以以下一些内容：
1. 有利于破解权力任性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看似简单朴实的道理，要付诸实施，却是困难重重。当下中国， “利”“力”矛盾严峻，政府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领域表现的较为尖锐。公权力时常脱离和逾越法治允许的轨道，且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公民权利的实现，由于没有得到有效保障，会时常遇到公权力的挑战和阻碍，影响了公民权力实现。
权力任性是当下中国一系列问题重要源头。例如，目前党内出现的严重的腐败现象，正是权力任性所致。权力之所以任性，主要源于权力监督的缺失，这已经成为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要避免权力任性，需要加强权力监督，就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推进四个全面，是遏制权力任性，加强对权力监督，打造制度铁笼子的关键举措。而推进四个全面，涉及内容广泛，每个方面的深入推进都对权力任性起了不同程度的遏制作用。
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利于遏制权力任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说的“全面”，不仅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还包括人民民主不断扩大。而推进人民民主不断扩大，对遏制权力任性具有基础性意义。
要遏制权力任性，最重要的让人民能够监督权力。这就需要不断扩大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程度不断提高，在保障公民各项权利实现的同时，让公民能够广泛有序的参与种种政治生活。
没有人民民主的不断扩大，已经建成的小康社会也不是全面小康社会。而要推进人民民主，就是要扩大选举民主，做实协商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种形式真正体现权为民所赋。通过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使人民能够真正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这样才能提升政府的合法性，才能有效防止权力的任性。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对遏制公权力的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对遏制权力任性作用显著。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重要的是放权和限权，对权力做减法。政府权力的减法，可以换来市场活力的倍增，这就是“减法换乘法”的原因。政府向市场放权，可以释放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是全面依法治国有利于规范和遏制权力。各级政府必须依宪施政、依法行政，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政府的所有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法有据，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得法外设权。一切违法违规的行为都要追究，一切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都必须纠正。李克强总理在上任之初提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是推进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限制权力任性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扼住权力的任性。
四是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限制和监督权力。从严治党，通过从严管理干部，就权力运作而言，实质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进行严格监督和限制。各级领导干部在权力的使用上，必须严格遵循党章，严格遵守宪法和各项法律，并始终接受人民的监督。
2. 有利于破解重点和难点问题
中国社会在急剧转型中，遇到了一系列重点和难点问题。作为一种转型理论，推进四个全面，有利于破解这些重点和难点问题。这包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如何进一步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从现有制度入手，进而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加大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对公权力的监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如何落实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全面从严治党中，如何保障党无特殊利益学说的实现，如何限制领导干部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等等。
三.“四个全面”——转型理论的历史地位
对“四个全面”的历史地位作准确评价，现在看来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一理论提出毕竟只有半年时间，其所产生的巨大的积极效应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得到较为充分展示。
四个全面能否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相并列的一种理论，并写进庄严的党章和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现在看来还不能做出这样评价。这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四个全面”的提法虽然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整体性和系统性，体现在“全面”上。但“四个全面”中的诸多内容，还主要是继承，因为每一方面内容，前期领导人也在不同时期提出过。因而，“四个全面”，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不能完全看作是独创。
四个全面，作为一种转型理论，虽然涉及到制度建设，但重点是解决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因而由问题导向提出的理论，重点是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制度建设实际是放在第二位的。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通过推出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的新举措，已经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可和支持。随着“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基本实现，需要结合现实情况，从国家长治久安考虑提出更具有长久意义的理论。
什么是对国家长治久安安更具有意义的理论呢?也就是社会转型和国家转型，究竟向什么方向转呢?从近现代人类文明史看，那就是推进整个国家的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常态现代国家。而建设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就是国家转型的目标和方向。这个目标，实际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社会制度架构基本上稳定不变的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应当具有五个基本要素或五项基本构件。而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须具备的。这五项基本构建是，即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比较公平合理的社会政策，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只有具备了这五项基本构建，这样的国家才能看作是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而要建设常态现代国家，从目前看来，至少还需要30年甚至更长时间。
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需要一个较为漫长过程。而体制转型，所需要时间相对短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基本任务结束，可以相信，政治转型的任务将提上议事日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提出更具有推进国家政治转型的理论，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布局。例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党的18大报告提出的，“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的提法，这里所说的制度建设，主要指的政治制度建设。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制度建设更具有长久的意义。
可以预计，在党的十九大，即2017年下11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可能会提出更着重于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以推进国家的长治久安。从人类文明史看，只有在推进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政治家，才能列入大政治家的行列。而这样一种推进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可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全部任期中，更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国家转型任务的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也达到了新的层面，我们也将结束每上任一位新领导人，就提出一套理论的做法。因为我们如果建立了一个较为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后一任领导人，至少在一定时期，主要工作则是沿着成熟轨道运行，至多只是进一步健全与完善。而不必再提出一套新的理论。诸多成熟国家的做法可以给我们提供启示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