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有制总是与特定的主体即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在任何条件下，公有的财产都会被具体的自然人占有和控制，公有制是一种无自然人主体的制度设计，所以它注定公有制不可能真实地确立和运行，而成为一种幻象。因为客观条件的不具备，现实中的所谓公有制实质上仍然是变形的扭曲的私有制形式，最为常见的是权力私有制和等级私有制。不成熟的公有制是一种原始的私有制，只不过其真正的主人是各级官吏而已。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在权力的逻辑中设计和实施，始终锁定各级掌权人的利益，因此，这种改革既不可能是公平的，更不可能是有效率的。

关键词：公有制 私有制 交易费用 中国式

所有制的讨论太庞杂，需要一个简明的视角。本文试图论证的中心问题是：不成熟的公有制是私有制的一个卑鄙的表现，其经济绩效比真正的私有制要低。所有制总是与特定的主体即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实践表明，公有制是一种无主体（无行为能力）的制度设计，所以它注定要成为一种幻象。历史上的所谓“国有制”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不过是皇帝及其官吏的私人占有权的虚伪形式罢了。20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所谓公有制其实质也都是变形的扭曲的私有制形式，最为常见的是“权力私有制”和“等级私有制”。私有制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难以消灭，具有超过一般的顽强生命力。它甚至可以在公有制的夹缝中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伺机重来。如果非要强行消灭之，人类社会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实践表明，即使如此，社会最终也无法维持。

私有制是一种历史久远的传统，而许多的传统是在理性认识之外的事物，有许多的人类社会的传统是我们的理性不能分析和理解的。哈耶克曾经深刻地指出：“自生自发秩序的复杂程度并不止于人之心智所能把握的程度。自生自发秩序的存在无须为我们的感官能力所及，因为它有可能是以那些只能被我们从心智上加以重构的纯粹的抽象关系为基础的。再者，由于自生自发秩序不是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它具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尽管我们对这种秩序之存在的意识，对于我们成功地追求各种各样的目的来说也许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因此，他反对在同一时间里废除所有传统的激进、非理性的做法。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马克思在构建未来社会的设想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裂”[2]，即与私有制以及建基于其上的观念和意识彻底决裂，呼唤出一个全新的世界。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人们在这两大巨人的理论中都获益甚多，但似乎哈耶克的思想和影响在现在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占位自习是一种顽强的传统，大学生占位自习的现象几乎产生在每一所大学的校园里。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个现象，笔者访问了许多年纪较大的老教授，在中国，就算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学，学生占位自习的现象都非常的普遍，对西方的大学，笔者了解不多，但通过与一些留学归国人员的有限接触，发现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此，我把大学生占位作为一个传统的行为进行考察就基本成立了。

笔者记得，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过或至今仍然存在“禁止占位自习”的规定，但在强大的传统面前，几乎失去所有的约束力，形同虚设。这一传统的力量究竟在那里？这引起了我特别的关注和长期的思考。调查表明，大学生的占位现象确有位置总量不足的问题，但深入的观察表明，这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学校提供的位置总量不足，而绝大部分的同学是因为避免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寻找位置的路上，也就是说，占位置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学习效率。大学校园一般都比较大，如果事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位置，在校园里花上半小时到一小时去寻找教室是很正常的事。学生是理性的，因此，尽管有学校的禁令，但学生仍然坚持对自己有利的传统，至今不变，而且看来还会持续下去！如此，下面的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解释清楚的：大学生占位是因为学校提供的位置总量不足吗？这一传统的力量何在？其挑战或支持了那些经典的关于所有制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有何现实意义？

还有几个扩展的，必须回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原来公有的“东西”如位置，大家会采取“私人占有的方式”来支配以及使用？而且成为经久不衰的传统。什么情况下，公有的东西会几乎毫无障碍地被私人占有？而更值得大家思考的是为什么大家会默认这种占有的结果，而不是采取简单的方法用暴力与否定这种占有呢？维持和排斥私人对公有物的占有主要的手段除暴力威胁外，还有什么呢？有什么样的配置方式可以替代自由占有的配置方式，比如由学校给各个班级、甚至个人固定一个位置，这种模式的运行成本有多高？在资源如“位置”不足的时候，这种配置方式会出现严重的障碍，就算位置足够，但显然位置的质量是有差别的。因此，这种方式也显然会遭遇新的难题。自从实行计划经济以来，中国的行业差距之大在世界是很出名的，特别是政府各部门之间报酬的巨大差别，已经成为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这说明，公有制不可能实现平等，尽管它牺牲了效率。

