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余年，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合作的功能却始终没有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项目合作较多、制度化建设较弱。分析发现，其经济合作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成员国之间利益的复杂性、中俄两国不同主张等。为此，需要寻找提高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途径和方法，重塑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的着力点与落脚点。首先，继续利用上合组织已有的金融、投资、贸易、能源等合作机制，创新合作办法，提升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其次，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向中亚、俄罗斯等国开展直接投资，开展技术合作，尤其是目标国急需的关键性技术，并以此带动扩大双边贸易合作规模；再次，以战略眼光看待经济外交，尤其要重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尽量在能源进口和能源输送等方面掌握主动权；最后，要把加快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多的兼顾地方政府的诉求与利益作为上合组织合作的落脚点。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经济合作 欧亚联盟 地方政府

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在维护地区安全、联合反恐、推动睦邻友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取得辉煌与成就的同时，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在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促进向西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迫切需要运用好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功能。为此，需要深入分析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提供合理有效的发展思路。

一、经济合作与地区安全：何为基石？

上合组织起源于欧亚大陆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缘关系，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和促进军事互信，1996年“上海五国”签署边界管理和军事互信协议，这也成为联结欧亚大陆的国际组织所面临的首要任务。2000年，“上海五国”召开的杜尚别会议，标志着“上海五国”的任务正式转向多边合作，不仅要在边界和军事领域发挥作用，还要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促进经济整合、加强人文交流的国际平台。此后，随着乌兹别克斯坦的加入，2001年上合组织正式成立，经济、安全、人文也随之成为该组织的三大支柱。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具有相应功能，但核心的功能往往作为基础，发挥着决定组织长期存在的关键作用。上合组织也不例外，在经济合作、维护安全、人文交流中，必然共同发挥着作用，但需要确定支撑该组织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石。按照国际组织的一般发展规律，人文交流必然是从属于经济和安全功能，居次要地位。那么，经济和安全究竟何为上合组织的基石，发挥着基础性的功能和作用呢？

2001年6月15日，上合组织成立之初，就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明确界定了恐怖主义的概念，并明确了成员国联合反恐、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说，上合组织是以地区安全为主题成立的，因此安全自然成为上合组织的首要功能，维护安全也是近年来取得成就最多的领域。尽管共同打击“三股势力”、联合反恐、反毒品等领域做出卓越努力，但却很难成为上合组织长期发展的基石，成员国之间的向心力始终无法强有力的凝聚起来。更为关键的是，虽然在安全方面，上合组织所取得的成效显著，但在国际社会上影响力仍然非常有限，这说明上合组织的长期发展仍然需要更加强大的基础。

从上合组织最为本质的特征看，安全功能很难成为基础性的功能。我们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基于对“上海精神”的深层次解读，虽然这是自上合组织成立之初就享誉世界的原则，并一直为成员国引以为骄傲和自豪，但其中也存在着影响上合组织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上海精神”提出成员国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尊重对方的选择、尊重文化多样性原则，并且上合组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这就决定了上合组织除了在成员国地区范围内的边界管理和军事互信之外，很难在外交、政治领域形成多边领域的长效基础，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和权力都被严格限制在特定领域或范围内。

例如，在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时，上合组织遵守“不介入他国事务”原则，导致维护地区稳定的功能受限。关于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曾经提到上合组织的“两难性”：“上合组织在安全上以反恐和边界安全为基本目标，不介入中亚内部事务。但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假如中亚地区出现因内部问题引起的不稳定事态，比如因国家之间矛盾或一国内部政治斗争，或者其他非恐怖主义问题使中亚稳定受到威胁，上合组织应该如何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上合组织将面临困难的选择：如果它不介入，中亚稳定将被破坏，并可能对上合组织带来消极影响；如果介入，上合组织可能会违背它的基本原则，并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

上合组织不针对、不反对任何国际组织或国家，这是上合组织最基本的性质，由此也决定了上合组织的功能更多集中在内部，而对于成员国以外的事务则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能动性。这既是保证上合长期稳定发挥作用的法宝，也极大的压缩了其能力范围。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当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相继爆发颜色革命，并有着向中亚地区蔓延的趋势时，上合组织成员国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是这场变动的幕后推手，并且已经严重影响了中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因此上合组织正式对美国提出了从中亚撤军的要求。2005年，可以说是上合组织正式与美国过招的年头，美国希望介入上合组织的内部事务，甚至想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被上合组织集体拒绝。当然，这种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功能只能说是成功的防御性措施，其主动性和战略性仍然无法体现。

