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对大家来讲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份到河南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我们国家经济进入到一个新常态。从那以后，“新常态”成为各种讨论场合、各种媒体上面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我今天的演讲就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谈谈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升级。
发达国家新常态有哪些特征
最早使用新常态这个词的是美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年初的时候，华尔街的金融家首先提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会进入到一个新常态。
华尔街金融家提出新常态基于以下判断，即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跟其他发达国家会进入到一个低增长、高失业、投资风险大、平均回报率低的阶段。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大约是3%，而且相当稳定。危机以后会有一个增长的反弹，一般会有6%、7%的经济增长，这是发达国家在过去的一种常态。
实际情况如何呢？以美国为例。2013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2%，低于它长期平均的3%。2014年年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美国增长速度可以达到2.8%，但实际上只有2.4%，还是低于它长期平均的3%。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0.2%。在失业率方面，按照美国自己的统计，已经降到5.5%，似乎跟危机之前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了。但是实际上它真实的失业率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按照美国对失业率的统计方法，如果一个劳动者一个月不去工作，这样的劳动者就被算作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不在失业统计里面。所以，在探讨美国失业率的同时，还要参考一个指标，就是劳动参与率。美国现在的劳动参与率比其正常情况下的劳动参与率低了3个百分点。如果把减少的3%的劳动参与率当成失业的话，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接近10%，这是高失业率。
为什么在低增长、高失业的时候，投资风险会加大？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一般有比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的开支就会增加很多。但是由于处于低增长，政府的财政税收增长得慢，所以财政税收的缺口就会相当高。比如说，日本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现在日本财政赤字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0%。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当局都会采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它的利率维持在0或者1%左右。
货币非常宽松，相当于经济当中的流动性多，并且这些资金的成本又非常低。这种状况下，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就不会太好。大量的资金就会转向投机，如股票市场等，股票市场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形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场大涨大跌，风险就会非常高，而平均回报率则非常低。这就是发达国家所谓新常态。
这种新常态在发达国家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达国家经济要恢复正常，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对此，国际经济学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学术界是有共识的。既然有共识，为什么至今未做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结构性改革都是收缩性的，一旦推行，会带来需求减少，从而增加失业。在失业率处于历史高位的情况下，这样做一定会引起民众的反对，很难推行下去。可是没有结构性改革，经济就不能够恢复生机。这是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局。
中国后发优势的潜力有多大
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恐怕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模式。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以后，我们就会转向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到底是多高？是政府提出的7%左右，还是学界说的可能会降到5%左右？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判断我们的增长潜力有多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内涵是我们的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如何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一靠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二靠产业升级，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它所在的行业附加值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因此，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但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它可以对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进行引进、消化、吸收。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也可以叫做后来者优势。
判断后发优势的潜力，不是看过去的发展怎么样，而是要看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数差距有多大。如果这个差距大，那后发优势的潜力就大；如果差距小，后发优势的潜力就小。而判断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差距，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人均GDP的水平。按照购买力计算，2008年我们人均GDP水平是当年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新加坡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我国台湾地区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韩国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后发优势，让这些东亚经济体实现了20年7.6%—9.2%的增长。按此推演，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讲，我们应该还有10年—20年每年8%左右增长的潜力。
在这儿需要强调的是，我讲的是潜力，潜力只代表可能。潜力是从长期供给面来看的。谈及经济增长，不仅要分析长期的供给面，还要分析短期的需求面。通常所用的是“三驾马车”理论，即出口、投资和消费。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要维持经济增长的话，必须更多靠内需。内需有两块，一块是投资，一块是消费。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利的条件还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产业，我们现在的产业跟人均GDP是相当的。我们现在人均GDP是7000多美元，比美国低多了，所以我们是在中低端，甚至在低端。即使现在有很多产业是产能过剩，但是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产业都在前沿，下一个新的产业还没找到。而对我们来说，新的产业并不难找。
克服思想认识三大误区
潜力在那里，但要使其成为现实，必须把内外部有利条件都用上。打个比方，即使粮仓里面堆满了粮食，如果你不吃饭的话，也会饿死。但目前在国内，我觉得还存在一些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高速度牺牲增长质量
有人说，现在雾霾这么严重，环境问题这么严重，就是因为过去这些年增长太快。的确，环境问题与发展是相关的。但是跟高速增长本身，并不直接相关。以中印两国比较为例，在1978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155美元，印度是209美元。经过36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超过7500美元，而印度只有1600美元，它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没达到。但数据显示，印度雾霾跟环境污染问题比我们还严重。从这个比较来看，确实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加重了环境问题，但不能说是跟我们发展快速有关。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中等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是以农业为主，高收入阶段是以服务业为主，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它的产业结构是以制造业为主。任何一个国家，当它的经济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候，环境问题都比较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制造业阶段，它的生产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二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先天的劣势，即两国能源结构都以煤炭为主，煤炭的排放比石油、天然气都多，所以环境压力更大。三是监管不力，所以问题就更严重了。