第二个问题是否定私人占位权之后，资源的分配利用的情况是否得到改善？世纪的考察表明，在否定私人占位权之后，许多的学生要经过艰难的寻找，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以至于很多的同学干脆选择放弃寻找的努力，宁可在条件恶劣的宿舍里自习。这与我们计划经济的极端年代，人们的行为何其相似啊！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并不少，但因为创造财富的人为障碍太多，以至于我们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在巨大的交易费用面前却步，安于贫穷，不思进取。

第三个问题是“通过指定位置的办法如中学生，资源的使用效果是否更好？”笔者高三的时候，因为成绩比较好，所以有许多的同学想与我同桌，但实际上，我与我的同班同学一样，都已经没有选择的自由了。分配位置权力属于“班主任”。最后安排到我身边的是我们中学校长的儿子。中国的学校总是与自由无缘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与效率有关吗，可以实现公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突然产生一种想法，公有制可能只是一个幻象，实质是特权阶层的私有制，是大大小小的掌权者控制和拥有一切资源和财产的制度，是一种原始的私有制的变种。

行文至此，感慨良多，发现以前国内流行的关于所有制的许多复杂和深奥的传统经济学教条本身可能隐藏着一些根本性的谬误。如果我们把教室的位置看作是一种财产的话，把占位看作是所有制和资源配置的简化形式，那么从这一传统中可以推论出一些关于所有制的坚实有力的结论和启示来。这对于揭开中国经济现象中的许多矛盾，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困局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不成熟的公有制在本质上仍然是私有制

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语，因此，笔者以为私有制是无法消灭的，因为人类不可能消灭分工。很多人认为分工导致了人的异化，在笔者看来，消灭分工，要求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学习和掌握的生存方式更加可怕，其后果可能是人类的返祖性倒退！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私有制，也从来没有产生过除私有制之外的所有制形式。公有制只是一种原始私有制的变种。中国没有实行私有化，但私人所有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这是一个谜。必须解开的一个谜。这只有一种可能，原来的全面公有制根本就不能消灭暗藏起来的私有财产。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借尸还魂，在公有的经济体上生存。私有物是如何在公有的情况下生存的呢？它又如何得到人们的默认的呢？是人们无力改变，还是觉得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好的选择呢？

私有制的顽强性植根于人的自私（或叫自爱）的本性，因为人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生活资料，这是基本人权的根基；植根于人的天赋理性，因为他知道如果谁控制了自己的资源，谁实际上就拥有了奴役自己的能力和权力；植根于长时间的实践而形成的传统，因为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利的最终结果是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别人剥夺。它可以改名，但本性不改，就是为了人的基本权利和福利的改善，它总是要找到自己的主人，具体的自然人，无论这个人是善的或恶的，因为只有找到了这个人，它才不会变成零，资源才能发挥作用，才有机会为人类谋善。

原始公有制的美好是不真实的，在原始社会里，存在以酋长为首的等级社会，表面上大家一起占有生活资料，但实际上的分配权几乎都掌握在酋长的手里，就连动物世界里的猴王都有惊人的权势，就更不要说部落里的酋长了。因此，认为公有制美好的设想，可能从来就是一个真实的谎言。

如果真的按照全民所有制的设计，社会主义国家确实不存在财产，也无所谓价格。但是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没有消灭过私有财产，更没有消灭价格现象。这说明一个事实，公有制从来就没有真正实施过。从全民所有制，退却到国家所有制，从国家所有制退却到政府所有制，再从政府所有制退却集体或单位所有制，甚至“异化”成各级官员的等级占有制，这就是公有制异化的全部过程。通过这种异化，使得资源和财物的使用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避免了经济的完全停滞。但总体来说，仍然不可避免的是低效率的，还要再加上一个沉重的代价：社会的全面腐败。