那么，既然在上合组织“三大功能”中，落实最到位的“安全功能”无法扛起上合组织长远发展的任务，是否应当发挥经济功能来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纵观当今世界，大多数国际组织都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也必然得到明显加强。当然，也有单纯以军事、安全为目标的国际组织，例如“北约”、“集体安全组织”，但是可以发现，与这些组织往往还存在着一个平行的经济组织，虽然功能单列，但成员国之间仍然保持着既有经济合作，又有外交、军事、安全合作的特征。尽管在“北约”中，美国处于核心地位，但基本上所覆盖的区域是欧洲，与之平行的经济组织自然是欧共体(欧盟)。集体安全组织经济功能和安全功能的平行特征更加明显，就是存在着成员国几乎完全一致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当前两个国际组织分别发挥着安全和经济功能，成为独联体内部最为务实的次区域合作组织。

中国在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中，没有平行的第二渠道，只能依靠现有的合作框架和协议，迫切需要在本组织内部开展更加务实有效的经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要求上合组织发挥好经济领域的各项职能和作用，并以此作为未来的基础性功能，确保该组织内成员国长期稳定的经贸往来和经济合作。而在经济功能的基石之上，构建安全合作和人文合作，必然会显著提高上合组织的国际话语权和地区影响力，也有利于增强组织内部成员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制度”还是“合作”？

在上合组织内部，经济功能虽然早就提出，但所取得的成就却略显单薄。2001年9月，上合组织成立之初，成员国就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提出2020年发展目标是逐步实现商品、资本、劳动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显然，首次首脑高层会晤提出的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增强成员国所属地区的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虽然《备忘录》不属于正式文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但却昭示着上合组织成立之初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发展方向①。令人遗憾的是，所提出的倡议非但没有得到继续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反而呈现出逐渐淡化的趋势，如同被历史尘封一般不再提及。此后，区域经济合作一词就很少出现在上合组织的官方文件中，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实际的具体经济合作项目。

上合组织在倡导区域一体化，没有收到效果的情况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成员国之间的多边经济合作。首先被寄予厚望的是经贸合作领域，并于2003年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但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份《纲要》都面临着难落实的问题。为此，2004年上合组织补充了《〈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2005年又出台了更加细化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实施机制》。如此密集的签署协议，而且一份比一份细化，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经贸合作也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从更深的层面看，这些纲要、计划、机制的出台标志着上合组织成员国基本已经放弃了原本发展区域一体化的计划，转而进行较为务实的经贸合作。但经贸合作的任务也并非轻松，使得成员国不得不一次次将协议具体化，频繁的高层会议推动着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每到贯彻落实的环节，所遇到的新问题仍然是层出不穷。上合组织经济功能的弱化在最初的五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大的特点就是政策措施总是出不了“圆桌会议”，导致“共识多、落实少”的尴尬局面。

在经历了区域一体化、经贸合作的尝试后，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功能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制度性停滞阶段。为什么经济结构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制度性合作？其中根本原因在于上合组织的“平等、协商、一致”原则，很多重大问题都会遭遇“一票否决”的问题，这种障碍在经济功能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与安全领域普遍存在的一致性不同，例如禁毒、反恐、打击“三股势力”，早已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目标。而在经济领域，由于成员国利益结构复杂，国家之间经常会由于“利益博弈”而无法达成一致性意见，因此制度性建设迟迟没有进展，也决定了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功能的尴尬定位。即使高层会议一致通过的意见，在实施中也经常由于经济利益的无法协调，导致方案久拖不决。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上合组织经济功能所面临障碍的分析，主要基于制度性建设方面，即一般区域组织开展经济合作进程中，所应当出现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在上合组织中很少发现，因此认为经济合作功能的发挥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但在一些具体领域的经济合作看，上合组织也取得了一些较为突出的成就和效果。例如，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先后成立，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项目合作也如雨后春笋般展开。2010年塔什干峰会上签署的《政府间农业合作协议》更是将农业合作定位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十余年中，在上合组织内部，负责经济合作事宜的专门机构有二十多个，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经贸高官会议、海关合作、交通运输合作、信息和通讯技术等工作组。可以发现这样的特征：上合组织的经济功能日益转向具体领域，而并非制度化的区域经济合作。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上合组织经济功能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中进行划分，如果属于短期性质的项目建设，可以定义为经济利益较为单纯的“合作”，而如果属于长期性的区域合作等功能，则可以称之为“制度”。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合作”的数量明显多于“制度”，这说明短期的双边经济合作很容易达成，尤其是具有援助性的合作项目，非常容易签署，在金融层面和企业家层面的合作也很容易取得进展。但要想长期性的“制度”，难度则特别大，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协商一致”的原则，现实中很难找到既不触动某个成员国利益，又能保证其他成员国获得收益的方案，自然也就无法签署具有共同利益取向的“制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了上合组织构建经济合作框架的良好契机，成员国认为需要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加强合作，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在共同的利益面前，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一改从前的习惯，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性协议，并于2009年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具有较大的实效性，为成员国之间加强经济合作、提供经济援助、构建合作平台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2012年12月5日，上合组织领导人在比什凯克召开会议，讨论地区安全仍然是优先议题，但在最后的首脑理事会上，成员国表达出共同发展经济合作的愿望，其中哈萨克斯坦总理表示，既然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了确保地区安全的重要机制，那么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动机②。但需要做出说明的是，这种情况仅仅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国际背景下，才实现的成就。虽然上合组织经济功能确实得到了有效的发挥，但制度性建设仍然薄弱。一方面说明，局部经济领域的经济合作仍然是上合组织的重点，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只看到了“合作”，而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仍然匮乏，这也折射出上合组织在十余年发展中的困境，那就是无论成员国具有怎样美好的区域经济合作意愿，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功能弱化。

