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切实把教育事业办好，我们要保证投入，花好每一份钱，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教育公平、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高等教育机会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舆论中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知识能否改变命运的讨论增多，担忧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困难。实际情况，在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农村学生的比例是在明显提高的。统计表明，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在2003年与城市学生持平;2012年农村学生的比例达到59.1%，与考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约62%)大致相似。为什么公众的感受没有那么好，是因为农村学生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较弱的地方院校和专科院校，不少学校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60%以上;而在研究型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在不断滑落。例如，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在1985年达到38.9%， 2014年为18.5%，清华大学为16%。

所谓纵向流动、知识改变命运，说的是个体通过教育摆脱不利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社会学中，纵向流动还包括代际之间社会地位的改变。家庭或家族中出现第一代大学生，是值得庆贺的大事;它意味着打破了贫困的代代传递。在任何国家，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精英大学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承担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功能。为促进不同阶层、族群的融合，以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各国均采取补偿性的招生政策招收弱势阶层、少数民族学生。研究型大学农村学生比例的减少已经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从2012年起，实施在832个农村连片贫困地区定向招收农村学生的计划，名额从起初的1万名，增加为2014年的5万人，2014年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比2013年增加了11.4%。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畅通农村学子纵向流动渠道的问题，促使我们深入认识研究型大学农村学生下降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城乡教育、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巨大差距，面对从小上补习班、学习英语奥数的城市学生，农村学生在严酷的升学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例如英语是农村学生普遍的弱项。前些年高校自主招生对综合素质、才艺和创新能力的考察也对农村学生不利，他们往往难以回答城市学生轻而易举的五线谱、歼十飞机、费孝通之类的选题。

此外，是农村高中的学校布局和招生政策。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有些省的生源完全来自省会的高中，有的集中在地级市的学校，有一些省还有来自县中的生源。这表明垄断了研究型大学生源的重点高中主要举办在地级市或省会城市，离农村越来越远，从而降低了农村学生入学的机会。另外，由于它们“掐尖”抽走了优秀师资和生源，导致大量县中“沦陷”，降低了区域范围内农村学生的机会。同时，重点高中往往对大多数学生收取高额择校费，从而阻断了许多缺乏经济能力的农村学生纵向流动的通道。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基础教育的状态。据一项对1999-2008年农村学生教育机会的实证研究，进入小学未进入初中的学生中93.1%为农村学生，进入初中未进入高中的学生中78.6%为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未进入大学的学生57.4%为农村学生，该比例已经与城市学生相近。显示在小升初、中考和高考三次分流中，义务教育的影响比高中教育更为强烈，初中升高中是个关键。学生的年龄和教育阶段越低，家庭经济背景和学校教育背景特征越明显。在家庭背景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对农村学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问题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教育出现了上学远、上学贵等新问题，由于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过度撤点并校，家校距离过远，农村寄宿制学校、乡镇以下的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堪忧，留守儿童和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成为新的弱势群体。因此，畅通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渠道，需要从根本上需要强基固本，稳住基础，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生态，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国家已经确定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的“薄改计划”，以及“底部攻坚”，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这些都需要落到实处。

关于完善定向招生农村学生的政策，建议通过调查研究和信息公开，堵塞弄虚作假的行为，使真正的农村学生受惠。同时，建议地方政府跟进，将这一政策扩大至省属重点高校，使更多的农村学生受惠。有学者建议，对农村家庭的第一位大学生可实行优先录取、降分录取等优惠措施。同时，作为大学的社会责任，建议研究型大学公布每年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接受社会的评价和监督。

已经有研究型大学反映，由于学业水平差距较大，部分定向招收的农村学生难以适应学习。因此，大学需要对他们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帮助他们提高普通话、英语、计算机水平，以及表达、社会交往等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学习生活，胜任学业，并最终能够顺利地进入社会。

《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