对于私有制的顽固性，已经有许多经典的论述。周其仁论证了人力资本私有性的不灭论。周其仁的结论是私有制不可能被消灭，因为人力资本的私有属性无法消除。他推演道：“由于这个特别机制，人力资本的产权私有性在各个制度结构里都不可能被取消。即使在设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即所有非人力资本）都归了公，人力资产仍然归个人所有，也就是私有。”[3]把这一点阐述清楚，不是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被叫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小书里，马克思讲到在他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有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还必须保留按照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来分配消费资料的“资产阶级法权”。虽然这个构想，现在看来还是没有办法实现（因为一切生产资料归了公，消灭了商品生产以后，要拿“劳动小时”来计量每个人的不同劳动贡献，除了在一个非常小又非常简单的“社会”里，根本不可操作）。但是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实验”，对我们思考人力资本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它说明，即使把非人力资本的公有化程度推演到不可实际操作的高度，人力资本的私有性还是挥之不去。

党国英提出了“公有制的异化论”[4]，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公有制最终都不得不采取降低“公有程度”的方法来维持起码的激励机制，同时避免资源的租值耗散为零。米塞斯、哈耶克，后来还有的佛里德曼，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下有效地分配资源是不可能的”[5]。哈耶克则深刻地指出了“公有制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更不可能提高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有效率使用，甚至指出了建立公有制的道路是通向奴役之路。”[6]张五常则精辟地指出了要避免资源租值耗散为零，就必须界定产权。这与科斯对产权问题的主张是一致的。

不成熟的公有制是私有制的一个卑鄙的表现，这是一个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判断。迄今为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建立起的公有制，充其量也只是“公共组织对物品世界的关系，仍然是私有权的关系。” 人民公社曾经演出过一出“共产主义”的喜剧，这场喜剧最终以悲剧的形式结束。即使这场以社会主义为名义的现代化也不例外地是对农民的无情剥夺。我们对于私有制和欲望的曾经否定，最终以一种最无耻的对私有权和贪欲的绝对崇拜来作为报复，来表达这种历史的肯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道：“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妒忌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妒忌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阴谋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种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7]罗马的无产阶级，原始的基督的共产主义，僧侣共产主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共产主义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因为他们倒退到野蛮化，所以他们从来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而，不成熟的公有制只是想把自己当作积极的公共制度来设定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而已。

这种仅仅被主观否定掉而没有被历史客观否定掉的历史过程结果以报复的形式出现在今天新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一方面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批判，另一方面却并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性质，也不理解作为需要的人的本性。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8]

三、不成熟公有制的基本逻辑

有些传统包含的智慧是精妙的。大学生“占位自习”的传统实在简单不过了，但是当我们把“位置”看作是经济资源的时候，占位是对“公有”的资源的一种使用方式的时候，问题就可能马上变得重要和清晰起来了。再把“大学生占位”的现象与中学的班主任分配位置的现象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找到不成熟公有制的简明的内在逻辑，找到公有制的政治逻辑（如需要集权和暴力的支持）、社会逻辑（等级化）、经济逻辑（垄断和低效等），而且这种逻辑几乎是无法逆转的。