三、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利益：趋同还是不同？

影响上合组织经济功能发挥的主要在于制度性建设匮乏，而原因在于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因此分析和解构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利益非常必要。在上合组织六个成员国之中，中国和俄罗斯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而其他中亚国家则属于是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其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必然会给上合组织注入非常强劲的动力，但同时也会给上合组织带来强力的冲击。虽然名为上合组织，但各种合作并非由中国主导，在其中必然不会只有“合作”，而没有“竞争”。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对上合组织的影响力也必然会成为相互竞争的筹码，而那些经济规模较小的中亚国家，其内部所存在的利益诉求，也决定了他们在上合组织经济功能中的观点和立场。

大多数研究习惯于将中亚地区看作一个整体，也经常作为一个整块的区域经济来分析，这样的分析难免有些笼统。事实上，中亚国家不仅存在各自的经济利益，其中有些国家在立场和观点上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矛盾。由于历史渊源和地缘政治的关系，中亚与俄罗斯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决定了上合组织框架内经济功能的基本属性。中亚地区在经济上既存在着“去俄罗斯”的倾向，也存在着对俄罗斯的严重依赖，这种相互矛盾的张力主要取决于中亚五国与俄罗斯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早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作为中心大国，肩负着支持中亚国家经济、带动相关产业、促进对外贸易等重任，此时俄罗斯与中亚之间呈现出“中心—外围”的关系。与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中心—外围”理论所不同的是，俄罗斯此时并非因生产工业制成品而获得超额利润，中亚国家也不会因为出口初级产品而陷入贫困，因为整个经济关系都受苏联计划经济控制，宏观上的调控能够保证这些加盟共和国的利益协调问题。中亚国家独立后，纷纷谋求独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俄罗斯的依附关系逐渐转变为合作关系，其中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关系最为密切，甚至积极筹划具有共同利益的战略性合作。而在其他中亚国家中，也存在着和俄罗斯保持距离的想法，其想要构建的合作模式，应当是如何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寻求主动，并从中获得客观的经济回报。在中亚国家这种利益现实主义的合作态度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多特征，例如中国与很多中亚国家开展的金融合作、交通合作、农业合作都带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中亚国家始终是各种协议中的受益者。当前，从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看，虽然近年来在地区安全、联合反恐方面多次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主要的关系并非仅在于此，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与中国开展的经贸往来，仍然是决定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基石。在解决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上，中国更愿意从长远着眼，即通过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来获得中亚地区的长治久安。这样的逻辑更加意味着，上合组织需要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性功能，即该组织长期有效发挥各种作用的基石。同时，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也从未间断，无论是在能源合作方面，还是在经贸往来方面，都积极谋求各自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导向影响了上合组织经济功能的发展，多元化的利益格局，甚至存在着诸多国家博弈的焦点之争，在“一票否决”的原则下，往往形成了无法协商一致的尴尬局面。