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改善环境质量，可能用意是好的，但实际上达不到这个目标。要根本解决环境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赶快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服务业能源使用率低，排放减少，环境的压力就会小。而且当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可以用来治理环境的手段多了，钱也多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力度就自然大了。而如果一味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会导致我们在制造业阶段的时间被拉长，反而陷入一个更被动的局面。
误区二：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
出现产能过剩，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对。我们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变成产能过剩，因此要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个说法对不对？我并不是反对消费，消费非常重要，这是发展的目的，但是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长，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为此，技术要不断创新，产业要不断升级，而这都要靠投资。
当然投资也应该是有效投资，这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如果继续在那些过剩的产业里面投资，当然会产生更多的过剩。但是简单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的人，在他的思想里面没有产业结构分析。实际上有很多新的产业可以不断升级。如果投资于产业升级的部分，或者投资于我们现在有很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方，或者投资于环境治理，这些投资怎么会导致产能过剩呢？
误区三：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不应该政府来做
有学者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比一般产业投资回报率低，由此认为，政府就不应该做基础设施投资。我认为其观点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基础设施的投资跟一般产业的投资周期不同。一般产业的投资，一年两年就有产品可以卖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周期就要长很多。其次，回报周期也不一样。一般产业的投资10年就折旧完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折旧，可能要30年甚至更长。折旧短意味着什么？就是每年的回报率要高，才能够抵消折扣率。如果回报周期长的话，每年的回报就会比较低。第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很多是外部性、社会性的收益，不是项目上面直接可以得到的收益。
退一步讲，如果我们把这些外部性等都算进去，还是发现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比一般产业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让民营经济去做，它也不会愿意做。但是如果政府也不做的话，那么基础设施到处是瓶颈，经济还能发展得起来吗？实际上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后一个很大的误区。基础设施这一块，政府还是有责任去做的，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来做基础设施的投资有许多好处：可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还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让经济发展得更好。
对不同产业政府要有不同引导
在产业不断升级当中，劳动生产率才会不断地提高。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到底能够扮演什么角色？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根据产业发展与国际前沿的差距，我将产业分成五种类型。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不相同。
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我国的汽车、高端装备制造、高端材料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追赶型产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发展：一是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二是，如果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可以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三是海外招商引资，将这些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从而把先进技术、管理都带过来。
第二种是领先型产业。我国有些产业，像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接近国际最高水平的地位。领先型产业只有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自主研发主要分两块，一块是研究，一块是开发。研究就是对所用技术或者产品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等基础知识的研究。根据这些基础知识的研究，再去开发新产品。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这类活动理当由企业自己进行。但是，基础科研投入大、风险高，属于社会公共知识，企业没有从事基础科研的积极性。所以在基础研究方面，实际上是要政府投入的。
第三种是退出型产业。这类产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类是在我国还有比较优势但产能有富余的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是最典型的第一类产业。这类产业在我国失去比较优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这种挑战，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而多数企业只能像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同类企业那样，利用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现在转移出去要考虑两个问题：转到哪边去？怎么转过去？一般想的话，会选择东南亚。但是这几年，东南亚工资上涨的速度跟我们一样快。我认为最合适的地方是非洲，非洲有10亿人口，那里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还有一部分产业其实我们还有优势，主要是在建材行业，如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为什么会有富余产能？因为这些产业的生产能力是按满足过去高速增长的投资需要形成的。在国内是富余产能，但是这些产业的产品在非洲、南亚、中亚、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还是非常稀缺的。我们可以配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同我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
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我们现在有一种新兴产业，它在全世界是新的，但它的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而且研发的周期特别短，例如移动通讯、手机、互联网产业等。这种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研发周期非常短的新产业，我们确实可以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它是硬件的话，我们还有产业能力强的优势。政府可以针对这类企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型人才创业，利用我国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发展。
第五种是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通常资本投入非常高，研发周期长。这类产业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其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必须要有。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战略型产业有一个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要政府的保护性补贴才能发展起来。过去，政府的保护性补贴主要是通过各种要素的价格扭曲和直接配置实现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将被消除，今后应通过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这类企业。对战略型产业的扶持是国家行为，应由中央财政来承担。但是，各地政府也可以做一些事情，鼓励支持配套产业发展，并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条件，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发展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总的来说，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那么到2020年，十八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人均GDP达到12615美元是完全有可能的。达到12615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按照我们人口占世界的比重，那意味着全世界高收入的人口翻了一番还多，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