1、公有制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公有制实行的前提条件并不是马克思设想的那么简单，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也不是实行的充分条件，除非交易费用为零，而事实上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因此，公有制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即使在教室最充裕的大学，大学生仍然对占位自习情有独钟。只要没有规定位置（财产）的归属，那么，即使再多的位置（财产），只有不被你自己使用，其效用为零。因此，采取低成本的方式占有自己有权使用的公有财产是绝对理性的选择。如果大学规定了各个系、各个班的自习教室，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占位现象，但是就是在同一个教室里，因为教室的通风、灯光等因素导致的位置（即财产）质量的差别的存在，那么，仍然无法避免同班同学之间对位置的竞争，占位仍可能发生。只有像中学一样明确规定了每一个学生的具体位置，才有可能完全避免占位现象的发生。但这样的规定与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几乎毫无不同了。当然，这种占有是暂时的，并不是真正的私有制，因为中学生的位置归属即资源配置权完全掌握在班主任的手里（这正如中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这样，问题又出来了，班主任是人，不是神，因此，班主任在配置位置的时候，如何做到公平公正，让人信服，让视力等个体存在差异的几十个同学，各得其所，效率最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没有有力的约束的情况下，一个聪明的班主任，会把最好的位置安排给有权、有钱、有利益关联的家长的孩子，分配的结果，仍然可能是让人失望的。至此，经济问题走向政治问题，依赖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今天宪政改革如此热门的原因。走了一圈，绕回来了，公有制的魔咒尚未解除，政治体制的难题就更加难以解除了。

2、公有制就算通过强制的形式实行，其真实有效的使用过程仍然要使用“私有制的形式”，才能避免低效率。学生占位，通过把原本公有的位置（财产），打上自己的记号，来降低寻找资源的成本和交易费用。同时告知别人，自己已经使用了这一财产，避免与别人产生冲突，产生不必要的代价和成本支出。在现实的社会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实践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公有制的国有单位中，从来就没有消灭过“私人占有”现象，它没有采取资本或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了等级制度，规定享有公有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的办法，从而避免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巨大的交易费用的产生。我国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试图完全取消等级制度，但在否定任何的私有制形式的条件下，这种“纯公有”的实践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把人民带入饥荒，造成了深重的经济灾难！

3、不成熟公有制的有效运行仍然依赖于别人对私人占有权的承认，否则过多的冲突，会损害效率和社会的基本福利。学生占位，破书一本，没有暴力，持续百年，力量何在？因为每一个学生都逐步意识到，尊重别人的占位权（财产），事实上也是对自己的占位权实施的有效保护方式。一种历经长久实践，对参与各方效果最好的规则一经确立，谁要反对和修改，几乎不可能。暴力也不可以！即使暴力可以维持表面的形式，但人们总是 可以找到规避低效率和资源租金耗散为零的方法如等级和特权。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老百姓都可能自觉地意识到，承认别人对一些公有物的占有，对自己是有利的。即使很多时候这种占有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如等级化的占有。但这总要比无人占有和负责的浪费和无休止的武力冲突要好得多。因此，无论是苏东，还是中国，面向市场化的改革所遭遇的阻力都相对比较小，特别是与废除私有制的革命所付出的巨大社会冲突的代价相比，这种阻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4、不成熟公有制运行的代价是巨大的交易费用支出。有些大学仅仅依据个别教懒惰的学生的一面之词，就做出了禁止学生占位自习的规定。再开始阶段，实行的非常严格，但是，学生的满意度和学校的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倒是迎来了学生的一片骂声。因为每到晚自习的时候，便有大量找不到或正在找实习位置的学生在校园和教学楼之间游走，既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又对已经找到位置的同学形成干扰。同时学校还必须增加投入和人力去防范学生的“非法”占位，教学行政人员晚上都必须加班。时间一长，学生和管理人员都怨声载道，产生诸多不满。学校最终不得不承认学生占位的合法事实，顺其自然。这正如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年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尝试一样，政府试图废除私人对任何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最终，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实际存在的时间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不得不宣告解散。

5、不成熟公有制基础上容易形成权贵或裙带经济体制。如果试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市场经济，那么，其重要前提是通过权力等级进行财产和资源的重新分配、重新界定，这个过程必然形成以分配和获取权力为目的的政治市场；然后，才有可能形成不同的产权主体，形成市场竞争。因此，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极其独特的体制，这种体制以经济市场从属于政治市场，市场主体利益从属于权力利益集团的利益，市场规则从属于官场规则为主要特征。那种认为引入外资等主体，就可以形成公有制为主体的竞争格局的想法，只不过是为对公有财产进行合法瓜分的“掩耳盗铃”术。在权力高度集中即存在垄断性权力市场的国家根本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往往形成由权力市场支配的权贵或裙带市场经济体制（或者叫资本主义）。变革前的印度尼西亚和一些拉美国家就是如此。