如果从上合组织的两个大国的利益诉求看，中国与俄罗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自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利用好所参加的国际组织，其中较为重要的有：G20集团、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组织中都有俄罗斯的身影，因此中国与俄罗斯在国际组织中的协调与配合，不仅变得非常重要，而且也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显然，这样的一个战略协作伙伴是中国需要认真对待的，但两国之间也并非毫无矛盾而言，尤其在上合组织内部，就存在观点不同的可能。中俄两国在涉及中亚地区的竞争与合作方面，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经济领域却也时常会出现“非此即彼”的胶着状态。例如，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希望扩大在中亚地区的控制权，并通过中亚和中国建设通往东方的石油天然气管道，而中国的立场则明显不同，更希望获得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渠道，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上合组织内部也对经济合作功能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中亚国家寄希望于以此推动本国产业发展，因此在会晤中经常会提出要求，而俄罗斯则并不看重经济合作。但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合作能否发挥重要作用，关系到能否利用好上合组织的大局，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因此，也产生了更加尖锐的方向性认识的偏差，作为上合组织内的重要大国，俄罗斯认为自从边界问题基本解决后，上合组织的功能应当定位于地区安全，而中国则认为应当充分发挥上合组织的经济功能。应当说，即使存在这样的方向性分歧，也不会影响上合组织经济功能，因为安全和经济合作可以并行开展，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但是，当普京所倡导的“欧亚联盟”横空出世后，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经济功能的态度更加鲜明了，即认为上合组织最大的功能在于安全方面，联合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是上合组织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联盟：竞争还是合作？

欧亚联盟与上合组织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由于成员国存在重叠，因此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讨论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当前的形势看，中国更倾向于发挥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功能，而俄罗斯则更倾向于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安全联系，而关于区域一体化建设，俄方则完全倾向于在“欧亚联盟”框架内进行磋商和谈判。关于这一点，俄罗斯学者同样认为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职能事实上处于从属地位，在签署的几百个文件中，仅有不到五十个涉及经济合作，即使是上合组织领导人比较看好的能源合作，也处于久拖不决的状态③。2006年，普京提出成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设想，虽然按照成员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加之当时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框架寄予厚望，能源俱乐部被普遍看好，但最终却未能付诸实践。

上合组织本身具有欧亚的性质，成员国已经横跨欧亚大陆，地域上覆盖了欧洲和亚洲的几个国家。近年来，在俄罗斯的主导下，欧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对于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功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替代。2011年7月1日，俄白哈关税同盟正式启动并开始实施，对于俄罗斯而言，也迎来的非常关键的时期。2012年，是俄罗斯总统的大选年，普京对再次当选总统踌躇满志，由于《宪法》中对总统任期已经延长为六年，这意味着普京有可能执政俄罗斯长达十二年之久，加上之前的八年任期，时间上恰恰符合他当年向民众承诺的“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

在如此关键的时期，普京抛出了他对未来俄罗斯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构想，希望以俄白哈关税同盟为基础，组建“欧亚联盟”，最终走向更高级别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显然，在这个新的联盟中，俄罗斯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者，掌握着强有力的规则制定权和经济主导权。2011年10月5日，普京在俄罗斯《消息报》撰文——《欧亚大陆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④。其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欧亚联盟”战略，定位于联结欧亚大陆的重要经济组织，目标是实现成员国之间统一的经济和货币政策。这种长远的目标，已经可以与发展多年的欧盟相提并论，即通过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最终走向货币联盟。

当普京提出的“欧亚联盟”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国，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立即表示支持，卢卡申科和纳扎尔巴耶夫先后在《消息报》撰文，积极响应普京的战略思想。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对普京的号召表示赞同，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元首几乎在第一时间里表态，认为“欧亚联盟”既有利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区域合作机制向纵深层次发展，形成多赢和共赢的良好局面。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消息报》接连发表三国总统的豪言壮语，自然举世瞩目，加之普京以“强势回归”的态度参加总统大选，一时间引发了国际社会诸多猜测。普遍认为是普京在扩大俄罗斯的国际影响，也有认为是总统选举前的造势，还有甚至提出，普京是在复制21世纪的苏联模式。为此，普京专门做出了回应，并重申“欧亚联盟”的本质，是以俄白哈关税同盟为基础，更多的吸收原苏联国家，也就是现在的独联体国家，构建横跨欧亚大陆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经济合作领域，俄罗斯将会努力实现苏联解体以来最为重要的“再俄罗斯化”过程，当“欧亚联盟”发展到一定阶段，俄罗斯一直所期待的加强在中亚地区主导性的愿望，有可能会逐步实现。当然，俄罗斯的愿望也必然会遭遇来自中亚国家的抵制声音，毕竟在这一地区，客观上也存在着强大的“去俄罗斯化”倾向，中亚国家这种不配合主要来自于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方面的担忧，而并非经济合作领域。这种情况下，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其中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机遇是多年来迟迟没有进展的区域合作终于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亚区域合作也找到了合理的发展方向。而挑战则来自于“欧亚联盟”本身，在这样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组织内，如何权衡和保护好自身利益，是中亚国家必须面对的选择。中亚国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积极倡导的区域合作，最终却迎来了“墙外开花墙内香”的结局，俄罗斯曾经作为成员国加入过中亚国家所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但如今中亚国家所面临的却是逐渐被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联盟”接收。但从中亚国家在经济合作方面所持的积极态度看，这种发展过程应当是“双赢”和“多赢”的结局，“欧亚联盟”初期的主要成员也必然是中亚国家。

在俄罗斯的带动下，目前明确表示赞同区域经济整合的中亚国家已经有三个，分别是关税同盟成员国哈萨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如果考虑到中亚五国中的土库曼斯坦一直对区域合作持消极态度，而乌兹别克斯坦在区域合作中经常会表现出姗姗来迟的特点。可以这样认为，俄罗斯已经成功争取到了联合中亚国家的主动权，其经济影响力基本已经覆盖中亚地区。在这种局面下，对于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如果从现实的角度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恰恰是与中国边境接壤的三个中亚国家，“欧亚联盟”如果付诸实施，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无疑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五、重塑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的着力点与落脚点

上合组织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后，突破经济合作这一重要瓶颈，已经是摆在上合组织继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当前，中国可利用的开展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机制仍然需要依靠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功能。维护上合组织的国际地位，加强与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交流，自然成为中国应对“欧亚联盟”最为必要的途径。具体而言，着力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继续利用上合组织已有的金融、投资、贸易、能源等合作机制，创新合作办法，提升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发言权和主导权，提高中亚国家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向中亚、俄罗斯等国开展直接投资，开展技术合作，尤其是目标国急需的关键性技术，并以此带动扩大双边贸易合作规模。最后，以战略眼光看待经济外交，尤其要重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尽量在能源进口和能源输送等方面掌握主动权⑤。

从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功能的主要落脚点看，西部地区的发展应当是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中国新疆与上合组织中四个成员国接壤，在边境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与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空间显著增大，地方政府在参与区域合作机制方面理应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也同样具有开展地区合作的强大动力。在上合组织成员的中亚国家中，除哈萨克斯坦经济规模较大外，中国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经济总量之和，以新疆地区作为区域合作的主体，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

以新疆当前所涉及的国际合作为例：由亚洲开发银行倡导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其中新疆地区是以主体身份参与其中的；而在“环阿勒泰区域合作机制”中，由于涉及的阿勒泰地区属于新疆，所以地方政府同样属于参与主体。但与上述两个区域合作机制不同的是，上合组织既不是由国际组织倡导设立的，也不是单纯涉及某一地区的专门合作机制，而是完全建立在国家对话层面的国际组织，地方政府很少甚至极少参与其中。即使是专门针对地区稳定的安全合作、反恐合作，也是由国家牵头，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权力，自然也就无法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经济合作领域，新疆虽然也开展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但涉及制度性的谈判，则必然会转移到国家层面上。而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既要发挥桥头堡的作用，又要促进本地区跨越式发展，在其政府目标模式中必然有与国家层面不相一致的利益诉求。按照当前的制度安排，这些利益诉求无法直接反映到上合组织经济功能之内，只能通过向上沟通和汇报，再通过国家层面的磋商和对话来解决。地方政府的直接诉求往往只能在不断沟通和协调后，获得间接的解决方案，效果不甚理想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框架内，应当更多的兼顾地方政府的诉求与利益，这应当是上合组织未来开展经济合作的主要落脚点，也是上合组织经济功能得以突破困境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注释：

①赵华胜：《对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的几点看法》，《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3期，第23-27页。

②AннаЯдовкина.ШОC-2012:ЗконоMическийакцеит,http://www.vb.kg/doc/208273_shos_2012:_ekonomicheskiy_akcent.html.

③ВитадийБyшyев,ВадеpийПеpвyхии.ЗиеpгетическийкyбШОC:какимемyбытъ?,http://www.bc-sco.org/?level=10&id=1219&lng=ru.

④ПyтинВ.HовbIиинтегpационнъыйлpoектддяЕвpаэиибyдyщее,кoтopoеpoждаетсясегoдня//Известия.5октябpя.2011.

⑤赵华胜：《上合组织的发展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39-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