学校的全部“位置”都掌握在校领导和各级管理者的手中，因此，其竞争本身不是资源拥有者之间的竞争，而是资源的实际支配者之间的竞争即权力之争，因此，存在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市场，形形式式的“班主任”在配置学生的位置（资源）的时候，任务并不轻松，因为他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必须按家长的权力大小及其对自己和学校的利益影响力的大小进行优先排序，然后再进行分配，否则就有可能犯错误。要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之谜，如股市与经济增长的反向运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与失控，医药卫生改革的失败，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等，如果不从中国的政治市场性质进行切入，注意中国存在两种紧密相连的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有力的解释。在中国，掌权者支配了资本、土地等关键性的资源，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是从配置权力开始的，要获得资源，无论是资金还是土地，必须先获得相应的权力资源，否则一切都可能是泡影。这种类型的市场经济的波动与该国的政治市场的变动密切相关，研究该国的权力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在及其变动是掌握和解释这些国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途径。

6、对不成熟公有制改革造成的代价主要可能是腐败的泛滥和黑社会组织的发展。自由占位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有些学生占了位置也不去学习，浪费了资源；有时一个人多占了位置，用不了，也使别人无法自习。有的（有权力或黑社会背景）占了许多位置，在考试前，高价出售（类似寻租和腐败问题）。这三种情况都会造成总福利的损失，但以第三种情况的危害最烈。

掌权者掌握主要经济资源的公有制国家的反腐败问题，往往令人绝望，最近北京的几个国家部委机关居然爆出了收发员也贪污的大案，令人震惊。笔者以为，贪污腐败的泛滥是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交错作用下必然产生的。因为财产（如位置）并不属于具体的主体，因此，谁也没有权利维护自己的财产(位置)的动力和能力。因而，持有权力者（如校长的儿子）和暴力能力者（如体格强壮者）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侵占属于大家的财产。学生唯一能做的是提心吊胆地看好自己的财产（位置），或者干脆投靠强权，充当帮凶，然后，起码可以保护自己，结果好一点的话，还可以在权贵的庇荫下获得额外的好处。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近年来黑社会组织和犯罪活动的猖獗现象。

对占位问题的救济并非不可能如提供及时的信息等。如交通信息一样，在信息交流地及时告知各个教室的使用情况，引导学生顺利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样也要付出信息成本，在落后地区，推行较难。让学生自由占位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次优办法。又如惩罚多占、乱占者并控制管理成本。但这已经不是本文的重点了。

一种直觉：所有制可以承担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是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所有制要解决的是人类生存和尊严的基本保障，既不是着眼于效率，也不能实现公平。效率和公平只是一种延伸的功能。公有制理论的提出者，只是提出了重新划分财产和资源占有的格局的需要，重点不在于效率的提高。至于重新划分财产的方式的公平和正义问题则是一个几乎永远无解的问题。

四、不成熟公有制逻辑的中国式演绎

因为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平等和效率，相反却不得不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建立起一个等级森严、特权盛行的社会。社会的资源和财产变成了特权阶层完全支配的东西，于是，一种原始的私有制形成了，那就是“权贵私有制！”。这是不成熟的公有制的必然逻辑！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在权力的逻辑中设计和实施，始终锁定各级掌权人的利益，因此，这种改革既不可能是公平的，更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同时将严重抑制非公经济的发展。

中国公民收入的行业差距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巨大差距是众所周知的。而能够进入“肥缺”行业和单位的人非“官”即“贵”，如此一个以裙带关系为纽带的分利集团得以形成。各级政府都越来越像一个个急着发财的“公司”。政府及其部门的公司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少数人”，有意减弱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以为自己动用一切资源创造条件。我们的国企走向衰败的过程，就是一个权贵不断吞噬“人民财富”的过程，民谣说“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民，吃完股民卖自己！”在局部地方，掌权的少数人把能卖的东西几乎都卖光了，卖企业、卖土地、卖官位、卖学校、卖医院，甚至售卖政府自己，把自己抵押出去，大量借债，搞得民不聊生！安徽的王怀忠透支了埠阳地区的财力10年以上，留下了一个烂摊子；黑龙江的马德几乎把整个地区的官职都卖光了，以至于一人出事，地区官场崩盘。仇和的做法更为激进，在江苏宿迁，在没有征得人民的同意的情况下，把从幼儿园、学校到医院的大大小小的国有资产全部卖光。这究竟是谁的公有制？

中国最富的人是谁？最富的群体是谁？不是官员自己，就是与官员具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各色人等。中国最霸道的人是谁？中国老百姓最怕的人是谁？对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威胁最大的是谁？还不是权贵阶层。许多中国的农民工为什么生活得像奴隶？为什么剥夺老百姓的政策和行为如此泛滥？根源就在于从理论上说，你口袋里的钱和家里的财物，连同房屋都不是你的，所以才有多得政府自己都说不清的“乱收费”，根子在于不成熟公有制的逻辑！

中国没有“私有化、公开化、自由化和民主化”，为什么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是不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错了？简单地否定原理，用中国特色来诠释现实，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彻底的幼稚。只要你深入一点点，就可以发现，其实中国的私有财产，从来就没有消灭过，只不过从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手里转移到了官员的手上，私有化的条件，中国从来就不缺；至于自由化，因为是官员自己或他们的亲戚去经商发财，当然是极度自由的，而且通过禁止别的公民的自由，他们更自由了，是垄断的自由。公开化和民主化本来就是为了约束政府的行为的，但现在的市场的投资和竞争主体是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而不是普通百姓，因此约束越少，自由越大，越可以为所欲为！还可以降低交易费用，降低在掠夺民间资源如土地的时候与人民“扯皮”的成本！把中国打造成为资本家，准确地说应该是权贵资本家的天堂！因为我们禁止直接的舆论批评，禁止工人罢工，禁止竞选、禁止对政策和法规的违宪审查！凡是不利于权贵阶层的东西，都在禁止之列！

行文至此，一切中国特色的问题都有解了！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失控性的泛滥，因为腐败的官员们把租金看作是自己经营或出售公有资产的报酬，甚至认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私产，如何处置与百姓无关。为什么中国的失业率这么高，国家还不乱？因为中国已经把每一个人都原子化了，在政府之外，不存在真正有力量的社会组织。为什么中国的银行的坏账率那么高，百姓还要存钱？因为中国到处都是坑人的陷阱，股市如赌场，银行算是一个不太深的陷阱吧。为什么中国这么穷，但各级政府却拥有世界上最豪华的办公楼？因为政府可以把事关民生的基本福利全部卸责如医疗和养老，又可以动用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一切资本。为什么中国的房价这么高，建设部还要说，房价下跌对人民没有好处？原来卖地的收入占了许多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什么医药价格这么高，老百姓已经看不起病，医院的大楼和设备越建越高档？因为我们有权有钱的人需要高级享受。而且我们都有医疗保障，这点费用不算什么……如果你对中国的现象有什么困惑不解的地方，那么就请你拿起建立在不成熟公有制的逻辑上的权贵资本集团利益的魔杖吧，一切都解决了！

这种在残缺公有制的逻辑上形成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在大国，尤其是在东方传统的中国，可能有较长的生存期。但是这种体制的致命弊端是“低效率和弱创造性。”因此，如果没有对“公有制的去魅”和及时的政治体制的转型，根本无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更无法完成实现现代化的使命。近年来，在广东等地发生的“民工荒”等问题，已经开始给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第一下丧钟！

经受过太多磨难的中国人绝对不应该忘记：在没有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尊重传统和习惯；在问题错综复杂，路径不明的情况下，保障人权，让人民以自由的选择去解决之。这大概是最重要的常识了，绝不仅仅是经济学的。

参考文献：

[1]（ 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3]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J].1996年第6期

[4]党国英：传统公有制理论及其实践的历史终结，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

[5]（英）伊特维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第437页.

[6]（ 英）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页。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

王前强，男，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社科部书记，中山大学硕士。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